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公司兼並軍輪的過程頗為坎坷。原來，這些軍輪公司的經理們全是軍閥的三親六故，他們經營這一行已嚐到了大大的甜頭—— “虧本有東家，油水歸自己”。這樣的好買賣哪裏去找？盧作孚要拿走，他們怎麽舍得？
盧作孚在洽談過程中，做了很大讓步，出價很高，且婉言相勸。他後來說：“當時要收買的船，無論如何我總是主張不要惜錢，他要多少，我就給他多少。”他看得明白：在搬開了軍輪這個絆腳石後，民生的發展空間將會非常大，“在輪船收買以後的利益，至少比沒有收買的為多”。
民生公司從重慶到合川的航線雖然隻有幾十公裏，但卻跨越了兩個軍閥的防區。合川是二十八軍師長陳書農的防區，重慶則是二十一軍劉湘的防區。兩個防區交界處的北碚鎮，匪盜橫行，卻無人過問。航道即便通了，而“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樣無法前行。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但為了統一航運，盧作孚隻得著手去打通軍閥的關節。陳書農好辦，用錢便疏通了；但是劉湘因為與楊森結怨，而盧作孚曾是楊森的親信，所以劉湘處處與他為難。盧作孚去找劉湘，劉湘甚至不麵見他。
盧作孚便采取迂回路線，重金收買劉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劉從雲。劉從雲對劉湘說，盧作孚所辦的航運利於劉湘的風水五行，劉湘從此轉而支持盧作孚，甚至到後來越發器重。
楊森是盧作孚的朋友，盧作孚一張口，他手下的船就直接劃歸民生經營了；操作最困難的，是劉文彩屬下的“蜀通”、“南通”、“昭通”三輪。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人、四川軍閥劉文輝之兄。盧作孚曾經親自去敘府，與劉文彩麵商，希冀以一個公平的價格收購他的3條船。但劉文彩不願交出，“王顧左右而言他”。盧作孚隻得轉赴成都，與劉文輝商討。劉文輝早就不同意他哥哥經營航業，於是電令劉文彩無條件合並，後來又當麵斥責乃兄：“你們縱容底下的人辦輪船，這事是那樣簡單能辦好的嗎？應該交給盧作孚，湊合一個朋友，辦成一樁事業。”但劉文彩仍對其弟的命令陽奉陰違，一直拖到爆發了“二劉之戰”（劉湘、劉文輝之戰），這3條船落入了劉湘之手，才由劉湘將3條船租給民生公司使用。
1932年年底，民生公司的船隻總數量增加到19隻，總噸位為7 000噸，職工人數增至1 071人。至此，與公司剛成立時相比，輪船總噸位已增長100倍，職工人數增長80倍。至此，長江上遊的幾十家中國輪船公司，全部成功整合在民生的旗幟下，形成了航運界聲威赫赫的“中國航母”。此時，距“民生”輪初航，不過6年時光！
從後來的發展事態看，“化零為整”、“統一川江”的意義極為重大，這不僅僅是一項經營戰略，還是民族經濟力量的一次高效聚合，它為下一步與列強勢力爭奪航權，乃至為全麵抗戰開始後的戰時運輸，積蓄了巨大能量。
奪 路
民生在川江上下，“化零為整”，希望一統江湖。
盧作孚忙得歡，別人也沒閑著，特別是太古、怡和、日清3個外資輪船公司，一直在旁邊虎視眈眈。為了對付日漸強大的民生，這3隻“龐然大物”開始行動了。
他們或明或暗，或聯手出擊，或單打獨鬥，對民生實施打壓。
第一招就是壓低運價，不惜虧本運營，希望把民生拖垮；第二招更陰，直接收買漁船，去撞擊民生的船隻。
為打壓民生，英商太古公司故意放低運價，由上海運至重慶的棉紗，每包運費由原來的25元降到8元。這個價位，僅相當於每包裝運起卸的人力報酬。
怡和不久也加入降價行列，竟然與太古聯手，把棉紗運價降至每包2元；其他如藥材每100斤原運價為6元，他們降至1.2元；一擔海帶，隻收0.25元。這樣的運價，還不夠船上的燃料費，等於倒貼錢運輸。
在客運方麵，他們也屢有“奇招”。日清公司規定，凡在宜昌至重慶段乘坐他們的船，可以不買船票，船上還另送日本洋傘1把。免費坐船，這一手，夠絕！
這樣賠本的生意，天長日久，他們能賠得起嗎？
其實，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堵截”方案：外商在宜昌至重慶段這種亡命的幹法，是以長江下遊和沿海航線的運營作為後盾的。彼此互補，目的就是要把民生掐死在川江上。
三大外輪公司如此咄咄逼人，川江上下頓時風聲鶴唳。
1935年年初，有人便預言：本年必然倒閉兩家大公司，一個是美國籍的捷江，一個就是新起的民生，因為這兩家公司都是隻經營川江航線。在如此慘烈的競爭下，他們難逃一死。
這時民生的財務狀況也不樂觀。在連續多年的並購中，民生資金鏈緊繃，融資渠道也不通暢，並購中還承擔了其他公司的一些債務。到1934年年底的時候，公司負債已有70多萬元。
三大公司沆瀣一氣，怎麽辦？不降價，就可能攬不到生意，隻有等死；跟著降，賠本賺吆喝，無異於找死！
1935年6月，美籍捷江公司終於撐不住了，轟然倒塌。三大外輪公司接著死死盯住了民生，等著看民生的笑話。
民生將如何突出重圍？
此時，“九一八”事變已爆發4年，日本侵吞中國的野心越來越明顯，民眾愛國熱情日益高漲。民心可恃，盧作孚在逆境中得到了最可靠的支撐。麵對外資的步步緊逼，重慶一帶的民眾自發地提出了“要坐民生船，不坐外國船”，工商業者也不把貨物交給外輪公司運輸。
民生公司給員工解決了那麽多事情，員工都齊心協力解決公司的事情。當民生公司陷入重圍、資金鏈麵臨斷裂之時，公司員工也爆發出高昂的愛國愛公司熱情，疾呼“為公司爭口氣”“勒緊肚皮，也不讓民生公司被外商擠垮”。員工們向公司提出，可以緩領或少領薪水。一些職員隻顧忘我工作，根本“不問發薪多和少”，誓與公司共渡時艱。
民生的員工送票到每一家旅館，動員中國人坐中國船；開船前，天不亮就到旅館接客人，年紀稍大的客人就把他背上船；到站後，送客人上岸，打起洋傘為他們遮雨遮太陽。他們還有一手更絕，就是在長江沿岸各碼頭，組織當地的乞丐，排隊迎接那些外國船，當中國人從外國船下船時，乞丐們就齊聲喊：“中國人要坐中國船”等，這些人羞辱難當，就不敢去坐免費外國船了。
困難時刻，盧作孚充分施展了靈活機動的手法，體現出他一貫的“原則的堅定性、策略的靈活性”，爭取多方支持，盡快脫困。
民生公司一方麵降低成本，一方麵積極爭取客貨來源，頂住了外輪公司的壓力。此時，四川地方當局頗有遠見，對民生給予大力支持，幫助民生獲得了重慶至長壽、涪陵和萬縣諸航線的專營權，並讓民生包攬特貨運輸，使民生的收入大增，緩解了資金危局。
針對三大外輪公司在客運上的降價，民生公司的對策是：不打價格戰，提供新服務。他們加快了輪船的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險設備和生活設施，安裝了無線電台、電冰箱、蒸汽消毒櫃、電風扇、收音機；增添了浴室、衛生間、閱覽室、娛樂室；為旅客代辦電報和郵件收寄業務。這些，過去在川江上的中國輪船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1935年冬季，民國著名的女作家陳衡哲與丈夫任鴻雋從漢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說，坐民生的船，感覺到一種“自尊的舒適”。
就這樣，民生不僅沒有垮掉，一年下來， 還接收了捷江公司的7艘輪船和碼頭設備。而從1930年到1935年期間，民生共計收購華輪28艘、外輪15艘，一舉成為川江航運老大，英、日輪船公司徹底失望了。
至此，四川境內凡有可通航河流的地方，就有民生的船在行駛。最可稱奇的，是1934年民生公司的“民法”輪沿岷江上溯至成都，停泊於九眼橋下。此乃成都有史以來第一次開來輪船，引起了全城轟動。
乘風破浪終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1935年，可謂盧作孚一生事業的第一個高峰。回首民生艱難顛仆的成長史，放眼當下的川江，他躊躇滿誌道：“這時除了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法商聚福及華商招商、三北而外，差不多沒有旁的輪船公司了。”
濟 民
盧作孚說過：“一個人的成功不是要當經理或總經理，也不是要變成擁有百萬、千萬的富翁，而是要看他的事業能否切實地幫助了社會，成就了社會。”重慶北碚實驗區，就是他回饋社會的典型成果。
有人說盧作孚是個飛翔的人，他有一雙翅膀，一邊是民生輪船公司，一邊是北碚實驗區。一個聚財，一個花錢，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北碚位於重慶向北20多公裏處，當時是峽中的一個偏僻小鎮，隻有300多戶人家，街道也破爛、狹窄。那個地方比較特殊，處在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四個縣交界的地方。這個地方四不管，盜匪出沒，一直治不好，有人向劉湘提議說，盧作孚這個人既能幹又肯吃苦，不如讓他來試試看。
北碚所在的嘉陵江三峽地區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峽穀，遍地礦藏，風景絕佳，可是，一直沒有開發過，沿江唯有土匪橫行。創建民生前，盧作孚曾沿江調查，並把調查的結果寫成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兩市村之建設》 。他自費把文章石印成冊，分送給各界人士，以求獲得支持。他提出的構想，一個是要把合川的涪江南岸作為舊城改造的實驗區；另一個是要開發嘉陵江三峽的礦產、森林資源，解決交通和治安問題，把峽區建成一個工業區兼旅遊區。
現在機會來了，他自然當仁不讓。
1927年，民生輪船公司成立的第二年，盧作孚接任了北碚峽防局局長，成為璧山、合川、巴縣和江北四縣治安聯防的最高長官。6年前，他曾是這裏的教育科長，現在盧作孚又開始了鄉村建設。從這年起，他身挑民生公司和北碚峽防局兩副重擔，工作異常繁忙。那時他常駐重慶，周末回北碚處理峽防局工作，來去匆匆，有時隻能在北碚待半天甚至一兩個小時。時間太緊的話，就事先預約有關人員在碼頭上等，他乘船一到，當場就談工作，談完就乘返程的船回去，沒有任何閑暇時間。雖然來去匆匆，但對這裏的每項建設他卻一點也不馬虎。
要想安心搞建設，首先要掃清匪患。一次，團防局抓住了一個匪首，大家都知道那個匪首是什麽人，但是他死不認賬。盧作孚就說：“那不要緊，我來審。”結果把那個人帶來以後，盧作孚卻一直不說話，兩個人就坐到那個地方，什麽話都不說。結果過了一段時間，盧突然大聲呼叫那個匪首的姓名，那個匪首一點思想準備沒有，就立刻答應一個“有”，行了，那個匪首就隻好認罪了。而且他態度很好，不但自己動員自己那一批土匪回家，而且還勸說另一部分土匪放下武器，回家務農。
與此同時，盧作孚開始在北碚轟轟烈烈地開展他的鄉村建設實驗。他的“實驗”，不是像當年重慶主城那樣：洋行洋樓、舞廳咖啡廳之類的十裏洋場的“上海模式”。北碚不來這一套，而是開拓實業、發展文化和旅遊，為民眾謀福祉，搞的是“北碚模式”。短短兩三年間，在盧作孚的主持下，北碚就辦起了一係列企事業——中國西部科學院、三峽染織廠、天府煤礦公司、地方醫院、兼善中學；在市政方麵，建起了平民公園、溫泉公園和西山坪植物園。盧作孚在北碚建起婦女學校、力夫學校，甚至讓學生軍們利用農民趕集的時候教他們認字。北碚放電影，峽防局有80張免費的門票，盧作孚就拿這個電影票做獎品，來獎勵當地的民眾，認多少字就可以得到一張票。還拿這個票作為滅鼠、滅蒼蠅的獎勵，可以拿死老鼠、死蒼蠅來換。
1928年3月4日，盧作孚改組《學生周刊》 ，創辦了三日刊《嘉陵江報》，刊載四川省內外現代的國防、交通、產業、文化和嘉陵江三峽各項事業的消息。盧作孚在發刊詞中說：“嘉陵江是經過我們這一塊地方的一條大河，我介紹的卻是一位小朋友。我們盼望這個小報傳播出去，同嘉陵江那條河流一樣廣大，至少流到太平洋……”
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建立，是盧作孚的一個大手筆。這家以民間力量建起來的科學院，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感佩的。身在北碚的盧作孚說過：我主張“運動”，把全世界的科學家、工程師都“運動”來我們這裏，“大才過找，小才過考”。這樣，不但國內人才趨之若鶩，就連德國人傅德利也不遠萬裏而來，擔任西部科學院的昆蟲研究所主任。北碚在抗戰期間曾經是名聞中外的文化城，複旦大學、中央大學等許多重要大學都遷到這裏，許多文化名人梁實秋、老舍等都住在這裏，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在這裏繼續自己的事業。1943年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參觀北碚，曾不無感慨地說：“最大的科學中心無疑地是在一座小鎮——北碚……這裏的科學和教育機關不下18所,大多數都很具重要性。”
北川鐵路是四川的第一條鐵路。1934年，北川鐵路建成通車後，孔祥熙、馮玉祥、劉湘等大人物紛至遝來，還有英、美、加、澳等國使團和國內外報社記者。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北碚，先看了滑翔機表演，接著便去乘坐天府煤礦小火車。穿行在水田、農舍、鬆竹遍布的山穀間的袖珍火車，風光令人陶醉！那時的重慶主城區市民，無不把上北碚坐一趟小火車作為一種向往與**……
盧作孚說：“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創造幸福；不在創造個人的幸福，供給個人享受，而在創造公眾幸福，與公眾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創造，且欣賞，且看公眾欣賞。”他有一個理想極具美學色彩，也讓人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追求的原動力：“但願人人都為園藝家，把社會布置成花園一樣美麗；都為建築家，把社會一切事業都建築完成。”
有人注意到，與同時代鄉村建設的代表人物及其實驗相比——梁漱溟在山東鄒縣、晏陽初在河北定縣、陶行知在江蘇曉莊，盧作孚在北碚的建設無疑是最有成效的。和這些單純的學者、教育家側重於鄉村的文化教育不同，他同時重視經濟和社會建設，盡管他也非常重視提高民眾的識字率，提倡文化教育。
1937年春，職業教育家黃炎培在《蜀道·蜀遊百日記》中寫道：“曆史是活動的。有許多‘人’昨天是無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嚐不是這樣呢？諸君從普通地圖上找‘北碚’二字，怕找遍四川全省也找不到。可見這小小地方，還沒有資格接受地圖編輯專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現在，‘北碚’二字名滿天下，幾乎說到四川，別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與其說因地靈而人傑，還不如說因人傑而地靈吧。原來北碚是嘉陵江上遊巴縣、江北、璧山、合川四縣交界地點，在八九年前，滿地是土匪，劫物擄人，變做家常便飯，簡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現在鼎鼎大名公認為建設健將的盧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領，聯合他的同誌……把殺人放火的匪巢變成安居樂業的福地。”
北碚是按盧作孚的理想藍圖設計的一個成功的實驗基地。可是誰能想象得到，北碚那麽多建設，幾乎是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搞出來的，這也是個奇跡啊！他常常是邊幹邊籌款，很好地利用當地軍閥、名流，讓他們出麵、出錢，開辟溫泉公園。
盧作孚想了一個辦法，誰捐錢造的房子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園裏有一處叫“農莊”的別墅，是一個川軍師長陳書農捐的款，還有一處茅廬名為“琴廬”，就是最早支持他辦民生公司的鄭東琴捐的款。掩映在一片綠樹之中的中國西部科學院，主體建築“惠宇”是軍閥楊森捐的款。
翻開北碚管理局檔案《北碚概況報告書》：“在這窮僻的山間、水間點綴著幾樁現代的文明事業和經濟事業，描摹出一幅現代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的輪廓圖，更進而布置成功一個生產的科學的美麗的社會理想，勾起人們對現代中國的憧憬，以推進國家現代化的經營。”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盧作孚傾注了大量心血，是名副其實的“北碚之父”。
救 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當年的7月21日，盧作孚之母李氏在北碚居所突發腦出血，病勢沉重。經過4天的搶救，盧母終告不治，於7月25日下午辭世。盧作孚立即於次日飛回重慶，轉乘輪船趕回北碚奔喪。家祭之時，盧作孚在靈前誦讀了親筆所寫的《顯妣事略》，其間幾至泣不成聲。3天的簡單喪事一畢，盧作孚便匆匆趕回南京。
撤到武漢後，國民政府再次改組，盧作孚被任命為交通部常務次長，兼軍委會水陸運輸委員會主任，負責調度長江上的一切民用船隻。盧作孚一向不願意做官，但此次任命事關國家興亡，因而他慨然受命。
1938年10月25日，武漢陷落，宜昌告急。武漢淪陷前兩天，盧作孚撤往宜昌，他在飛機上俯瞰，山河破碎，狼煙四起，盧作孚心痛如割！
這時，尚有3萬多撤退人員、9萬噸左右的器材，仍擁塞在宜昌。
到達宜昌後，小城裏的混亂情況更令他震驚：“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裏了，滿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為爭著搶運的關係，情形尤其紊亂。”
種種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無船。
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到每一間辦公室，都塞滿了為爭搶運輸而辦交涉的人，所有輪船公司的一線職員都在全力處理糾紛，根本沒有時間安排運輸。到處都是充滿著火藥味的喧嘩，負責運輸的管理機關在責罵運輸公司，急於運走器材的各單位人員則互相責罵。
此時，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較大輪船可通航的時間僅有40天。40天一過，曆盡千辛萬苦運到這裏的器材，就隻能忍痛放棄。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盧作孚冷靜思考後，果斷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駕引人員和宜昌港技術人員徹夜開會，緊急磋商運輸問題。
長江畔這個不眠之夜，決定著中國抗戰未來的命運。
次日一早，盧作孚商請宜昌的船舶運輸指揮部出麵，把所有需要運輸的單位負責人召集起來開會，他要親自向大家宣布剛剛製訂好的運輸計劃。盧作孚告訴大家：完全有把握在40天的時間內，把擁塞在宜昌的人員物資絕大部分運完！
頓時，會場內外一片歡騰，人們禁不住熱淚盈眶，希望開始湧上心頭。
從宜昌到重慶，輪船上水至少要走4天，下水要走兩天，一個來回要6天多，時間上根本耗不起。盧作孚切中了問題的要害：物資和人員盡快撤離第一，怎樣方便怎樣來，沒必要中規中矩地從宜昌運到重慶。
他決定：最重要的、最笨重的設備直接運到重慶；次要和輕型的設備，運到萬縣就卸貨等待轉運；再次和更輕的設備，則再縮短一半航程，隻運到奉節、巫山或巴東；剩下的一些物資，完全可以運進三峽就卸下，讓輪船當天開回宜昌，裝載下一趟物資。這樣一來，等於運力一下子增大了若幹倍。
這種他早年曾諳熟於心的多段航運法，在國難當頭之時，再顯神威！
24小時之後，第一批24艘裝滿物資的輪船就駛離了宜昌港。這批輪船中，有22艘是民生公司的，另外兩艘是懸掛法國國旗的中國輪船。
入夜，江畔一派繁忙：數百盞煤氣燈將長江兩岸照得一派通明，裝卸工人們唱著雄壯的歌曲，抬起沉重的機器，井然有序地裝船；輪船上的起重機，長臂旋動，齒輪軋軋作響……
汽笛聲聲，駁船匆匆；江風獵獵，江水滔滔……
目睹這些宏大的喧響，站在江岸的盧作孚熱血沸騰道：“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民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這一年的初冬，在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樓的收發報機一天24小時不間斷，所有的電文都要送到盧作孚的案頭。盧作孚夜以繼日對電文逐一詳細審批，指揮著這場攸關國運的戰時大搶運，累得肺病都複發了。
細節決定成敗。一向嚴謹的盧作孚，對於長江上遊的運輸情況了如指掌——哪一條船，行駛於何處；哪一批貨物，將卸貨於何處；哪一些物資，目前正在等待裝載——這些，都在他的心中。
在整個宜昌大撤退中，所有的軍工物資和工業設備，都是由中國輪船公司承運的，其中民生公司擔負了其中的90%以上。中國輪船公司為支持抗戰，軍工器材的運費每噸隻收30元～37元，民用物資運費隻收60元～80元。而當時外國輪船公司運輸貨物，每噸收費卻需要300元～400元。
血濃於水！國難當頭，這種體會尤深。
40天後，原本在宜昌陷入絕境的3萬人員全部安然入川，待運器材也運走了三分之二；60天後，當川江水位下降到較大輪船已不能再航行時，宜昌兩岸堆積如山的器材全都不見了。
震驚中外的宜昌大撤退，到此圓滿落幕！
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後來將之喻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
一個人，以罕見的魄力與智慧，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跡。一個公司，以空前的勇氣與犧牲，挽救了國家與民族的危局。
宜昌大撤退後，國民政府曾先後兩次向盧作孚授勳。當時正在養病的他，在家人麵前隻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連勳章也沒有讓孩子們一一過目。
盧作孚認為：“大至一個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個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樁事業要有事業精神。要做到這些，必須每個人都要有一種精神，一種氣魄。隻要每個人都具有這種精神，那公司、事業、民族也就具有這種精神。”他在民生公司正式提出了“民生精神”：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
盧作孚和他的員工，都無愧於這一“民生精神”。
1949年9月，重慶發生了一場大火，37條大街小巷化為焦土，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然而民生公司的45名員工沒有一人出逃，而是奮力轉移被大火困住的2 000多名百姓，最後，45名員工英勇犧牲。沒有老板在場，沒有人下令要他們赴死，但是每一名員工都以生命承擔起一份責任，民生的責任。
出 海
民生公司和盧作孚一生的榮辱，都和發生在中國20世紀中葉的那場生死攸關的戰爭緊密相關。從抗戰後期開始，民生公司發生虧損，這種情況直到重慶解放都沒有根本好轉。
抗戰八年，應該說，國民政府對盧作孚還是頗為器重的。
1937年，蔣介石以組織“人才政府”為號召，任命盧先生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二部副部長，兼農產、工礦、貿易調整委員會運輸聯合辦事處主任，後又任命他為交通部常務次長；1941年後，又要他兼任糧食管理局局長。盧作孚處處為國家民族著想，但民生畢竟隻是一家民營公司，得到的國家補給很少，八年抗戰差點將民生拖垮。
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盧作孚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和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必須為政府運送軍隊和戰時物資，這樣一來，運價比較低，最低是市場的十分之一。盧作孚曾寫道：“中國輪船為了報效國家，兵工器材每噸隻收運費30元～37元，其他公物隻收40餘元，民間器材隻收60餘元～80餘元，而外國輪船隻裝商品，每噸運費卻收300元～400元。即此比較，可知中國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犧牲之多，報效國家之大了。”
但是，即使收費低廉，國民政府因為財政緊張還是拖欠運費。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綸說：“我看我父親那段時間的信，很多都是向政府要錢。總是不能夠及時收上來，拖上一年半載的。”這些收不上來的呆賬又因為通貨膨脹問題而變得日益龐大。“那時候物價漲得飛快，今天你發了工資，不馬上去買米，明天就少了一半，甚至還要少，再過幾天，可能就完全不值錢了。所以，民生公司的錢收不到，等收到了，又不值錢了。”同時，當時政府為了保證社會安定，還出台了一個政策，就是限製運價、限製票價。哪怕物價天天漲，在幾個月甚至半年、一年之內，航運公司的運價和票價都不能漲。
抗戰期間，民生一共有16艘船沉沒，犧牲了160多位員工，可以想象民生的處境有多麽艱難。民生公司是盧作孚一生心血所係，他的痛苦和委屈也是作為一個民營實業家所遭遇的困難和阻力。
長期巨大的心理壓力下，盧作孚的身體很不好。1941年冬天，他因為嚴重的心髒病在歌樂山療養了半年。這半年裏麵，22歲的大兒子盧國維第一次有機會像個成年人那樣和父親一起長時間交談。“有一次，我父親跟我說，想把民生公司交出去。他還說，自己真正的興趣不是辦實業，是搞建設。”
1943年10月，盧作孚寫下一篇文章《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他說“我草這一篇民生實業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視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視它如何經營艱難困苦。這一樁事業從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許直到無窮的未來，沒有一天不在艱難困苦中”。
不僅如此，盧作孚還要應對來自官僚買辦資本的擠對甚至侵吞。
1939年年初，盧作孚打算改造一批舊船，但經過宜昌大撤退，連續兩年的虧損，已經讓民生拿不出這筆錢。於是，盧作孚準備將民生的資本增加為700萬。消息一出，孔祥熙通過中央信托局轉告民生，官方打算入股60%，宋子文也打算通過中國銀行入股民生。
盧作孚托人轉告孔宋，說民生業務困難，無利可圖，而且民生是純粹的民營公司，官方入股不太合適。同時，他很快撤銷了增資的計劃，改為發行700萬公司債券。為了防止因為債務而被控製，他還特地把債券分給18家不同的銀行。
抗戰八年，雖然偏居一隅，但盧作孚始終沒有放棄民生的壯大發展，他甚至已經設想好了抗戰勝利後民生衝出長江走向世界的藍圖。
盧作孚利用擔任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的身份，結交了一些外國駐華使節，向他們分送了有關民生公司經營情況的資料，引起了加拿大駐華大使的注意和興趣。1944年10月，他又利用赴美參加國際通商會議的機會，結識了加拿大駐美商務代表皮爾士。通過皮爾士的介紹，盧先生又於1945年2月專赴加拿大，同加政府有關部門和金融界具體商談。由於加政府事先對民生公司和盧先生有所了解，以及戰後輸出資本發展工業的需要，因而很順利地達成了借款造船的協議草約。草約規定，由加拿大帝國銀行、多倫多銀行、自治領銀行業３家銀行，貸與民生公司1 500萬加元（當時加元和美元比價相當），用於在加拿大訂造輪船和購買材料，擬造小型客輪12艘、大型客輪6艘。貸款由民生公司出具期票，加政府為民生公司向船廠保證到期付款，償還銀行，同時由中國政府致文加政府，為民生公司貸款擔保。
這是一筆長期、低息、大款額，並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優惠貸款。在舊中國曆史上，一個民族資本企業，能夠獲得這樣一筆貸款，實不多見。這也說明，盧先生的人格魅力，已從國內飛越到大洋彼岸，受到加拿大朝野的信服和青睞了。
然而，當盧作孚回國請政府為這筆貸款擔保時，卻遭到了宋子文的拒絕。這讓盧作孚非常為難，不能這樣把臉丟到國外去了。為此，他曾經兩度辭職，但董事會不同意，慰勉他留下來，說他勞苦功高，功勳卓著，得到了全體員工的尊敬。
由於當局的留難，拖延了政府擔保時間，加上戰後物價上漲，以至在施工過程中，船的造價幾乎比預計提高近一倍。結果隻造成大型客輪3艘，小型客輪6艘，比原計劃減少一半，並於1949年前陸續竣工駛回國內，加入運營，成為國內最先進、最豪華的一批航輪，並壯大了民生公司的航運實力，實現了盧作孚把民生公司的船旗高高飄揚在海洋之上的抱負！
戰後，雖然時局艱難，但盧作孚決心出海。他把長江航線的重點移至上海，以此作為出海基地，增辟上海到台灣等地的南洋航線和上海到天津等地的北洋航線；同時，創辦“太平洋輪船公司”，把航線延伸到越南、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和日本。
到1949年，民生擁有各種船舶150餘隻，噸位72 000噸，職工9 000餘人；下麵有3個附屬企業和95個投資企事業。至此，民生成為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盧作孚也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船王”。
當年11月，盧作孚滯留中國香港。在港期間，國共兩黨都在爭取盧作孚。
1949年國共之間勝負已決，老友張群勸盧作孚去中國台灣看一看，盧作孚說“民生公司裏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晏陽初勸他去美國，盧作孚卻說“我不能丟下公司和船不管”。1951年，7艘從加拿大定製的新船在盧作孚的指揮下，依次停靠在廣州港，盧作孚作了最後的決定——建設新中國。
次年6月，盧作孚帶著滯留中國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內地。
含 冤
1951年10月23日，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開幕。周恩來總理在與盧作孚見麵時再次提出，希望他留在北京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領導職務。盧作孚提出回重慶一趟，將民生公司有關工作處理完，再赴京就任。
這一念之差，鑄成了無法挽回的曆史遺憾。
1952年年初，中央決定對民生公司特殊對待，在暫停對私營企業貸款的情況下，破例給民生公司貸款1 000萬元。西南軍政委員會立即邀請民生公司某負責人談話，並囑他待盧作孚回渝後馬上轉告，讓他放心。
遺憾的是此人始終沒有將這一情況轉告，盧作孚根本不知道中央有這個決定，歸來後仍在為公司嚴重的財務危機而憂心如焚。
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那幾天盧作孚守著電話疲憊不堪，通宵難眠，不時喊著公司某幾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字，情緒極為焦躁。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一幅白色標語上書：“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代！”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的國家幹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坐在台下第一排，盧作孚又特別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位置。
會上，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跳上台揭發說，公方代表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是個孤兒。盧作孚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讓他住在家裏，親自教他學文化，就像對自己的親兒子一樣。自己親信的人的背叛，讓盧作孚實在感到難受和不堪！
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
他的一個兒子曾經這樣回憶說：“父親公務繁忙，和我們在一起的機會很少，但他教育我們的每一句話我都清楚記得。1941年我和大哥跟隨父親到成都解決公路建設問題，順便參觀了一位留學生放棄國外舒適的生活和工作，回國後在艱難的環境下開辦的糖廠，父親對我們說：‘工作上要和人比，生活上不要和人比，即使是做一個郵差，也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郵差。’”“記得我們家原本沒有任何先進的東西，一把老電扇也是難得用一次的，一天家裏突然收到美軍司令部送來的一部收音機，正當幾兄妹高興不已時，父親卻把收音機送給了民生公司的電台，他說工人們更需要它。”
1944年美國《亞洲和美國》雜誌曾經報道說：“在他（盧作孚）的新船的頭等艙裏，他不惜從曼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陶瓷，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家的餐桌上卻隻放著幾隻普通的碗和竹筷子……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
其實，很少有人知道，作為總經理，盧作孚卻沒有多少民生公司股票，僅有的一點還是朋友們看不過去湊錢替他買下的。
從一開始創辦民生，盧作孚就抱著經世濟民的儒家思想，這一點，就像他年輕時的偶像張謇一樣。他們的情懷，正如餘英時在《儒家倫理和商人精神》中所描述的那樣：
“他們似乎深信自己的事業具有某種莊嚴的意義和客觀的價值，對於自己投身的商業抱有一種自傲的心理。在他們的創業和經營中，都多少保持著一種超越性的動機——掙錢的目的已經不再隻是為了滿足個人的享樂和世俗的欲望，也包括財富帶來的權力和聲譽、因能使無數人就業和家鄉經濟繁榮而得到精神上的滿足。”
正因為如此，盧作孚視人格尊嚴為生命，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更何況他在北京請張祥麟吃飯用的是自己的錢。
哀莫大於心死。
2月8日晚上，盧作孚一個人在家，他服用過量的安眠藥，含冤離開了人世。
在結束生命之際，盧作孚用鋼筆在一張毛邊紙上，給相濡以沫的妻子留下一份簡單的遺囑：
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得悉噩耗，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立即發去沉痛的唁電。同年3月14日，黃炎培寫下了《盧氏作孚先生哀詞》：“嗚呼作孚！君為一大事而死乎！君應是為一大事而生，君以窮書生乎無寸金，乃大集有錢者之錢，以創‘民生’……嗚呼作孚，君其安眠吧！百年後，有欲之君者，其間諸水濱。”
盧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生前有一句名言：“做事有兩要著：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作為社會革命家，他的實踐能力尤為突出。
縱觀盧作孚一生，不僅誌向遠大，而且肯動腦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們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長40歲的張謇的影子。但他和擁有狀元功名的張謇不同，他沒有學曆，自學出身，完全是一介布衣，他做事業的難度因此也更大。他創業的時機也不好，是在1925年，沒有趕上“一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最有利的發展時機。等到十多年後，民生公司有了起色，成為長江上不可忽略的航運力量時，又遇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可以說他生不逢時。但是他硬生生在波濤洶湧的長江上，在波詭雲譎的大時代裏闖出了一片天地。最寶貴的是，他為人謙和，兩袖清風，卻投巨資建設家鄉；在國難當頭時，又舍小家顧大家。因此，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持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對他表示敬意。生為同齡人，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同誌在和黃炎培談到我國民族工業發展過程時，舉出我國實業界有四個人不能忘記，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他們都是為發展我國民族工業有過貢獻的人。”另一位同齡人梁漱溟常對人說：“作孚先生有過人的開創膽略，又有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這是人所共見的。人們對他的了解多在此，但豈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極難得的呀！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這樣的品格，這樣的人，在社會上找不到。”
在他離世幾十年後的今天，重慶人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這位最偉大的兒子。如今，在重慶北碚公園內的高坡上，是後人為紀念盧作孚而修建的“作孚園”，這是他與愛妻蒙淑儀女士最後的安身之地。園中石碑頗多，石碑上都是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為懷念老友而刻的語句。墓後，一塊大理石牆上，刻著盧作孚生前的名言：“願人人皆為園藝家，將世界造成花園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