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四點鍾從部裏回來，但是，正如經常的那樣，並沒來得及進房間看她。他徑直走進書房去見等在那裏的請願者們，簽了秘書帶來的幾份文件。晚飯時（總是有兩三個人來卡列寧家裏吃飯）人們來了：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的老表姐，一位司長與他的妻子，以及一個年輕人，是介紹給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手下任職的。安娜走進客廳，來招待他們。五點整，彼得一世的青銅大鍾還未敲到第五下，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便紮著白領帶，穿著佩戴著兩顆星徽的晚禮服出來了，因為晚飯後他馬上就得出門。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生活中的每分鍾都被占用和分配掉了。而為了趕著做完他每天必須做的事情，他表現出最為嚴格的精確性。“既不匆忙也不歇息。”——這就是他的座右銘。他走進來，揉著額頭，向大家點頭致意，連忙坐下，朝妻子微笑著。
“是啊，我的孤獨生活結束了。你都不會相信一個人吃飯是多麽別扭（他著重強調“別扭”這個字眼）。
吃晚飯時他跟妻子說了說莫斯科的事情，帶著嘲諷笑容問起斯捷潘·阿爾卡季奇；不過主要談的還是些共同的話題，有關彼得堡的公務和社會上的事情。晚飯後他跟客人們待了半個鍾頭。然後，再次麵帶微笑與妻子握了握手，便出門去委員會了。安娜這一次既沒有去貝特茜·特維爾斯卡婭公爵夫人家——她聽說安娜回來了便請她參加晚會——也沒有去劇院，今晚她在那兒還有包廂。她沒外出主要是因為她打算穿的衣服沒有準備好。總之，客人走後安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裝，感到很是惱火。在去莫斯科之前，她，在穿不太昂貴的衣服方麵大體上是個行家，把三件衣服拿給女裁縫改做。衣服要改得看不出來，而且三天前就該做好了。結果是，兩件衣服根本沒有做好，而另一件也沒改成安娜想要的樣子。女裁縫前來解釋，強調說改成這樣更好，安娜大為光火，以至於她後來都羞於回想。為了完全冷靜下來，她去了育兒室，整晚都跟兒子待在一起，親自安頓他睡覺，劃過十字，又給他蓋上被子。她很高興自己沒去任何地方，好好過了一個晚上。她是那樣輕鬆和平靜，那樣清楚地看到，她在列車上想象得那麽重要的一切，不過是上流生活的一件平常而無關緊要的事情，她無論對任何人，還是對自己都沒什麽可羞愧的。安娜拿著一本英文小說坐在壁爐旁邊等待丈夫。九點半整便聽到他的門鈴聲，接著他便走進了房間。
“終於是你！”她說，朝他伸出手去。
他吻了她的手，在她身邊坐下。
“總的來說，我看出來你這次出行是成功的。”他對她說。
“是的，非常成功。”她答道，開始從頭跟他講起：她與弗隆斯卡婭的旅行，她的到達，列車上發生的事。然後把自己憐惜的感受告訴他，先是憐惜哥哥，然後又是多麗。
“我不認為可以原諒這樣的人，雖然他是你的哥哥。”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嚴厲地說。
安娜笑了笑。她明白，他說這些話是為了表示，親戚關係的考慮不能阻止他表達自己真誠的意見。她知道自己丈夫的這種特質，也很喜歡這一點。
“我很高興一切都圓滿結束，你也回來了。”他繼續說，“哦，關於我在委員會裏通過的新法案，那邊都說了什麽？”
安娜沒聽到任何有關這個法案的事，她感到慚愧，她竟會如此輕易忘記對他那樣重要的事情。
“在這邊，正好相反，這引起了很大反響。”他帶著自滿的微笑說。
她看出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想把這件讓自己高興的事告訴她，她便用各種問題引著他說下去。他還是帶著那種自滿的微笑講起他由於這項法案的通過而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興。這就證明，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終於開始確立合理而堅定的觀點。”
就著奶油和麵包喝完第二杯茶，阿列克謝·亞曆山德羅起身去自己的書房。
“你什麽地方都沒去，大概覺得很無聊吧？”他說。
“哦，沒有！”她回答說，跟著站了起來，陪他穿過客廳去書房，“你現在讀什麽書？”她問道。
“現在我在讀利爾公爵的Duc de Lille, Poésie des enfers[64]，”他回答，“非常出色的一本書。”
安娜笑了笑，就像人們笑對所愛的人的弱點那樣，然後，她挽著他的手，陪他走到書房門口。她知道他的習慣，晚上讀書已經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她知道，盡管公職幾乎吞掉他的全部時間，但他認為自己有義務關注知識領域發生的所有值得注意的事件。她也知道，實際上他感興趣的是政治、哲學、神學書籍，從他的天性上看，藝術和他格格不入。但是，盡管如此，或者不如說正因為如此，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從不放過這方麵的任何引起反響的事情，認為自己有義務什麽都讀一讀。她知道，在政治、哲學、神學方麵，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有所疑問或者有所探尋；但在藝術和詩歌，尤其是在他完全缺乏理解的音樂問題上，他持有最確定最堅執的見解。他喜歡談論莎士比亞、拉斐爾、貝多芬，談論詩歌和音樂中新流派的意義，這些他都按照十分清晰的順序加以分類。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書房門邊說，房內已經在扶手椅旁為他準備了蠟燭罩和一瓶水，“我要去給莫斯科寫信。”
他握了一下她的手，再次吻了她。
“畢竟他是個好人，誠實、善良，在自己的領域裏很出色。”回到自己的房間時，安娜對自己說，好像在某個人麵前為他辯護，這個人在指責他，還說不能去愛他，“可他的耳朵怎麽那樣奇怪地突出來！或者是因為他理發了？”
十二點整，安娜仍然坐在寫字台前，寫完給多麗的信時，隻聽見一陣穿著便鞋的平穩腳步聲，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洗了臉，梳了頭，胳膊下夾著一本書，走到她麵前。
“到時候了，到時候了。”他說，帶著特別的微笑，走進臥室。
“他有什麽權利那樣看他？”安娜想道，回憶起弗隆斯基望著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的眼神。
脫掉衣服，她走進臥室，但在她的臉上不僅沒有了在莫斯科的時候，從她眼睛和微笑中迸發出的那種活力，相反，現在她內心的火焰似乎已經熄滅，或者在某個遙遠的地方藏匿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