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入新聞界以後，每日與筆墨為緣，自不必說了。但譯寫小說，則不是這個時候為始。第一次寫小說為《迦因小傳》，那時間的譯作，都是文言體。在未到時報館以前，在山東青州府中學堂的時候，上海商務印書館便與我通信，因他們出版了《教育雜誌》，要我寫一種教育小說，或是兒童小說，要長篇的，可以在《教育雜誌》上連期登載。但是我當時意識中實在空無所有，那就不能不乞靈於西方文化界了。
這時我每從青州回蘇州，或從蘇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經上海。到上海後，必常到虹口的日本書店，搜尋可譯的日文書，往往擁取四五冊以歸，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譯歐西各國文字者，我便在此中選取資料了。於是第一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苦兒流浪記》；第二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馨兒就學記》；第三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棄石埋石記》。
先說《苦兒流浪記》，原著者是一位法國人，名字喚作什麽穆勒爾的，記一個苦兒流離轉徙，吃盡了許多苦頭，直至最後，方得苦盡甘回，敘事頗為曲折，頗引人入勝，而尤為兒童所歡迎。實在說起來，這是兒童小說，不能算是教育小說。我是從日文書中轉譯得來的，日本譯者用了何種書名，是何人所譯，我已記不起了。不過我所定名為《苦兒流浪記》，頗合原書意味。後來聞章衣萍曾譯此書，定名曰《苦兒努力記》；徐蔚南又譯之曰《孤零少年》，均在我所譯的十年以後，我均未讀過，想他們均在法文原本中譯出的了。這《苦兒流浪記》還曾編過電影，在還不曾有過有聲電影的時代，已經在歐西有出品了。這電影到過上海，我錯過了沒有看到，後來有友人告訴我的。
再說《馨兒就學記》寫此書時，卻有一重悲痛的故事，原來我最先生育的一個男孩子，他的名字是喚作可馨，這孩子生得俊美而聰明，又因我們前此有幾個孩子不育，我夫婦頗鍾愛之，因此我寫這小說時，便用了《馨兒就學記》的書名，不想寫未及半，馨兒還未滿三歲，又殤亡了。（關於馨兒殤亡的事，後再擬提及。）後來夏丏尊先生所譯的《愛的教育》一書，實與我同出一源。不過我是從日文本轉譯得來的，日本人當時翻譯歐美小說，他們把書中的人名、習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
我又一切都改變為中國化。此書本為日記體，而我又改為我中國的夏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有數節，全是我的創作，寫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節寫清明時節的“掃墓”，全以我家為藍本，今試摘錄一小段於下。
三月二十三日，我侍我父母，往掃先人之墓。我祖塋在支硎山下白馬澗，相傳為支公飲馬地也。時則父母攜我及妹往，並隨一老蒼頭。自金閶門，買棹行，雖輕舸一葉，而明窗淨幾，**漾於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畫圖也。船娘二十許人，為態至甜淨，衣服複楚潔，舟行如飛，和風煦拂，春意中人欲醉。兩岸桃花，繽紛如紅雨，落英飄墮水麵，爭為遊魚所接也。
船進環龍橋，即係纜於樹樁，岸距吾塋可三裏弱，吾母及妹乘山輿以行，老蒼頭擔篋而從，餘與吾父喜徒步，循紫陌而行，菜花已黃，蜂蝶作團，而泉流之聲淙淙然，與枝上流鶯相酬答。展墓時，我父告我以：“主位為若曾祖父母，昭穆乃若祖父母也。若祖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於戚友間，若祖父早卒，祖母事衰姑，十餘年如一日，食不安味，暝無恬睡，所謂先雞鳴而起，後鬥轉而息，仍未一解帶安睡者。卒以勞瘁過甚，先汝曾祖母而逝，悲夫我母也。”我父言此，淚為之潸。
我母聞父言，亦襟袖為濕，而阿妹見母哭，則嗷然大號，我乃癡然如木人。我祖母之旁，有一小塋，我母語我曰：“此汝長姊可青也，殤時僅三歲，最得祖母歡心，每晨，必向婆婆索餅餌，後以病殤，殤時猶緊握爾父之手呼爺也。嗟夫青兒，今得長侍慈愛之大母矣。”我母語時，亦泣不能仰，我妹攬母頸，謂母不要哭。守墓者為一媼，與我父縷縷然道太夫人事，而肩山輿之老鄉人，亦能話我家前三代故事。展墓既竟，守墓人請顧其廬，將烹茗餉客。我妹入鄉村，覺在在皆可愛玩，沿路行來，掇拾野花，芳菲盈握，置諸吾青姊之塋，雲將以此代花圈耶。既入媼室，亦頗精潔，村中兒童，圍而觀之，複竊竊私語，我母出銅圓數十枚分贈之，曰“添土錢”，此鄉俗例也，鹹歡躍道謝而去。
這都與《愛的教育》原書原文無關的，類此者尚有好多節，無需贅述了。當時尚不用語體文，那也是時代背景使然。以現在一般人的目光，那種文言，已成過去了。
至於《棄石埋石記》，這是日本人所寫的教育小說，作者何人，已不記得，總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學家。其中關於理論很多，是日本人對於教育的看法。好像關於師生的聯係，有所論列，那也對於我們中國尊師傳道的統緒，若合符節。那書倒是直譯的，譯筆有些格格不吐，我自己也覺得很不愜意。所以究竟是怎麽一個故事，到現在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
這三部書的發行，銷數以《馨兒就學記》為第一，《苦兒流浪記》次之，《棄石埋石記》又次之。《馨兒就學記》何以銷數獨多呢？有幾個原因。一，那書的初版是在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國的小學正大為發展。二，那時的商務印書館，又正在那時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設立分館，銷行他們出版的教科書，最注重的又是國文。三，此書情文並茂，而又是講的中國事，提倡舊道德，最合十一二歲知識初開一般學生的口味。後來有好多高小學校，均以此書為學生畢業時獎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時定價每冊隻售三角五分。所以此書到絕版止，當可有數十萬冊。《苦兒流浪記》雖然編劇演戲，也盛極一時，銷數不過萬餘；至《棄石埋石記》，不知曾否再版（商務初版，例印三千部）。
我寫此稿時，案頭有三部《馨兒就學記》，那都是友人從舊書攤上拾得了寄給我的。有一冊是民國二十七年在長沙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版麵還畫了一幅兒童觀看的畫，標明國難後第四版；有一冊是上海第十八版的。還有除商務出版以外，各地方翻印的也不少呢。
民國成立以後的某一年，教育部忽然寄給我三張獎狀，那就是獎給我這三部教育小說的。何處來這不虞之譽，好似天外飛來。詢之商務，乃知前在時報館息樓中的常客袁觀瀾（希濤）先生，已榮任了教育部次長，蒙他加以寵賜呢。其時總長是誰，我已忘卻了。
再說到這三部小說的稿酬吧，那是每千字三元。千字三元，在當時也很算優待了，平常不過是千字兩元。但每月所登載的不過一萬字，隻不過三十元左右而已。但我要寫一筆，這三部書的稿費，沒有全部入我荷包。為什麽呢？原來那時候，商務印書館正在加股，這加股是不公開的，盡先對於自己公司裏的職員，有優先權。有幾位同事，勸我將稿費積存作為股款，可以作一個小股東。（那時是每股百元吧。）這個時候，商務的營業，已年年有盈餘了，也真能引人入彀，於是我在商務的股份便逐漸增長起來。到後來，有一位友人鄭君，他有一部分商務股份，也讓給了我，我共有了商務股份三千多元，夠得上一個董事資格（商務任董事，起碼要有股份三千元），不過到我寫此稿時，早已歸公了。
我進了時報館以後，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早已成立了，張菊生（元濟）是總編輯。夏瑞芳那時已為總經理，以他的長袖善舞，成為書業界巨子了。記得那時中華書局尚未開業，商務印書館幾位老友，後來訪問我：“能到我們編譯所來嗎？我們大家歡迎你來。”可是我那時已答應了曾孟樸的《小說林》，每天又要報館裏編輯新聞，隨後又被拉到女學校去教書，東扯西牽，實在忙不過來。我想有一個時期，曾稱之為“遊曆編譯處”，現在又要走老路了嗎？還有一個問題：商務的編譯所，是在閘北寶山路，那是屬於華界的，我到上海，先住在英租界的愛文義路，繼又遷居到老西門，到寶山路有多麽遠呀！坐人力車，到那裏要換車子，因為租界裏的車子不能去呢。所以我總婉辭了。
直到一九一二年，就是辛亥革命的明年，莊百俞奉了張菊老之命又來勸駕了。那個時候，我已遷移到接近北火車碼頭（即滬寧鐵路的上海站），一條裏弄喚作慶祥裏，南出愛而近路，北接界路，到他們編譯所的寶山路較近，踏到寶山路口，便可雇車，似覺便利得多。並且那時《小說林》也不去了，女學校教書也停止了。隻是我要問莊百俞兄：“我倘到你們編譯所去，有何種工作呢？”
百俞道：“這個我還未能知其詳。”我想要我譯日文書嗎？又是寫小說嗎？我的伎倆，隻有此耳。因為我在廣智書局時要譯一本《下水道》的工程書，把我嚇怕了，不敢再嚐試。百俞說：“不！大概是關於教育一方麵的。”我說：“那不免問道於盲了，我也不懂得什麽教育，近來許多在東西洋學習師範回國的人也不少，不是可以延請嗎？”
百俞說：“你如能俯就的，最好請到編譯所看看，或者和他們幾位主任談一談。”我說：“好的，我當來拜訪一下。”
約定了日子，我便到寶山路商務的編譯所去了。商務印書館可說是以編輯教科書起家的。最先以三千元的資本開設在北京路的印書館時候，便有《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銷行於上海各中、小學堂，一時頗為流行。他們號稱商務印書館，當然以賺錢為主，現在學校繁興，這是有利可圖的事業，更有推進文化的功勞。自從擴張了印刷部，推廣了發行部，又開辦了這個編譯所，延請了許多知名之士，大大地致力於此，已非昔日寒傖可比。雖然此刻新刊、古籍、叢書雜誌、連續不斷，而仍屬於教育為大宗。
我那天去了，就算是拜訪莊百俞，他那裏有個小小的會客室，坐定以後，百俞出見，他說：“今天竹莊沒有來（按，蔣竹莊，名維喬），要見見菊生先生嗎？你們也是熟人。”張菊老我前在金粟齋譯書處時，曾經會見過多次（現在金粟齋出版的嚴複所譯各書，也歸商務印書館發行了），他也和狄楚青相熟，但不甚親密，不過商務出版的新書廣告，隻登《時報》一家（有一時期，商務每日出版新書兩種，規定登《時報》封麵報頭旁邊，以包月計，每月似為二千元），到上海後，數年來沒有見過張菊老，從前的所謂維新黨人物，今亦寥落了。
張菊老出見，長袍馬褂，風釆不減當年，就是同我一樣，腦後少了一條辮子了。先談談金粟齋的舊事，旋問問時報館的近狀，然後談到了正文。他說：“我們出版的小學國文教科書，年年改版，現在革命以後，又要重編了，要請閣下來擔任其事。”我說：“我沒做過這個工作，恐怕才力不及。”他說：“看過你寫的教育小說，深知你能體察兒童心理，必能勝任愉快。”又加上我幾頂高帽子，我算是答應了。後來我和莊百俞商量，我隻能去編譯所半天，因時報館裏回去得遲，早晨起不了身，於是定了每日下午一點至五點，星期日休假，他們送我每月四十元。
這個編譯所規模可大了，一大間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遠不同我從前所遊曆過的那些編譯所，每人一張寫字台，總編輯的那張寫字台特別大，有一個供參考用的書庫。既不像葉浩吾那個“啟秀編譯所”的雜亂無章，又不同蔣觀雲那個“珠樹園譯書處”的閉戶著書的型式。雖然這個大廈聚集許多人，卻是鴉雀無聲，大有肅穆的氣象。
這個編譯所，以江蘇人為最多，江蘇人中，尤以常州人為最多。即以我們編輯教科書方麵，如蔣竹莊、莊百俞、嚴練如諸位，全是常州人。那時候，商務印書館編輯《辭源》已在發起了，而主其事的陸偉士先生（爾奎）也是常州人；還有孟純孫先生（森，又號心史）也在商務編譯所任事，我不知道他是擔任哪一科。其他還有我所不相熟的常州人也不少。次之乃是無錫人，我所熟識的如蔡鬆如（文森，後來成為親戚）、王西神（蘊章）諸君，而我本鄉蘇州，則寂無一人。其時王雲五尚未進商務印書館，而沈雁冰、鄭振鐸則是後起之秀。
編寫這個小學國文教科書，我完全是個外行，雖然我一向以教書為生涯。雖說是重編，其實也可以算改版，先把前任原來的課本，作為參考。還有莊百俞、嚴練如，他們兩人是熟手，可以和他們商量，有時還請教於蔣竹莊老作家。那時又認識了高夢旦先生（鳳謙），他們都是年齡比我長的長者，高先生人極和氣而懇摯，每有所谘詢，必詳細答複，所以我們也常和他接洽。
這個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共編四冊。我卻小心翼翼，頗為謹慎。每編三四課，就要與莊、嚴兩君斟酌（《教育雜誌》就是他們編的），編成一冊，即送高夢旦批閱，然後請總編輯檢定。我當時即知道日本所有的教科書，均須經他們的文部省檢定的，可是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這個製度呢。新國文的內容如何呢？我現在已完全不能記得了，大約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製，保守舊道德，老實說，在那個時代，也不許我不作此思想，現代的青年，也許目之為封建產物了。
當這書出版時，我主張封麵印一新國旗，即紅黃藍白黑的五色國旗，標明五族共和之意，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是銷行於全國的。同事諸公，初時還有些猶豫，後來決定不印在封麵而印在內頁，即在開卷第一頁上。大概發行以後，不到三年，這高小國文教科書又改版了，那時我早已出了商務編譯所了。這時期正是籌安會興，袁世凱想做皇帝，幸而洪憲八十三天，就此夭亡了。不然，這高小國文教科書，將要歌功頌德，另費筆墨呢。但後來改版的高小國文中，卻摘取了我《馨兒就學記》中關於掃墓的一節文字，如我本章上文所述的，故在現今年已五六十歲的朋友，凡讀過商務高小國文教科書的，猶留有印象咧。
高小國文編成後，我又編了書名《新社會》的四冊。那是高夢旦先生提議而經眾讚成的。這不是教科書，而是一種課外讀物。所謂《新社會》者，亦可以稱之為新知識，意在對於社會革新而言。國家既已革命了，社會也須革新。但這個題目，實在太廣泛了，因為太廣泛，反致無從著手。若說是課外讀物，自宜注重給學生們閱讀的，那不外於培養他的德、智、體三育。可是要改造舊社會而建立新社會，則又有種種如破除迷信、改善家庭、戒絕嗜欲、厲行節儉等等，亦為新社會所應有的條件，那就並不限於學生，亦為一般成人，無論男女所當知道的了。
編這個東西，我實在也想不出什麽好法子。那時白話文尚未流行，我隻能以最淺近的文言出之。這也分章的，寫了幾章看看，自己不覺搖頭。我想倘出之以小說體裁，把所有應當改造的新社會包孕其中，或者稍有一點趣味，而當初約定的並非小說。現在我所寫的什麽《新社會》，隻是老生常談而已。而又好像板起麵孔，向人說教，誰要聽你的濫調呢？我覺得還是《時報》上每天寫一個短評，有意思而且有趣味得多呀。果然出書以後，銷數並不多，遠不及我的三部教育小說。
我這個人自己知道很少恒心，對於商務編譯所又有些厭倦了。我覺得這一個編譯所，像一個學校裏的課堂。張菊老似一位老師，端坐在那裏，披閱文稿，也難得開口；編譯員似許多學生，埋頭寫作，寂靜無嘩，真比了課堂，還要嚴肅。我卻一向習於鬆散，自從出了書房門，又當教書匠，以及現在的記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縛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顧才力疏陋，學殖荒落，商務編譯所正多通才博學，珠玉在前，自慚形穢。大約還不到一年，我患了一個頭痛之病，卻就借病辭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