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大商傳奇》，記載了創業於1895年至1925年間，特立獨行的12位大商人的故事。
在創作之初，就有人不斷向筆者質詢，為什麽會選擇這30年？為什麽偏偏是這12個人？為什麽這個時候寫他們？
為什麽選擇這30年？
說起來話長，但歸納起來也簡單，那就是1895至1925年間，正是個人創業的黃金時段。創業所需要的寬鬆環境、市場空間、融資渠道，這30年全都具備。
相關統計也證明，中國現代數得上的大企業家，要麽在這個時段內創業，要麽在這個時段內接班，這個時段之後開始創業而能成大功者鮮見。
文壇上那些群星璀璨的年代，之前總是有著經久的文化積澱；這30年，創業者能各領**，背後也有著深層的原因。
1895年，堪稱是中國新興商業的元年。
當年4月，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上顫巍巍地簽下自己的名字，在承認中國戰敗的同時，也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事實證明，舊瓶裝新酒式的努力救不了中國，體製內的折騰已走到盡頭，時代在呼喚新生力量。
這一年，中國有3個人做出各自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康有為選擇了變法，孫中山選擇了革命，張謇選擇了創業，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救國。曆史證明，變法基本沒戲，革命推翻了清朝，而創業則實實在在改變了中國。
洋務運動的破產，結束了新式工商業中官商獨大的曆史；張謇下海，則標誌著新型商人群體的崛起。這些新型商人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他們中有下海官員，有草根老板，有外資買辦，也有愛國海歸。
從1895年起，新型商人們陸續開始創業。這一創業時段，大致延續到1925年，正處於清末民初時期。當時，從國內看，傳統的集權統治被大幅削弱，舊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被打亂，為創業者們提供了難得的寬鬆環境；從外部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遏製了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擴張步伐，讓本土新興企業獲得寶貴的市場空間，得以順利度過創業生存期；而股份製的引進，讓創業者們找到最好的融資方式；傳統儒家文化與西方宗教的洗禮，也讓當時的商業文化比較健康。這麽難得的天時地利人和，讓大部分創業者演繹了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商業傳奇。
當然，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故事，沒有止步於1925年。從大的曆史周期看，這個群體的成長，以1925年為分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30年。如果說，前30年，大致充滿了創業的驚喜；那麽，後30年，則更多的是守業的悲壯，其間不僅充滿殘酷的競爭，還有戰爭的磨難，有時局劇變時的艱難抉擇。
1925年後，北伐戰爭開始，中國走向統一。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標誌著新的中央集權正式形成。亂世的結束，讓各種秩序恢複正常，但也讓以往自由寬鬆的環境逐漸收緊，讓後來者失去了脫穎而出的創業時機。
1927年後，上了規模的民營企業在激烈競爭中壯大發展，於1937年初達到頂峰；之後，在戰火紛飛中，在官僚與外來資本的夾擊下，它們快速滑落，再也沒有恢複昔年的輝煌。
1949年前後，國共大決戰，民營企業家群體也出現大的分野，不少人去了香港、台灣，有的人飄落歐美，這些人中不少人繼續實業之旅；留在大陸的那批人，則艱難生存，隻有少數人熬到了改革開放年代。
從1895到1955，恰好一個甲子，60年一個輪回。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命運也大致如斯。
為什麽偏偏是這12個人？
1895年後，新型商人中湧現出一大批成功人士，為什麽偏偏選擇這12位？
首先，當然是因為這些人的企業做得夠大。這12位大商人，全都是當時的行業翹楚，他們的企業在各自領域裏基本上都是NO.1。比如，盧作孚被稱為中國船王，榮氏兄弟是麵粉大王，劉歆生是地產大王。
但做得大，財富多，並不足以為世人楷模，我們最看重的，還是這些人的創新能力、理想信仰與社會責任意識。民國年間有錢人多的是，生意做得大的人也不少，但真正能在生產技術、公司治理與商業模式上，大膽創新並成功實踐的，其實不多，而這12位，恰恰是其中集大成者。縱觀這些人的一生，可以發現，他們不僅是中國新式工業的拓荒者，更是新型商業的奠基人，他們所精心打造的新興產業福澤萬民，他們所創造的許多商業模式垂範至今，他們在踐行社會責任上堪稱楷模。
在重大產業開拓方麵，這些人是勇士。
人們都知道，關於中國的民族工業，毛澤東有“四個不能忘”的說法：重工業不能忘了張之洞，輕紡工業不能忘了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了範旭東，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
類似的比喻，在這12個人身上，還可以有很多。比如，機械製造業不能忘記嚴裕棠，葡萄酒釀造業不能忘記張弼士，百貨業不能忘記馬應彪，旅遊業不能忘記陳光甫……
在商業模式創新上，這些人更是精彩不斷，創造了很多個第一。
馬應彪推出中國第一位女售貨員，第一個女模特，第一張優惠券，第一家融百貨、娛樂場、餐飲街、賓館於一體的城市綜合體……
陳光甫在一百年前就在上海銀行大力推廣零存整取、小額貸款、教育儲蓄，倡導諸如生日送鮮花、紅白喜事卡等VIP服務，他發明的銀行貸款業務風險調查，更是開國內銀行業先河……
而地產大王劉歆生所探索的地產開發模式，今天依然為許多開發商照搬照抄。比如，為提升地塊商業價值，不惜重金修路，甚至直接買車開通新的公交路線；為提升小區人氣，與銀行、郵局、商社合作，落實配套設施；除了自建自賣，他還發明了半租半賣、隻租不賣，甚至嚐試了類似BOT形式的合作開發……
至於張弼士推銷張裕葡萄酒時的體驗式營銷，劉鴻生賣煤時的按質論價，周學熙引進外資時的專利買斷等等，今天依然被人們廣為使用。
在公司治理上，這些人也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貢獻。
張謇打破以往“要麽官辦要麽商辦”的企業形式，獨創出富有中國特色的“紳辦”模式。這一模式，由德高望重的士紳一手托官、商兩家，在保證股東收益的前提下，由士紳負責企業日常經營，這樣既提高了企業管理效率，也提高了職業經理人地位。
馬應彪以骨幹員工持股，來提高公司向心力；榮氏兄弟則直接與管理層中的核心人物合股辦廠來保證集團最大利益；嚴裕棠為減少內部摩擦，曾嚐試設立“中央業務會議”機構，讓兒子們輪流坐莊；唐星海為提高生產效率，堅決廢除工頭製，讓泰勒式管理在中國落地開花……這樣或大或小的創新，在這12個人的商業生涯中，幾乎隨處可見。
在踐行社會責任上，這些人更是一馬當先。
單從學曆上看，這12個人很不均衡，有狀元、有舉人、有留學生，也有自學成才者。像劉歆生、張弼士、盧作孚、榮氏兄弟充其量算是小學畢業，而劉鴻生也隻是個大學輟學學生。但這些人都有寬廣的人文情懷、遠大的人生理想、堅定的宗教信仰，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中過半數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剩下的人不是半儒半佛，就是胸懷儒家修齊治平理想。與那些有知識沒文化甚至窮得隻剩下錢的所謂大款們相比，這是一群真正意義上的大商人，是全球標準下的大企業家。
張謇是這些人中當之無愧的標杆，他開創了以一家企業建設一個地方的“南通模式”。他在南通的建設，帶有強烈的個人奮鬥色彩，所謂“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難怪南通有個說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這批人踐行社會責任的形式多種多樣，盧作孚在企業兼並中不讓一個員工下崗，陳光甫始終保持員工收入在同行業中居於前列，榮德生創建江南大學，周學熙出巨資捐建寺廟……
為什麽這個時候寫？
現在來寫一百年前的那些商人，自然是古為今用。
有人說過，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用在當下，用在這本書上，實在是再恰當不過。
眾所周知，自從1840年英國人用炮艦強行打開中國大門開始，古老的中國風雲激**，被迫改革開放，迎來曆史上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曆史巨變中，商業無疑是時代進步最為強烈的催化劑之一，實業報國也成為許多有誌之士嶄新的報國之道，而新型商人群體的出現，既是社會大變革的動因，也是社會階層大分化的成果。
《大商傳奇》中的這12位大商人，都是時代激流中的弄潮兒，在1895年至1955年這一長達60年的大輪回中，他們有過五關的傳奇，也有走麥城的慘遇；有處理政商關係的苦惱，也有踐行社會責任的喜悅；有埋沒於底層時的青春憤慨，更有高處不勝寒的壯年困惑。
令人驚歎的是，清末民初的改革開放正在當代中國重續，很多領域都在上演驚人相似的故事。因此，第一代創業者的商戰謀略、危機對策、社會責任與人文情懷，對於當代中國企業家群體來說，無疑是最為生動實用的事業與人生參考坐標。
這批人身上，值得借鑒的東西很多。
大的格局上，比如，國有資本、外來資本與民營資本這“三國演義”該如何應對？企業做大後政商關係怎樣處理？與社區、社會如何才能和諧共處？
微觀角度看，比如，企業快速擴張中如何把握速度？日常運營中如何控製現金流？資金鏈斷裂後的危機對策？同是債務危機，張謇的大生集團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最後被迫清盤；而榮氏兄弟的申新集團，雖然也危機四伏，步步荊棘，但最後還是涉險度過。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大企業家的背後，都有一支優秀的團隊；他們所在的企業，也大都有自己的知名品牌與企業文化。至於這些人身上帶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共同點，就不再一一列舉，比如都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創業，差不多都趕上了一戰前後的大好時機等等。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毋庸諱言，當代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不太理想，商人群體的整體素質不是很高，有知識無文化者眾，無知無畏者更不少。這樣的“野蠻生長”狀態，從中長期看，絕不是民營老板及其企業的福分。改變這種現狀的根本途徑，就是學習，要敢於向外國學，也要善於向國內學；要勇於向當代人學，更要勤於向前輩們學。
對於當代中國商人而言，這12位大企業家的創業故事，應該算是一份不錯的教材，畢竟，曆經一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他們的事跡卻依然像璀璨的星辰，閃爍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史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