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到上海的那年，記得是九歲（光緒十年）。時光好像是在深秋，日子記不清了。父親到了上海半個月後，忽然上海來了一封電報，電報上除了地址之外，隻有簡單的幾個字：“韻病危，請速來。”下麵署了一個“鹿”字。那時候，中國設立了電報局，還沒有許多時期，因為蘇州是江蘇省城，也就有電報局了。但是非有急事，民間是不大打電報的，這時我們家裏的驚惶，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誰打的電報呢？原來父親有一位好友，姓貝，字鹿岩，這位貝鹿岩先生，還是我的寄父呢。蘇州風俗，孩子往往寄名給人家，或是要好的親眷朋友那裏，這個風氣，不獨是蘇州，可稱全國都流行，隻是名稱不同罷了。我就在周歲時候，寄名給他們的。父親到了上海，就住在他們家裏，電報末尾，注上了這個“鹿”字，我們就知道是他打來的電報了。
我們接到了電報，十分惶急。電報上叫我們去，我們是否立刻動身？以祖母的敏感，就這電報上看來，說不定父親已經故世了。在緊張中，立時召集了一個親戚會議，商量辦法。當時舅祖吳清卿公（每次親戚會議中，他總是當主席，他是祖母之弟，年最長）主張由他那裏，派一位賬房先生，陪同祖母到上海去。母親和我姊弟兩個小孩子，可以不必去。但是母親不答應，哭了。我和姊姊見母親哭了，我們也放聲大哭。還是巽甫姑丈說：“既然要雇了船到上海去，多兩個人與少兩個人，沒有什麽大關係。不如大家去了，可以放心。不過陪同去的人，倒要一位親切妥當的人才好。”於是推了顧文卿姑丈陪同前往，文卿姑丈也立刻答應了。
那時從蘇州到上海，還沒有火車，也沒小火輪，更沒有長途汽車，隻有民船，雇一民船，自蘇州到上海，要經過三天兩夜。全部不用機力，隻用人力移動的，順風張帆，逆風背牽。我們那時雇了一條船，叫作“無錫快”，在這船裏坐臥，倒也舒適。親戚們還送了許多“路菜”，如醬鴨、熏魚、火腿、皮蛋之類，飯是船上燒的，可憐祖母、母親，心中掛念著父親，哪裏還吃得下飯？
這條民船，白天開行，夜裏是要停泊的。停泊有停泊的地方，他們船家是曉得的。停泊的船，也不能是一條，往往要和別家的船停泊在一處，船家們也常有互相認識的。雇船的人也往往和人家做了“船鄉鄰”，互相交際，成為朋友。我們的船，第一夜停泊在正儀，第二夜停泊在黃渡，兩處都有“船鄉鄰”。船家行船規例，在太陽落山之時，就要停船，明晨天剛一亮，便即開船啟程了。
第三天下午垂暮時，船便到了上海，也是停泊在蘇州河。顧文卿姑丈是來過上海的，是老上海資格了，但他是一位十分謹慎的人。當我們接到了我的寄父貝鹿岩的電報後，我們曾經有個複電給他，告訴他，我們要到上海。他的地址，我們也知道的，住在帶鉤橋的什麽裏（帶鉤橋，上海人呼之為打狗橋）。我們來了，先要通知他家才是；而且急急要探聽父親病狀，於是顧文卿姑丈一馬當先，便立刻按著地址，到貝家去了。
我們都在船中守候著，心中惴惴然，捏著一把汗，不知父親吉凶如何？因為隻在十幾分鍾內，便可以揭曉了。祖母隻念阿彌陀佛，母親睜大了眼睛，隻望著岸上。停了一刻兒，文卿姑丈回來了，衝著祖母說道：“韻竹病已好得多了，請大家放心吧！”於是我們好像胸前的一塊大石頭放下去了。
我們正預備上岸的時候，我的貝鹿岩寄父來了。他每從上海到蘇州來的時候，常到我家，有時還帶點上海食物給我，祖母和母親都常見他的。他叫祖母為伯母，叫母親為嫂嫂，說笑話的時候，叫母親為親家母，因為是幹親家呀！他是一個小胖子，麵孔圓圓的，為人和氣而活潑。他見了祖母也說道：“恭喜！恭喜！韻竹兄這場病，危險非常，現在是好了，大可放心了。”祖母和母親，惟有極力地感激他，深謝他。
自從貝家寄父一來，他便幫助我們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認識似的，指揮如意。那時候，我孩子心理，覺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請我們先上岸，坐了車子，到他家裏去，由文卿姑丈領導。一切行李，都交給他，他會押運著送來，可以萬無一失的。
岸上已停著一排東洋車（那時尚沒有黃包車的名稱，叫它東洋車，因為那種人力車，是日本流行過來的），他講好了價錢，請我們都坐上車。這時姊姊和祖母坐一輛，我和母親坐一輛，文卿姑丈坐一輛，便到帶鉤橋貝家來。貝家寄父押了行李，隨後也就來了。我心中想：倘若在蘇州，祖母和母親，必然是兩頂轎子，至少是兩人抬了走。現在隻要踏上東洋車，便拉著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我們兒童心理，到上海第一看見的就是東洋車。船在蘇州河裏，快到上海碼頭時，已經看見岸上的東洋車了，當時的東洋車，比後來的黃包車，車身為高，都是鐵輪盤，膠皮輪還不曾流行呢。東洋車夫有製定的帽子和號衣。帽子是喇叭式的，一種蒻葉帽，好像蘇州人做醬時候的醬缸蓋。號衣是藍色布的，背上有他的號碼，坐車子的人，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是那種洋房，在蘇州是沒有看見的。蘇州隻有二層樓，三層樓已經是極少的了。我們坐了東洋車，在路上跑，真是如入山**上，目不暇給。一會兒，東洋車拉進一條街堂裏，在一個石庫門前停下，我記得那是一樓一底的房子，後麵有個亭子間，樓下是個客廳，樓上就是父親睡在那裏，貝氏夫婦，睡在亭子間。
我們覺得住在他家，打擾他們，心中不安。而且他們房子並不寬敞，使他們非常之擠，我們想去住旅館，但是貝家寄父極力勸止，說是不方便。試想父親還是個病人，不能住到旅館去，而祖母和母親此番來，至少是要看護病人，不能再委托貝家了。住旅館則兩麵奔波，多所糜費，即在看護病人上，也有種種不方便處。
因此我們也就住在他家了，這房間裏，除父親外，又加上兩張床，一是祖母和姊姊，一是母親和我，他早已安排好了。父親本來病已漸愈，見了我們來，心中寬慰，更加好得快了。父親的病，他們說是什麽絞腸痧，又是什麽癟螺痧，當時醫理不明，實在是一種劇烈的胃腸病，近於霍亂，腹痛如絞，又被醫生一嚇，他們便急起來，打電報到蘇州來了。
父親病愈，我們放心，貝家寄父、寄母，便陪了我們出遊。這時從內地到上海來遊玩的人，有兩件事必須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馬車。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據而雲然？吃大菜的事，我們沒有辦到，因為祖母不許。她知道吃大菜不用筷子，隻用刀叉，恐怕小孩子割碎了嘴唇。況且祖母和母親，都是忌吃牛肉的，聞到牛油味兒，要起惡心。坐馬車是孩子最高興的事了，出世以來，也從未經曆過。
貝家寄父雇了一輛皮篷馬車；可以坐四五個人，當時上海轎車還不多，隻有幾個洋行大班的太太，她們有私家車，把中國人的年輕力強的馬夫，打扮得奇形怪狀，在跑馬廳裏出風頭。這一次坐馬車，祖母和母親都沒有去，隻有我們姊弟二人和貝家兩個孩子。寄父說：“請你們到黃浦灘去看大火輪船去。”到了黃浦灘，見到那些大火輪船，比了房子還要高好幾倍，真是驚人。馬車在什麽大馬路（南京路）、四馬路（福州路）繁華之區，兜了一個大圈子，這便是坐馬車一個節目。
除了坐馬車外，我們又到四馬路去遊玩，那個地方是吃喝遊玩之區，宜於夜而不宜於晝的。有一個很大的茶肆，叫作青蓮閣，是個三層。二層樓上，前樓賣茶，後樓賣煙（鴉片煙，那時候吸鴉片煙是公開的），一張張的紅木煙榻，並列在那裏。還有女堂倌（現在稱之為女侍應生），還有專給人家裝鴉片煙館夥計，還有川流不息的賣小吃和零食的，熱鬧非凡。此外，廣東茶館也去吃過茶，女書場也去聽過書。
那時候，上海的電燈還不大發達，許多店家都點的“自來火”，即是煤氣燈，上海人叫它自來火。與現在所用的火柴同名，火柴，蘇州人也叫它自來火。講究的在煤氣燈管子頭上加一紗罩，還是新發明的。至於家庭裏，所點的都是火油燈（火油是叫作洋油的。至於在蘇州，那還是用蠟燭與油盞，作為照明之用）。
不久，父親也就起床了，我們便要急急地回去，家裏隻有一位年輕的顧氏表姊，和一位老媽子看家。也仍舊雇了一條船，回到蘇州去。顧文卿姑丈陪我們到了上海後，他還有生意上的關係，原來尤家也有一家同仁和綢緞店開在上海，是他們的分號。還有一家同仁和參店，也開在上海，這參店是他們祖傳的。所以顧文卿姑丈來了後，住在同仁和，現在也和我們一同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