嚴裕棠，號光藻，1880年出生於上海。1902年與人合辦大隆鐵廠，1907年後獨資經營。作為中國機器製造業的開創者之一，嚴裕棠將一個弄堂作坊發展成中國最大的機器製造企業，還擁有2個現代化的大型紗廠和幾個中小紗廠，創出了一條“棉鐵聯營”的機器自製、技術自立之路，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近代民族工業的進步。
1948年，嚴裕棠與六子嚴慶齡先後去了寶島台灣。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嚴慶齡偕夫人吳舜文於1951年創設了台灣島內第一家紡織公司——台元紡織；1953年，他們創立裕隆汽車製造公司，成為了島內經濟工業化的領頭羊。1958年11月，嚴裕棠在台灣病故。嚴氏父子創立的裕隆集團，目前已成為島內一流財團，其投資領域橫跨海峽兩岸，成就了家族發展史上新的輝煌。
楔 子
1915年初春的一天下午，上海大隆機器廠的老板嚴裕棠從廠子裏出來，沿著廠子旁邊的蘇州河邊散步。成天忙於生意，嚴老板覺得很疲憊，雖然剛剛36歲，但他心裏卻覺得自己好像已經63歲了。忙裏偷閑，他希望在大好春光裏，好好放鬆一下自己的身心。
這天，天高雲淡，陽光燦爛。陽光下的蘇州河，質樸純淨，恰如那些不事裝飾的山村女子，有著一種自然美。享受著難得的安寧，嚴裕棠順著河岸信步走去。剛走不遠，嚴裕棠碰到廠子裏的大客戶、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的大班川村千山。這些年，嚴裕棠經常找川村代買地皮、承攬建築，他倆既是生意夥伴，也是生活中的朋友。
看上去，川村千山精神煥發。嚴裕棠拱手道：“川村先生，有何喜事如此高興？”
“我們大日本帝國的生意將越做越大，怎能不高興！”
“此話怎講？”
“袁大總統與大日本馬上就要簽訂中日‘二十一條’了，不久的將來，中國到處都會有我們的工廠了，豈能不樂？”
川村說得輕巧，嚴裕棠聽了，心中卻頓時沉重起來，賞春的大好心情被破壞殆盡。川村離開了，嚴裕棠卻陷入了深思。從甲午海戰中國戰敗以來，日本侵華的野心始終不死。國家的事情，他左右不了，但自家老小和財產的安全，不能不未雨綢繆。俗話說，雞蛋最好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裏。他琢磨著，靈機一動：應馬上讓正在美國留學的次子慶瑞轉去日本留學，這樣，將來也好以防萬一。
幾天後，嚴裕棠悄然離滬赴美。誰也沒有想到，嚴老板的這趟美國之行，給中國機器製造業帶來了巨大影響。
上 岸
遼闊的太平洋，讓嚴裕棠的赴美行程充滿寂寞與艱辛。
一天黃昏，大海落日，海麵金波粼粼。嚴裕棠獨自站在舷邊，眺望海麵。大海深闊，波濤洶湧；海燕翻飛，海天一色。他此時的心情也同這海水一樣此起彼伏，如煙往事湧上心頭。
在一般人眼裏，嚴裕棠很風光，30歲不到就身家百萬，工廠生意紅紅火火，合作夥伴實力雄厚，是上海灘上中國人外國人都玩得轉的少數人，可謂事業有成，少年得誌。但很少有人知道，為了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嚴裕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甚至差點丟掉性命。
1880年，嚴裕棠在滬西出生時，嚴家來上海已經多年。早先因族中有人曾參與小刀會起義，家族差點被朝廷滅門。上海開埠後，這個家族借地利之便，早早開始與洋人打交道，到嚴裕棠父親這一輩，嚴家已是小有名氣的買辦世家，嚴裕棠的父親嚴介庭、叔叔嚴小坪等都是洋行買辦。
西風東漸，對外開放已是大氣候。考慮到家族的曆史背景，嚴介庭壓根就沒有想過讓兒子走科舉做官的路，而是早早就聘請外籍教師，教授子女們英語。這樣的早期教育，顯然是為孩子長大後進入洋行工作提早做準備。與同齡人仍在苦讀四書五經、苦練八股文相比，嚴家的孩子算是比較幸運的。
近水樓台先得月，1899年，不到20歲的嚴裕棠經叔叔嚴小坪介紹進入一家洋行打雜。
長得俊也是本錢。英俊瀟灑的嚴裕棠，一口流利的英語，很討洋行大班的喜歡。他手腳勤快，善於觀察，就連大班所抽的雪茄的牌子他都了如指掌。沒有多久，小嚴就熟悉了洋行業務，有時大班不在，一些事他都能得體地應酬。有一次，細心的嚴裕棠發現，洋行一張業務單上有幾處差錯，他考慮再三後主動向大班提了出來。從此，大班便對他刮目相看，經常派他辦一些重要事務，好處自然也少不了。
嚴裕棠成了洋行裏的紅人，卻搶走了嚴小坪分管的不少事務。事務被分流，油水當然也流失不少，叔叔心中當然不高興，覺得自己簡直是引狼入室，叔侄關係因此急轉直下。嚴裕棠一開始沒在意，直到叔叔直接點明了，他才驚覺。反複掂量後，他覺得長此以往，叔侄必然交惡，沒什麽意思，便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洋行。
兒子被迫離開洋行，嚴介庭嘴上沒說，心中還是很不高興的。但他還是鼓勵小嚴：在洋行討生活其實也很辛苦，離開了也別遺憾。接著，老爺子就介紹兒子到徐福壽等人合夥創辦的公興鐵廠跑街招攬生意。這家廠子經老嚴的手貸過一筆款子，因此，欠老嚴一個人情。現在，老嚴推薦小嚴進廠，廠方當然沒有話說。
公興鐵廠專做器械修配，生意一直不溫不火，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好的業務員。以前也有幾個跑外的，有的混日子，有的身在曹營心在漢，都不堪重用。嚴裕棠前來報到時，徐福壽上下打量著這個幹淨利索的小夥子，高興地說：“從今以後，你專門聯絡外輪生意，差事辦成，我是不會虧待你的。”
嚴裕棠腦子靈活，人也勤快。他經常帶著煙酒，上外輪上找那些船員喝酒，有時甚至給他們聯係煙花女子，很快就與這些老外打成一片。一通胡鬧之後，他便開始張羅業務，這些老外自然不好意思掃了哥們兒麵子，小嚴便趁機信口開河，漫天要價。這些老外胡吃海喝之後，自然不加計較，往往稀裏糊塗就簽了字。嚴裕棠心中暗暗好笑，拿了憑證，馬上便去輪船公司取款，百八十兩銀子賺到手，而所花費用卻隻有微乎其微的幾兩銀子。單子拿回後，徐福壽對他獎賞了一番，並對他更加重用。
一開始，小嚴覺得有份工作就行了。時間一長，才發現，自己辛辛苦苦，其實全是在給老板打工，一個月忙下來，並沒掙多少錢。而廠子裏的單子，特別是利潤豐厚的外輪單子，幾乎全是自己拉的，這讓他很不平衡，因此，就有了自己離廠單幹的念頭。
1902年，是嚴裕棠一生中重大的轉折點。從公興出來後，嚴裕棠決定不再替人打工，而是自己幹。但他一個人勢單力薄，便與鐵匠出身的褚小毛合作，各出2 500兩銀子，合資成立大隆機器廠。
廠子一開始不大，連兩位股東在內，也就不到10個人。嚴、褚二人的分工是：嚴跑外，拉單子；褚主內，管生產。褚小毛雖是鐵匠，但處事卻粗中有細。合議時褚小毛首先提出賬房由他找人，嚴格棠自然明白褚的用意，但他毫不介意，非常爽快地答應了。
與洋人打交道，對嚴裕棠來說已是輕車熟路，很快，大隆的生意便紅火起來。生意火起來了，嚴、褚之間的矛盾也多起來了。其實，在任何生產企業，生產與銷售部門都有摩擦，這是由兩個部門不同的職能定位決定的，隻要注意協調，問題不大。
壞就壞在嚴、褚二人都是大股東，誰也不服誰。褚認為嚴裕棠舞弊，堅持要查賬；嚴認為褚心眼小，過於計較。兩人矛盾最後激化，竟然要對簿公堂。但這場官司一打就是幾年，也沒有什麽結果。筋疲力盡的褚小毛最後提出退股，嚴裕棠向親戚朋友借錢，將褚的股份全部買下，這樣大隆就成為嚴裕棠獨資的公司。而褚小毛退出大隆後，另開新廠，但不久就因各種原因而被迫破產。
三次折騰，仗著年輕機靈，還有家族的支持，很多難關嚴裕棠都幸運地闖過來了。之後，嚴裕棠高薪招聘一些懂得機械製造的大師傅們進廠，填補褚氏人馬撤走後的技術真空，並在廠子裏全麵推行師徒製，以時間換技術，以待遇吸引人，終於在生產技術方麵站住腳。
大隆內部矛盾解決後，生意更加紅火，利潤也很可觀，停泊於上海灘碼頭的外輪的修配活，大部分都被小嚴拿下。大隆的一枝獨秀，引起不少修配同行的嫉妒。
一天上午，嚴裕棠像平時一樣，上江中停泊的外輪去拉業務，想不到在跨船檔時，背上被人猛力一擊，一失足，人就跌進了江中。正值大潮汛期漲水，他立即被湍急的水流衝得老遠。嚴裕棠不會水，在江中拚命掙紮，眼看要遭受滅頂之災，好在被擺渡的人發現，伸下船篙，將其救起。
這場變故，讓嚴裕棠發起高燒，昏迷數天。醒來後，躺在病**，反複思考後，他決定逐步放棄外輪修配業務，把業務重點轉到岸上來。這不是小嚴怕事，而是看到競爭越來越激烈，利潤也在不斷下降，趁早上岸才是正道。
“我就是要做別人不能做的！”嚴裕棠暗暗發誓。從此。大隆機器廠的業務重心開始轉移，逐步開始專門為正在興起的各類紗廠做修配。當他放棄當時看上去利潤還算豐厚的外輪修配業務時，不少同行甚至家人都說他被落水嚇糊塗了，隻有父親能理解並支持他的選擇。
這是嚴裕棠創業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抉擇。
一戰開始後，國內棉紡織業蓬勃發展，也為大隆帶來了黃金般的發展機遇。很快，大隆就憑著技術硬、服務好、價格合適，在長三角各類紗廠中豎起響當當的牌子。就連赫赫有名的無錫榮氏兄弟，在上海開辦申新紗廠時，也發請柬邀請嚴裕棠參加開業典禮，並在宴後專門將他留下來敘茶，相約為民族紡織業發展共同努力。
大隆的規模也快速擴大，師傅加學徒已經有二三百人。而當初的主要競爭對手們，卻還是守著那些外輪找活幹，停留在三五個人、七八杆槍的遊擊隊狀態。當時，嚴裕棠並不知道什麽紅海藍海的概念，但他憑著本能的市場嗅覺，帶領大隆成功進行了業務重心轉移……
嚴裕棠望著海水，心想：大海之闊，絕非黃浦江可比。國家多事之秋，一時不察，半生心血就有可能毀於一旦，一定要先下手為強，防患於未然。
爭 氣
船到美國，上岸後，嚴裕棠大吃一驚，仿佛來到另一個世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中國的國度，一切都是那麽欣欣向榮、充滿活力。漫遊美國，嚴裕棠大開眼界，他不僅豔羨美國的街市繁華，更被大機器生產所震驚。因此，他一邊幫助兒子辦理轉學日本事宜，一邊考察美國的經濟，而且有兩大收獲。
第一大收獲，他發現造機器比搞修配更有前途。與美國相比，中國沒有什麽現代化企業，基礎工業幾乎為零，現有企業所用設備也全部是從國外進口。這是差距，也是市場空白。什麽時候中國人自己能造出機器來呢？嚴裕棠心中湧起一種為國爭光的強烈衝動。當時，中國工業化的主力是清一色的官辦企業，私人企業僅站在一溜小邊上，不是領唱，調門不高，對中國工業化沒有多少推動作用。但在設備製造領域，官企並沒有什麽作為，大隆可不可以做些什麽呢？
第二大收獲，他發現，炒地皮比搞工業來錢更快。之前，嚴裕棠常為一些英日商人買地做代理，承攬建築。雖然知道這些老外很掙錢，但他自己並沒怎麽打算親自去炒，還是以辦工廠為主。美國之行讓他想開了，人家這麽發達的國家，有錢人都熱衷於搞房地產，我們為什麽就不行呢？他之所以能這麽想，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長子嚴慶祥已經成長起來，他完全可以將廠子交給兒子打理，自己可以放開手腳進行房地產買賣。
這兩大收獲成為嚴裕棠今後人生的兩大主線：靠地產開發賺錢，賺錢後支持機器製造，再靠機器製造揚名。
從美國回來不久，嚴裕棠將大隆搬到更大的地方，除了原有的設備外，又添置了一部分進口機器，加上大隆自己製造的工作母機，大小機床已有百餘部，在整個上海灘乃至中國，在機器製造行業大隆都數得上號了。
嚴裕棠出國這兩年，嚴慶祥把大隆打理得挺好。隨著新的競爭者進入，紗廠修配這一行的競爭也越來越大，但大隆的基礎穩固，關係又廣，誰能與之抗衡？年輕的嚴慶祥已滿足現狀，但嚴裕棠很清醒。小嚴（嚴慶祥）到底是沒有經過風浪長大的，要說居安思危，在嚴裕棠麵前他還是有點欠火候。兒子不知道，老子的心裏又有了新想法。
原來，前幾天有位朋友帶了兩個浙江商人來訪，兩個浙江商人一見到嚴裕棠便連聲說：“久仰！久仰！”嚴裕棠也拱手客套道：“不敢當，不敢當。二位光臨，不知有何要事？”
“貴廠是滬上數一數二的大廠，我等想向貴廠訂購一些農機。”
“製造不是問題，但二位可有銷路？”
“銷路嚴老板不用擔心，現在江浙一帶的富農都想利用農機來改變原有的耕作方式，有的是市場。”
嚴裕棠稍一琢磨，便滿口答應下來。在美國考察時他就考慮到大隆不能隻靠修配度日，大隆要發展，要與洋人抗爭，中國人要有自己的民族機器製造工業。現在大隆已有製造機器的能力，何不以此為契機，試它一把？送走客人後，他馬上找嚴慶祥布置此事。
製造小農機的關鍵是引擎，大隆的引擎是仿照美國慎昌洋行的產品製造的。大隆在製造上減少了工序，降低了成本，並將燃料換成比煤油便宜的柴油，很受客戶歡迎。
小試告捷，嚴裕棠信心大增，他又將眼光投向紡織業。他非常清楚，試製紡織機器成功才是大隆未來業務擴張的關鍵。這是因為，當時能夠實行大規模生產的隻有紡織業，機器製造隻有和它相聯係，才有所依附，才得以發展。除此之外，從生產技術工藝來說，紡織機器的製造既不需要特殊的材料，也不需要特別精密的技術，這對剛剛起步的大隆來說，非常重要。而廠裏發生的一件小事，也讓嚴裕棠對自家的技術力量更有信心。
一天，忙完一樁地產買賣後，嚴裕棠抽時間到大隆廠子裏轉轉，有一段時間沒來了，他還真有些放心不下。剛進廠子大門，就見一個婦女在經理室門前大哭大鬧，嚴慶祥板著臉站在經理室門口，旁邊站著一個小夥子，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嚴裕棠先是喝止那婦女的哭鬧，接著詢問事由。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子梁，是廠裏的技術工人。他很好學上進，沒事就到周邊中外紗廠裏轉悠，觀察琢磨各類紡機的運轉情況。為了方便出入，小張每月薪水差不多全用來打點各廠的保安和看門師傅。但他畢竟已經結婚，還有孩子，老婆見他一連三四個月不往家裏拿錢，就懷疑他在外麵胡來，因此，就鬧到廠子裏來了。
嚴裕棠從身上掏出幾兩銀子，把小張媳婦打發走後，詢問小張觀察幾個月有什麽心得。
“老板，我算是看明白了，那些紗機我們大隆完全能造，一點不會比外國的差！”談起技術，小張頓時眉飛色舞，頭頭是道。臨走時，嚴裕棠特地吩咐小嚴：以後讓小張專門負責市場調查，盡快確定一款大隆可以仿製的機器。同時，他吩咐賬房專門撥給小張一些市場調查費用，免得家裏沒有生活費，老婆又來鬧。小張怎麽也沒有想到，老婆來鬧一回竟然鬧出一樁好事。而老嚴（嚴裕棠）也慶興自己發現了一個人才，一時間皆大歡喜。
說幹就幹，此時的嚴裕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雄心勃勃。1922年，織布機還真讓他父子倆試製成功了。夙願得償，嚴裕棠開始興致勃勃地親自擬定廣告信向外寄發。
大隆的廣告對象，絕大部分都是本土棉紡廠。嚴裕棠深知：洋人來華辦廠一是為了利用本地廉價勞動力，二是為了就地傾銷占領市場。它是來向中國輸出資本、商品和過剩生產力的，斷沒有使用中國機器的可能。但本土廠家總該使用吧，現在大家不都喊著“使用國貨”嗎？
一向老謀深算的嚴裕棠，這一回卻失算了！身為商人，他還是高估了同行們的愛國熱情與冒險精神，寄發的廣告如石沉大海，前來訂貨者寥寥無幾，遭遇他獨立創業後的第一個大挫折。大隆的第一個訂單來自榮氏兄弟。當榮宗敬接到大隆的廣告時，既感動，又為老友擔憂。其實，榮氏兄弟前兩年曾與一些紗廠老板集資辦了一家中國鐵工廠，這是中國首家紡織機器製造廠，最先製成了若幹種紡織機器。當時他們也是雄心勃勃，想以此改變洋機一統天下的局麵。但是機器造好後，連各個股東經營的紗廠也不敢用，都怕因此影響了紗布質量，耽誤了生產，影響了自家的品牌與利潤。現在嚴裕棠以一己之力竟然就敢挑戰洋人，怎能不令榮宗敬感動和擔憂呢？他不願傷嚴裕棠的心，就令手下定購了10部，但買回之後卻棄之不用。他自己覺得，作為朋友這已經是仁至義盡了。
眼看著市場打不開，大隆製造一步步陷入困境，嚴裕棠不得不親自出麵，四處奔波，結果卻處處碰壁。
這時，經人介紹，嚴裕棠找到了穆藕初。穆藕初既辦有豫豐等幾家紗廠，又就任於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理事長。他想：穆公總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吧。他帶著兩部機器，親自登門拜訪。當他看到穆藕初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時，他完全明白了，自己以前的設想還是太一相情願了。多次碰壁後，嚴裕棠才明白，本土紗廠不願用國貨，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各廠工程師不是外國人就是留學生，他們不喜歡中國貨，而大隆又不能像洋行那樣給經手訂購者以豐厚的外匯傭金。
嚴酷的現實，讓嚴裕棠既氣憤，又沮喪。但嚴裕棠從來沒有做過縮頭烏龜，這一次也一樣，他不是輕易改變主意的人，自然不願就此罷手收攤，讓別人看笑話。爭氣不爭財，即使是賠本生意，他也一定要堅持做下去！
為支撐大隆在製造業上的巨額投入，在市場短時間無法打開之際，嚴裕棠將廠務幾乎全權交給長子，自己轉而在房地產業上專注經營。以“房”養“機”，這是他在美國考察時就想好的對策。
此時，一戰早已結束，外資卷土重來，給民族工業帶來很大衝擊；但洋人們再次湧入上海，也讓滬上地產業再度繁榮起來。嚴裕棠在房地產上的經營，不僅坐收高額租金，更主要的是用來做籌碼，買進賣出，向洋行做抵押借款。
嚴裕棠對自己在房地產生意上的成就，一向引以為豪。且不說在寧、蘇、常等地他都置有房地產，單就上海一處而言，他在抗戰前即擁有大小裏弄、公寓、大樓20餘處，地皮158畝。在約1 700名私人業主中，嚴家躋身前十名之列。
之後多年，在外來機器廠家的圍剿下，不少中國機器製造廠都倒下了，不是被並購，就是被迫破產。大隆之所以沒有像它們那樣或搖擺，或傾覆，反而能夠壯大成長，全靠房地產的有力支撐。
當然，大隆的存在，也提高了嚴裕棠的社會地位和名望，增加了他在房地產界縱橫捭闔的力量。以“房”養“機”，以“機”助“房”，兩條腿走路，對於滬上大商嚴裕棠可謂缺一不可。
試 點
大隆產品銷路不暢，嚴裕棠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他反複考慮，覺得求人不如求己。於是，他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沒有人購買，就自建紗廠，自製自銷，樹立榜樣。在他的頭腦中，鐵棉聯營的思路越來越清晰，他甚至已經看到了鐵棉聯營的廣闊前景。
這實際上就是現代社會所謂的“試點”，也有點類似房地產開發中的樣板間。雖然嚴裕棠並不知道這些概念，但試點效應的道理他還是蠻清楚的。
1925年春夏之交，將上海周邊棉紡廠琢磨一遍後，嚴裕棠將眼光投向蘇州蘇綸紗廠。
對許多蘇州人來講，蘇綸紗廠曾是令他們自豪的記憶。曾有人嘲笑說：“蘇州有文化，無商化。”作為蘇州最早的機器紡織企業，蘇綸廠亮起了蘇州近代工業的第一縷燈光。
始建於1895年的蘇綸紗廠，是清朝洋務運動的產物，由清廷授命在蘇州服喪的狀元陸潤庠籌建。當時規劃的廠區是緊靠大運河，西通無錫，東達浙江。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在1897年落成，主要設有花線、紗棧、軋花、清花、紡紗等工場。1898年的《官書局匯報》記載：“蘇綸紗廠……每年可出棉紗線14 000捆，約用工人2 200名，分兩班更換……”
到了1925年時，蘇綸紗廠早已衰落，在周邊後起的紗廠新秀的擠壓下，連年虧損，已經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但虎死不倒威，作為老牌紗廠，蘇綸紗廠其實還是有很大潛力的，這也正是嚴裕棠相中它的原因。
1925年梅雨時節的一天中午，傍著蘇州護城河的泥路上，搖搖晃晃駛過一輛馬車。車上坐的正是嚴裕棠，他撩開擋雨的簾子，看著河邊高高低低的廠房。他吩咐馬車停下來，跳下車子，撐一頂醬色油紙傘，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泥路上走著，兩隻眼睛不放過任何一個小角落。
這是嚴裕棠第一次到實地來踏勘蘇綸紗廠。真是百聞不如一見，這次實地踏勘堅定了嚴裕棠租用蘇綸紗廠的信心。
第二天，嚴裕棠在鬆鶴樓做東邀集蘇綸紗廠6家股東，成立洽記公司，出麵承租蘇綸紗廠。不久，源記的許老板回請嚴裕棠，席間私下告之：“裕棠兄，說實話，蘇綸廠實在是油水不大，以後你不要說我耍滑頭，把包袱出脫給你。”
嚴裕棠笑道：“油水大的話，你許老板也不會金蟬脫殼了。不過我想事在人為，想做總是能做好的。”
許老板拱拱手，“能做好當然求之不得，我祝嚴兄心想事成！”
好話不靈壞話靈，還真讓許老板說著了，嚴慶祥租辦蘇綸紗廠後，曆時一年有餘，一直不順手，這使他大傷腦筋。光經營這一件事就夠頭疼的，偏偏蘇州當局以蘇綸紗廠（簡稱蘇綸）廠房有倒坍的危險為名，勒令停工。嚴慶樣找到業主，業主反咬一口，說是嚴家承租期間不事保養，反加損壞，拒不承擔修理之責。這真是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辯。嚴裕棠憤然起訴，官司打了幾個月，毫無結果。
強龍不壓地頭蛇。嚴裕棠知道，憑自己的力量很難在蘇州將此事擺平。再三權衡後，他決定找青幫大頭子杜月笙出麵了結事端。他懇切地告訴請杜月笙：“我不但要了結這場官司，還要把蘇綸盤下來。”
杜月笙此時已是上海灘聞人，既與南北軍閥、官僚政客、外國名人廣泛結交，又在江湖上呼風喚雨，可謂黑白兩道，手眼通天。兒子們都以為老子急昏了頭，自家怎能請動杜老大，但嚴裕棠深知錢能通神，他還真的請動了杜月笙。
1927年年底，盛記公司將蘇綸紗廠作價30萬兩白銀賣與嚴家。眾人不得不佩服嚴裕棠的本事。此舉對兒子們震撼很大，他們議論紛紛：“父親真有本事，有膽識，非一般人所及！”
買下蘇綸後，根據整修擴建和經營的需要，蘇綸紗廠額定資本增加到80萬元，其中90%以上是嚴家的。之後，嚴裕棠又爭取到中國銀行為期3年的長期貸款計150萬兩白銀。
蘇綸原有紗錠2萬餘錠，經過1年多的修整，煥然一新。開工後，營業情況迅速好轉，“天官牌”棉紗不僅擠進了滬浙市場，而且成為上海交易所中做期貨的籌碼。同時，蘇綸還注冊了“飛鷹牌”、“神鷹牌”兩個棉布商標，成為市場的搶手貨。一年下來，蘇綸的純利達白銀40萬兩之多。
蘇綸紗廠的成功，無疑給大隆機器做了一個極其成功的活廣告，讓本土不少紡織廠家打消了顧慮，上海的永安紗廠和鴻章紗廠、江陰的利用紡織廠都先後采用了大隆的成套紡織機器。
升 華
蘇綸紗廠轉危為安後，嚴裕棠的棉鐵聯營戰略順利實施，各項事業邁進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境界。這時，他已經不滿足於簡單的仿製，他希望能真正生產出完全由大隆自己設計製造的嶄新設備，讓大隆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機器生產廠家，就像德國的西門子、美國的通用一樣。
對於此前一直處於摸索著仿製別人產品的大隆來說，如果能做到嚴裕棠所希望的那一步，那就不僅僅是簡單在生產技術方麵上了一個新台階，而是在綜合實力上將出現一次大飛躍；在產品設計、製造工藝及生產管理方麵，將出現一次真正的升華。
這樣的前景無疑是誘人的，對於大隆這樣依靠師傅傳幫帶來維持生產的作坊式工廠來說，實現這樣的前景也是很艱難的，但嚴裕棠很有底氣，因為他最喜歡的第六個兒子嚴慶齡已從德國留學回來了。這個專修機械製造的小六子，不僅學習成績優異，動手能力很強，更重要的是，他還有一大幫海歸朋友，這些人簡直就是一個中型機器製造廠現成的團隊。
嚴慶齡當時已從德國留學歸來，他中等身材，頭發烏黑，前額高闊，儀表英俊而富魅力，在兄弟中長相最像父親；他待人熱情，氣度穩重，整個人有一種說不出的高傲和若有所思的神態。看著意氣風發的小六子，嚴裕棠的喜愛之情溢於言表。
“齡兒，你看咱們的大隆如何？”
“父親，您是讓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自家父子，當然要說真話。”
“那我就直說了。我對大隆的現狀很不滿，工藝落後，效率低下，如能有效改進，那麽我們製造的機器至少在價格上可以與外國競爭，市場有希望向南洋一帶拓展。”
“你有把握嗎？”
“兒子敢與您老立軍令狀！”
“好！一言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與你管理，有事父親為你兜著。”
嚴慶齡聽了，極為高興，他一生的機器製造事業就此開始。在大隆，他先擔任工程師，接著又升任總工程師、總經理，獲得了不少實際經驗。
有老父的大力支持，嚴慶齡對大隆現有的工藝組織大力革新。原來大隆的工藝組織分為製造和原動兩部分，嚴慶齡取消了原動部，製造部的性質也改為安排生產和組織生產。他對各部場內組織分工做了進一步細化，在有條件實行流水作業的產品中，組織了流水線。
這樣的變動，對於原來的作坊式生產組織來說，近乎於脫胎換骨。流水線將生產環節細分化、簡單化，每一個工藝環節很容易掌握，不再需要長期學習，這從根本上動搖了原先的師徒製，也抽空了嚴慶祥原來賴以生存的管理基礎。
小六子動了老大的奶酪，嚴老大當然不願意，兄弟倆從開始的意見不合，鬧到最後幾乎要擼袖子打架，最後一直鬧到嚴裕棠麵前去。
嚴慶祥的心情，父親還是理解的：畢竟這些年，大隆實際上是老大一手在管，廠子裏的很多老人，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廠子裏的一草一木，嚴慶祥都很熟悉。現在，眼看這些自己熟悉的一切，都要在小六子的現代化藍圖中化為烏有，嚴慶祥有一種類似卸磨殺驢的感覺。當然，他在大隆經營這麽多年，這其中的利益可謂錯綜複雜，這一點嚴裕棠也不是不清楚。小六子畢竟年輕，有些急於求成，動作太大，甚至影響了廠子訂單的正常生產，應該適當踩一下刹車。但這孩子，自小就心高氣傲，也不能把冷水潑得太重。怎麽辦呢？薑畢竟是老的辣。不一會兒，老嚴便想出了個辦法，這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美人計——讓小六子將廠子裏的事放一放，先把婚結了。
這些年，嚴慶齡在外留學，他的婚事讓嚴裕棠沒少傷腦筋。此時，嚴裕棠已是上海灘赫赫有名的華商巨富，但家財萬貫，不如妻賢子孝。妻賢夫禍少，老嚴心中其實早就把小六子當做自己事業的最佳接班人選，正因為如此，這小子的終身大事他自然要親自過問。
這位未來的六兒媳是嚴裕棠親自選定的，他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這位嚴家未來的兒媳，就是後來被稱為“台灣經營女神”、頭戴“紡織女王”和“汽車皇後”兩頂桂冠的著名女企業家吳舜文。
原來，吳、嚴兩家都是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紡織世家，彼此交往甚密，兒女聯姻自然會讓家族間關係錦上添花。當時，嚴家還有老六、老七尚未婚配，嚴裕棠希望吳家能從兩人中選一個做女婿。
那年，吳舜文剛從上海中西女子中學畢業，也到了可以論及婚嫁的年齡。嚴家主動上門求親，吳舜文的父親吳鏡淵自然樂意，問題是嚴家那兩個孩子此刻都遠在國外留學，讓他從何擇起呢？這一點難不倒嚴裕棠，他帶上兩個兒子寄來的家書，讓吳家來個看書擇婿。吳鏡淵一聽，也覺得可行，俗話不是說“言為心聲、字如其人”嘛！
老吳展開嚴家兩兄弟的來信，很快看出兩兄弟的不同秉性。老六的家書，通篇都是推介一位學成歸國的同學，希望父親能夠重用這位海歸；而老七的來信，則主要是匯報自己在校的生活瑣事。吳鏡淵讀罷，向未來的親家委婉地說道：“七賢侄固然不乏守業之才，而這位六賢侄，卻是個難得的創業之才！”嚴老先生一聽，已知他相中老六了，兩家結親大事定矣。
一封書信定終身，但這還是讓女中學生吳舜文有些不甘心。她捧著那封家信，一時心潮難平，但她深知老父的脾氣，是萬萬不可違拗的。看著那瀟灑的筆跡，她想：雖未曾謀麵，但早就聽說嚴家這位六公子聰慧俊秀，溫文爾雅，出國前是同濟大學機械係的高才生，老父應該不會看走眼吧？！嚴慶齡的情況，與吳舜文大同小異。雖經洋化，但他仍恪守孝道，且早聞吳家千金才貌雙全，當然也隻好遵從父命。
1932年，4年留學生涯結束後，嚴慶齡急匆匆地趕回上海。直到正式舉辦訂婚儀式之時，這兩位青年才見了麵。讓嚴慶齡驚喜不已的是：未婚妻比想象的還要美，不僅容貌姣好，而且心靈高尚，舉止優雅。吳小姐的驚喜也不亞於男友。從此，這對夫妻在事業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依為命，開始了一生轟轟烈烈的奮鬥征程。
婚事完畢，意氣風發的新郎官決意要大顯一番身手。夫婿忙於事業，吳舜文也不想荒廢青春。結婚4年後，她又興起了讀書的念頭。不久，她就考上了剛剛對女子開禁的上海聖約翰大學。這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因為當時結了婚再念書的女性甚為少見，吳舜文的“壯舉”自然引人注目。
吳舜文自己也有些擔心夫家人的看法，萬幸的是通情達理的嚴慶齡大力支持。吳舜文上學注冊時，竟同時收到3份學費，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親的，還有一份是公公的。嚴、吳兩個老式家庭這種驚人之舉，更是在社會上成了一時的佳話。
經過幾年寒窗苦讀，吳舜文在30歲時終於取得了政治學學士學位。後來，她更克服語言障礙，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碩士學位，為她日後與丈夫一起創業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綁 票
正當嚴慶齡準備大幹一把時，嚴裕棠卻被人綁票了。出了這樣的塌天大事，嚴家上下全都蒙了，除了正常的生產，其他所有事情都暫時停下來了。
自從當年被人從背後推下江差點淹死之後，嚴裕棠一直比較小心。由於自己事事總是走在前麵，捫心自問，這些年，大隆更多的是做別人做不了的活，他並沒有怎麽從同行手裏搶食吃。因此，這些年過去了，他自己包括家人基本沒發生過什麽人身危險，漸漸也就有些大意了。但他沒有想到，嚴家發了，樹大招風，社會上有人竟然勾結黑道，再次盯上了他這個上海灘富豪。
大上海背靠內地，麵向浩瀚大洋，那時號稱“冒險家的樂園”。這稱號有兩重意思，一是說從事商業貿易，這裏有的是機遇，隻要你能耐夠大；二是說從事刑事犯罪活動，這裏同樣是寬鬆的天堂。在各種犯罪活動中，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風險較低又危害最大的，就是曾經風行上海的綁票。
上海到底有多少綁匪從事這項犯罪，當然沒有確切數字，有記載的是，1909年到1928年，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綁匪1 598人，這裏麵還缺了1922年、1923年和1927年這三個年份的數據！到底有多少人被綁架勒索過，這同樣是個無法統計的數字，僅1928年到1930年間，上海被綁票者數以千計，單是《申報》《大晚報》《文匯報》等上海灘幾大報的報道，就有每月不少於30起，平均每天一起，有時一天幾起！
綁票的對象一般是富商巨室、下野官員和隱居的豪門。榮氏集團董事長榮德生、中國化學工業社總經理方液仙、中法銀行公司總經理魏榮廷等都有被綁票的經曆。不幸的是，嚴裕棠很快也成為其中的一員，而且還被黑兩次，真是極為罕見。
1928年10月22日，上海灘秋高氣爽，豔陽高照。上午九點三刻，嚴裕棠從家中出來，乘上自家的黃包車去公司上班。車到怡和碼頭附近時，兩個持槍歹徒從一部黑色汽車中跳出來，擋住了黃包車的去路。車夫見綁匪隻有兩個人，假裝順從地把車子放下，趁綁匪把注意力放在嚴老板身上時，他一個箭步上去，從後麵抓住一個綁匪廝打起來。車夫力氣很大，他一邊扭打一邊高喊“抓強盜……”路邊圍觀的老百姓越來越多，綁匪一時驚慌失措。嚴裕棠見有脫身之機，猛一轉身，一拳頭朝持槍威脅自己的綁匪打去。綁匪見勢不妙，連開三槍，所幸慌亂之中無一射中嚴裕棠要害。這時，巡捕趕到，兩個匪徒一逃一抓。嚴裕棠身負三處槍傷，在醫院住了一個月才回家。
被綁票還能當場逃脫，嚴裕棠真是萬幸。但誰也沒有想到，事隔3年多，嚴裕棠又遭厄運。這一回，他就沒有那麽幸運了。
1932年5月4日，上海灘春光明媚。上午8點多鍾，嚴裕棠坐上了自備汽車去光裕公司上班。車到公司門口，嚴裕棠正欲下車，突然從斜次裏衝出三個持槍匪徒，連人帶車在公司門口將他劫持。嚴裕棠被帶到一座樓房二樓的一間朝北小屋，由一個彪形大漢負責看管。由於綁匪目的是勒索巨款，所以他們在生活上並不苛待嚴裕棠，每日裏好飯好菜相待。
半路上，嚴裕棠的司機被匪徒推下汽車,他馬上到巡捕房去報了案。嚴家公子們聞聽此事都大吃一驚,迅速商量對策營救父親。為保老父性命，嚴氏昆仲決定“私了”,即花錢贖票。經過電話來回試探，綁匪提出50萬元的預期價格，並提出要與嚴家人當麵談判。
嚴氏昆仲擔心綁匪不守信義，扣押談判者，借此增加要價，一時陷入躊躇。此時，距老嚴被綁已半個多月。這時，嚴家好友張子廉拔刀相助，使綁票案的偵破一下子出現了轉機。張子廉是三星棉鐵廠老板，與嚴裕棠是多年好友。從嚴裕棠被綁架開始，他一直在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並自費雇人跟蹤綁匪。
6月3日夜，張子廉與巡捕房總稽探隕士霖一起，向嚴家兄弟通報了綁匪動態，並與他們商量對策。6月5日，警方的營救行動開始，嚴家親友急切地等待警方消息。下午4點多鍾，嚴裕棠突然獨自一個回到了光裕公司。
原來，中午時分嚴裕棠聽到屋外人聲嘈雜，走廊裏的來往腳步聲很是雜亂，他意識到外麵可能發生了異常情況。一陣雜亂聲後，外麵又是死一般寂靜。嚴裕棠輕輕打開房門，探頭看去，果然不見一個人影。他馬上疾步下樓，奔出庭院，剛跨出鐵門，門前一輛車上下來一個大漢想拖他進車。嚴裕棠逃命心切，拚命將這個大漢推倒，奪路而逃。正巧，前麵有輛人力車，他奮力跳上人力車，一路奔向光裕公司。
再次被綁，嚴裕棠身心受到很大傷害。脫險之後，他總想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但被杜月笙堅決阻止了。這位大佬叮囑嚴家從此不要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大佬的話自有道理，不能不聽，但嚴裕棠總覺心裏堵得慌，便決定去香港散散心。
嚴慶祥親自把父親送上碼頭。登上海輪，嚴裕棠望著濁黃的江水，頓生離愁別緒。他回過頭來，望著岸上送別的長子，不禁老淚縱橫。
分 權
臨去香港前，他當著幾個兒子的麵，將光裕公司經營大權全數交給長子嚴慶祥。上船時，嚴裕棠叮囑嚴慶祥：“ 創業難，守業更難。這個家由你來當了，兄弟之間有矛盾，在所難免。你是兄長，要多讓讓他們，不要計較，寬容一些……”
可惜的是，自小就闖**十裏洋場的嚴慶祥並沒有將老父的話真正放在心上，此時的他，自覺羽毛豐滿，對兩個弟弟棄而不用，極力提拔自己的嫡係。
事實上，自1916年掌管廠務以來，嚴慶祥主管大隆已有十餘年，但嚴裕棠一直執掌財政大權不肯放手，對此，嚴慶祥是極度不滿甚至是憤恨的。慢慢地，他在暗地裏也不時做一些手腳，隱匿下一些資財來。起初不免瞻前顧後，後來也就滿不在乎，覺得理所當然。
對於嚴慶祥，嚴裕棠是又愛又恨。嚴慶祥18歲那年，為使兒子能盡早接觸工廠實際工作，嚴裕棠硬是把他從學校的老師身邊拉回到了廠裏，中途輟學，開始分挑父親肩頭的擔子。這些年，每逢嚴裕棠出外或遭遇意外，光裕公司的業務總是由長子獨自掌管。可惜的是，自小在十裏洋場滾打的嚴慶祥身上沾染了不少洋場惡習，在外麵還養了不少女人。在這一點上，嚴裕棠時有所聞，也旁敲側擊過。年輕人有些荒唐，情有可原，但凡事總要適可而止為好，嚴裕棠安排其他兄弟進廠工作，名為協助，實際上也有監督的意思。
嚴裕棠從香港回來後，老二、老三便雙雙來到父親麵前告嚴慶祥。聽罷兩個兒子訴說的種種跡象，嚴裕棠也感到問題的嚴重，他怎麽也想不到，自己當年對付褚小毛的那一套，被自己的兒子有樣學樣照搬過來了。盤算一番後，嚴裕棠讓二人先莫聲張，他自有辦法。
幾天後，嚴裕棠把嚴慶祥在大隆廠的親信唐誌虞叫過來，威逼他坦白自己的所作所為。唐誌虞額頭上沁出汗珠來，但他覺得老老板不過是想詐自己。什麽暗賬？為了隱瞞盈利，保守營業秘密，偷稅漏稅，哪一家企業不搞兩套賬冊，大隆豈能例外？嚴裕棠是內行，不會不懂。至於暗賬之外的賬，隻要當事人不鬆口，連神仙都無法搞清楚。得罪老老板以後沒法在廠裏混，但出賣了小老板可能當場就得死。於是，他斷了一截手指，寫下血書：蒼天可鑒。
嚴慶祥當時在場，他心裏自然清楚，唐誌虞做了他的犧牲品。事後，嚴慶祥打聽到唐誌虞的下落，派人送去一筆錢作為補償，唐誌虞便集資開設了一所機器廠。
敲山震虎後，嚴裕棠並沒有馬上剝奪長子的權力。真正讓嚴慶祥倒台的，還是他投機失敗。真是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嚴慶祥在社會交際中極為活躍，在經營場上又頻頻獲利，一時間聲名鵲起，確立了在紗界的名人地位。得意忘形之時，他在棉紗投機上鑄下大錯。
其實，嚴慶祥對父親炒房一直有看法，他自己更熱心於搞花紗交易。在他看來，經營房地產好比種樹，桃三杏四梨五年，來錢太慢；而花紗交易則是打靶，打一槍是一槍，中與不中立刻見效。華商紗布交易所的老手哪一個不是白手起家，靠買空賣空大發其財？正因如此，紗布交易所裏，沒有不認識嚴慶祥的。
過去手頭緊，嚴慶祥隻好小玩，成敗影響都不大。自從前兩年做美棉生意大賺一筆後，交易所的老手們也開始敬畏他三分。嚴慶祥還想在眾兄弟麵前炫耀一下自己。有一次，他賺進了一大票後，正值父親生日，他請全家去素菜館子吃飯。嚴裕棠看著嚴慶祥得意忘形的樣子，多次提醒他，但他自己手裏有了本錢，正春風得意，哪肯放手？
1935年，國民政府決定實行法幣政策，收回六成銀幣，即發行十成法幣。表麵看來，基本上統一了全國幣製，也緩和了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困難，但埋下了通貨膨脹的根子。這對投機生意來說，實在是一大隱患。但當時的華商紗布交易所裏依然一番熱鬧氣象，活躍在交易所的炒手們依舊買進賣出，忙得不亦樂乎。
其時，花紗市價不振，嚴慶祥暗自在心裏盤算了一下，估計還會下跌，便避開同行耳目，在市上大手拋售空花紗期貨。誰知事與願違，之後花紗市價竟直線上漲，他匆匆了結，卻已經虧耗了80多萬元。這讓一向驕橫的他元氣大傷，無地自容，他明白自己的這個總經理算是做到頭了。
嚴裕棠得知此事，深感自責，大錯已經鑄成，唯有亡羊補牢了。他立刻罷免了嚴慶祥的總經理職務。通過嚴慶祥一事，嚴裕棠意識到，將全部家產交付給兒子中的任何一個都是冒險。好在隻是80萬元，若被這敗家子將家底全數壓上去，豈不要傾家**產？自己的大半輩子心血付諸東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幾十口淪落街頭，自己還有何麵目活在世上？嚴裕棠想到這裏，倒吸了一口涼氣。
他冥思苦想數日，便決定在光裕公司內部設立一個“中央業務會議”機構，將各廠的負責人召集起來，輪流擔任主席。輪流坐莊，機會均等，這樣一來可以避免大家各自為政，使每一個人考慮問題時能從公司的整體利益出發，而不僅僅著眼於自己的一個廠；二來也可以減少自家兄弟間的矛盾，相互督促，相互競爭。當然，會議的決議屬於建議，最終裁決權依然保留在嚴裕棠自己手裏。
但讓嚴裕棠始料未及的是，中央業務會議不僅沒有讓他省心，耳根子反而越發不能清靜了。輪流坐莊執政很快就暴露出弊端，各廠業務性質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間不免相互幹涉，時起爭端。
幾回爭吵後，嚴裕棠再次應變，下令各廠相繼成立了董事會，光裕公司隨之撤銷。這事實上是讓各廠獨立經營，也是對兒子間權限的一次再分配。在他看來，分而治之或許比籠而統之更有利於發揮兒子們的積極性，更有利於各廠的經營。
熬 日
嚴裕棠的棉鐵聯營企業，到抗戰前發展到了它的頂峰。
1937年，大隆資本總額為法幣50萬元，各種工作母機500餘台，工人1 300多人，所獲純利20餘萬元。有業內資深人士評價說：“我國最先仿造紡織機器其成績最良、規模最大者，現唯大隆機器製造廠一家而已。”
但大隆的好運，很快就要到頭了。就像許多中國近代民族工業一樣，大隆的厄運是從1937年開始的。這一年，日寇開始全麵侵華，民族工業的上升路徑至此斷絕，之後再也沒有恢複往日的輝煌。沒有國，哪有家，嚴氏家族的產業也沒能逃過這一劫。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雖然政府號召工廠西遷，但嚴裕棠故土難離。雖然沒有西遷，但大戰在即，嚴裕棠還是抓緊時間轉移資產。他一方麵將各廠的核心資產特別是最精良的機器設備轉移進租界，一方麵密切關注著時局發展。
不久，上海淪陷，大隆被日軍占領，蘇綸等紗廠也落入日寇之手。消息傳來時，嚴裕棠正因為終日勞累而中暑臥床。驚聞噩耗，嚴裕棠如萬箭穿心，自己辛苦了大半輩子，好不容易掙下來的家當就此淪入外敵之手，他氣得口噴鮮血，當場就昏迷過去。醒來後的嚴裕棠，第一件事就是吩咐老三嚴慶祺馬上去重慶，與國民政府保持關係。他自己，則帶著其他老小，留守上海孤島，以圖東山再起。
此時，大江南北相繼淪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賈紛紛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榮又告複活，堪稱“孤島天堂”。因此，各行各業工商業複業者日多，特別是紗布生意，因為戰時紗廠毀損最大，紗布籌碼枯竭，價格步步上升，投機分外熱鬧。紗業的畸形興起，對棉紗機器的需要頓感迫切，這對於擁有生產設備、具有生產能力的嚴家來說不正是難得的機會嗎？
嚴裕棠立刻拍板，讓嚴慶禧與嚴慶齡聯手籌建新廠，假借了美商頭銜，取名“美商泰利製造機器有限公司”。一年後，嚴裕棠滿麵春風地站在渚安浜路上，打量著簇新的泰利，710平方米的工廠，210平方米的辦公樓和宿舍樓，真是氣派大方。想起大隆初創時的景象，嚴裕棠不禁感慨萬千，不由得感歎：“真是大隆的兒子呀！”
更值得老嚴欣慰的是，泰利廠裏的刨床、車床、磨床、鑄冶、熱處理等重要設備，都是泰利自己製造的。聽著小六子的介紹，老嚴不由眉開眼笑，他的心情很久沒有這麽好過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兒子就應該比老子強啊！”
雖然如此，嚴裕棠心中卻始終對大隆割舍不下。大隆被日軍侵占後，改做了兵工廠。他不時叫自家車夫開著車在廠門口有意地經過一下，好透過車窗看看那自己一草一木搭建起來的廠子，每一次都是百感交集。
泰利開工後，生意挺火暴，高峰時工人、學徒近千人。但是，日本人是不會讓中國商人安安穩穩地做生意的，隔三差五地前來找事。為以防萬一，嚴慶齡又委托德國朋友在租界另建一處倉庫，把部分最精密的設備轉移到那裏。日本與德國算是盟國，那裏應該比較安全。
不久，日軍找上門來，要求與泰利合作生產軍火，被慶齡一口回絕了。日本人很惱火，沒過幾天，就借口有人舉報泰利私通重慶暗地生產軍火而將嚴慶齡抓走，關押到憲兵司令部。聞聽消息，嚴裕棠非常焦急，小六子這不是進了鬼門關了嗎？他急忙派嚴慶祥想辦法找人救。嚴慶齡也挺有種，在憲兵司令部裏軟硬不吃。最後，日軍沒辦法，就賣個人情將他放了出來，但要求泰利恢複華商身份，繼續營業，並給原先沒收的物品補了幾張軍用票，算是征購。
小六子有驚無險出來後，嚴氏一家更加低調。在嚴裕棠支持下，嚴慶齡開了一家利達重工業銀行，將之作為大隆的融資平台，吸收同業存款，其中一個重要資金來源，便是無錫望族出身的唐星海。當時，唐星海雖然還辦著慶豐紗廠，但主要精力都放在蘇浙皖紗廠聯合購棉委員會收花事務上。這筆錢就存放在利達，存款經常有數千萬之巨。這筆巨款，為嚴家生產、投資帶來很大便利，賺了不少錢。當然，唐星海也落了不少好處。
企業都交給兒子們打理，嚴裕棠比較空閑，這時，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慈善事業上。其實，早在家庭富起來後，嚴裕棠就開始做慈善事業。
嚴家祖籍安徽，安徽鄉下貧苦老鄉到上海後，往往首先去投奔嚴家，順帶也會借一些安家費用。日積月累，這些欠款加起來為數也很可觀。嚴裕棠當家後，他把鄉親們借嚴家的債務票據統統清理出來，全部燒掉，讓他們可以安逸地睡大覺。
他還把很多精力放在辦學上。嚴裕棠把平涼路房子搬到嚴家宅，並在旁邊開了第一所光裕小學。光裕小學的入學對象，不但是同鄉，也包括大隆各廠在職職工子弟，社會上有些家庭困難讀不起書的孩子也來免費入學讀書。之後，他又連續辦了多所光裕小學。
20世紀30年代，湖北發大水，嚴裕棠慷慨解囊捐贈巨款救濟災民，後來獲得當時市政府的表揚。經營蘇綸紗廠後，嚴裕棠出資修繕了蘇州門外一座橋，後被當地人叫做裕棠橋。
抗戰烽煙四起後，嚴裕棠出資設立了裕斎助學金救濟貧苦孩子，他還資助中國科學社190萬元，其他善舉如對徐家匯孤兒院、育嬰堂、中華慈幼協會、時疫醫院、普善山莊等社會單位的捐助更似涓涓細流，一直未斷。
赴 台
終於熬到了日本投降，嚴裕棠心中的一塊巨石終於放下了。
因為早就派兒子嚴慶祺到重慶活動，所以，在戰後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搜刮中，嚴家沒受什麽衝擊。相反，通過嚴慶祺，嚴家動用和政界的關係，還低價收回了大隆。就連當年與日偽有些瓜葛的老大嚴慶祥，被嚴裕棠從蘇州叫回上海後，因為嚴慶祺接任後，大把花錢，八麵玲瓏，也沒受到什麽追究。
此時，嚴家已擁有了好多廠，但廠家再多，嚴裕棠對大隆的感情也沒有一絲一毫地變淡。風風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一直沒有倒下，嚴裕棠怎能不欣慰呢？在將大隆交給兒子們掌管的日子裏，他總是經常到廠裏走兩圈，看看，聽聽，聞聞，心理上就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愉悅和分外的滿足。
抗戰勝利的歡呼聲猶在耳畔，內戰的槍聲就已響起。不到兩年，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即接近破產，便又開始打起改革幣製的主意，強製發行金圓券，變相掠奪民間資本。
進入1948年，時局更加混亂。嚴裕棠決意不再枯坐愁城，他授意慶祺去香港開辦恰生紗廠，先占個落腳處再說。他又與慶齡仔細商議了去台灣開設裕隆機器廠的事。當年8月19號，嚴裕棠將兒子們召集起來，正式分了家。幾個兒子都有廠子，隻有老大慶祥得了一些地皮和現金，沒有拿到實業。家業再大，最後也是子孫的，但在這國家多事之秋，倉促之間被動分家，嚴裕棠心裏還是有些悲涼。
1949年，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巨大的分野，各色人等都在急遽變化的時代風雲中，進行著錯綜複雜的分化與組合。在這個大動**的十字路口，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名人、富人，都不得不進行抉擇。走還是留？選擇哪一個都不輕鬆。
此時，嚴裕棠已經將近70歲。他打算先到香港落腳，觀望一下內地形勢再說。在這個年齡還要背井離鄉，內心的那種悲涼感受是無法言說的。
走過熟悉的十六鋪碼頭，登上準備馳往香港的海輪，站在甲板上，嚴裕棠舉起手，對著所有送行的親友微笑著告別。江風獵獵，送行的親友的身影越來越小，岸上的樓房也越來越低矮，最終消失在視野中。“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下意識地，他吟出這兩行悲壯的詩句。雖有預感，但他也不敢相信，這一別，就此山高水長，再無歸途。
不久，上海解放。再不久，新中國正式成立。
嚴裕棠先在中國香港住了一陣，之後就轉道去了巴西。嚴家子女多數都從內地出走，飄散國外，隻有嚴慶祥一家例外。嚴裕棠走後，嚴慶祥把存在香港的外匯調回上海，接辦華豐鋼鐵廠，自任總經理。1952年，他又將存在香港的40億元巨款調到上海仁德紗廠，補充廠內的流動資金。之後，他的各類企業都被公私合營，1957年，嚴慶祥因病退休。
在巴西住了一段時間，嚴裕棠從海路到了中國台灣，與小六子一家住在一起。這裏畢竟離內地近，來台的相親熟人也多。
早在1948年，吳舜文就與丈夫嚴慶齡一起踏上了台灣島。嚴慶齡在台北開始籌備設立裕隆汽車製造廠，吳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開始步入企業界，籌建紡織廠。從此，台灣企業界迅速升起了兩顆光芒四射的新星。
1953年，嚴慶齡夫婦在嚴裕棠的支持下，創立裕隆汽車製造公司，這家汽車企業充當了島內經濟工業化的領頭羊。目前，由嚴家祖孫三代打造的裕隆集團已成為島內一流財團，其投資領域橫跨海峽兩岸，成就了家族發展史上新的輝煌。
1958年11月，78歲的嚴裕棠病逝於台灣。臨終前，他已什麽都說不出聲，隻是用手反反複複地在被單上畫著圓，一再做著重合終點與起點的努力。而那雙不願意閉上的眼睛，至死都望向北方，流露著不盡的遺憾。
一灣淺淺的海水，就這樣隔絕了海峽兩岸無數個家庭。嚴裕棠的遺憾，也是成千上萬流落到台灣的有識之士心中共同的感受，那種血淚之痛，正像於右任《望大陸》一詩中所寫的那樣：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嚴裕棠去世時，嚴慶齡夫婦已經在台灣企業界闖出名頭。因此，嚴裕棠的喪事辦得挺隆重，不少名流到場祭奠。在諸多挽聯中，有一副沒有落款的挽聯這樣寫道：
雁過留聲聲聲急聲聲慢急急慢慢說大隆，人過留影影影濃影影淡濃濃淡淡看光藻。
這副無名氏的挽聯，可謂道盡了嚴裕棠一生的坎坷與業績。
作為自學成才的大企業家，嚴裕棠一生曲曲折折，曆盡艱辛，好幾次都差點丟掉性命，在同時代企業家中，這樣的經曆幾乎絕無僅有。而他所從事的工業基礎設備製造業，在1949年前，幾乎很少有人涉足。在那個一根鐵釘都需要進口的時代，嚴氏家族的大隆機器製造廠，確實是中國民族資本一麵獨一無二的特殊旗幟。
“中國機器製造業之父”——這樣的產業地位，確實是嚴裕棠一生主動追求的，而最終能得到社會承認，為曆史所銘記，也算是求仁得仁，足以告慰這位老人於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