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過以後，我仍附讀於朱先生處，果能努力用功嗎？實在是未必。適時朱先生的事也太忙了，也東奔西走於別種事業，家裏學生也漸少了。其間我又患了一場病，拋荒了幾及兩三個月。所讀的書，《四書》還好，常能背誦，《五經》大都背不出，我最怕的是《書經》與《易經》，講解也講解不來。習練作文（八股文），一個月不過做兩三篇，而且因為不常做，也怕做，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了。
幸虧還有一件事，足以稍為補救的，便是喜歡看書。從小就看小說，幾部中國舊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東周列國誌》之類，卻翻來翻去，看過幾遍。後來還看《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這些專談鬼狐的作品。這些小說書，蘇州人都稱之為“閑書”，不是正當的書，隻供有閑階級，作為消遣而已。凡是青年子弟，嚴肅的家長是不許看的，而我卻偏喜歡看此等書。
不過當時所謂正當的書，我也沒有秩序地讀過不少，《史記》是在《古文觀止》上讀過幾篇；《漢書》偶亦涉獵；看過《綱監易知錄》，與零零落落的《通鑒》；看過《三國演義》以後，很想看看正史的陳壽《三國誌》，卻沒有看到。偶亦看子書，《莊子》《墨子》，盲讀一陣，正所謂“抓到籃裏就是菜”，不管它懂不懂，讀下去再說。有時硬讀下去，讀到後麵，居然前麵也有些明白了。古人所雲：“讀書不求甚解”，難道便是這種境界，或者就是他們所說的悟性嗎？
但是我家裏沒有書，要購買那些書來讀，哪裏來這許多錢呢？這就感到從前舅祖吳清卿公所說的一句話：“讀書是要有資本的”了。那末上麵所能讀到的書，不用說，都是借來的，或是在親戚人家偶然的機會中看到的。不過借來的書，人家要索還的；偶然在人家看到的書，即使你有一目十行的本領，也是很匆促的；這兩項總歸不是自由的，怎能可以供你細細的研究呢？
所以我所讀的書，是沒有係統的，不成整個的，甚而至於隻是斷簡殘編，我就視在枕中秘笈了。但是當時習於製藝文的時代，有些老先生們，不許學生們看雜書的，因為功令文中，譬如你的題目出在《四書》上，《四書》是周朝的書，就不許用周朝以後的典故，用了就有犯功令的。並且對於思想統製，大有關係，當時的士子，必須要崇奉儒教的，那所謂孔孟之道，倘然你相信了莊、墨的學說，就是你“攻乎異端”，有違儒教了。
實在所謂莊、墨學說，當時我還不能明晰了解，我還喜歡看小說、筆記之類，容易懂得的雜書。這時國內很少圖書館，家庭間則多有藏書者，然也不肯輕易借給人看。我那時要看書，惟有向人情商借閱，至於廉價的書，隻有自己購買一二了。親戚中，吾姑丈尤家，他們是個大家族，有許多書是公共的，不好借出，隻有吾表兄子青哥的書，可以借閱，而且他們很少我所愛看的雜書，因為我姑丈即不大許看雜書，舅祖吳家，藏書甚多，卻有許多雜書，記得有一次，我發見他們一書櫥，都是那些筆記、小說之類，這些都是鉛字印的，上海申報館一個附屬出版所，名曰“申昌書畫室”所印行的（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記》等，也是此時代刊物），我大為歡迎。所以我每跟祖母歸寧，不大肯回來（當時有伊耕表叔還指點我作文），就是舍不得他們這些雜書呀。
我對於報紙的知識，為時極早，八九歲的時候，已經對它有興趣。其時我們家裏，已經定了一份上海的《申報》，《申報》在蘇州，也沒有什麽分館、代派處之類，可是我們怎樣看到《申報》呢？乃是向信局裏定的，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開辦郵政，要寄信隻有向信局裏寄。信局也不是全國都有的，隻有幾個大都市可以通信。江、浙兩省，因為商業繁盛之故，信局很密。蘇州和上海，更是交通頻繁，除書信以外，還有貨物。我記得一封，自蘇至滬，或自滬至蘇，信資是五十文，這個信資，例須收信人付的，如果寄信人已付了，信封背後寫上“信資付訖”四個字。
寄信多的商號和住宅，信寫好了，不必親自送信局，他們每天下午，自有信差來收取。這些信差，都是每天走熟了的，比後來郵局的信差還熟練（蘇州開信局的，大都是紹興人）。他們並沒有什麽掛號信、保險信，卻是萬無一失。我們看上海出版的《申報》，就是向這班信差手中定的，不獨我們一家，在蘇州無論何人，要看《申報》，就非向信局信差定閱不可。
而且蘇州看到上海的《申報》，並不遲慢，昨天上午所出的報，今天下午三四點鍾，蘇州已可看到了，當時蘇滬之間，還沒有通行小火輪，火車更不必說了，如果是民船，就要三天工夫，怎麽能隔一天就可以寄到呢？原來這些信局裏，有特別快的法子，就是他們每天用一種“腳劃船”飛送，所有信件以及輕便的貨物，在十餘個鍾頭之間，蘇滬兩處，便可以送達呢。
“腳劃船”是一種極小的船，船中隻能容一人，至多也隻能容兩人，在一個人的時候，不但手能劃船，腳也能劃船，所以稱之為腳劃船。它那種船，既輕且小，劃槳又多，在內河中往來如飛。他們蘇州在夜間十點，或十一點鍾開船，明天下午一兩點鍾，便可到達上海，上海也是夜間開船，明天到蘇州，則在中午以後。當時蘇州風氣未開，全城看上海《申報》的，恐怕還不到一百家，這一百份報，都是由中信局從“腳劃船”上帶來的，因此隔日便可看報了。
我們所定的《申報》，就在每日下午三四點鍾，送到我們家裏。我當時還幼小，不知道《申報》兩字命名之所在，問我們家裏人道：“為什麽叫《申報》呢？那個‘申’字，作什麽解釋呢？”我們的顧氏表姊，那時也有十四五歲了，她自作聰明地答道：“《申報》是每天申時送來的，每天下午的三四點鍾，不正是申時嗎？”我那時還不大能讀報，但知道上海的《申報》來了，便有新聞可聽。
那時候，正在癸未、甲申年（即光緒九、十年）間，法蘭西和中國開戰，我們兒童的心理，也愛聽我國打勝仗。那個黑旗兵劉永福將軍，真是我們大大的愛國英雄，我們非常崇拜他。還聽到那些無稽不經之談，說劉永福把火藥裝在夜壺裏，大破法軍，那都是那些無知識的人，瞎造謠言。後來又聽得法國大將孤拔陣亡了，我們奪回了台灣的雞籠山（按：即今之基隆），以及種種捷報的戰爭吃緊時，一見《申報》來了，我們總要請父親給我們講許多戰爭新聞與故事。
到了十四五歲時，我略諳時事，愈加喜歡看報了。這時上海除《申報》以外，《新聞報》也出版了。蘇州看報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他們在蘇州都設了代理處，不必由信局派了。我家那時雖沒有定報，我就時零零散散買來看。跟著祖母到了桃塢吳家時，他們是定著長年的上海報紙的，始而看《申報》，繼而看《新聞報》。而且我們這位清卿公，看過了報以後，不許丟掉，一個月訂成冊，以便隨時翻閱，那時候的報紙，是用薄紙一麵印的，不像現在的報紙，都是兩麵印的（按：兩麵印的報紙，由上海《中外日報》開始），所以仍可以做成線裝。
這於我是大為歡迎，我每日下午垂暮時候，便到他們的賬房間裏去看報，竟成為日常功課。那時的報紙，也像現代報紙一般，每天必有一篇論說，是文言的，這些論說，我簡直不大喜歡看，一般的論調，一般的篇幅，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句話。從前的報紙，無論是新聞，無論是論說，都是不加圈點的，清卿公想出主意來了，教我每天把論說加以圈點，因為這樣，一定對於文字上有進境。於是圈點論說，變成為我每天一種功課。可是伊耕表叔卻不讚成，他說：“這些報館八股，成為一種陳腔濫調，學了它，使你一輩子跳不出它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