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盛世中的大明王朝，堪稱人類在前馬可尼時代最宏偉的超級帝國，這正是明太祖鐵腕肅貪留下的寶貴遺產。
然而，貪腐這個幽靈，它從未遠去，隻是靜靜地伏於暗處，舔舐著傷口，耐心等待機會。它冷眼長觀永宣盛世喧囂地劃過史冊，自己卻暗中舒活著筋骨。明太祖對貪腐的土壤無差別攻擊，但幽靈終究還是覓到了新的宿主：太監。當臭名昭著的大太監王振走上曆史舞台，貪腐似乎也獲得了複甦的契機。土木堡之變，天裂之禍，皇帝戰敗被俘，公卿流血漂原，這似乎是病魔壓抑許久後一次暢快的反擊。
但事實上，真正的反擊並不是王振，而是藏在王振的身後，一個真正可怕的龐大集團，正在借他蓄勢待發。
2.1永宣盛世暗藏危機
明太祖鐵腕肅貪，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到底起到了什麽作用？最好的答案莫過於他身後的百年國運。
清人評價明太祖一朝“治隆唐宋”，此說毫不誇張。他身後的永宣盛世（明太宗年號永樂、明宣宗年號宣德，合稱“永宣更是人類曆史上超級帝國的巔峰之作。永樂大帝（朱棣）五征漠北，七下西洋。“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大明統一了海洋宇宙，超過夏商周三代、漢唐的功績。從天到地，無人不成為臣和妾。）中華帝國的如飆鐵騎踏遍了成吉思汗的莽原，蒙古大汗知道明軍要來，甚至提前一年逃遁；威震歐亞的奧斯曼大帝“雷電汗”巴耶薩特令全歐洲瑟瑟發抖，卻被宣宗（朱瞻基）輕輕收入宣德爐中。高懸日月軍旗的艨艟巨艦遮洋蔽海，無邊的戰帆籠罩七大洲五大洋......寰球人類無不驚歎：
中華帝國的組織動員能力簡直是馬可尼發明無線電之前人類社會最大的奇跡！而就在這樣宏大的國家工程中，我們卻沒有在史書上找到任何關於貪腐的記載！這也不得不說是人類反貪史上最大的奇跡。造就這個奇跡的原因其實並不複雜一太祖朝的鐵腕肅貪，鍛造了一個鐵血剛強的大明王朝。
明太祖一路殺下來，所有可能孳生貪腐的土壤都被他掀了個底朝天，以至於他身後幾十年，從太宗到仁宗，再到宣宗朝，貪腐這個幽靈著實找不到立錐之地，最頑固的慢性病終於被切除了病灶。然而，這個慢性病是不可能被根治的，即使被切除了傳統的病灶，它最終也會覓得新的宿主。現在，它便找到了太監這個平台。
現代人所謂的太監，其實是對宦官的泛稱，即閹割後進宮作奴婢的男子，正式學名內侍、宮人，後尊稱為宦官，但隻是一種尊稱，並非朝廷官員。明代後宮宦官組織設為十二監、四司、八局，每個部門的長官稱太監，副官稱少監，如司禮監太監、禦馬監少監等。後來作為一種尊稱，人們將普通宦官也稱作太監，到清代這種稱呼己經泛濫，但凡閹人一律稱太監，沿俗至今。其實這種現象古己有之，比如太尉這個官職是秦漢三公之一，是國家最高領導層成員，掌管全國軍事，班秩僅次於丞相，到宋代雖不實設，但仍作為一個非常崇高的虛銜使用。於是有些人就把軍官尊稱為太尉，未料尊稱泛濫，到南宋竟然取代了“軍爺”成了低級軍官甚至普通軍士的泛稱。從太監稱呼的泛濫也可窺見一個現象：閹人分明是極度受人鄙視的低賤人格，但大家明麵上卻要極度尊重甚至討好他們，正是因為他們手中漸漸有了權力。
這個權力也堪稱玄妙，介於虛實之間。理論上，太監隻是皇室的私家服務員，並沒有任何行政權力，但由於接近最高皇權，又往往容易走到權力核心。尤其是有些皇帝因政務繁忙，喜歡讓宦官代行皇權，導致不知不覺中大權流於宦官之手，甚至形成尾大不掉。漢唐宦官專權，甚至到了掌控禁衛、廢立天子的地步，不過宋朝權力公共化，宦官政治退出曆史舞台，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絕無漢唐宦官專權以至可以把持朝政的例子發生。明朝建立了比宋朝更嚴格的文官政體，明太祖更立下祖訓：“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刻成鐵牌，立於宮門。但這條禁令其實也並不特別嚴格，比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些烏斯藏部落因故中斷茶馬貿易，並且部落領主不認可漢族的文官製度，認為地方官並非中國之主，拒絕和他們談判，非要大明皇帝才有談判資格。這時明太祖派出尚膳監太監而聶、司禮監太監慶童，代表皇帝前往談判，很快談妥，達成了10340匹良馬交換30萬斤茶葉的大宗貿易協定。盡管蕃部的行為不能代表主流，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太監對皇帝的巨大代表作用，注定不會徹底脫離權力核心。而隨著科舉製度的進一步完善，明朝官場漸漸被科考出身的人把持，文官皆由考試選拔產生，而非皇帝提拔的“自己人”，沒那麽“聽話”，甚至經常發生矛盾。皇帝又不便和文官發生正麵衝突，這時有些皇帝就會讓貼身太監去幹一些自己不方便親自幹，甚至是見不得光的事，這就是明朝太監的權力根源，他們並非真正的權力主體，隻是皇帝和文官暗中角力的工具，是專門遊走在陰暗麵的灰色權杖。
這，自然會成為慢性病魔絕佳的新宿主。明英宗最寵幸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恰好處於這段曆史的起點，命運將他推向了曆史大變局的風暴眼。一場猛烈的反擊戰，就在王振身上打響！
2.2王振重啟太監幹政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駕崩，年僅八歲的皇太子朱祁鎮繼位，改次年為正統元年，史稱明英宗，是繼太祖、建文帝、太宗、仁宗、宣宗後的第六任明帝。明仁宗皇後張氏為太皇太後攝政，朝中則有著名的“三楊”輔政。
“三楊”指明宣宗留下的三位內閣大學士一楊士奇、楊榮、楊溥。明太祖朝以中書省為中央政府，中書省的長官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為宰相。後來中書省裁撤，太宗朝形成了內閣輔政的架構，內閣取代了中書省的職能，內閣大學士成為新的宰相，員額一般七人左右。“三楊”並非親戚，而是各自通過科舉考試，從民間走上政壇的普通人，隻是碰巧都姓楊。張太後以賢良淑德著稱，“三楊”更是曆史上經典的賢相組合，這時的明朝官場依然延續著永宣盛世以來的良好局麵，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年幼的明英宗並不幹政，而是與後宮的小夥伴王振每日讀書嬉戲，快樂成長。
不過張太後早就看出來王振此人野心勃勃，絕非尋常人等，隻恐日後會成禍患。但太監就是這樣，他與皇帝是私人關係，王振與明英宗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鐵哥們兒，做奶奶的又憑什麽無故拆散人家？於是張太後便三天兩頭找借口訓斥王振，想以此打擊他，使其不敢囂張。王振也察覺到了太皇太後的意圖，刻意收斂，韜光養晦，使張太後放鬆了對他的打壓，終於捱到了張太後離去。
明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楊榮卒。正統八年（1443年），明仁宗誠孝昭皇後張氏駕崩。正統九年（1444年），楊士奇卒。正統十一年（1446年），楊溥卒。永宣朝的政治遺產終於用完，十九歲的明英宗一還有他的小夥伴王振意氣風發，準備大展拳腳。當然，“大展拳腳”這個詞對於每個人來說意義不同，有人是放開手腳大幹一番事業，有人則是放開手腳大撈一番私利。洪武以來的官員大多屬於前者，但你能相信太監也始終不渝地堅守節操嗎？
其實王振還不是天生的太監，最初也曾走正途，讀書考功名，甚至考上了秀才，當了私塾先生。但是王振發現要想再考舉人、進士，以他的能力就做不到了。那種所謂考不上鑽牛角尖考一輩子的腐儒畢竟是極端個例，越是科舉這種規範的考試，一個人越便於衡量自己到底能達到什麽程度，就像絕大多數人上兩年高中就知道考不上清華北大，不會鑽牛角尖反複考。然而王振又是個權欲熏心的人，鐵了心要去當官，哪肯安心在鄉下教書育人。可惜以當時嚴格的科舉製度，王振連舉人都考不上，沒有途徑入官。最終，王振咬了咬牙，主動閹割，進宮當了太監。
說到主動閹割，古代太監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從國外掠來的戰俘或國內的罪犯，一是民間自願閹割進宮的本國公民。比如著名的太史公司馬遷，便是國內的罪犯，為了留有用之身完成《史記》，所以忍辱負重，選擇了以宮刑替代死刑，進宮當了太監。不過他話說得很清楚，他確實是有偉業未竟才忍辱偷生，正常人在宮刑和死刑之間寧願選擇死刑，寧死不當太監，所以自願進宮當太監的人少之又少。何況經曆了宋朝這個太監的大低穀，整整三百餘年沒有出一個漢唐式把持朝政的權閹，明初幾乎找不到人自願來當太監，小公公們全都是從與蒙古、越南等國的戰爭中搶來的，王振應該是史書有載明朝第一個自願閹割來當太監的本國公民。曆史證明，恰恰是這種人最易掀起風浪。因為當時當官的正途就是讀書考試，王振這種人正途走不通，又不想老實勤奮靠勞力吃飯，而是想著走旁路繼續鑽營官道，一旦讓這種人鑽進官場，後果就很可怕了。
果然，明英宗親政，王振也覺得熬到了頭，準備要開始他的享樂人生。太祖朝的肅貪風暴過去太久了，那時王振還沒有出生（王振的生年失考，但據估計應該在永樂後期，必然是太祖駕崩後才出生的），那些都是古代的故事啦！事實上，王振能夠開啟一場太監腐敗政治的曆史大潮，正是因為恰逢太祖朝鐵腕肅貪的影響耗散和太監政治崛起的兩個曆史機遇疊加。當然，王振本人的一些主觀行為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明代太監政治崛起。
明英宗親政後立即任命王振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按明製，內宮十二監各監的長官為太監，正四品；副官為少監，正五品。事實上每個監並非隻有一個太監，而是有很多個。明太祖為了防範宦官地位過高，硬性規定每監隻能設太監一員，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員，從四品，其下奉禦等職品秩更低。但宦官和文官不一樣，文官是國家公務人員，不受皇帝更迭的影響。宦官是皇帝的私家服務員，一個皇帝死了，換一個新皇帝來，宦官中的低級別苦力倒無所謂，但是太監、少監這種層麵的就麵臨大換血。不過宦官往往又是要在後宮終老的，那換下來的太監、少監怎麽辦？當然就隻能繼續掛著四品虛銜在冷宮中寂寞度日。這樣每個監實際上就不止一員太監、兩員少監。到後來禁令漸鬆，有些皇帝同時任命好幾個寵信宮人為同一個監的太監，享受四品待遇，但一個監實際管事的人則隻能有一個，於是就形成加掛頭銜來區分諸多太監實際秩序的方法。比如司禮監就依次設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秉筆太監、隨堂太監數員，均為正四品。司禮監提督太監不實授，掌印太監則為實際上的一把手，數位秉筆太監為實際上的副手。司禮監本身是內宮十二監之首，所以司禮監掌印太監也堪稱整個宦官係統的一把手，俗稱“大公公”，但王振的誌向卻遠遠不止於後宮。
司禮監理論上的職能是為皇帝收撿筆墨紙硯，後發展為皇帝的私人文秘，幫皇帝處理文書。皇帝的文書不就是奏章、禦詔、聖旨嗎？所以司禮監相當於皇帝私設的中央辦公廳。為何說是私設呢？因為國家自有一套行政機構編製，內閣便是國家正式的中央政府辦公廳。明朝逐漸形成了“非進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內閣”的政治規矩，後來廷推大學士的製度也日漸完善，閣員（宰相）由相關官員公開推舉產生，以保證人選的公開公平公正，避免結黨營私。所以宋明以來中華帝國朝廷的公共屬性很強，絕不是誰的私器，從源頭上掐斷了王莽、曹操、楊堅、李淵這類權臣出現的製度根源，對唯一的皇位非常有利。但這樣皇帝也失去了隨意任免宰相的權力，難免不太暢快，於是利用太監在內宮形成了一套類似於朝廷的組織機構，這套組織機構就是皇帝的私家服務員組織，可由皇帝本人隨意任免。隋唐以來尚書六部每部內設四司，共二十四司，所以明朝內宮設十二監、四司、八局共二十四個衙門，稱“二十四衙”，號稱與外朝相對應，形成“內朝”。其中尤為重要的自然是中央行政和軍權二者。宋朝的中央政府叫政事堂，中央軍委叫樞密院，明朝的內閣（初為中書省）、五軍都督府相當於繼承了二者的職能。於是明朝後宮掌管文書的司禮監便號稱“內政事堂”、掌管兵符的禦馬監號稱“內樞密院”，代表皇帝在內宮處理軍國大事，號稱與外朝的內閣、五府對掌文武大權。司禮監的一把手司禮監掌印太監則漸漸被稱作一內相，死太監們更私下將內閣大學士稱作“外相”，儼然自己與宰相並稱，甚至自己是“內”，死老頭們是“外”，自己還更核心一點點。
那麽，明朝到底是從何人起，開始形成所謂的內外朝分庭抗禮的政治局麵呢？大約就是王振了，所以王振也堪稱大明王朝第一位“內相”。王振之前也有幾位重要的大太監，比如七下西洋、威震四海的鄭和公公；還有參與了幾朝皇位更迭大業的海壽；甚至就在王振冒頭時，還有一位威望比他高得多的老太監一金英。不過這些太監都堪稱忠仆，在整體官場風氣都還很好的時代也沒有弄權，開始專權弄事的應該還是從王振開始。王振為了跟外朝文官爭權，攛掇明英宗幹了一件大蠢事一建立票擬製度，對整個明朝之後兩百年的政治生態都產生巨大影響。
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年），明英宗下詔，皇帝不再到文淵閣（內閣的會議室）與大學士一起處理政務，內閣草擬了詔書或者收到奏章後，在封麵上貼上一張紙，寫上內閣的意見，通過司禮監呈報給皇帝批紅，即用紅筆在上麵批閱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發還給內閣照批紅辦理，稱作“票擬”。票擬過程理論上隻有文書往來，皇帝和內閣大學士不在一處辦公，見不到麵。隔絕中外，這其實是曆代太監弄權最老套的辦法。但王振向明英宗進言，稱內閣大學士無非是皇帝的顧問秘書，身份懸殊，怎能和他們混在一起辦公，應該隔絕開來，以顯示身份地位的差距。明英宗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發小，頒布了這套皇帝和宰相分隔辦公的新式行政機製。
不過，時代是發展的，這一次產生的後果估計王振自己也沒料到。皇帝和宰相在都堂共同議事、理政，這不是明朝才發明的，而是唐宋以來數百年中華帝國一以貫之的政治傳統。唐宋宰相名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意思就是和皇帝一起，在中書門下（隋朝中書省和門下省合並的產物，相當於中央政府）處理奏章。明太宗最初設立內閣製，讓大學士在文淵閣協助皇帝辦公，本意是加強這種做法，讓皇帝更深刻地融入最高決策層，牢牢掌控政權。王振這樣一搞，其實是把皇帝排除出了最高決策層。雖然表麵上皇帝仍然掌握著最後一道批紅的權力，但其實這個權力很容易被虛化。因為內閣一旦形成決議，皇帝也不方便做太大改動，一般隻能被動地批示是或否，漸漸就成了橡皮圖章。如果皇帝真想幹政，那就需要在內閣議事這個環節便參與進去，而不能被排除在核心決策團隊之外，幹等著內閣背著自己形成最終決議再報給你簽字畫押。其實唐宋以來的製度就是皇帝帶領宰相們議事，偶遇秦檜、賈似道這樣的權相當政，在會上架空皇帝，但好歹也要讓皇帝參與。現在王振這麽一搞，皇帝連宰相議事的門都進不去了，自然淪為橡皮圖章，所以明朝皇帝總給人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亦並非某些人批評的懶政，實是因權力太虛所致。這一點堪稱皇帝製度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信也並不在王振的預料之中。
王振這麽搞當然是出於私利，因為這樣搞雖然讓皇權嚴重虛化，但司禮監的權力卻急劇膨脹了。內閣將票擬呈報給皇帝，皇帝批紅後發還給內閣，這個環節是由司禮監執行的，太監們便在其中上下其手。不要小看了這個權力，皇帝的貼身太監與皇帝朝夕相對，深知皇帝的脾氣狀態，什麽時候把什麽奏章呈交給皇帝至關重要，如果給了皇帝再有意無意地補兩句就更可怕了。更重要的是，皇帝被虛化後，更無心理政，後來逐漸認識到批紅這個權力也是雞肋，就懶得親自批，由太監代筆了。這種權力對皇帝而言是雞肋，對太監而言就是紮紮實實的大肉了。最要命的是明朝很流行差額選舉，也就是任命一個職位，外朝一般會推出兩個人選供皇帝批紅時選擇。這表麵上看是為了尊重皇帝，給他一個選擇的權力，實際上卻又給司禮監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盡管外朝提供的人選是有排序的，但畢竟給太監留下了做手腳的空間。除最重要的人事任免外，其餘諸如財政收支、工程運營、政策法規等方麵的尋租空間更是數不勝數，自王振開啟了這種模式後，一路發展下來，明朝的內宮太監終於成長為與外朝分庭抗禮的“內朝”。盡管“內朝”的權力玄虛無根，但這對於太監們來說恰恰不重要，他們隻要一朝權在手，就要充分兌換成實利。明朝在建立前就經曆了明太祖的鐵腕肅貪，之後又建立了嚴格的科舉文官政治，堪稱中國甚至人類曆史上相對最清廉的一朝，但萬事皆有陰陽，有了這麽清廉的外朝，同時也就有一個人類曆史上罕見的腐敗內朝。
王振一當上大公公，立即有許多趨炎附勢的小人便來給他進獻禮物。送禮，這是一種常用的試探手法，收或不收可以看出這人的節操。經過太祖朝鐵腕肅貪，敢於收禮的官員其實很少了，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絕對清正的風氣也在一點一滴地轉變，送禮之風漸漸抬頭。王振仗著自己是皇帝的發小，張太後和三楊又都己經離世，斷定自己再無人能製，於是敞開了收。貪官汙吏們見多年來進展不利的送禮行為開始有了轉機，一個個眉開眼笑，更加歡快地進獻越來越貴重的奇珍異寶。王振也借機開始打造自己的勢力，極力提拔對自己餡媚逢迎的貪官，同時還要打壓那些正直的清官。
當時有一位工部郎中王佑非常善於諂媚，他碰巧沒有胡子，這可能是有什麽疾病或者就是為了逢迎王振每天刮得很幹淨，總之他肯定不是太監。有一次王振問他為何沒有胡子，王佑就很無恥地回答：“老爺都沒有胡子，做兒子的又怎麽敢有？”王振聽了哈哈大笑，第二天就安排王佑晉升為工部侍郎。郎中是六部內設的司長，正五品。侍郎是六部的副官，正三品。中間還隔著很多級別，按明朝的轉遷之製，郎中是不能直接升任侍郎的，王佑這是大幅度越級提拔，但王振一天之內就可以辦到，讓滿朝文武見識了他的能量。王振又大肆提拔和王佑一類的阿諛奉承之徒充當爪牙，尤其注重在兵部、都察院、錦衣衛等要害部門安插親信。其中王振尤為重視錦衣衛，安插頭號親信馬順出任錦衣衛指揮使，侄子王山、王林為副官。至於地方官就主要是看誰送錢送得多就給誰好位置，福建參政宋彰一口氣送了五萬兩銀子給王振，很快提拔為布政使，其餘地方大多循此例。這些人拿這麽多錢來買官，錢從哪兒來？總不可能是私人的錢吧，還不就是從地方上狠命搜刮而來。空印案、郭桓案中被殺的萬千貪官泉下有知，終於可以瞑目了。
到後來王振要收錢己經成了宮中公開的秘密，王佑就主動跳出來充當王振的“會計”，經常當眾公布某人為了辦什麽事給王振送了多少錢，辦事結果怎麽樣。於是大家有了一個了解“行情”的公開渠道，能夠預估辦某件事需要給王振送多少錢，說來還真是公開公平公正。除了收攏貪官，還要打擊清官，以免有人壞了“規矩”。國子監祭酒（國家行政學院院長）李時勉向朝廷提出撥一筆款項擴建國子監，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日常行政事務，戶部、工部都通過，報給內閣也通過了，但就因為李時勉沒有送錢，王振就一直把他的奏章壓著不批紅。後經多次暗示，李時勉還是堅決不肯行賄，王振便認為此人壞了“規矩”，必須懲戒，以李時勉砍掉國子監門前古樹的樹枝為由，罰他身帶重枷跪在國子監門前示眾。此事震驚朝野，國子監一千多名學生伏闕上書，懇請釋放李時勉，但王振將上書全部壓下，皇帝壓根不知道。眼見李時勉己經在烈日炙烤下連續跪了三天，多次昏厥，就要脫水身亡。國子監助教李繼終於通過孫太後的父親將此事轉告給了太後，太後轉告給皇帝，皇帝再來過問此事，王振才釋放李時勉。
逐漸，大家開始察覺王振己經成長為後宮的一顆毒瘤。正統八年（1443年），翰林侍講劉球借炸雷擊壞奉天殿，向明英宗上疏，提出皇帝應親理政務，不能將權力下移，流失到一些居心叵測的人手中。王振看出這是在暗示自己侵政弄權，勃然大怒，召集馬順等親信策劃要重懲劉球。他們仔細研究劉球的奏疏，其中有一句提到太常寺沒有長官，應盡快補缺，朝廷詔許，令吏部推舉人選，翰林修撰董璘主動請纓，求任太常卿。
劉球見朝廷有職務出缺，上疏時順便提一句；董璘見朝廷招聘官員，前往應聘，而且也是參加吏部會推程序，不是私下跑官要官。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日常行政事務，但王振集團就借此發揮，將劉球和董璘都逮捕下獄，毒刑拷打，逼迫他們承認是暗中勾結，結黨營私！
真正結黨營私的人往往才會以這類罪名汙蔑別人，王振、馬順玩的是宋朝就淘汰了的老套路。那個可怕的慢性病魔，正在舒活著筋骨。
然而明朝的法製還是相當嚴格，王振、馬順始終搜集不到足夠的證據將劉球、董璘治死，馬順幹脆派了一個小校入獄去刺殺劉球，反正監獄是他們開的，往來無阻。劉球臨死前大呼太祖太宗，頸斷卻身體筆直不倒。殺手又殘忍地肢解了劉球的屍身，分藏於獄中，最終劉球之子劉鉞僅求得劉球遺下的一套血衣和一臂安葬。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王佑和劉球的際遇很好地向大家表明了在當時的官場，順、逆王振可得的結果。王振在掌握了實權後也開始逐漸重視大家在禮儀上尊奉他。明英宗非常寵信也很尊重王振這位發小，從不直呼其名，而稱先生，親王公主們則稱“翁父”。有了皇室的示範效應，誰還敢對王振有半點不敬，甚至有不少無恥之徒紛紛跳出來認王振做幹爹。由於太監在有些場合是皇帝的代表，所以大臣需要向太監下跪，這本是常禮，但王振卻要求大臣隻要見到他都要跪拜，這就是不合禮法了。不過由於他己炙手可熱，很多馬屁精見了他便跪拜，一些官員不跪，他就打擊報複，手段從流放充軍到栽贓嫁禍不一而足。
就這樣，王振權焰炙天，但有一件事始終讓他如鯁在喉一明太祖掛在宮門上那塊鐵牌“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其實此條禁令本來也沒得到嚴格執行，大家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然大家都不說根據此牌太監該斬，太監就更不會去尋它的晦氣了，誰也別提，大家都當它不存在。但現在王振居然主動提出來，要把它給摘了。
這真是，你犯了法，別人不提也就罷了，你還主動提醒大家你犯了哪條法，還妄圖把這條法律給廢除了。
然而王振還真就辦成了這事兒，半個世紀不知不覺地滑了過去，洪武大帝的禁令終於被扔進了垃圾堆，而他窮盡一生鏟盡了腐敗的土壤，到今天終於重現官場，他用胡三舍、郭桓、胡惟庸、甚至藍玉、歐陽倫萬千貪官鮮血鑄就的鎮符終於被一個太監鬆動。真正要命的是，這個太監還不光是想貪點錢，還琢磨著弄點大動靜出來好名垂青史，這一弄可就真不得了了。
2.3天裂之禍——土木堡之變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有了錢就會去追求更高層次的滿足，太監雖然是不完整的人，但也有這樣的需求。王振己富甲天下，現在他就想幹一番事業出來，名垂青史。搞政治的想名垂青史，首先想到的當然就是開疆拓域，王振就非常希望能創出一番蓋世武功，讓人忘記他其實是個生理殘缺的閹人。而且武將這個係統不比文官，沒有被嚴格的科舉製度所控，王振可以安插不少親信進入軍隊，逐漸在軍中也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班子，並保持向雲南、緬甸一代的土著部落用兵，鍛煉軍事能力。
當然，打雲南、緬甸主要目的是練兵，真正的對手還得是蒙古草原上的瓦剌。大元帝國早己雄風不再，蒙古諸部裂解成零散的部落，星羅棋布在廣袤的蒙古草原上，絕大多數部落尊奉以瓦剌和韃靼為核心的兩個部落聯盟。瓦剌和韃靼常年耗戰，自相損耗。但恰在明英宗正統三年（1438年），瓦剌徹底擊敗韃靼，再次一統草原諸部，成為明王朝北方的嚴患。瓦剌名義上的可汗是成吉思汗後裔岱總汗脫脫不花，但實力最強的實際上是太師、敬順王綽羅斯?也先。也先氣識弘大，又恰逢蒙古走出低穀後的一個鼎盛時期，誌向極其高遠，有意恢複成吉思汗時代的榮光。
蒙古諸部名義上是向明帝國稱臣的下屬，也先也獲得了明廷冊封的敬順王爵位，但實際上是獨立部落。為了籠絡這些部落，明廷開出了非常優異的朝貢貿易條件，讓他們有錢賺，就少打點劫。當然，這種優惠也是有限度的，不能予取予求，朝廷一直有賞賜的額度。但自從王振掌權以來，接受了不少瓦剌貴族的賄賂，進行走私貿易，中飽私囊。其實他的做法和歐陽倫如出一轍，但歐陽倫剛剛冒頭就被太祖果斷鎮壓，現在王振卻沒有人來製約。有了利益糾葛，王振和瓦剌貴族的關係更加微妙，在官方的朝貢貿易中大開方便之門，慷國家之慨，讓瓦剌多得一些利益。從太宗朝起便有明文規定，每次朝貢的貢使不能超過50人，這是為了控製朝廷賞賜給貢使的金額。但王振專權後這項規定便逐漸廢弛，使團越來越大，到最後竟然達到了2000人以上的規模！而到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竟然派出了一個2500人的使團，並且謊稱有3598人，要求朝廷賞賜。然而結果卻令蒙古人無比意外，王公公突然變得鐵麵無私，不但仔細核查了使團人數，隻按實際人頭發放賞賜，還單方麵將瓦剌貢品的價格削減了80%！
當時瓦剌實力己然不弱，早己生了反叛之心，也先在邊境上與明軍和朝鮮、哈密（今新疆東部）、兀良哈（內蒙古赤峰一帶）等附屬國多次交火，雙邊關係正處於一個危險的邊緣。王振偏偏在此刻發難，其實恰是他內心貪功挑戰，故意激化矛盾。果然，瓦剌方麵勃然大怒，分三路大規模南侵，東路攻遼東（今遼寧），西路攻甘州（今甘肅張掖），也先親率中路攻宣府（今河北張家口）、大同（今山西大同），戰場橫跨千裏。這也是自元亡明興以來，蒙古首次向中原王朝發起大規模進攻。
也先挾一統蒙古之威，攻勢淩厲，幾路都初戰告捷，尤其是親自率兵的中路迅速攻破長城防線，將宣府、大同重重圍困，告急文書如雪片般飛來。宣大是北京的西麵屏障，如果失守，瓦剌軍可配合北麵和遼東對北京形成合圍之勢，異常重要。王振趁機向明英宗提出應該禦駕親征，正麵擊退也先。明英宗是何等相信他的發小，不與朝臣商議便做出親征決定，並且兩天後就要出發。
滿朝文武無不為明英宗這種草率行為感到震驚，尤其是兵部非常反對，指出瓦剌突然大規模襲擊，明軍措置非常窘迫，不可能在這麽短時間內組織起一場禦駕親征。但朝臣的反對又正中王振的下懷，時空仿佛穿越到四百年前的宋廷，契丹大舉入侵，朝臣紛紛請宋真宗（趙恒）南遷國都避戰，唯獨大英雄寇準挺身而出，怒斥群臣，喝令真宗禦駕親征，最終宋軍見到黃龍旗親臨一線，士氣大振，陣斃遼軍主帥蕭撻凜，逼迫大遼承天皇太後（蕭綽）、遼聖宗（耶律隆緒）簽下《澶淵之盟》，寇準成為最大的英雄，受萬世景仰。現在，曆史正在重演！宋真宗（明央宗）、肅撻凜（也先）、肅太後（脫脫不花）、勸阻宋真宗親征的群臣（勸阻明英宗親征的群臣）都登場了！寇準呢？力促皇帝親征的大英雄寇準呢？除了我王振還能是誰！
王振心潮澎湃，學著寇準的口氣怒斥了反對親征的群臣，明英宗也聽得壯誌淩雲，更加堅定地要求立即出征。群臣無奈，隻好同意，胡亂把京城附近的部隊拚湊起來，約有十五萬左右，號稱五十萬，全部交給明英宗和王振，前去救援大同，但後勤組織完全來不及措置，武器、糧草其實根本就沒有帶夠。但這些都阻不住王振那顆勇敢的心，大家匆匆就上路了，隨駕的還有英國公張輔，內閣大學士曹鼐、張益，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百餘名勳貴、朝臣。
然而，由於後勤措置太爛，明軍還沒走到大同，糧草就不夠了，又遇到大風雨，士卒、馬匹的屍體鋪滿道路。很多官員力諫應立即回師。王振的英雄夢遭到粗暴的打斷，非常惱怒，以皇帝的名義罰鄺埜、王佐在草地裏跪一整天。見尚書大人尚遭如此體罰，全軍再無貳言，繼續前進。北京到大同之間有兩層長城，明軍從北京出內長城居庸關，沿外長城南側經懷來（今河北省懷來縣）、宣府、天鎮、陽和（均在大同東北）進抵大同。也先得知明英宗大肆親征，於是定下佯敗誘敵之計，尚未與明軍接戰便解圍北撤。王振大喜：“我早就說隻要陛下親征，也先立即就會被嚇跑！”更加高興地催促進軍，準備追擊立功。這時更多的人力諫不可貪功冒進，剛遭罰跪的鄺埜再次進諫請即還師，連王振的親信太監彭德清也力勸他就此回京。但王振立功心切，哪肯就此罷休，帶明英宗在大同駐下，派兵緊追也先。結果第二天王振的親信大同鎮守太監郭敬來報，說前往追擊的部隊中伏大敗，也先確實是在誘敵。
王振終於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又連忙讓明英宗回京。但這種做法讓人非常費解，大同是一座堅固的大型城堡，前後都有長城，附近有多個重鎮可以救援，坐擁十餘萬大軍堅守是沒有問題的，現在莫名其妙放棄這個大城堡不守，卻要拖著十幾萬臨時拚湊起來的大軍在迅捷的蒙古鐵騎注視下往回走，這可以近似地看做自殺。更令人驚掉下巴的是，王振突然提出改變回師路線，要走蔚州（今河北蔚縣）入關。戰前本來製定了禦駕從北京出居庸關，經懷來、宣府等重鎮抵達大同，然後原路返回的作戰計劃。但王振到了大同後，想起家鄉蔚州就在大同東南150公裏。古人衣錦還鄉的意識很強，王振當權後還沒在家鄉父老麵前好好威風過，這次邀天子率數十萬大軍，車駕隆隆，聲威浩**，豈能不在父老鄉親麵前顯露顯露？於是王振要求改走蔚州，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以西40公裏的紫荊嶺）入內長城。結果明軍走了一段，王振突然又想起大軍路過，會踩踏他家鄉的田園莊稼，於是又下令折向東北，取道宣府。
本來明軍原定路線是沿外長城內側行軍，若遇敵軍突襲，外長城各鎮都便於救援，緊急時禦駕也可暫時避入長城某關堅守。但現在明軍先向東南走了一段，又折往東北方向，這個位置孤懸在內外長城之間，兩邊救援都略遠，如果被輕捷的蒙古輕騎突襲，禦駕非常危險。眾臣皆力勸既己至此，不如就取道蔚州，趕緊入紫荊關算了。但王振不聽，堅決下令折向宣府。明軍本來心就不齊，現在朝令夕改，往來迂回，不由得怨聲載道，軍紀渙散，用了十天才退到宣府。也先探知連忙集結重兵猛追，準備衝擊皇帝禦駕，很快就有近十萬騎破口入關，狂追禦駕。王振派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會同大同總兵石亨在陽和口拒戰，結果一觸即潰，宋瑛、朱冕陣亡，石亨單騎逃回。
這時蒙軍後續部隊還在不斷破口而入，要全力捕捉住這個來之不易的戰果！也先追至宣府，先分兵壓製住宣府總兵楊洪，使其不能出城援戰，再繼續緊追禦駕。明軍斷後的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部被也先追及全殲，明軍大駭。王振又派成國公朱勇率五萬兵前往拒戰，其餘部隊抓緊撤離。也先集十餘萬鐵騎將朱勇部全滅，很快又追了上來。此時明軍剛撤到土木堡，距懷來縣城還有二十餘裏，人困馬乏。眾臣多認為應該再加把油入據懷來縣城，但王振發現有一千多輛輜重車被甩在了後麵，如果不等的話這些輜重很容易被蒙古人繳獲，這其中有他不少私財，所以舍不得，於是下令全軍就在土木堡附近宿營，以待輜重。鄺埜上疏要求就算大軍滯留，也應該先讓禦駕入關。王振置之不理，鄺埜心急如焚，單身闖入禦帳，跪求英宗快走。王振大怒，痛罵鄺埜是腐儒，令軍士將其打出帳外。
就是這一天的滯留，讓也先的大軍追了上來，王振急令全軍入據土木堡。然而土木堡隻是一個高地小堡壘，隻能作為戰時的火力製高點，哪裏容得下這麽多大軍，尤其缺乏水源，不可能長期據守。也先見這麽多明軍入據此地，大喜，采取圍而不攻的策略，將土木堡團團圍困，準備渴死明軍。明軍本來就軍心不齊，往來折騰了十幾天，現在嗓子冒煙喝不到水，一個個罵不絕口。也先圍了兩天，估計明軍身體和心理狀態都到了極限，突然表示願意和談，實則又是誘敵，還故意退兵將土木堡南麵的一條小河亮了出來。明軍各部見狀，不顧軍紀，紛紛搶往河邊飲水。也先伏兵四起，肆意砍殺這些亂哄哄喝水的人。數十萬明軍大禍臨頭，紛紛潰逃。最終，包括大學士曹鼐、張益，尚書王佐、鄺埜，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在內的百餘名勳貴、朝臣死於亂軍之中，皇帝被俘虜。而我們的主角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一錘敲死。此戰，堪稱整個大明王朝史上最慘烈的一場大敗，包括後來亡國之戰都沒有哪一次敗得這麽慘的。而土木堡之變引發的深刻政治影響，恐怕當時還沒有誰能預料得到。
2.4病灶深處慢性病發
也先在土木堡之變中生擒了大明皇帝，得意洋洋地來到北京城下耀武揚威，並想趁機敲詐。所幸大英雄於謙挺身而出，果斷擁立英宗之弟廊王朱祁鈺登基，重新組織朝廷，進行了著名的北京保衛戰，擊退瓦剌。
土木堡之變的驚天敗報傳回朝廷，群臣無不認定王振是罪魁禍首。王振的親信馬順還想狡辯，被憤怒的群臣當庭打死。群臣又趁勢將王振之侄王山也當庭打死，廊王被這血腥的一幕嚇呆了，想跑回宮去。所幸於謙拉住他，要求他宣布王振有罪，馬順等餘黨也當誅，所以眾臣打死他們無罪。被嚇傻了的廊王當然一律照辦，後來又照於謙的吩咐登基稱帝，率眾進行了堅決的北京保衛戰，擊退了也先的囂張氣焰。最終也先知道手握明英宗也訛不到錢，隻好將其無條件放回。事後，朝廷將王振誅族，查抄家產時，共籍沒金銀六十餘庫（很少有貪官在計算家產時用到這個單位），玉盤一百餘個，最珍稀的是七尺高的珊瑚樹二十餘株。須知珊瑚形成大型石樹的條件極為苛刻，隻能在溫度高於20°C但又水深200米以上平靜清澈的岩礁平台，滿足這些條件的海域地球上大約隻有兩個，一個是印度次大陸南端赤道附近海域，一個是加勒比海的巴拿馬地峽，所以異常珍稀，至於高度在七尺以上的珊瑚更是無價之寶。晉代貴族王愷和石崇鬥富，王愷炫耀自己有一塊二尺高的珊瑚，石崇瞟了一眼就用鐵如意擊碎。王愷大怒，石崇卻不滿在乎地說：“這麽小的珊瑚有何可惜，我賠你。”於是取出自己收藏的六七枚三四尺高的珊瑚讓王愷任選，王愷“惘然自失”。可見兩尺高的珊瑚己經足夠王愷這種人炫耀，三四尺更是絕世珍稀。盡管晉代還沒有開發印度和美洲的通商，度量標尺和明代也不一樣，但珊瑚的珍稀也可見一斑，七尺高的珊瑚簡直駭人聽聞！王振居然收藏了二十餘株，隻恐當時全地球的君王加起來也沒這麽闊綽的收藏。
王振的巔峰和毀滅都可謂來去匆匆。明太祖將腐敗的土壤一掃而空，大半個世紀似乎都沒有腐敗的立錐之地，而一旦王振身敗名裂，查抄出來的贓款之巨卻令人瞠目結舌，完全是一種腐敗巨獸被壓抑數十年，一朝掙斷鐐銬，脫柙怒吼的既視感。但事實卻遠非如此酣暢淋漓，我們說了，腐敗是一種慢性病，而不是急病，它從不急於一時，恰恰最具耐性，隻要捱過了明太祖這樣千年不遇的對手，它自然會慢慢恢複元氣，在帝國的肌體上尋到新的病灶，再好整以暇地發育完善。這一次，病魔找到了王振這個突破口，既有其曆史的必然性，也有明朝政治體製的特殊性。而就王振個人來說，他的突然隕落其實也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一場突如其來的土木堡之變，使一刻之前還頤指氣使的大公公，突然腦漿滿地。他一死，大家更是把多年的怨氣撒到他黨羽身上。一員正三品錦衣官被當廷打死，昨天還在耀武揚威的黨羽紛紛俯首就誅，一棟腐敗的參天大廈轟然坍塌。
那是不是如果王振稍微冷靜一點，沒有去打這一仗，或者智商稍微正常一點別瞎指揮，不輸這麽慘就不會身敗名裂了呢？其實也未必。王振的覆滅有其必然性，隻是土木堡之變來得太猛太突然，恐怕連準備對他下手的對手都始料未及。試想，太祖朝鐵腕肅貪的效果會逐漸散去，這個事實是合乎曆史規律的自然演變過程，絕非王振的個人創造，王振隻是最先出頭動手的那一個。這恰如一片白茫茫純淨的大地上，卻有一塊散發著腐敗氣息的獵物殘肢破冰而出，冰麵下還有無窮無盡的腐肉被冰封了整個漫長的冬季。一大群食腐動物自然會流著口水圍上來，但懾於冰刀霜劍的痛苦記憶，大家暫時不敢動手。而此時，一個智商不怎麽高的閹人卻興高采烈地衝了上去，不顧一切地啃噬起來，後果可想而知。
簡單地說：洪武己死，貪腐當立。
但這個盤子該怎麽分，應該有規矩，隻是大半個世紀的絕對清廉卻讓貪腐界陷入了一個史所未有的低穀，大家甚至丟了規矩，讓王振這麽一個閹人抱著盤子吃獨食，這不行。大家都壓抑了很久，急於分食，王振憑借一些曆史和個人的機遇走在了最前麵，這就注定他的身軀也隻能被後來者分食。
客觀地說，關於王振的史料其實有不少失之偏頗的地方，正是因為他當了個總背鍋，既然身敗名裂，那麽大家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他一人身上。比如說正統十四年（1449年）與瓦剌開戰，其實早己是箭在弦上。也先統一諸部後實力足以一戰，那自然便要戰，這是大勢所趨，絕非邊境上的那些小摩擦所致。王振清點使團人數，按實際人頭核發賞賜，這難道有錯？王振削減瓦剌的馬價，那確是因為瓦剌方麵故意拿些瘦弱馬匹來充良馬，砍價實屬正當。這類小事不能被當做朝廷與瓦剌開戰的真實理由。
當然，土木堡之戰輸得這麽慘，這確實是王振甩不脫的責任，但有些亂潑的髒水我們也需要辨清。比如後人總說王振亂指揮導致慘敗，其實從有確切史料記載的幾次戰役來看，王振所做的無非就是派軍救援大同被也先伏擊，撤退時幾次派兵阻擊也先卻被全殲，這幾次雖敗但說不上是他指揮的問題。最後為了等輜重，大軍暫不撤入懷來縣城，逗留在土木堡被也先追及，這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但人們稱王振是舍不得輜重車裏的私財所以才不進城，此說恐怕又過於牽強。首先，王振為什麽會將大量私財帶到危險的前線？其次，大軍進退，保護輜重天經地義，王振提出等一等輜重著實不為過。至於鄺埜要求禦駕先入關，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需要再多作討論，因為明英宗是成年人，還不至於被誰玩弄到連這都不明白的程度，他拒絕拋下大軍自己撤，而是留下來和大家一起戰鬥，我相信這是明英宗自己的選擇，絕對不是王振弄權。最終皇帝被俘，這確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皇帝作為成年人，應該自己負主責，而不是怪到一個閹人頭上。至於後人還說什麽王振想走家鄉蔚州去炫耀，又怕大軍踩踏莊稼所以改道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當時時值中秋，蔚州己無莊稼。甚至王振到底是不是被樊忠錘死的都很有疑問，因為樊忠也死在亂軍之中，此說到底是誰傳下來的？而後來明英宗複辟，認為王振畢竟是為國捐軀，在北京為他修了一座智化寺，樹碑立像，並且香火非常旺盛，可見王振當時是享受了烈士待遇的，很可能是文官們覺得他不配戰死沙場，就編了一個被自己人錘死的情節並流傳後世。
除了具體的指揮細節，後世攻擊王振最大的問題就是貪功邀皇帝親征了。這確實是一個很容易誤導後人的提法，因為土木堡之變後，禦駕親征成了明朝的一個忌諱，再無一個皇帝親征，從後人的角度看，王振確實是犯了一個大忌。然而這個忌諱恰恰是土木堡之後才形成的，之前絕非什麽忌諱，反而非常流行。太祖自不待言，太宗也是馬上天子，登基後還五次親征漠北，最後還死在征途，被譽為“遠邁漢唐”的一代雄主。宣宗更是被太宗讚為“好聖孫”，甚至有過登基後還上陣親手殺敵的紀錄，隻恐漢武唐宗泉下有知，亦要對他欽敬有加。所以明英宗禦駕親征在當時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豈能敗了又回過頭來怪一個太監？
那土木堡之變此等天裂大禍，不怪王振到底怪誰？其實，純粹從軍事角度出發，這場敗仗似乎也沒有太大問題，是沒有無線電和衛星之前古代軍隊常犯的錯誤。明英宗隨駕的明軍規模太大，又是臨時拚湊，組織機動能力太差，被輕捷迅猛的蒙古輕騎捕捉到了撤退路線，確實容易受到衝擊後潰亂。但真正的問題不在這裏，而在於明軍一直沿著外長城內側機動，並沒有脫離幾大要塞的救援範圍，卻始終沒有出現任何援兵，蒙古軍破口也異常順利，更重要的是也先在長城內來去自如，卻沒有任何明軍去抄他的後路。
看到這兒您可能快要明白了，明英宗其實是在長城駐守重兵的注視下，被也先一路追擊到土木堡再被衝潰。沒錯，內外長城無數關隘的駐兵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皇帝被瓦剌騎兵追了幾百裏路，最後把禦駕團團圍困，直到生擒了皇帝。
他們沒有出手，他們真的忍住了沒有出手！
這其中最可疑的莫過於宣府總兵楊洪、大同總兵石亨兩員主將。石亨接王振軍令，會同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阻截重新破口入關的也先，結果全麵潰敗。這當然有一些客觀理由，尤其是沒想到那麽多蒙軍（甚至可能有三十萬騎）突然不要命地大舉破口而入，將他們淹沒。但全軍覆沒，宋瑛、朱冕均陣亡，石亨卻單騎逃回，這也足夠可疑。楊洪就更可疑了，他一直宣稱自己遭到岱總汗、也先、阿剌知院、賽刊王、伯顏帖木兒等大量蒙軍主力重兵集團壓製，確實無法出援。但事實上很清楚，後來也先窮集數十萬兵力全部投入到圍攻明英宗禦駕的決戰中來，不可能始終對楊洪或者任何據點保持重兵壓製，他們無論如何總有一點點機會出援的。事實上，據堡壘側擊路過的大批敵軍是一種非常成熟的經典戰法。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著名軍事學家、環慶經略使章窠在一座僅能容納1.5萬宋軍的洪德寨（今甘肅環縣以北30公裏）小堡壘，側擊路過的小梁太後親率四十萬西夏大軍，大獲全勝。後來章窠發表了大量相關論述，成為明軍的經典教材。楊洪及其周邊的大批關隘鎮軍完全可以教科書式地側擊前往追擊明英宗禦駕的也先大軍，他們隻是集體忍住了沒出手而己。
所以，土木堡之戰世紀大敗的主因自然有明英宗準備倉促的一麵，但敗得這麽慘以至皇帝被俘，恐怕就得追宄眾多鎮將眼睜睜看著禦駕被追擊甚至圍攻卻不出援這個問題了。造成這樣局麵的真正原因恐怕還是邊將或多或少跟瓦剌有一些勾結，畢竟大家在長城內外打了這麽多年交道，今天蒙古人來朝貢，明天就來打劫，來來去去大家心裏都有數，邊將和蒙古貴族們不是至交也混了個臉熟。其實當時邊軍與蒙古通婚的不在少數，生意上的往來就更不用說得太細了。這次也先親率大軍突入長城，咱也不好意思一下子把人家給包圓兒了不是？什麽？把皇帝都給俘虜了？這......有點意外。這真是意外。什麽？王振公公死在了亂軍之中！
我敢說這就絕對不是意外了。這極有可能是滿朝文武（至少是很大一部分人）一個默契的安排，借也先之手，砍在了王公公的身上。砍他當然也不是為了反貪，而是為了跟他搶食，搶得太猛，把他也囫圇吞下去了。
所以，土木堡之戰，是一場必打之戰，並非王振一個人挑起，也不能說是被王振搞壞了的。而且就算沒有土木堡，還有金水堡，總之王振當時己經是眾矢之的，最終是難逃一死的。他重啟了貪腐這個不可避免的病發過程，也完成了曆史使命，被更多的人連骨帶皮地撕咬得渣都不剩。不過死去的隻是他個人，宦官這個集團卻被證實是貪腐的絕佳平台，從此竟成跗骨之蛆，在貪腐這個大舞台上再也不會離去。
具體到王振個人來說，他是不是大貪官？是，而且是壞得入骨的那種巨貪，他甚至堪稱明朝官場離明太祖鐵腕肅貪年代逐漸久遠，效果逐漸耗散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但他畢竟隻是一個人，真正可怕的是連王振都撕咬了的那個群體，這一點我們更需看明。大明王朝己經失去了明太祖這位最強悍的鬥士，接下來的兩百年，就要麵對捱過了明太祖肅貪風暴的進化病毒了。另外，王振還現身說法，告誡後世的貪官尤其是宦官：貪腐，就是個慢性病嘛。貪官，就應該慢慢享用民脂民膏就行了，何必去搞那些大動靜？那麽，王振身後，連他軀體都一並撕咬了的那群人，將如何開啟一個陰暗深沉的掘腐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