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我想到了你，”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按那位醫生對我說的，你們縣裏的情況簡直太不像話了；這人相當聰明。我說過的，現在還要說，你不去開會，完全退出地方自治事務，這很不好。當然，如果正派的人都躲開了，天知道一切事情會怎麽樣。我們付了錢，錢都當作薪水了，可沒有學校，沒有醫士，沒有助產婆，也沒有藥房，什麽都沒有。”
“可我已經試過了，”列文平靜而不情願地答道，“我做不來！實在沒辦法！”
“你為什麽做不來？實話說，我真弄不明白。漠不關心，無能為力，我覺得不是；難道隻是懶惰？”
“不是其一，不是其二，也不是其三，我試過，發現什麽也做不了。”列文說。
他沒有細心領會哥哥說的什麽。望著河對麵的耕地，他看見一個黑色的東西，但無法辨認那是一匹馬，還是騎著馬的管家。
“為什麽你什麽都做不了？你做了嚐試，照你的說法，沒有成功，你就屈從了。怎麽沒有自尊心呢？”
“自尊心嘛，”列文說，被哥哥的話刺痛了，“我可不懂。上大學的時候要是人家跟我說，別人都懂積分計算，可我不懂——那是自尊心的事。可這裏首先要認定的是，應該擁有某種做這些事情的能力。而且，首先要認定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
“什麽！這不重要？”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他被刺痛了，因為弟弟認為他所關心的事情並不重要，尤其是，很顯然，他幾乎沒去聽他在說什麽。
“我不覺得重要，也不上心，你又想怎麽樣呢？……”列文回答，已經弄明白他看見的是管家，大概管家把農民們從耕地上放走了。他們把犁翻了過來。“莫非已經耕完了？”他想。
“好吧，不過你聽著，”哥哥繃起自己漂亮聰明的臉，說道，“任何事情都有界限。做一個古怪而誠實的人，不愛虛偽，這很好——這些我都清楚；不過要知道，你說的話，要麽沒有意義，要麽就是愚蠢的意義。你怎麽會覺得不重要呢，如果你所喜愛的百姓，正如你斷言的……”
“我從來沒斷言過。”康斯坦丁·列文想。
“……無助地死去？粗俗的農婦讓孩子餓死，百姓停滯在混沌無知裏，哪個文書都能隨意擺布，而你手上有辦法施以援助，可你卻不幫他們，因為這並不重要。”
就此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讓他處於進退兩難的地步：要麽你心智不全，看不見你可以做的一切，要麽你不想犧牲自己的安寧、虛榮，我不知道還有什麽，而去做這件事。
康斯坦丁·列文覺得，留給他的隻有屈服或者承認自己對公共事務缺乏愛心了。這讓他感到屈辱和痛苦。
“兩者都是，”他決斷地說，“我看不出有什麽可能……”
“怎麽？難道就不能好好安排錢款，給予醫療救助？”
“不能，我覺得……在我們縣這四千平方俄裏上，加上我們這兒的融冰泥濘、大風雪、分時節的工作，我看不出給予整個地區醫療救助的可能性。再說我也不相信醫學。”
“哦，對不起；這不公平……我能給你舉出上千個例子……還有，學校呢？”
“學校有什麽用？”
“你在說什麽？難道還要去懷疑教育的好處嗎？如果它對你有好處，對任何人也一樣。”
康斯坦丁·列文覺得自己在道義上已經退到了牆角，一時心急，不禁把他漠視公共事務的主要原因說了出來。
“也許，這一切都好；但我為什麽要去操心設立醫療點，我又從來都不用？還有學校，我也不會把自己的孩子送那兒去，農民也不願意把孩子往那兒送，而且我還不太相信有必要送他們上學。”他說。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片刻間為這出乎意料的對事物的看法所驚訝，不過他立即製定出新的進攻計劃。
他沉默了一會兒，拉起一根釣竿，又拋了出去，然後笑著轉向弟弟。
“哦，對不起……首先，醫療點是必要的。我們還為阿加菲婭·米哈伊洛夫娜請了本地醫生嘛。”
“嗯，我想她的手一直得歪著了。”
“這還不一定……還有，有文化的農民、雇工，對你來說更需要，更有價值。”
“不，你隨便找個人問問，”康斯坦丁·列文決斷地回答，“有文化的雇工糟糕得多。路也修不成；橋剛剛架好，就會被偷掉。”
“不過，”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皺起眉頭，他不喜歡被人反駁，尤其是那反駁不停地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毫無關聯地推出新的論據，讓人不知該如何應答，“不過，問題不在這兒。對不起。你承認不承認教育對百姓有益處？”
“我承認。”列文不經意地說，立刻想到他說的話並不是他所想的。他覺得，如果他承認了這一點，便會證明他在胡說八道，沒有任何意義。到底如何證明，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這一點，毫無疑問，會向他邏輯地做出證明，他也在等著這個證明。
論據比康斯坦丁·列文所期待的簡單多了。
“如果你承認這有益處，”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麽你，作為一個誠實的人，就不能不愛、不同情這樣的事業，進而不能不願意為它工作。”
“但我還沒有承認這是件好事。”康斯坦丁·列文紅著臉說。
“怎麽？你剛才還說……”
“就是說，我既沒有承認是好事，也沒承認有可能辦到。”
“不做努力，你就無法知道這一點。”
“好吧，就算是這樣吧，”列文說，盡管他完全不認為是這樣，“就算是這樣，可我還是不明白，我為什麽要操心這個。”
“你是什麽意思？”
“不，既然我們已經說到這兒了，那就從哲學的角度給我解釋解釋。”列文說。
“我不明白為什麽要扯上哲學。”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語氣讓列文覺得，好像他並不認可弟弟有權論證哲學。這激怒了列文。
“就為了這個！”他急躁起來，說道，“我認為，我們所有行為的動力總歸是個人的幸福。眼下在地方自治機關裏，我，一個貴族，沒有看見任何促進我的福祉的東西。路沒變好也不可能變好，我的馬載著我在壞路上也能走。醫生和醫療站我不需要，治安裁判官我不需要——我從來沒有找過他，也不會去找他。學校我不僅不需要，甚至是有害的，這我跟你說過了。對我來說地方自治機關隻是一種義務，每俄畝要支付十八戈比，還得去城裏，跟臭蟲睡上一夜，聽各種廢話和胡謅，而個人的利益並沒有推動我。”
“聽我說，”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微笑著打斷他，“個人的利益沒有推動我們為解放農民而工作，可我們還是做了工作。”
“不！”康斯坦丁愈發急躁，打斷他，“解放農民是另一回事。那裏頭有個人的利益。我們想要擺脫這個壓製我們、我們這些好人的桎梏。但要是當自治會議員，討論需要多少個清理汙水坑的，怎麽在城市裏通管道，我又不住在那兒；當個陪審員去審偷了一塊火腿的農民，一連六個鍾頭聽辯護人和檢察官喋喋不休的廢話，就像那審判長問我那傻老頭阿廖什卡：‘被告人先生，您承不承認偷火腿的事實？’‘啥？’”
康斯坦丁·列文已經分了心，開始模仿審判長和傻子阿廖什卡；在他看來，這些全都切近要點。
但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聳了聳肩膀。
“哦，你這是想說什麽呢？”
“我隻想說，那些觸及我……我的利益和權利，我永遠會以自己的力量去保衛；我們大學生被憲兵們搜查，他們讀我們的信件時，我準備盡全力保衛這些權利，保衛我受教育和自由的權利。我理解兵役義務，這觸及我的孩子、兄弟和我自己的命運；我準備好去討論與我相關的事情；但去審定怎麽支配四萬盧布自治會的錢，或者審判傻子阿廖什卡——那我就不明白，也做不到了。”
康斯坦丁·列文說著，他的話就像決堤的水壩。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笑了笑。
“明天你就會受審的話，那麽你會覺得，在舊的刑事庭受審更好受嗎？”
“我不會受審的。我不會去宰哪個人，我用不著這一套。哦，真的！”他繼續說，再次跳到完全不相幹的事情上，“我們自治機關和所有這一切——就像我們在三一節插下的樺樹苗，想讓它們像在歐洲生長的自成林，可我無法發自內心去澆灌，也不相信這些樺樹！”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隻是聳聳肩膀，用這一姿勢表示驚訝，不知他們的爭論中怎麽會冒出這些樺樹來，盡管他馬上明白了弟弟想借此說明什麽。
“對不起，你知道這樣是沒法討論下去的。”他評論道。
但康斯坦丁·列文想為他明明知道的，自己對公共事務冷淡這一缺點做辯解，便繼續說。
“我認為，”康斯坦丁說，“任何活動如果沒有個人利益的基礎，都不可能持久。這是普遍的真理，哲學上的真理。”他說，果決地重複著“哲學”這個字眼，仿佛想要證明他也跟任何人一樣，有權談論哲學。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又笑了。“他也有某種自己的哲學，服務於他的那些偏好。”他想。
“不過你還是把哲學先放一邊吧，”他說，“各個時代哲學的主要任務正是在於，找出存在於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那種必然的聯係。但問題不在這兒，問題是，我隻得糾正你所做的比喻。樺樹不是插下的，有的是栽種的，有的是播種的，必須小心對待。隻有對其製度中重要而有意義的東西具有辨別力並加以珍惜的民族，才擁有未來，隻有這種民族才稱得上具有曆史意義。”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將問題帶到了康斯坦丁·列文所不了解的哲學性的曆史領域，向他指出他的觀點中所有不公正之處。
“至於你不喜歡這個，請原諒我——這是出於我們俄羅斯式的懶惰和貴族的傲慢。我相信，對你來說這是一時的迷惑，會過去的。”
康斯坦丁沉默下來。他覺得自己從各方麵都被擊敗了，但他同時又覺得，那些他想說的話，哥哥並不理解。他隻是不知道為什麽他不理解。是因為他無法把想說的事情說清楚，還是因為哥哥不想，或是無法理解他呢。但他不去再深究這些想法了，因此，他也不去反駁哥哥，開始思考起全然無關的個人私事來。
“好吧，我們還是走吧。”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纏起最後一根魚竿；康斯坦丁解開馬，他們坐上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