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和風氣對美感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行為美也不例外。但對於行為美來說，習俗與風氣對它的影響還要小得多。習慣成自然，通常的外在形狀總能讓我們看順眼，不管開始時它們與習俗或者風氣多麽水火不容，但尼祿或克勞迪厄斯式的品質和行為，是習慣上永遠不會使我們與其協調的東西，同樣也是風氣上永遠不會使其為人們所讚同的東西；習慣總是恐懼和仇恨的對象；風氣總是輕視和嘲笑的對象。我們的美感所賴以產生的那些想象的原則，是非常美好而又脆弱的，很容易因為習慣和教育而發生變化；但是，道德上讚同與否的情感，是以人類天性中最強烈和最充沛的感情為基礎的；雖然它們有可能發生一些偏差，但不可能完全被扭曲化。

雖說習慣和風氣對道德情感的影響並不完全如此重大，但同它在任何其它地方的影響相比卻非常深刻。當習慣和風氣同我們關於正確和錯誤的天然原則相一致時，它們使得我們的情感更為敏銳，並增強了我們對一切近乎邪惡的東西的厭惡。那些在真正的良朋益友而不是在通常所謂的表麵上的朋友之中受到教育的人，會習慣於正義、謙虛、人道和井井有條，而對其對立麵則難以容忍。相反，那些不幸在強暴、**、虛偽和非正義之中長大的人，雖然沒有完全喪失對這種行為的不合宜性的感覺，但卻完全喪失了對這種可怕的暴行、或者它應當受到報複和懲罰的感覺。他們從幼年時起就熟悉這種行為，習慣已使他們對這種行為習以為常，並且非常容易把它看成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即某些可能並且司空見慣必然被我們實行，從而妨礙自己成為正直的人的因素。

有時風氣會給一定程度的混亂帶來聲譽，相反，有時會使應當受到尊敬的品德受到冷遇。在查理二世在位時代，某種程度的**不羈被認為是自由主義教育的特征。按照那個時代的看法，這種**不羈是同慷慨大方、真誠、高尚和忠誠這些品質聯係在一起的，以這種態度行動的人被證明是一位紳士，而不是一個清教徒。另一方麵，舉止的莊重和行為的正規都不時興，在那個時代人們的想象中，它們是同欺騙、狡詐、偽善和下流等一些不好的品質相聯係在一起的。在淺薄的人眼裏，大人物的缺陷似乎一直是可以讚同的。他們不僅把這些缺陷同特別好的運氣聯係起來，而且把它們同許多較高的美德歸因於大人物的地位聯係起來，同自由和獨立的精神，同坦率、慷慨、人道和彬彬有禮聯係起來。相反，地位比較低的人所具備的美德——極端節儉簡樸、勤勉刻苦和嚴守準則，在他們看來似乎都是粗俗的和招人厭惡的。他們把後者的美德同那些品質通常歸屬的地位的低下聯係起來，同自己猜想的，通常與諸如卑鄙的、怯懦的、脾氣壞的、虛偽的和小偷小摸的性情相伴而生的許多重大缺陷聯係起來。

人們熟悉的對象　在不同的職業和生活狀況中非常不同，從而使他們習慣於非常不同的**，自然而然地在他們之中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品質和一些行為方式。在每個階層和每種職業中，我們期望經驗已告訴我們屬於這個階層和這種職業的某種程度的行為方式。但是因為在各種事物中，我們特別喜歡中間形態，這種形態的每一部分、每一種特點都精確地同上帝似乎已為那種事物製定的一般標準相一致，所以在各個階層中或在各種各樣的人中間，我們特別喜歡這樣一些人——在他們身上，那種通常和他們特殊的生活條件和境遇相伴而生的品質，既不太多也不太少。我們說，一個人看上去應當符合他的行業或職業，但如果故意賣弄每種職業就不受人歡迎。出於同樣的理由，不同的生活階段具有不同的行為方式。從老年人身上，我們看到莊嚴和穩重，衰弱多病、飽經風霜和衰退的感受能力，這些似乎把莊嚴和穩重變得既自然又令人肅然起敬；從年輕人身上，我們看到反應敏銳、輕鬆愉快和生氣勃勃的狀態，經驗而談，一切有趣的事物會強烈影響年輕人幼稚而無經驗的感官。然而，那兩個時期的每一個，都可能容易具有過多的屬於這個時期的特征品質——年輕人的輕浮飄忽不定，老年人的固執思維遲鈍，同樣是令人不快的。我們想象，如果青年人在自己的行為中具有老年人的某種行為方式，而老年人仍然保持著青年人的輕鬆活潑，都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兩者都不可能容易過多地具有對方的行為方式。在老年時得到原諒的過分冷靜和呆板拘謹，會使年輕人變得可笑。年青時所放縱的輕浮、粗心和虛榮，會使老年人受到蔑視與無奈。

習慣使人們產生的與各個階層和職業相適應的特殊品質和舉止表現，或許有時具有一種跟習慣毫無關係的合宜性；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自然影響生活狀況不同的那些人所處的一切不同的環境，我們就應當理智地為此而對這種特殊的品質和舉止表示讚同與接受。一個人行為的合宜性，不是憑靠它適宜於他所處的任何一種環境所決定，它們在我們設身處地著想時，我們認為自然會引起他的注意。如果他看起來過分地為其中某一環境所吸引，像是全然忽略了其它環境，我們就像不能完全讚成某件事情那樣不讚成他的行為，隻因為他不能恰當地適應自己所處的一切環境；然而，一個人要對自己主要感興趣的對象所表現的情感，在沒有其它事物需要他注意時，或許並未在我們會完全同情和讚同的範圍之外。一位父親在失去獨生子時可能表現的某種程度的悲痛和脆弱是無可指責的，甚至是讓人同情的。但在作為一支軍隊首領的將軍身上，當榮譽和公眾安全需要他傾注心力付出的時候，這種悲痛和脆弱就是不適宜的了。因為在一般情況下，不同的對象應當引起職業不同的人注意，所以不同的**必然應當成為他們慣常懷有的感情；當我們在這一特殊方麵設身處地地設想他們的處境時，我們還須明白，每件事情自然會按照它所激起的情緒與他們既定的習慣和心情是否一致而適當地影響它們。我們不可能期望一個牧師表現出與我們期待一位官員表現的對生活樂趣和愉快的感覺相同的感覺。牧師的特殊職業是記掛等待著世人的嚴峻的前程，是預告違背有關責任的準則將會產生什麽不幸的後果，並且他自己要成為一個切實遵奉上述準則的榜樣，他似乎是一個傳遞上帝音信的使者，輕率和冷漠都不能合宜地傳遞這種音信。可以設想，他的心一直為過於莊重和嚴肅的東西所占據，不能騰出地方來容納那些有關瑣屑事物的印象，這種印象充塞於自由和輕鬆愉快的人的注意之中。因此，我們很快地感到，有著某種不以習慣為轉移的行為方式的合宜性，習慣已使其為這種職業所具有；對於一個牧師的品質而言，再也沒有什麽能夠比莊嚴和神聖，這些我們慣常期待他的行為表現的品質更加合適。上述看法是如此簡單明了；以致幾乎沒有人會粗心到有時不這樣想，不以這種態度來說明他對牧師這種職業通常具有的品質的讚同和理解。

然而其它一些職業通常具有的品質的基礎卻不是如此一目了然，習慣完全決定我們對這些品質的讚同，不必通過上述看法去確定和加深對它們的讚同。例如，我們出於習慣把快活、輕浮、活潑自由、以及某種程度**的性格加到軍人的職業上去。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什麽樣的性情最適合於這種職業，或許我們幾乎輕而易舉地斷定：對一直暴露在非同尋常的危險之下的人會比其他人更經常地想到死亡及其後果的那些人來說，極其嚴肅和思慮周全的性情是最好的。然而一個軍人的這種處境，或許也是相反的性情在軍人中間如此普遍地流行的原因。一旦冷靜、專心地加以觀察，我們就會看到，為了征服對於死亡的恐懼，需要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那些經常麵臨死亡的人發現，使自己不關心自身的安全並置之度外，並因此而投身於各種娛樂和放縱之中，這樣更容易使自己忘掉死亡的恐懼。一座軍營不是一個富有思想的人或一個沉思默想的人的活動範圍：確實那種人常常是很果斷的，並且能夠通過某種巨大的努力，以堅定不移的決心麵對幾乎不能避免的死亡。但是麵對持續的、雖然不是近在眼前的危險而被迫作出長期努力，這種努力會耗盡心力、壓抑心情，使得內心再也不能感受到一切幸福和享樂。對於那些縱情逸樂毫無顧慮的人，根本沒有必要作出任何努力，他們簡直從來不下決心去考慮它們，而隻是在不斷地享受和娛樂中忘卻有關自己處境的一切憂慮，這些人更容易忍受這種境遇。無論何時，當一個軍官不得不去考慮正在遭受的不尋常的危險時，他很可能失去自己歡樂而又**不羈的性格。一座城市的衛隊長通常是同其他公民一樣清醒、仔細而又吝嗇的動物。由於同樣的原因，長期的和平非常容易縮小市民和軍隊之間性格上的區別。不管怎樣，從事這種職業的人，通常的處境，使自由歡樂和某種程度的**不羈如此明顯地變成了他們常見的品質。何況，在我們的意念中，習慣如此強有力地把這種品質同這種生活狀況聯係在一起，以致我們非常容易輕視這種人，他的個人氣質或處境使他不能獲得這種品質。我們嘲笑一個城市衛兵嚴肅而又小心謹慎的麵部表情，它和我們同事們的麵容大為不同。那些同事似乎常常以自己行為方式的一成不變為恥，並且不是出自自己職業的風氣，喜歡偽裝出對他們來說決非出乎本性的輕率樣子。無論慣常可尊敬階層的人士展現的舉止是什麽，在我們頭腦中這種舉止是如此密切地同這個階層聯係在一起，以致無論什麽時候見到這個階層的人士，我們都期望見到這種舉止，而如果未見到便覺得缺點什麽。我們感到尷尬茫然，不知道自己如何去談論那種與我們曾經想加以分類的那些品質大相徑庭的品質。

以此來看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容易使生活在這些時代和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人形成不同的性格。人們認為各種品質應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責備或稱讚，也隨國家和時代的不同而不同。那種受到高度尊敬的文明禮貌，在俄羅斯或許被認為是帶女人氣的諂媚奉承，在法國宮廷裏或許就被看成是粗野鄙俗的風氣。那種定購和儉樸，在一個波蘭貴族身上會被認為是過分節省，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公民身上就被看成是奢侈浪費了。每個時代和每個國家，把那種能在受人尊重的那些人中間通常見到的品質，看成是適中的特殊才能或美德。而且，當這種變化按照不同的環境使不同的品質或多或少地習慣於它們時，他們有關品質和行為完全合宜的情感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

一些文明國家中，以人道為基礎的美德得到比以自我克製和對**的控製為基礎的那些美德更多的培養。在野蠻和末開化的國家中，情況是完全相反的，因為自我克製的美德得到比有關人道的那些美德更多的關注培養。在文明和有教養的各個時代到處可見的那種歌舞升平和幸福安寧的盛世局麵，所以使人很少會有機會磨煉出對危險的輕視和忍受勞累、饑餓和痛苦的品質。貧困可以輕易地避免，對貧困的輕視幾乎不再是一種美德。對享樂的節製已沒有多大的必要，心境可以隨意放鬆，甚至可以在各個方麵盡情滿足出乎本性的各種愛好需要。

在野蠻人和未開化的人之間情況完全相反。每個野蠻人經受了某種斯巴達式的訓練，並且為環境所迫從而能經受各種艱難困苦。他處在持續不斷的危險之中：經常遭受極度的饑餓，每每由於生活資源匱乏短缺而死亡。他在這樣的環境下習慣於各種困苦，而且不屈服於困苦所引起的各種**與幻想。他不可能期望他的同胞因這種弱點而表示同情或縱容。我們自己必須處在某種程度的舒適安閑之中才能更多地同情別人。若我們自己受到痛苦極為嚴重的折磨，我們就無暇顧及鄰人的痛苦；並且所有的野蠻人為滿足自己的欲求和急需而奔忙不已，不會太多地注意他人的欲求和急需。因此，一個野蠻人，無論他的苦難的性質是什麽，並不期望從周圍的人那裏得到同情，因而他不願意讓人們知道他的一丁點弱點而暴露自己。無論它如何狂暴和激烈，他決不許自己的**擾亂他那麵部表情的平靜，或行為舉動的鎮定。有人告訴我們，北美的野蠻人在一切場合都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並且認為如果自己在任何方麵表現出被愛情、悲痛或憤恨所左右，將有損自己的尊嚴。他們在這一方麵的高尚行為和自我克製出乎歐洲人的意料。在一個一切人的地位和財產都相等的國家裏，可以期望雙方之間相互傾慕是結婚時唯一要考慮的事情，並不受任何約束地縱情享受。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國家裏，所有的婚姻毫無例外地都是聽從父母之命，而且一個年青的男人會認為，如果自己對某個女子流露出絲毫超過對別的女子的愛情，或者不表現出對什麽時候同誰結婚這些問題十足的冷漠，那將是一輩子丟臉的事情。在富有教養的時代普遍地加以縱容的對愛情的向往，在野蠻人中間被看成是最不能原諒的女人的品質。就算結婚以後，雙方似乎也以在如此卑鄙的需要的基礎上結合為恥。他們不住在一起隻是在暗中相見。他們仍然各自住在自己父親的家裏，在所有其他國家裏都被允許而不會受到責備的兩性的公開同居，在這裏被認為是最下流的和不像男子漢的****。野蠻人不僅僅是在這種令人喜歡的**上發揮無限的自我控製能力。他們常常在同胞們眾目睽睽之下以極其冷漠的態度忍受誹謗、指責和最大的侮辱，而不表示絲毫的憤慨。如果野蠻人成為戰爭的俘虜，從他通常所發生的那樣的征服者那裏聽到被處死刑的消息時，他麵無表情地聽；在忍受最可怕的折磨之後從不悲歎，或者除了對敵人的輕蔑之外，不顯示什麽別的**。當他被軍人們吊在慢慢燃燒的火上時，他嘲笑那些折磨他的人，並且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之中有人落在他的手裏，他會用比這更別出心裁的方法去折磨他。在他身上最柔軟和最敏感的一切部位被灼痛、燒傷和劃破達數小時以後，為了延長他的痛苦，刑罰常常暫停一下，他被人從火刑柱上放下來。他利用這個間歇談論各種無關緊要的事情，詢問國家大事，似乎不感興趣的隻是自己的處境。在旁邊觀看的野蠻人同樣地無動於衷，似乎如此可怕的景象並未在他們身上發生什麽影響。除了在他們加劇其痛苦的時候，幾乎不去看一下那個被俘的人。在其它時刻，他們吸著煙草，以任一平常的事情來取樂，似乎沒有發生這種可怕的事情。每個野蠻人，從幼年時起，就知道要為這種可怕的結局作好準備；他為了這個目的創作了他們叫做死亡之歌的歌曲，這是一首在他落入敵人之手並且在敵人加到自己身上的折磨之中死去時所唱的歌曲。其內容包含了對折磨他的人的睥睨，並且表達了對死亡和痛苦的極度蔑視。他在一切重要場合唱這首歌，當他出發去打仗時，當他在戰場上遇見敵人時，或者，當他在什麽時候想表示自己已在思想上對這種可怕的不幸作好準備，並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動搖他的決心或改變他的意誌時，他都唱這首歌。對死亡和拷打的同樣的蔑視盛行於所有其他的野蠻民族之中。沒有一個來自非洲海岸的黑人在這一方麵不具備一定程度的高尚品質，這種品質常常是他那卑劣的主人所不能想象的。命運女神對人類實行的絕對統治，從來不比下麵這種情況更為殘酷，那就是：使那些英雄民族受歐洲監獄裏放出來的殘渣餘孽的支配，受那些既不具備自己祖國、也不具備征服國美德的壞人的支配。命運對人類最大的捉弄可能就在這裏。

每個野蠻人具備的那種超人的、百折不回的堅定緣於野蠻人國家的習慣和教育，並不要求在文明社會裏養育的那些人也具備。如果後者在痛苦中抱怨，在貧困中悲歎，聽任自己受愛情擺布或為憤怒所困擾，他們很容易得到人們的諒解。人們並不認為這種軟弱會影響他們的某些基本品質。隻要他們不讓自己激動得幹出任何違反正義或人道的事，那麽雖然他們麵部表情的平靜或他們的談吐和行為鎮定多少會受到幹擾和破壞，也會因此而失去一點聲譽。一個對其它**更為敏感的富有人性和文明的人，可能更容易同情某種激昂振奮的行為，更容易原諒某種略微過火的行動。當事人意識到這一點；確信自己的判斷公正，從而縱容自己強烈地表露出自己的**，而不那麽害怕，因為暴露自己強烈的情緒而遭到人們的輕視。我們敢於在一個朋友麵前表露強烈的情緒，而不在一個陌生人麵前表露這種情緒，是因為我們期待從前者而不是從後者那裏得到寬容。文明民族和蠻族裏衝動行為的不同後果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文明人以朋友般的坦白相聚交談；野蠻人以陌生人般的保留態度相聚交談。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這兩個歐洲大陸上最文明的民族，在自己對一切都感到滿意時所流露的那種情緒和高興勁兒，首先使碰巧在他們中間旅行的那些陌生人感到驚訝，這些人在感覺比較遲鈍的人中間接受教育，不能理解這種熱情的表現，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裏從未見過類似的表現。一個年青的法國貴族在被拒絕編入一個軍團時，會在全體朝臣麵前哭泣起來。男修道院院長達·波斯說，一個意大利人被判罰款20先令時所表現的情緒，比一個英國人得知自己被判處死刑時所表現的更為強烈。西塞羅在羅馬的優雅之風達到頂峰的時候，會懷著滿腹的傷情愁緒當著全體元老和全體人民的麵哭泣起來，而不感到降尊紆貴——因為很明顯，他必須在每一次演說結束時這樣做。在羅馬早期和未開化的時代，按照當時的行為方式，演說者或許不會表現出自己如此強烈的情緒。我想，如果西庇阿家族、萊列阿斯和老加圖當著公眾的麵流露如此脆弱的感情，會被認為是違背本性和不合宜的事情。古代的那些武將能夠顯示自己的地位、莊重和良好的判斷。但是，據說他們對那種卓越和熱情洋溢的演說卻感到陌生，這種演說是在西塞羅誕生之前不久由格拉古兄弟、克拉蘇和蘇爾皮西烏斯率先介紹到羅馬來的。這種成功或不成功的，在法國和意大利盛行已久的激動人心的演說，隻是在最近才開始介紹到英國來。他們各自按照這種不同的標準來判斷行為的合宜性緣自各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實行的自我控製的程度之間的差別極大。

這種差別引起了其它許多並非不重要的差別。一個多少有些習慣於聽從天性傾向的文明人變得坦率，豪爽和真誠。相反，被迫抑製和隱藏各種**表現的野蠻人必然養成虛偽和掩飾的習慣。所有那些同亞洲、非洲或美洲的野蠻民族有交往的人都注意到，他們都是同樣難以理解的，並且當他們有意隱瞞真情時，沒有哪種查詢可以從他們那裏獲知真相。他們不會被那些巧妙的問題誘入圈套。拷打本身不能使他們供認任何他們一點兒也不想講的事情。一個野蠻人的**，雖然從未通過任何外部情緒表達出來，卻隱匿在受害者的心裏，盡管他的憤怒已達到最強烈的程度。雖然他很少顯露出任何憤怒的跡象，但是，當他終於抑製不住自己的複仇欲望時，他的報複總是殘暴和可怕的。最小的侮辱都會使他陷入絕望。他的麵部表情和談吐確實還是平靜和從容自若的；但是他的行動常常是極其凶猛和狂暴的。在北美那些到了最易動感情的年齡和比較膽怯的女性中間，在隻是受到母親輕微的責備時，除了說一句“你不再有一個女兒了”以外，不表露出任何**，也不說別的什麽，就去跳水自盡的人，並不少見。在文明民族中，一個男人的**通常不是這樣狂暴或猛烈。他們常常吵吵鬧鬧，但很少造成傷害；而且通常似乎隻指望使旁觀者確信他們這樣激動是正確的，並得到他的同情和讚同，做到這一點，他們就滿足了。

然而，習慣和風氣對人類道德情感產生的所有影響，同它們在其它地方產生的影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原則所造成的判斷的最大失誤，並不同一般的品格和行為有關，而是同特殊習慣的合宜或不合宜有關。

在不同的職業和不同的生活狀況中，習慣引導我們去讚同不同的行為方式，並不是至關緊要的事情。從老年人和青年人身上，從牧師和官員身上，我們都期待著真理和正義；我們正是在瞬息即逝的事情中，尋找他們各自品質中的明顯特征。關於這些，如果我們留意，也常常可以看到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情況，即有一種習慣已經教導我們賦予各種職業的品質的合宜性，獨立於習慣之外。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抱怨說，天然情感的反常是十分明顯的。雖然不同民族的行為方式要求在他們認為值得尊敬的品質方麵具備不同程度的同一品質，但是，可以說甚至在這裏也會發生最壞的事情。那就是，某種美德的功能有時被擴大，以至對其它一些美德有所損害。波蘭人中間盛行的那種質樸的殷勤好客，或許對節約和良好的秩序有所損害；荷蘭人中間得到尊重的節儉，或許對慷慨和親密關係有所損害。野蠻人所需要的勇氣減弱了他們的人性；或許，文明民族所需要的靈敏感覺有時也會損壞他們剛強的堅定性格。一般說來，在任何民族中產生的行為風格，常常在整體上被認為是最適合於那個民族的處境的。勇氣是最適合野蠻人的品質；靈敏的感覺是最適合於生活在非常文明的社會中的那些人的品質。因此，即使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能抱怨人們的道德情感全麵敗壞。

因而，習慣所許可的對行為的自然合宜性的最大背離不是在一般行為方式方麵。至於某些特殊的行為方式，習慣的影響往往是比較嚴重地損害良好的道德，它也可能把嚴重違反了有關正確和錯誤的極為清楚的原則的各種特殊行為，判定為合法的和無可責備的。

沒有什麽比傷害一個嬰兒更野蠻的行為，這個嬰兒的孤弱無助、他的天真無邪、他的惹人喜歡，甚至引起了敵人的憐憫，不饒恕這個嬰兒的性命，被認為是一個狂怒和殘酷的征服者最凶暴的行為。那麽，一個父親若傷害即使凶暴的敵人也不敢傷害的那個幼小的嬰兒，對於這個父親的心腸我們必然會有憎惡的想法。遺棄嬰兒，殺害新生嬰兒，是幾乎在全希臘、甚至在最有教養和最文明的雅典人中間都被允許去做的事；無論什麽時候，父母的境況使他們難以把這個嬰兒養大，從而把他遺棄在外任其挨餓，或者被野獸吃掉，都不受到責備或非難。這種做法可能始於最野蠻的未開化時代。人們在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就已熟悉了這種做法，對這種習慣做法始終如一的承襲，妨礙了後代的人去察覺它的殘暴。我們現在發現，這種做法盛行於所有的野蠻民族，最原始和最低級的社會肯定比其它的社會更加原諒這種做法。一個野蠻人的極端貧困，常常是這樣一種貧困，他本人常常遭受極度的饑餓，他常常死於生活資料匱乏之中，對他來說同時維持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生命常常是不可能的。因此，對他在這種情況下拋棄自己的孩子我們不會感到奇怪。一個人在逃離無法抵抗的敵人時，會丟下自己的嬰兒，因為後者妨礙他逃命。這個人肯定會被人原諒，因為，如果他企圖救出這個嬰兒，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和嬰兒同歸於盡。因而，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允許一個父親去判斷他能否把自己的孩子養大，對此，我們不應當深感意外。然而，在希臘社會晚期，出於模糊的利益或便利上的考慮而允許發生這種事情，這是決不能原諒的。延續下來的習慣在這個時候如此徹底地認可這種做法，以致不僅世人鬆弛的行為準則容忍這種暴虐的特權，而且甚至應當是很合理和精確的哲學家們的理論，也被業已養成的習慣引入歧途；在這裏像在許多其它情況下一樣，不去加以譴責，反而依據這種公眾利益，這種牽強附會的理由支持這種惡習。亞裏士多德把這種做法說成是地方長官在許多場合應當加以鼓勵的事情。仁慈的柏拉圖具有同樣的觀點，似乎賦予他的一切哲學著作以生命的人類之愛，並沒有在什麽地方指明他不讚同這種做法。如果習慣能夠認可如此可怕的違反人性的行為，我們就很可能推想，幾乎沒有什麽如此粗野的特殊的行為不能夠得到認可。這種我們天天聽到人們在談論的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人們也似乎認為，這是為那種本身是最不義和最無理性的行為進行的一種十足的辯解。

人類行為的普遍品質與特殊習俗的差異何至於如此之大，習俗的影響又究竟何在？回答可以很簡單：那種所謂習俗根本不存在。如果那種殘暴的習俗成為普遍的，那麽這個社會是一分鍾也無法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