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克勞德·勒貝爾這個晚上過得很糟糕。夜裏一點三十分，他剛要睡著，卡倫把他搖醒。
“頭兒，很抱歉打擾您，但我忽然有個想法。這個家夥，那個豺狼，他拿的是丹麥護照，對吧？”
“繼續說。”
“好的，他一定是從哪裏搞來的。要麽是偽造的，要麽就是偷的。但他因為持有這本護照而改變了頭發的顏色，據此推斷，這本護照應該是偷來的。”
“有道理。說下去。”
“那好，除了他七月那次到巴黎的偵察之旅，他一直住在倫敦。所以他很可能是從這兩個城市中的一個偷來的護照。那麽那個丟失護照的丹麥人會做什麽呢？他一定會去他的領事館。”
勒貝爾掙紮著從行軍**爬起來。
“我親愛的盧西恩，有時候我覺得你真是前程遠大。先給我接托馬斯警司的家，然後是駐巴黎丹麥總領事。按這個先後順序來。”
他又花了一個小時打電話，說服那兩個人從**爬起來，回到他們各自的辦公室。勒貝爾再回到自己的行軍**時已經差不多是淩晨三點了。四點的時候，巴黎警察局一個電話把他吵醒：夜裏十二點和兩點時，從巴黎各酒店收攏來的丹麥籍人士的酒店登記卡共有九百八十張，已經開始按“很可能”“可能”和“其他”三類進行分揀。
邊境檢查處的工程師打來電話的時候是早上六點。勒貝爾一直都沒有睡，他正在喝咖啡。午夜的時候勒貝爾才向他們下達指令，現在他們就有了收獲。勒貝爾乘車穿過清早的街道向邊境檢查處的總部駛去，卡倫在他旁邊。在一間地下通訊分析室，他們聽了一段錄音。
錄音的開頭是“哢嗒”一聲，很響，然後是一陣“呼呼”的呼吸聲，好像有人撥了七個號碼。然後是電話撥號的長音。接著又是一聲“哢嗒”，有人接電話了。
一個嘶啞的聲音說道：“喂？”
有個女人的聲音說道：“我是雅克利娜。”
這個男人的聲音回答：“我是瓦爾米。”
女人說得很快：“他們知道他是一個丹麥牧師。他們晚上在查所有巴黎酒店裏的丹麥籍人士入住的登記卡，晚上十二點、兩點、四點各收一次卡片。然後一個一個地排查。”
停了一會兒，那個男人的聲音說道：“謝謝。”他掛斷電話，女人也收了線。
勒貝爾盯著仍然在緩緩轉動的帶子。
“你知道她撥的號碼嗎？”勒貝爾問這個工程師。
“知道。我們能從撥號盤歸零的延時長度測算出號碼。號碼是莫裏托五九〇一。”
“有地址嗎？”
這個人遞給他一張字條，勒貝爾掃了一眼。
“來吧，盧西恩。我們去探望一下瓦爾米先生。”
“那個姑娘怎麽辦？”
“哦，她會為此付出代價的。”
七點，中學教師正在煤氣爐上煮早餐，有人敲門。他皺了一下眉，關了火，穿過起居室，打開門。麵前出現四個男人。雖然他們沒有表露身份，但他知道他們是誰。兩個穿製服的看起來好像隨時會向他撲過來，但那個相貌溫和的矮個男子向他們做了個手勢，讓他們待在原地。
“我們監聽了電話，”小個子男人平靜地說，“你是瓦爾米。”
中學教師麵無表情。他向後退去，讓他們進了屋。
“我可以穿上衣服嗎？”他問道。
“當然可以。”
他連睡衣都沒有脫，隻用了幾分鍾便套好褲子和襯衣。兩個穿製服的人站在他左右。穿便服的年輕人站在門口。年紀大一點的那個人在房間裏四下轉了轉，翻了翻堆著的書和紙。
“要花很久才能把這些東西清出來，盧西恩。”他說道。
門口的那個人甕聲甕氣地說：“感謝上帝，幸好不是我們的部門。”
“你好了嗎？”小個子問中學教師。
“好了。”
“帶他下樓上車。”
其他四個人離開了，警長沒走。他翻看著那些紙。顯然中學教師之前整晚都在忙著弄這個。但這些都是被批閱過的普通的學校試卷。顯然這個人在家裏辦公。他整天都待在房間裏守著電話，以備豺狼打來。七點十分，電話響了。勒貝爾看了幾秒鍾，然後伸出手，把電話拿了起來。
“喂？”
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平穩，沒有起伏。
“我是豺狼。”
勒貝爾感到怒火中燒。
“我是瓦爾米，”他說道。
電話那頭停了一下。勒貝爾不知道該說什麽。
“有新消息嗎？”那頭的聲音問道。
“沒有。他們在克雷茲跟丟了。”
他的額頭全是汗。讓這個人在他現在待的地方多待幾小時很關鍵。“哢嗒”一聲，電話再沒了聲息。勒貝爾掛上電話，下樓衝向等在路邊的汽車。
“回辦公室。”他衝司機喊道。
在毗鄰塞納河岸的這家小酒店前廳的電話間裏，豺狼向玻璃外麵看著，有些疑惑。沒有消息？肯定不會沒有的。這個勒貝爾警長不是白癡。他們一定已經追蹤到了那個伊格爾頓的出租車司機，從那裏再找到沙隆尼爾莊園。他們一定發現了莊園裏的屍體，還有失蹤的雷諾車。他們肯定在圖勒找到了雷諾車，詢問了車站的工作人員。他們肯定已經……
他邁步走出電話間，穿過前廳。
“請稍等，”他對服務員說，“我五分鍾後就下來結賬。”
七點三十分，勒貝爾剛進辦公室，托馬斯警司的電話就到了。
“很抱歉這麽久，”英國警探說道，“把丹麥領事館人員弄醒，再讓他們回辦公室花了不少工夫。你想的沒錯。七月十四日，一名丹麥牧師報告丟失了護照。他懷疑是在倫敦西區的一家酒店客房裏丟失的，不過他沒有證據。為了讓酒店的經理放心，他沒有抱怨。這個牧師的名字叫佩爾·詹森，哥本哈根人。體貌特征為：六英尺高，藍眼睛，灰頭發。”
“就是這個，謝謝你，警司。”勒貝爾放下電話。“給我接巴黎警察局。”他對卡倫說道。
八點三十分，四輛黑色的瑪利亞來到大奧古斯汀碼頭的一家酒店外。警察把三十七號房間翻了個底朝天，就像被龍卷風掃過了一樣。
“我很抱歉，警長先生，”店主人對指揮這次突襲的頭發淩亂的探長說，“一小時前，佩爾·詹森已經退房了。”
豺狼叫了一輛從街上路過的出租車，回到他前天晚上剛剛抵達的奧斯特列茨火車站。對他的搜捕肯定已經轉移到其他地方了。他把裝著槍、軍大衣和那個虛構的法國人安德烈·馬丁衣物的箱子存在了行李寄存處，隻留下了裝著美國學生馬蒂·舒爾勃格衣服和證件的那隻箱子和裝著化裝物品的手提箱。
他拎著行李，身上還穿著那身黑色套裝，但把領圈用高圓領線衫遮住了。火車站旁邊的拐角處有一家破舊的小旅館，他要了一間房。這個服務員懶得按要求核對旅客的護照，讓他自己填寫了登記卡。所以連這張登記卡填的不是護照上佩爾·詹森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一進屋，豺狼就在臉和頭發上忙開了。他用溶劑洗掉了頭發上染的灰色，露出了本來的亞麻色。然後又染成了馬蒂·舒爾勃格的栗色。藍色隱形眼鏡沒有摘，金絲邊眼鏡則換成了那副高級的寬邊美國眼鏡。黑色便鞋、襪子、襯衫、圍領和牧師服都被卷起來塞進了箱子，一起放進去的還有哥本哈根詹森牧師的護照。然後，他穿上了美國紐約州錫拉丘茲來的美國大學生的跑鞋、襪子、牛仔褲、T恤和風衣。
晌午的時候，他已經弄好準備走了，美國護照放在胸前的口袋裏，另外一個兜裏放了一遝法國法郎。裝著詹森牧師所有“遺物”的箱子被放進了衣櫃，鑰匙被衝進了馬桶。他順著防火梯爬下去，悄無聲息地離開了這家旅館。幾分鍾後，他把手提箱存在奧斯特列茨火車站的行李寄存處，把第二次存箱子的存單塞進褲子後麵的口袋裏，和第一次存箱子的存單放到了一起，然後離開。他搭了輛出租車來到左岸，在聖米歇爾大街和於歇特大街的拐角下了車，然後消失在聚居於巴黎拉丁區的學生和年輕人的海洋裏。
豺狼坐在一家煙霧騰騰的小飯店裏，吃著一份廉價的午餐，他開始想今天晚上該去哪兒。他毫不懷疑勒貝爾這會兒已經拆穿了佩爾·詹森牧師的把戲，而現在這個馬蒂·舒爾勃格的身份他也頂多隻能用二十四個小時。
“那個該死的勒貝爾。”他一邊恨恨地想著，一邊衝著女服務員微笑著說，“謝了，寶貝。”
上午十點，勒貝爾回到辦公室給倫敦的托馬斯打電話。他的請求讓托馬斯低聲哼了幾聲，不過他還是十分有禮貌地回答說他會盡力。掛上了電話，托馬斯立刻喊來了上周參與調查的那個高級督察。
“好吧，請坐。”他說，“法國佬又回來了。看來他們又把那個家夥弄丟了。現在他在巴黎市中心，他們懷疑他可能準備了另外的假身份。我們兩個現在就去給倫敦的各個領事打電話，要他們將從七月一日起至今，外國遊客丟失或被竊的護照開具一張清單。不用管黑人和亞洲人，隻要白種人。我要知道每位當事人的身高。凡是在五英尺八英寸以上的都是懷疑對象。開始幹吧。”
巴黎內政部的每日例會被提前到了下午兩點。
勒貝爾依然用他一貫的和緩語氣做了報告，而與會者的反應卻極其冷淡。
“該死的家夥，”部長中間插嘴道，“他真是走了狗屎運了！”
“不，部長先生，不是運氣。至少不全是。他不斷得到我們每一階段的進展情報。這就是為什麽他匆忙離開加普，為什麽在沙隆尼爾莊園殺死了那個女人，然後在羅網收攏前離開的原因。我每天晚上都向與會的各位報告我的進展。我們有三次隻差幾個小時就抓到他了。今天早上，由於逮捕了瓦爾米而我又不能在電話裏裝扮成瓦爾米，所以導致他從藏身處逃走並又換成了其他身份。但前麵兩次，他是在我向會議做完匯報之後的淩晨得到消息的。”
桌子周圍一片靜寂，空氣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好像記得，隊長，之前你就這樣暗示過，”部長冷冷地說，“我希望你能說得更具體一些。”
作為回答，勒貝爾拿出一個小型便攜式錄音機放到了桌上，按下了“播放”鍵。在會議室的死寂中，磁帶放出的電話錄音聽來像金屬摩擦一樣刺耳。放完之後，整個屋裏的人都盯著桌上的這台機器。聖克萊爾上校麵色灰白，雙手輕輕哆嗦著把他的文件收到一起，放進他的文件夾。
“那是誰的聲音？”部長最後問道。
勒貝爾仍然沒出聲。聖克萊爾慢慢站起身來，屋子裏的目光都轉向他。
“我很遺憾地告訴您，部長先生……這個聲音是……我的一個朋友。她現在和我住在一起……請原諒。”
他離開會議室返回愛麗舍宮去寫辭呈。屋子裏的人都目不斜視，默不作聲。
“很好，隊長，”部長的聲音很平靜，“你可以繼續了。”
勒貝爾接著匯報，說到了他請求倫敦的托馬斯追查過去五十天裏報失的護照。
“我希望，”他最後說，“今天晚上就能拿到一份簡短的名單，符合我們已經知道的豺狼的體貌特征的人很可能至多隻有兩個。一旦獲悉結果，我需要這些到倫敦旅遊的人的所在國提供那些人的照片，我們可以肯定，豺狼現在看起來一定更像他的新身份，而不是凱斯洛普或者杜根或者詹森。幸運的話，我明天中午就能拿到這些照片。”
“從我這方麵，”部長說，“我可以向各位報告關於我和戴高樂總統的談話。他明白無誤地拒絕了為躲避刺客而改變未來任何一項日程安排。坦率地說，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過，我還是讓總統做出了一個讓步。這就是，至少現在關於禁止公開的禁令解除了。豺狼現在是一名普通的殺人犯。他在沙隆尼爾男爵夫人的房間裏謀殺了她，入室盜竊她的珠寶。據信他已經逃至巴黎，躲了起來。對吧，先生們？
“這是今天下午的報紙，至少是晚報要報道的內容。隊長，隻要你一確定豺狼的新身份，或者是兩三個可能的，他目前正在假扮的身份，你被授權將這些人名公布給媒體。這樣，那些早報就能用新標題報道事件的最新情況了。
“那些在倫敦不走運，丟失了護照的遊客照片明天早上一到，你就可以把它向晚報、電台、電視台公布，作為追捕謀殺犯事件的信息更新。
“除此以外，我們一旦拿到名字，巴黎所有的警察和共和國衛隊都要上街，攔住每個人，查看他們的護照。”
巴黎警察局局長、共和國衛隊負責人、還有司法警察署的頭兒都忙著在記錄。部長接著說道：“中央檔案局要協助邊境檢查處去檢查所有已知的‘秘密軍組織’的同情者。明白嗎？”
邊境檢查處和中央檔案局的頭頭都使勁點著頭。
“司法警察署的所有探員，手上不論有什麽事，都停下來，全力緝凶。”
司法警察署的馬克思·費爾內點點頭。
“至於愛麗舍宮方麵，顯然我需要一份從現在起，總統近期全部活動的完整清單。為了保護他，甚至不必就額外采取的預防措施向他匯報。這一次，為了保護他，即使他雷霆震怒也在所不惜。另外，當然，我要求總統警衛隊空前加強對總統的保護。迪克雷隊長，可以嗎？”
作為戴高樂私人保鏢的讓·迪克雷點了點頭。
“至於刑警大隊，”部長盯著布維埃隊長，“顯然有很多黑社會眼線。我希望把每個人都動員起來，盯著這個人，向那些人提供豺狼的名字和體貌特征。好嗎？”
莫裏斯·布維埃生硬地點點頭，心裏很是焦慮。通緝凶手的事他見過，但這一次規模空前。不要說體貌特征，隻要勒貝爾一給名字和護照號，從安全部門到黑社會就得有將近十萬人在街道、酒店、酒吧和飯店尋找這個人。
“我有沒有漏掉什麽其他情報渠道？”部長問道。
羅蘭上校很快地看了眼吉布將軍，然後是布維埃隊長。他咳嗽了一下。
“哪裏都少不了科西嘉工會。”
吉布將軍盯著自己的指甲。布維埃對羅蘭怒目而視。其他人大多表情尷尬。科西嘉工會是科西嘉人的兄弟會，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法國最大的犯罪集團組織。他們已經控製了馬賽和大多數的南部沿海地區。有些專家認為他們比黑手黨更危險，曆史也更悠久。他們不像黑手黨那樣張揚，鬧得家喻戶曉，所以也沒有像黑手黨那樣不得不在本世紀初葉移居到美國。
戴高樂派和科西嘉工會曾經兩度合作，兩次都大有幫助，但也讓他們很難堪。因為工會總要求回報，通常都是要求警方對他們的犯罪勾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九四四年八月，工會曾幫助盟軍攻占法國南部，並從那以後擁有了馬賽和土倫。後來，他們又於一九六一年四月輔助打擊了阿爾及利亞殖民勢力和“秘密軍組織”，並據此把他們的觸角大大伸入了北方和巴黎。
作為警察，莫裏斯·布維埃痛恨這些人渣，但他知道羅蘭的行動分局十分倚重科西嘉人。
“你覺得他們能幫上忙嗎？”部長問道。
“如果豺狼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厲害，”羅蘭上校回答道，“那麽我認為，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他的話，那就是工會的人。”
“他們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長懷疑地問道。
“大概八萬人。分布於警察、海關、共和國衛隊、情報局，當然還有黑社會組織。而且他們是有組織的。”
“你自己看吧。”部長說道。
沒有人再提議了。
“好，那就這樣了。勒貝爾隊長，現在我們想要從你那得到的就是一個名字、一個體貌特征和一張照片。得到這些之後，這個豺狼隻有六小時的自由了。”
“事實上，我們還有三天。”勒貝爾凝視著窗外，說道。他的聽眾都驚呆了。
“你是怎麽知道的？”馬克思·費爾內問道。
勒貝爾迅速地眨了眨眼。
“我必須道歉。我之前沒有看出這一點來實在是很愚蠢。這一個星期以來，我一直確信豺狼有一個計劃，他自己選了個日子刺殺總統。當他離開加普，為什麽沒有立刻扮成詹森牧師呢？為什麽沒有立刻開到瓦朗斯跳上來巴黎的特快列車呢？為什麽他到法國之後整整一周都在那兒打發時間？”
“嗯，為什麽呢？”有人問道。
“因為他挑好了日子，”勒貝爾說，“他知道該在什麽時間發動攻擊。迪克雷隊長，今天總統有離開愛麗舍宮外出的活動安排嗎，或者明天，或者是星期六？”
迪克雷搖搖頭。
“那星期天呢，八月二十五日？”勒貝爾問道。
桌子周圍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歎了一口氣，就像風拂過玉米地一樣。
“當然，”部長輕聲說，“解放日。而且要命的是，在座的諸位，大多數人那天都要和他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日。”
“完全正確。”勒貝爾說道，“我們的豺狼有點像心理學家。他知道一年之中有那麽一天，戴高樂將軍哪裏都不去，就在巴黎。那麽，這一天就是他的大日子，也是這個刺客等待的日子。”
“既然如此，”部長興奮地說，“我們就已經抓到他了。現在他的情報來源已經斷了，巴黎哪一個角落他都無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會有人收容他並把他保護起來的；即使是強迫他們，他們也不會幹。我們抓到他了。勒貝爾隊長，給我們那個人的名字。”
克勞德·勒貝爾站起來走向大門。其他人也都站起來準備離開去吃午餐。
“噢，還有一件事，”部長叫住勒貝爾，“你怎麽知道要竊聽聖克萊爾上校私人公寓的電話？”
勒貝爾在門口轉過身，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他說，“所以昨天晚上我竊聽了你們所有人的電話。日安，先生。”
下午五點，豺狼坐在音樂廳廣場旁邊的一家咖啡館，喝著啤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他臉上也戴著一副黑色的墨鏡，擋太陽。他看到兩個男人從街上走過，忽然有了主意。他付清酒錢，起身離開。他順著街道走了一百碼，看到了他要找的東西——一家女性化妝品店。他走了進去，買了些東西。
六點，各家晚報都換了它們的頭條新聞。最新的版本上，報紙頂部印著整行令人驚歎的標題：殺死男爵夫人的凶犯逃至巴黎。標題下麵有一張沙隆尼爾男爵夫人的照片，那是五年前她在參加巴黎一個社交晚宴時拍的。一家圖片社從檔案裏找到這張照片，所有報紙都用了同一張照片。六點三十分，羅蘭上校胳膊下麵夾了一張《法蘭西晚報》，走進華盛頓街的一家小咖啡館。皮膚黝黑，下頜突出的酒吧侍者仔細地看了他一眼，朝大廳後麵的另一個人點點頭。
第二個人走過來和羅蘭打招呼。
“羅蘭上校？”
行動分局的頭頭點點頭。
“請隨我來。”
他在前麵帶路，穿過咖啡館的後門，上二樓來到一間小起居室——這很可能是店主的私人住所。他敲了敲門，裏麵有個聲音說道：“進來。”
門在羅蘭上校的身後關上了，一個男人從扶手椅裏站起來，羅蘭握住他伸出的手。
“羅蘭上校？很高興見到你。我是科西嘉工會的卡普。據說你要找一個人……”
八點，托馬斯警司來電話了，聲音聽上去很疲憊。他今天過得可真不容易，有些領事很願意配合，其他的卻很不願意幫忙，頗費了一番周折。
他說，在過去的五十天裏，除了女人、黑人、亞洲人和矮個子，有八個外國男性遊客在倫敦丟失了護照。他給這些人列了一個單子，有姓名、護照號和體貌特征，一目了然。
“現在我們來排除那些不可能的人吧，”他向勒貝爾建議，“豺狼化名杜根不在倫敦期間，有三個人丟失了護照。我們也向航空公司訂票處核實了從七月一日以來的情況。看來七月十八日，他乘坐晚上的航班飛往哥本哈根。根據BEA公司的記錄，他在布魯塞爾的BEA櫃台用現金買了票，然後八月六日晚上飛回英格蘭。”
“是的，我們也查過，”勒貝爾說道，“我們發現，他不在倫敦的那個星期來了巴黎，時間是從七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三十一日。”
“好的，”托馬斯說道，聲音從倫敦的電話線裏傳來，有些噪音，“他不在倫敦期間有三份護照丟失。我們可以把這三個排除了，對吧？”
“沒錯。”勒貝爾說道。
“剩下的五個人裏，一個太高了，足足有六英尺六英寸。用你們的算法，已經超過兩米了。而且，他是個意大利人，這就是說他的護照扉頁上是用米和厘米來標注身高的。差異太大，法國海關官員會立刻發現的。除非豺狼踩著高蹺。”
“我同意，這個人肯定是個巨人，他可以排除了。另外四個人是什麽情況？”勒貝爾問道。
“好的。一個太胖了，有二百四十磅，或者說有一百多公斤。這個要是豺狼的話，那他都胖得走不動路了。”
“他也可以排除了，”勒貝爾說道，“還有誰？”
“另外一個太老了。他身高合適，但是已經七十多歲了。除非那種真正的戲劇化妝高手在他臉上操持，否則他不可能扮得那麽老。”
“這個也不算，”勒貝爾說道，“最後兩個怎麽樣？”
“一個是挪威人，另一個是美國人，”托馬斯說道，“兩個人都符合標準。高個子，寬肩膀，二十到五十歲之間。這個挪威人有兩件事使他不太可能是你要找的人。第一，他的頭發是亞麻色的。我不認為這個豺狼在杜根暴露後會變回他自己的頭發顏色，對吧？那樣他就會更像杜根了。另外一件是，這個挪威人向領事報告時說，他和女友劃船時不慎落水，護照就是這時才從口袋裏滑落的。他發誓說他落水之前，護照還在他胸前的口袋裏，等他爬上岸十五分鍾後就發現護照不見了。另一個美國人則對倫敦機場的警察發誓說，他在機場大樓的候機大廳向別處張望的時候，裝有他護照的手提箱就不見了。你怎麽看？”
“請發給我，”勒貝爾說道，“有關這個美國人馬蒂·舒爾勃格的所有詳細情況。我要向華盛頓護照辦公室要他的照片。再次感謝你，謝謝你的所有努力。”
當晚，內政部又開了第二次會，是目前為止最短的一個。會議前一個小時，國家安全機構的每個部門都收到了馬蒂·舒爾勃格詳細材料的油印件，此人是被通緝的殺人犯。第二天早上有望能得到他的照片，恰好來得及刊登在上午十點鍾街上出售的報紙上。
部長站了起來。
“先生們，我們頭一次開會的時候，都同意布維埃隊長的建議——甄別殺手豺狼的身份從本質上來說，是一項純粹的偵探工作。可是通過後來發生的事情，我不再同意這個論斷。在過去的十天裏，我們很幸運，有勒貝爾隊長為此事操勞。盡管刺客換了三次身份，從凱斯洛普到杜根，從杜根到詹森，又從詹森到舒爾勃格，盡管這間屋子裏不斷有情報泄露出去，他仍然成功地甄別出了刺客的身份，並且在這個城市裏追蹤到了這個人。我們欠他一份感謝。”
部長朝勒貝爾低頭致意，後者看起來有些窘迫。
“不過，從現在開始，這項任務就要轉移到我們身上了。我們有了刺客的名字、體貌特征、護照號碼和國籍。幾個小時之內，我們還會有他的照片。我很有信心，在你們各自部隊的努力下，幾個小時之內，我們就能抓獲他。巴黎的每一個警察，每一個共和國衛隊的警察，每一個警探，都已經收到了這個人的簡要情況。明天早上之前，或者，最遲到明天中午，這個人就再也無處藏身了。
“現在，讓我們再次祝賀你，勒貝爾隊長，並且從你的肩膀上把這次調查的壓力和重擔卸下。在即將到來的幾個小時裏，你將不必再為此事操勞了。你的任務完成了，幹得漂亮。謝謝你。”
勒貝爾耐心地聽他說完，之後飛快地眨了幾下眼，從座位上站起來，向這群最有權勢的人點點頭。他們指揮著成千上萬的士兵，控製著數百萬的法郎，而此時，他們向他報以微笑。
勒貝爾轉身離開會議室。
十天來，克勞德·勒貝爾隊長第一次回家睡覺。當他把鑰匙插進鎖孔裏轉動的時候，他聽到了妻子厲聲的責難。子夜的鍾聲響起，八月二十三日來了。
20
子夜前一個小時，豺狼走進一家酒吧。裏麵很黑，有好幾秒鍾他幾乎無法看出屋子的輪廓。左手的牆邊有一溜長長的吧台，後麵閃爍著成排的鏡子和酒瓶。門轉回去合上時，服務員帶著毫不掩飾的興趣盯著他。
這家酒吧既長又窄，右側牆邊擺放著一排小桌子。屋子的遠端，房間寬了起來，辟出一個單獨的區域，裏麵散布著幾張可以坐四到六人的大桌子。吧台邊有一排獨腳圓凳。大多數的椅子和凳子都被晚上來的常客占據著。
離門最近的一桌談話停了下來，顧客們都在仔細打量他。輕輕的“噓”聲傳遍整個房間，其他更遠處的人發現同伴的目光，也轉過頭來打量著門邊這個有著運動員體格的高個子。有些人低聲交談著，間或有一兩聲輕笑。豺狼看到遠端有個吧台的獨腿圓凳空著，就從右邊的桌子和左邊的吧台之間走了過去，轉身坐下。他聽到背後有人飛快地小聲議論著。
“哇，看這裏！這肌肉，親愛的，我都想入非非了。”
酒吧服務員從吧台另一頭走過來站在他麵前，仔細打量著他，同時，咧開塗著口紅的嘴唇，賣弄**地衝他笑著。
“您好，先生。”身後又是一通“咯咯”的笑聲，大多有點不懷好意。
“請給我一杯蘇格蘭威士忌。”
酒吧服務員踏著華爾茲舞步般輕快的步子高興地走開了。是個男人，男子漢，真正的男人。噢，這下今晚可該熱鬧了。他能看見遠處走廊那邊的小瘋子們都在摩拳擦掌了。他們大多在等自己的老主顧，不過有些沒有約會的都想碰碰運氣。這個新來的大男孩，他想，絕對要引起一場**了。
豺狼旁邊的客人轉過身來對著他，盯著他的目光裏毫不掩飾對他的興趣。他的頭發是那種金子般的金黃色，一縷縷小心地掛在前額上，像古希臘神殿上的年輕神像。不過這種形似也就到此為止了。他的眼睛塗著睫毛膏，嘴唇像精致易碎的紅珊瑚，臉頰上撲了厚厚的粉。不過這樣的裝扮還是掩蓋不了衰老帶來的皺紋，睫毛膏也遮不住那雙充滿欲望的眼睛。
“不請我喝一杯嗎？”說話的聲音像女人一樣嗲聲嗲氣。
豺狼慢慢搖搖頭。那個令人惡心的家夥聳聳肩，轉回身衝著自己的同伴，繼續輕聲說著話，時不時假裝吃驚地尖叫一聲。豺狼脫掉風衣，伸手去拿酒吧服務員遞來的酒，肩膀下麵和背上的肌肉在T恤衫下高低起伏。
酒吧服務員很高興。他不是同性戀？不對啊，他不可能不是，否則來這兒幹什麽。來這裏的都是想找個伴兒的，可是他為什麽要拒絕可憐的科琳，不請“她”喝一杯呢。難道他是……太妙了！一個英俊的年輕男子在找一個老鳥帶他回家。今晚一定很有趣。
快到十二點了，嫖客們準備回家了。他們斜倚著沙發，在人堆裏搜索著，不時把服務員招來，低聲說上幾句。服務員就回到吧台，向其中一個“姑娘”示意。
“皮埃爾先生想和你說句話，親愛的。去試試，打扮漂亮點兒去試試，看在上帝的份上，別再像上次那樣哭哭啼啼的了。”
剛過十二點，豺狼在酒吧裏更加引人注目了。酒吧後方有兩個男人足足看了他幾分鍾。他們分坐兩桌，不時相互惡毒地看一眼。兩個人都已年近四十，其中一個有點胖，一對小眼睛埋在厚厚的眼瞼裏，脖子後麵的肥肉堆在領子外麵。他相貌粗俗，活像一頭豬。另一個則身材苗條，十分優雅，幾縷頭發精心地貼在頭上。他的衣服很漂亮，剪裁考究。褲子很瘦，上衣袖口處微微露出一點蕾絲。喉頭還係了一條絲質印花手帕。豺狼想，這個人大概是搞藝術的，時裝設計師或是發型師一類。
那個胖子衝酒吧服務員招招手，低聲耳語了幾句，把一張大額鈔票塞進了他的緊身褲裏。服務員穿過酒吧，返了回來。
“那位先生問您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喝一杯香檳。”服務員狡黠地看著他，小聲說道。
豺狼放下威士忌。
“你告訴那位先生，”他說得很清楚，吧台周圍的男同性戀們都能聽見，“他對我沒有吸引力。”
不少人嚇得倒吸了口冷氣，有幾個彈簧刀一樣身材纖細的年輕男子從酒吧的獨腿圓凳上溜了下來，靠近他，以免漏掉一個字。服務員嚇得眼睛睜得圓圓的。
“他隻想請您喝一杯香檳，親愛的。我們認識他的，他很有錢。您很走運。”
作為回答，豺狼從凳子上下來，拿著他那杯威士忌，信步走向另一個老鳥。
“我能坐在這兒嗎？”他問道，“有人在糾纏我。”
那個附庸風雅的人差點興奮得暈過去。幾分鍾後，那個胖子仍對他所受的侮辱憤憤不平。他離開了酒吧，而他的競爭者，則把他那又老又瘦的手懶洋洋地放在桌上這個年輕美國人的手上。他告訴這個新朋友，有些人的舉止絕對是非常粗鄙惡劣的。
淩晨一點過後，豺狼和他的“護花使者”離開酒吧。這之前的幾分鍾，這個叫朱爾斯·伯納德的同性戀問豺狼住在哪裏。豺狼表現得很不好意思，說自己沒有地方去，身無分文，是個時運不濟的學生。而伯納德則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好運氣。他告訴這位年輕的朋友，他碰巧有一套漂亮的公寓，裝飾精美，而且非常安靜。他一個人住，沒人會來打擾他。因為過去與他同住一個街區的鄰居對他非常粗魯，所以他從來不和他們打交道。如果年輕的馬丁願意在巴黎逗留期間和他住在一起，他會非常高興。這回豺狼表現出的則是極度的感激。他接受了伯納德的邀請。離開酒吧之前，豺狼溜進洗手間，幾分鍾後他再出來時，眼睛上塗了厚厚的睫毛膏，臉上撲了粉，還抹了口紅。伯納德看起來有些不快，不過他們在酒吧裏的時候他還是在極力掩飾著。
來到外麵的人行道上時，他反對道：“我不喜歡你用那些東西。那讓你看起來像那些肮髒的男妓一樣。你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夥子。你不需要那些東西。”
“對不起，朱爾斯，我以為這樣會讓你高興。我們回去就把它洗掉。”
伯納德的不快略微減輕了一些。他把豺狼領到自己的汽車前，答應在載他的新朋友回家之前，先去奧斯特列茨火車站去取他的行李。在第一個十字路口，一個警察走到路中央，揮旗讓他們停下。警察向司機旁邊的窗戶低下頭來時，豺狼弄亮了車裏的燈。警察瞅了他一分鍾，然後退了回去，一臉厭惡。
“走吧。”他再不想囉嗦了，命令道。汽車開走後，他喃喃地罵了句：“死同性戀。”
到達火車站之前他們又被攔停下來一次。警察要他們出示證件。豺狼浪聲浪氣地笑著。
“你就隻要那個嗎？”他狡黠地問道。
“滾。”警察說著，退了回去。
“別那樣惹他們，”伯納德小聲反對道，“你那樣做我們會被抓起來的。”
豺狼從行李寄存處取回兩隻箱子，收費的服務員連看都懶得看他一眼。他把箱子搬進伯納德的車後座。
在去伯納德的公寓路上，車子又一次被攔了下來。這次是兩個共和國衛隊的士兵，一個中士，另一個是列兵。列兵在離伯納德住處幾百米處一條街的街口揮旗讓他們停下，走到乘客門邊，向裏看著豺狼的臉，一下子跳了回去。
“噢，我的上帝。你們兩個要去哪兒？”他吼道。
豺狼撅起嘴。
“你覺得是去哪兒，寶貝兒？”
這個共和國衛隊的士兵惡心得臉都扭曲了。
“你真讓我惡心，快滾。”
“你應該讓他們出示證件。”中士對這個列兵說。此時，伯納德的汽車尾燈已經消失在街的盡頭了。
“噢，算了吧，中士，”列兵辯解道，“我們要找的是一個跟男爵夫人上了床又把她殺死的家夥，不是一對滿嘴放屁的娘娘腔。”
伯納德和豺狼到公寓裏時已經是淩晨兩點了。豺狼堅持要在客廳的單人沙發上過夜，伯納德心裏反對，但克製著沒有說出來。不過他還是從臥室門縫裏偷看了這個年輕的美國人脫衣服。顯然，要把這個有著鋼鐵般肌肉的紐約學生弄到手，需要一場煞費苦心但又令人興奮的追求。
伯納德的廚房設施完備、精良，但裝飾得很女人氣。豺狼夜裏查看了一下冰箱，覺得裏麵的食物足夠一個人吃三天，不過兩個人就不夠了。早上的時候，伯納德想出去買鮮牛奶，但豺狼沒讓他去，堅持說他更喜歡在咖啡裏加聽裝牛奶。所以他們一早上都在聊天，沒出門。中午的時候，豺狼堅持要看新聞。
頭一條新聞，是關於緝拿四十八小時前謀殺沙隆尼爾男爵夫人的凶手。朱爾斯·伯納德嚇得尖叫起來。
“噢天啊，我可受不了暴力。”他說道。
接下來，屏幕上出現了一張臉：一個英俊的年輕麵孔，栗色的頭發，寬邊眼鏡。解說員說，這就是那個殺手，一個美國學生，名叫馬蒂·舒爾勃格。任何人看到此人，或者知道……
伯納德坐在沙發上，轉過身來抬頭看著。他最後想的是，那個解說員錯了，他說舒爾勃格的眼睛是藍色的，但從緊緊掐住他喉嚨的鐵鉗般的手指後麵俯視著他的那雙眼睛是灰色的。
幾分鍾後，豺狼把五官扭曲、頭發淩亂、舌頭外伸的朱爾斯·伯納德關在了客廳的衣櫃門裏，然後從客廳書架上拿了本雜誌，坐了下來，等待剩下的兩天。
在這兩天裏，巴黎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搜查。從最漂亮、最昂貴的酒店到最低級的妓院，所有的酒店、旅館都被徹查，旅客的名單也被核對過了，每個普通公寓、供流浪漢投宿的廉價客棧、青年旅社都遭到搜查。酒吧、餐館、夜總會、大飯店、咖啡館裏，也經常有便衣警察的身影，他們向侍者、酒吧服務員和保鏢出示通緝犯的照片。每個已知的“秘密軍組織”的同情者的住宅和公寓都被翻了個底朝天。有超過七十名年輕人由於和這個殺人犯有一點相像而被拘捕訊問，之後被釋放時，警方表示了例行的歉意。其實這隻是由於他們都是外國人，而對外國人總是比對本國人要有禮貌些。
在成百上千條街道上，出租車、公共汽車被攔下來，檢查所有乘客的證件。巴黎所有較大的馬路都設置了路卡，在一到兩英裏的間距內，會遇見好幾次夜間巡邏的軍警。
在黑社會方麵，科西嘉人也沒閑著。他們悄悄地混入皮條客、暗娼、妓女、詐騙犯、扒手、流氓、入室竊賊和騙取人錢物的人中，警告這些人：任何人知情不報都會招致工會的震怒，將承受一切可能的懲罰。
有十萬受雇於這個國家的人，在各個部門，從警長到士兵和憲兵，都在四處查找。估計有五萬黑社會人士以及邊緣行業裏的人，也都在到處核查路人的相貌。那些做旅遊行業營生的人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被告知要睜大雙眼。學生常去的咖啡館、酒吧、聊天室、社團組織，都有年輕的探員滲透進去。專門從事安置外國交換學生在法國家庭居住的機構都被造訪，並受到警告。
克勞德·勒貝爾警長穿著一件羊毛開衫和補丁褲子，整個星期六的下午都在他的花園裏不慌不忙地折騰著。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接到電話，讓他到部長的私人辦公室報到。六點鍾，一輛汽車來接他。
當他看見部長時，吃了一驚。這個負責整個法國國內安全事務，充滿活力的領導人看起來既疲憊又緊張。短短兩天內他似乎蒼老了許多，眼睛周圍全是缺乏睡眠導致的皺紋。他的辦公桌對麵有一把扶手椅，他示意勒貝爾坐下，自己則坐在轉椅裏。平時他喜歡在窗前欣賞波伏廣場的景致，有事的時候才轉回辦公桌旁。這一次，他沒有看窗外。
“我們找不到他，”他開門見山地說，“他消失了，就這樣從地球上消失了。我們相信，‘秘密軍組織’的人也一樣不知道他在哪兒。黑社會的人也沒見到或是聽到過他。科西嘉工會認為他不可能在城裏。”
他停了一下，歎了口氣，注視著桌子對麵這個小個子探長。勒貝爾眨了眨眼，沒說話。
“對於你在過去兩周裏追蹤的那個人，他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我想我們從來都沒真正有過概念。你怎麽看？”
“他在這裏，就在某個地方。”勒貝爾說道，“明天早上是怎麽安排的？”
部長看起來似乎十分苦惱。
“總統什麽都不改，也不允許他的行程安排有任何變動。今天早上我和他談過。他很不高興。所以明天仍和已經公布的計劃一樣。十點，他將重新點燃凱旋門下的長明火。十一點，在巴黎聖母院做彌撒。十二點三十分，在陣亡烈士紀念堂做哀思祈禱。然後回到愛麗舍宮吃午餐，再就是午睡。下午隻有一項紀念儀式——向十名被公認在抵抗運動中功勳卓著的老兵授予解放勳章。
“下午四點，在蒙帕納斯車站前麵的廣場。他自己選的地方。如你所知，建新站的工作已經開始了。重建地點離原來的位置有五百米。現在車站大樓佇立的地方按計劃要改成寫字樓區和商貿區。如果按照計劃實施建設，那這個解放日就是最後一個在火車站正麵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慶祝的解放日了。”
“群眾維持秩序的工作是怎麽安排的？”勒貝爾問道。
“噢，我們都在忙這個。每個紀念儀式時群眾都比上一次離得更遠。儀式開始前幾小時，會放置鋼製的路障，在路障裏的地區從地下到房頂都要徹查，包括下水管道。要搜查每套住宅和公寓。每項儀式開始前以及儀式進行時，附近各屋頂都有持槍警衛監視對麵的屋頂和窗戶。除了官員和參加紀念儀式的人，任何人不得穿越路障。
“這次我們安排得更周到。即使是巴黎聖母院的屋簷內外都會布置警察，包括房頂和尖塔。所有參加彌撒的教士、祭司和合唱團的歌童都要經過檢查，看是否有人藏匿武器。即使是警察和共和國衛隊士兵也需要佩帶明天早上天亮時才頒發的特別徽章，以免他試圖假扮安全人員。
“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裏，總統屆時要乘坐的雪鐵龍汽車已被換上了防彈玻璃。順便說一句，這件事不能泄露一個字；就連總統也不知情。不然的話，他會暴跳如雷的。和往常一樣，還是馬羅克斯給他開車，已經告訴過他要比平常開得快些，以免我們的朋友試圖向車輛射擊。迪克雷還征集了一批身材極其高大的軍官和官員，想把他們安排在將軍周圍，但不讓他知道。
“除了這些，任何人進入總統兩百米範圍內就要被搜身——無一例外。這必然會使外交使團大亂，媒體也會威脅抗議。所有外交和媒體人員的通行證都會在明天天亮之後突然更換，以免豺狼化裝成其中一個混進來。顯然，任何人攜帶包裹或是長形物品，一經發現將被立刻趕走。好了，你覺得怎麽樣？”
勒貝爾想了一會兒，像個小學生試圖向老師為自己辯解一樣，在膝蓋之間絞著手。事實上，他覺得在第五共和國裏，警察的權力已經太大了。而他窮其一生，抓捕罪犯的時候，也隻是把眼睛睜得比別人稍微大一點而已。
“我想，”他最後說，“他這種人絕不會拿自己的生命冒險。他是個雇傭殺手，為錢才殺人。他想要逃脫，去花他的錢。七月的最後八天裏，他到這裏進行偵察旅行期間，一定已經提前設計出計劃。如果他對於逃生的途徑沒有預先考慮好，或者沒有把握的話，他早就回去了。
“所以，他一定成竹在胸。他之前就知道，一年當中的這一天，解放日，戴高樂將軍的驕傲將使他無視其個人危險，不允許自己待在家裏。他可能也已經知道了我們將要采取的安全預防措施，尤其是在他的身份暴露之後，安全保衛措施將像您所說的那樣嚴密，部長先生。但他還是沒有回去。”
勒貝爾站了起來，不顧儀態，在屋子裏來回踱步。
“他不回去。他也不想回去。為什麽？因為他覺得他可以做到，然後逃脫。這樣的話，他一定是想到了什麽別人沒有想到的主意。可能是一個遙控的炸彈，或者是一支步槍。不過炸彈容易被發現，而且它會把所有東西都炸毀。所以一定是一支槍。這就是他為什麽要駕車進入法國。槍在車裏，可能焊在底盤上或者內部的條格上。”
“但是，他絕沒有可能帶著槍靠近戴高樂！”部長喊著，“沒人能夠接近他，除了少數人，而這些人都被搜過身了。他怎麽能帶著槍進入路障圍著的區域內呢？”
勒貝爾停下來，看著部長，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但是他認為他可以，過去的這幾天，不管他遇到什麽樣的周折，可他都僥幸沒有失敗。盡管他在世界上最優秀的兩國警察麵前暴露了，並被一直追蹤著，但是他還是到了巴黎，帶著一支槍藏了起來，也許還有另一副麵孔和身份證。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部長先生，不管他在哪兒，他明天肯定要露麵。他一出來就一定會被發現他的本來麵目。而這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老偵探的箴言：把眼睛睜大。
“關於安全預防措施，部長，我沒有更好的建議了。目前的安排都很完美，事實上也無懈可擊。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在每個儀式的時候到處轉轉，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他？這是唯一可做的事了。”
部長失望了。他本來希望能從這個探長這裏找到一些靈光一閃的發現。十四天前，布維埃說他是法國最優秀的警探。而這個人現在建議說要睜大眼睛。部長站了起來。
“當然，”他冷冷地說，“就那麽做吧，警長先生。”
當晚晚些時候，豺狼在朱爾斯·伯納德的臥室裏做準備工作。**是法國老兵安德烈·馬丁的一雙破舊黑皮鞋，灰色羊毛襪，褲子和襯衫，佩有一根戰爭綬帶的長軍大衣，黑色貝雷帽。他把在布魯塞爾做的假證件放在最上麵的口袋裏，這樣，穿著這身打扮的人就有了他的新身份。
在這些東西旁邊，還有他在倫敦買的輕質網狀帶子；五個看起來像鋁質的管子，裏麵裝著他那支槍的槍托、後膛、槍管、消音器和瞄準鏡。在這些旁邊放著一塊黑橡膠塊，上麵嵌了五粒達姆彈。
他從橡膠塊裏拿出兩粒子彈，用廚房工具箱裏找來的鉗子小心地橇掉子彈的彈頭，把裏麵的火藥倒出來，收好。那些已經沒用的彈殼被他扔進了煙灰缸。他還剩下三粒子彈，足夠了。
他已經有兩天沒刮胡子了，下巴上滿是淡黃色的胡茬。這次他會用他在巴黎買的剃須刀片，而且會剃得很糟糕。浴室架子上放著須後水的瓶子——實際上裏麵放的是灰色的染發劑，扮詹森牧師的時候他曾經用過——以及酒精溶劑。他已經把馬蒂·舒爾勃格的栗色頭發洗掉了，並且坐在浴室的鏡子前麵，把自己的亞麻色頭發剪得越來越短，直到頭發剩下的發茬能像一把不齊整的刷子那樣立起來。
他最後檢查了一下，看明天的準備是否就緒，然後給自己做了一個煎蛋餅。在睡覺之前，他還坐在電視機前看了很多節目。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天氣酷熱，是當夏氣溫最高的一天。一年零三天之前，中校讓-馬裏耶·巴斯蒂安-蒂裏和他的手下曾經在小克拉馬爾附近謀刺戴高樂總統。盡管一九六二年那個晚上的計劃沒有實現，但他們的行動開啟了一連串事件。實際上，隻有今天在這個城市裏酷熱的星期日下午的這次行動，才是最後一切的終結。
當整個巴黎在慶祝從德國法西斯統治下贏得解放十九周年紀念日的時候，差不多有七萬五千名士兵穿著藍色斜紋嗶嘰製服，汗流浹背地維持秩序。由於媒體專欄狂熱地向公眾事先宣傳，參加解放日當天慶典的人實在是人山人海。然而，當國家元首高視闊步地走過森嚴的士兵和警察方陣，主持慶祝儀式時，大多數來的人是看不到他的。
一大群官員和公務員盡管很高興被邀請參加慶祝儀式，但都沒有注意到他們自己的一個共同的特點——全是高個子。他們每個人站在總統周圍都像是一個“人盾”。除了用這些人把戴高樂將軍控製在公眾視線之外，總統的周圍還圍著四個貼身保鏢。
幸運的是，將軍是近視眼，在公眾麵前又拒絕戴眼鏡，所以他沒注意到，在每個胳膊肘後麵，在他的每一個側麵，都是羅傑·特西爾、保羅·克米提、雷蒙德·沙希亞和亨利·德茹代爾的巨大身影。
媒體把他們稱為“猩猩”，而很多人認為這隻是出於對他們外形的尊重。事實上，更實際的原因是他們走路的模樣。他們每個人都是精通各種格鬥的高手，胸部和肩膀肌肉發達。由於肌肉緊繃，背部的肌肉迫使胳膊從身體兩側伸出，兩隻手微微外張著擺動。另外，他們每人在左腋下都背著他們最喜歡的自動武器，更是強化了這種猩猩模樣的姿態。他們走路時雙手半張，時刻準備從肩部的皮套裏抽出槍，向著剛剛露出苗頭的“麻煩”開火。
不過今天沒有麻煩。在凱旋門的慶祝儀式幾乎進行得和計劃中的一模一樣。但是在廣場周圍的房頂上，有好幾百人攜帶雙筒望遠鏡和步槍，蜷在煙囪後麵，監視著，守衛著。直到總統的車隊最終駛入香榭麗舍大道，朝著巴黎聖母院開去，他們才全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從那上麵爬下來。
在大教堂，情況還是一樣。巴黎紅衣大主教主持儀式，兩邊簇擁著主教和教士。他們所有人在穿上法衣的時候都已被檢查過。在管風琴的樓廂裏，兩名警察挎著步槍埋伏在那裏，監視著下麵聚集的人群。這一點，即使是紅衣主教也蒙在鼓裏。朝拜者裏有眾多穿著便衣的警察，他們不下跪，更不閉眼，不過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也在拚命地祈禱，那是古老的警察的禱詞：“親愛的主啊，請不要在我當班時出事。”
外麵有些觀眾，盡管站在離教堂門二百米開外，但由於他們把手伸進了上衣，就被立刻趕走了。一個人是在腋窩撓癢，另一個則隻是想掏出一包煙。
仍然是平靜無事。房頂上的自動步槍也沒有聲音，也沒有悶然轟響的炸彈聲。警察們甚至互相掃視一下，以確保他們的同事都佩帶了必配的徽章。這些徽章都是當天早上才頒發的，所以豺狼不可能複製一個並用來裝扮成一名警察。有一名共和國衛隊的警察把自己的徽章弄丟了，當即在被發現的地點被逮捕了，然後被送到了附近等候的一輛廂式車裏。他的卡賓槍被拿走了，直到晚上才被釋放。即使這樣，還是叫來了二十個認識他本人的同事為他擔保，向警察證實他就是他供述的那個人。
在紀念堂，氣氛更是通了電一樣，盡管總統似乎已有所察覺，但他並沒有表示出來。在這個郊區工人居住地，安保人員估計，隻要總統真的進入存放骨灰的紀念堂裏麵，那他就安全了。但當將軍的車子行進到狹窄的街道，靠近監獄的時候，會在拐角處放慢速度，此刻，刺客可能會有所行動。
但事實上，那時候，豺狼正在別的地方。
皮埃爾·瓦爾雷覺得煩透了。他又熱又渴，軍裝都貼在了背上，卡賓槍的帶子勒在濕漉漉的衣服上，有點刺痛。現在正是午餐時間，他知道自己又要錯過了。他開始後悔，真不該加入共和國衛隊。
本來一切都很不錯。他在魯昂工作的那個工廠由於員工過剩而解雇了他。勞動介紹所的辦事員指著牆上貼的一則廣告，上麵是一名穿著軍裝的共和國衛隊士兵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在告訴世人，他的工作讓生活既有未來，又有前景，還很有趣。畫上的軍裝看起來就像是由巴黎世家製作的。所以瓦爾雷就報了名。
沒人說過軍營生活就像監獄——這裏正好過去也曾經是座監獄。也沒人說過有操練、夜間演習、令人渾身發癢的嗶嘰軍裝，還有在刺骨的寒冷裏或是在灼熱的太陽下，在街角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抓捕那些永遠都不會落網的疑犯。人們總是證件齊全，他們的任務無可避免地隻是些繁瑣而又無傷大雅的小事。這足以讓人想借酒消愁。
好不容易來到巴黎了，這是他第一次離開魯昂。他本來想，終於可以看看這座不夜城了。但現在全都沒了指望，在巴比克特中士負責的班組裏不會有指望的，隻是更多同樣的瑣事罷了。“看到那個阻擋行人的路障了嗎，瓦爾雷。好，就站在它旁邊。看著它，看著它別讓人挪動，除非他們有特許，否則別讓任何人通過，明白了嗎？你的工作責任重大，我的小夥子。”
責任重大，真見鬼！為了巴黎這個
解放日，上頭可真是有點瘋狂啊，從其他省份調了幾千人來補充巴黎的部隊。昨天夜裏，他的營房裏來了來自十個不同城市的人，巴黎人都在傳，可能有人想鬧事，要麽為什麽要搞得這麽誇張呢。謠言，總是有謠言。最後什麽事都沒有。
瓦爾雷轉過身，向後看著雷恩大街。他守著的路障是橫跨街道的一段，從這邊建築裏伸出，又沒入另一邊的建築裏，在六月十八日廣場向北二百五十米。從這裏到火車站的正門還要再向北走一百米。火車站的前廣場就是慶典儀式要進行的地方。他能遠遠地看見有些人在前廣場上，標出那些老兵、各級軍官和共和國衛隊該站的位置。還要三個小時。上帝，真是沒完沒了。
在路障附近，第一批公眾開始聚攏。他們有些人還真是有耐心啊，他想。在這樣炎熱的天氣裏，等上幾個小時，就為了看一眼三百米外的那一群腦袋，隻知道戴高樂在那一群人中間的某處。
在路障處四處散落著一兩百人的時候，他看到了一個老人。這個老人正一瘸一拐地穿過街道，看上去似乎再走半英裏就要倒下了。他頭上黑色的貝雷帽浸透了汗水，長軍大衣在膝蓋下麵來回搖擺；他的胸口還掛著一排勳章，叮當作響。路障邊的人群裏有幾個向他投去充滿同情的目光。
這些老家夥總是留著他們的勳章，瓦爾雷想，好像他們這輩子就隻有這點玩意兒了。好吧，也許這真的是他們某些人唯一剩下的東西吧。像這個老頭，連一條腿都犧牲掉了。瓦爾雷看著這個老人一瘸一拐走下馬路，心想：他年輕的時候一定去過很多地方——在他的雙腿都健全的時候。現在他看起來像是一隻被打垮的老海鷗，就像這個共和國衛隊士兵以前在家鄉海灘所看到的那樣。
天啊，難道你的餘生都要這樣一條腿瘸著，靠一支鋁製拐杖支撐著自己嗎，太慘了。老頭跌跌撞撞地來到他麵前。
“我可以過去嗎？”他畏縮地問道。
“來吧，讓我看看您的證件。”這個老退伍兵在他的襯衫裏麵摸索著，那衣服再洗一次就完蛋了。他拿出兩張卡片，瓦爾雷接過來看著。安德烈·馬丁，法國公民，年齡五十三歲，生於阿爾薩斯的科爾馬，住在巴黎。另外一張卡屬於同一個人。卡片上端橫著寫著一排字：傷殘軍人。
嗯，你的確是殘了，老夥計，瓦爾雷想。
他仔細看了看兩張卡上的照片。是同一個人，不過是不同時間照的。他抬頭看著老人。
“把您的貝雷帽摘了。”
老人摘掉帽子，捏在手裏。瓦爾雷比較了一下自己眼前這張臉和照片上的臉。是一樣的。麵前的人一臉病容。他自己剃的胡子，有好幾處弄破了，用小塊衛生紙貼上了，斑斑的血跡仍然可以看到。臉色灰敗，一層的汗，油膩膩的。前額的頭發亂蓬蓬地豎著，指向哪個方向的都有，由於被貝雷帽壓著，更是亂作一團。瓦爾雷把卡片遞回給他。
“你要去那邊做什麽？”
“我住在那兒，”老頭說，“我退休了，靠退休金過活，我有一個小閣樓。”
瓦爾雷一把抓回卡片。身份證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區，雷恩大街一五四號。這個共和國衛隊士兵看著前麵的房子。門上的數字是一三二。差不多，一五四肯定要順著這個方向再往前走一點。沒有命令說禁止一位老人回家啊。
“好吧，過去吧。但不要亂跑。再過幾小時總統就要來了。”
老人笑了，收起證件時用一條腿和拐杖撐著差點摔倒，瓦爾雷趕緊伸出手把他扶穩。
“我知道，我的一個老夥伴今天要領獎章。我自己是兩年前得的。”他拍了拍胸前的解放勳章，“不過那次隻是陸軍部長授的。”
瓦爾雷瞟了一眼勳章。那就是解放勳章啊。為這該死的小玩意丟了一條腿。他想起了他的權力，便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老人一瘸一拐地順著路走了。瓦爾雷轉身去攔阻其他想要溜過路障的人。“行啦，行啦，別再擠了，退到路障後麵去。”
他朝那個老兵最後看了一眼，隻看到那件軍大衣，一閃就消失在街道遠端靠近廣場的一個門洞裏了。
貝特夫人覺得有個黑影撲向她，吃驚地抬起頭來看。今天的日子真不好過，警察查看了所有房間，她不知道，要是那些房客在的話會說些什麽。幸運的是，除了三戶人家，其他人都出門慶祝八月的節日去了。
警察走後，她總算可以回到自己通常的位置上，在門洞裏安靜地做點毛線活。兩小時後，慶祝儀式將在離她一百碼之外的火車站前廣場舉行，但她一點兒也不感興趣。
“對不起，夫人，我在想……也許一杯水。我在等慶祝儀式，可天真是太熱了。”
她看到一個老頭的臉和身體輪廓。他穿著軍大衣，就像她死去很久的丈夫曾經穿過的那樣。大衣翻領下麵左胸的位置，一排勳章在那裏搖晃著。他重重地倚在拐杖上，隻有一條腿從大衣下麵伸出來。他的臉看起來很憔悴，全是汗。貝特夫人把她的毛線活卷起來，塞進了圍裙的口袋裏。
“哦，我可憐的先生。你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麽熱的天，慶祝儀式還要兩個小時才開始呢。你來早了，進來，進來吧。”
她連忙起身朝她在大廳後麵那扇鑲著玻璃的房門走去，準備倒一杯水。這個老兵一拐一拐地跟著她。
她擰開廚房龍頭接水的時候，沒有聽見外麵門廳裏大門關上的聲音。她幾乎沒有感覺到一隻男人的左手從後麵悄悄抓住了她的下巴。也完全沒有想到，有人猛擊了一下她頭部右側耳朵後麵，乳突骨下方突起的關節。眼前正在流水的龍頭和正在接水的玻璃杯的圖像一下炸成碎片，紅紅黑黑的。她毫無生氣的身體無聲無息地癱軟在了地上。
豺狼解開大衣，伸手摸到腰際，解開了把右腿綁著吊在屁股下麵的繩子。他把腿伸直，伸縮了一下被箍住的膝關節，疼得臉一陣抽搐。在讓腿承重之前，他花了好幾分鍾，讓血液慢慢流回小腿和踝關節。
五分鍾後，貝特夫人被捆了起來，手腳都用洗滌槽下麵的晾衣繩捆好，嘴上貼了一大塊膠布。豺狼把她放進炊具儲藏室，關上了門。
他在起居室裏找了一下，在桌子的抽屜裏找到了這棟公寓的鑰匙。他重新扣好了大衣紐扣，拿起拐杖——這和十二天前，他一瘸一拐穿過布魯塞爾機場和米蘭機場時候用的拐杖是同一根，然後他向外看了看。大廳裏空無一人。他離開起居室，鎖上房門，大步邁上樓梯。
他上到六樓，選定了貝朗瑞小姐的公寓，敲了敲門。沒有聲音。他等了一會兒，又敲了敲門。這套公寓和隔壁夏裏埃夫婦的公寓裏都沒有聲音。豺狼拿出鑰匙串，挑出標有貝朗瑞名字的那一把，進入房間，然後關上門，鎖好。
他走向窗戶，向外望去。馬路對麵房子的樓頂上，穿藍製服的人開始進入各自的位置。豺狼來的時間剛剛好。他伸直手臂，打開窗戶的鎖，把兩扇窗頁輕輕地朝內拉，直到窗戶靠在了臥室房間的牆上。然後他向後退了幾步。一束方形的陽光穿過窗戶，落在地毯上。房間的其他部分映襯著這束陽光，顯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那束方形的陽光以外，對麵的監視者們什麽都看不到。
他走到窗戶旁邊，躲在收起的窗簾的陰影裏向外看。他發現他可以向下從側麵看到一百三十米外的車站前廣場。他從窗戶向後退了八英尺，把臥室的桌子搬了來，除去了上麵的桌布和一罐塑料花，從扶手椅上拿了一對墊子來放上。墊子可以做射擊的依托。
他脫掉大衣，卷起袖子。把拐杖拆成幾節。著地的一頭用金屬圈箍著的黑橡膠塞也被旋了下來，露出了剩下三發子彈閃亮的擊發底火。吃了另外兩粒子彈裏的火藥而引起的惡心和出汗反應，這會兒慢慢消失了。
拐杖接下的一部分也被擰開，從裏麵滑出了消音器。他從第二部分裏拿出了瞄準鏡。從拐杖最粗的部分，就是在上部的兩個支架，最後合並成為一個主支撐支架的部分，露出了槍後膛和步槍的槍筒。從結合部上麵的Y形結構裏，他拿出了兩個鋼棍，這兩個裝在一起就會變成步槍的架式槍托。最後是拐杖包著墊子支在腋下的部分，這部分裏單獨藏著步槍的扳機，用填充物包著，其他什麽都沒有放。除此以外，把腋部的支撐與槍托組裝到一起，就成了一個帶肩托的支架。
他小心翼翼地組裝著這支他非常喜愛的步槍。他把槍筒稍微向前傾斜，靠在上麵一個墊子的頂上。然後眯起眼睛從瞄準鏡裏看了一下。窗外，沐浴在陽光下的廣場，以及下麵五十英尺範圍內的事物都躍入瞄準鏡的中心。那個仍然在為即將到來的慶祝儀式標注站立位置的人的腦袋從瞄準鏡的十字瞄線處掠過。豺狼用槍瞄了一下這個目標。瞄準鏡裏，這個腦袋顯得又大又清楚，幾乎和他在阿登山森林的林間空地上看到的那個蜜瓜一樣大。
最後，他滿意了，把三粒子彈在桌子邊上排成一排，像士兵列隊一樣。他用拇指和食指拉開步槍的槍栓，往彈膛裏裝進第一粒子彈。一粒就夠了，但他還是留了兩個備用。他把槍栓又向前推，直到頂住了子彈的底火，然後輕輕擰了一下，固定住。最後，他把槍平放在墊子上，摸出香煙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著他的第一支煙，向後靠去。他還要等待一小時四十五分鍾。
21
克勞德警長感覺自己就像一輩子都沒喝過水一樣。他的嘴巴發幹，舌頭貼在上顎上，仿佛焊上去了一樣。不僅僅是因為炎熱讓他有這樣的感覺。這麽多年來，他第一次真的害怕了。要出事，他很肯定，下午有事要發生，而他仍然找不到線索，比如說怎麽做，或者是什麽時間。
早上的時候，他也在凱旋門，然後是巴黎聖母院。什麽都沒發生。今天拂曉，在內政部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他已經聽出，氣氛從緊張和憤怒變成了某種幾乎是愉快的心情。中午時候，他和委員會的其中幾位成員一起吃的午餐。隻剩唯一一個儀式要舉行了，地點是六月十八日廣場，他確信，那裏已經徹底搜查完畢，並被密不透風地封鎖起來。
“他走了。”羅蘭說。戴高樂將軍在愛麗舍宮就餐的時候，組員們在離愛麗舍宮不遠的一家簡樸的飯店一起用餐。這句話突然從羅蘭口中冒了出來。“他走了，滾蛋了。不過也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總有一天，他還會在某個地方再露麵，屆時我們的小夥子會抓住他的。”
現在，勒貝爾心煩意亂地順著蒙帕納斯大道二百米外的人群邊來回尋覓。離廣場這麽遠，沒人能看見那裏在發生什麽。他問了每個在路障處的警察和共和國衛隊士兵，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樣的——十二點設置路障後，沒人通過。
主路被封鎖了，支路被封鎖了，小巷被封鎖了，屋頂被監視、守衛著。車站裏在前廣場周圍像蜂巢一樣分布著的辦公室和閣樓都爬滿了保安人員。他們爬上了巨大的機車庫房房頂，居高臨下。所有的站台都靜悄悄的，所有下午本來要到達的火車都被轉去了聖拉紮爾車站。
視線內的每棟樓從地下室到閣樓，全都徹底搜查過。大多數的公寓都是空的，住戶都外出去海邊或山區度假了。
一句話，六月十八日廣場地區被封得無隙可乘。就像瓦倫丁說的，“比老鼠的屁眼還細密”。想到奧弗涅省警察局局長的那句話，勒貝爾笑了。可他突然笑不出來了。瓦倫丁並沒能阻止豺狼！
他穿過蒙帕納斯大道旁邊的街道，出示他的警官證抄了近道，來到了雷恩大街。這裏的情況也一樣——離廣場二百米，道路被封鎖，大群的人擁擠在路障後麵，街道上除了巡邏的共和國衛隊士兵，空空如也。他又開始四下詢問那些在這裏警戒的人。
看見什麽可疑的人嗎？沒有，長官。有人過去嗎，任何人？沒有，長官。他聽到車站前廣場上，共和國衛隊軍樂隊正在給他們的樂器校音。他看了看表。將軍隨時都可能到。看到有人過去嗎，任何人？沒有，長官。這條路沒有。好的，繼續警戒。
他聽到廣場裏有人在喊口令，蒙帕納斯大道的那頭，一個車隊開進了六月十八日廣場。他看到車隊拐進了車站的大門，警察都站直敬禮。所有的眼睛都順著街道看向那些漆黑鋥亮的豪華轎車。他身後幾碼處路障外的人群想擠過來。他抬頭看了下屋頂。好小夥子們。屋頂的守衛們沒有去看他們下麵的情形，一直都趴在護牆上，來回掃視著馬路對麵的屋頂和窗戶，不放過窗戶裏任何一個微小的動靜。
他到了雷恩大街的西側。一個年輕的共和國士兵站在最後一個設置在雷恩路一三二號攔阻人群的路障旁，兩腳釘在地上，紋絲不動。勒貝爾向他晃了一下證件，士兵站得更直了。
“有人從這兒過去嗎？”
“沒有，長官。”
“你在這兒多久了？”
“中午十二點，街道封閉的時候就在這兒了，長官。”
“沒人從這裏過去嗎？”
“沒有，長官，噢……隻有個老瘸子，他住那邊。”
“什麽樣的瘸子？”
“一個老家夥，長官，病得很重的樣子。他有身份證，還有傷殘軍人證。地址寫的是雷恩大街一五四號。嗯，我不得不讓他過去，長官。他看起來病得厲害，真的病得很厲害。要不這麽熱的天，他哪能還穿著軍大衣的。那可真是瘋了，肯定的。”
“軍大衣？”
“是的，長官。長軍大衣。以前老軍人穿的那種。不過這樣的天穿實在是太熱了。”
“他怎麽了？”
“噢，我看他是太熱了，對吧，長官？”
“你說他在戰時受了傷。怎麽個情況？”
“一條腿。他隻有一條腿。他一拐一拐走過來的，拄了個拐杖。”
遠處的廣場上，小號吹響了樂隊的領奏音。“來吧，祖國的孩子們，光榮的日子已經到來……”人群裏有些人跟著一起唱起了這熟悉的《馬賽曲》。
“拐杖？”勒貝爾的聲音很小，好像在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樣子，那個共和國衛隊士兵熱切地望著他。
“是的，長官，一支拐杖。就是那種一條腿的人經常用的那種。一個鋁製的拐杖——”
勒貝爾猛地跳起來，衝下街道，同時回頭衝著那個共和國衛隊戰士大喊，讓他跟上。
黑色轎車裏的乘客正步入空闊的廣場。轎車首尾相連，停在車站正麵的牆邊。正對著轎車，順著將廣場和車站前廣場分開的欄杆，站著被這個國家的元首召集來，即將被授予勳章的那十名老兵。車站前廣場的東邊是軍官和外交官，一大群人都穿著灰色套裝，中間間或有人佩戴著紅色的榮譽勳章。
共和國衛隊軍樂隊站在西側，他們腦袋上插著紅色的羽毛，頭盔鋥亮。樂手們站在老兵們前麵幾步遠的地方。
車站正麵一輛汽車的周圍，聚集著一群身著禮服的軍官和愛麗舍宮工作人員。樂隊開始演奏《馬賽曲》。
“前進，前進，向著勝利……”嘣——吧——嘣。國歌的最後幾個節奏結束，全場鴉雀無聲。共和國衛隊司令官的聲音在車站廣場上回蕩。“向將軍敬禮——肩——槍。”戴著雪白手套的手啪地握向槍托和彈夾，腳後跟磕在了一起。三個動作整齊劃一。車邊的人群兩下分開，跟在後麵。最中間出現了一個高個子，向著那排老兵走去。離那兒還有五十米，跟著的人群停了下來。夏爾·戴高樂一個人繼續向前走著，後麵隻跟著兩個人。一個是退伍軍人部長，他等一下要將那些老兵介紹給總統；還有一個是一名托著盤子的軍官，盤子上鋪著天鵝絨布，上麵整齊地擺放著十個勳章和十條彩色綬帶。
“是這裏嗎？”
勒貝爾停下來，喘著氣，衝一個門洞示意了一下。
“我想是的，長官。是的。就是這兒。倒數第二個。他就是進的這一個。”
小個子探長衝進門廳。他們的舉動讓欄杆處的那些高官們直皺眉。瓦爾雷不想站在街上，便跟著勒貝爾走了進去。好吧，如果我要上軍事法庭的話，我就說這個小個子自稱是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我正在試圖阻止他。
他走到門廳的時候，這個小個子正在搖門房的門。
“門房在哪兒？”他喊道。
“我不知道，長官。”
他還沒來得及爭辯，這個小個子就用胳膊肘撞碎了門上的毛玻璃，伸手進去打開了門。
“跟我來。”他大喊一聲，衝了進去。
我跟你進來真是太正確了，瓦爾雷想，瞧你幹的這些蠢事。
他看到小個子探長在炊具儲藏室的門口。瓦爾雷從他的肩膀上看過去，發現地板上躺著一個神智昏迷被捆著的門房。
“天啊。”瓦爾雷突然意識到，這個小個子不是在開玩笑。他真的是刑警大隊副大隊長，自己和他正在追捕罪犯！這就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重大時刻，但此時此刻，他卻想回到軍營裏安穩地待著。
“頂樓。”勒貝爾隊長喊道，衝上樓梯，速度快到令瓦爾雷驚訝不已。瓦爾雷步履沉重地跟著他，取下挎著的卡賓槍，跑了上去。
法國總統在那排老兵的第一個人麵前停了一下，稍稍傾下身子聽退伍軍人部長介紹這個人是誰，以及他十九年前的英勇事跡。部長說完，他向這個老兵俯下頭，然後轉向托著盤子的軍官，拿起勳章。軍樂隊以輕快的手法演奏起軍樂。高個子將軍把勳章別在了麵前這個老兵高高挺起的胸口上，然後退後一步，向他敬禮。
一百三十米外的六樓上，豺狼穩穩地端著槍，從瞄準鏡裏向下看著。他能很清楚地看見目標的五官：隱在法國平頂軍帽下的眉毛，凝視著那個老兵的雙眼以及高聳的鼻子。他看到舉在軍帽邊上敬禮的手放了下來，瞄準鏡的十字線正對著露出的那個太陽穴。輕輕地，柔柔地，他扣下了扳機。
刹那之後，他盯著車站前廣場，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子彈射出槍膛之前，這位法國總統忽然毫無預兆地低下頭，在刺客難以置信的注目下，莊嚴地在他麵前的那個老兵臉頰上印下深深的一吻。因為他個子太高，所以不得不向前彎下身子來做這一傳統的吻禮。這種禮節在法國和一些其他國家很尋常，但對我們這位受挫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則不是。
這一吻導致那粒子彈從正在移動的腦袋後部一英寸處飛了過去。總統是不是聽到了子彈從消音器裏飛出的呼嘯聲——這種聲音隻是在子彈飛行路線很窄的範圍內才能聽到——就不得而知了。他沒做出任何舉動表明他聽到了。部長和那個軍官什麽也沒聽到，就更不要說那些五十米外的人了。
彈頭射入前廣場上被太陽曬軟了的柏油，在一英寸深的瀝青裏爆裂開來，什麽危害也沒造成。軍樂繼續演奏著。總統又吻了老兵另外的臉頰一下，站直身子，安詳地走向下一個老兵。
豺狼站在槍後罵著。他覺得心髒都氣得要跳出來在地上打滾了。這座樓朝前的一麵有兩扇門。勒貝爾正來回看著，那個共和國衛隊士兵也跟了上來，卡賓槍貼在臀部，槍口衝前。勒貝爾正在兩扇門前猶豫著，忽然聽到其中一扇後麵傳來“撲”的一聲，聲音很輕，但勒貝爾聽得很清晰，他立刻用手指指著那個門鎖。
“打掉它！”他命令道，向後退了一步。共和國衛隊士兵兩腳站定，開槍掃射。木頭和金屬的碎片，還有打出後撞扁了頭的彈頭四處亂飛。門順著合葉，搖搖晃晃地向裏打開。瓦爾雷首先衝進了屋子，勒貝爾跟在他後麵。
瓦爾雷能辨出那一簇灰色的頭發，但僅此而已。這個人有兩條腿，軍大衣已經脫了，端著槍的前臂是生在一個身體強壯的年輕人身上的。槍手沒給他任何機會，從桌子後麵的座位上站起來，毫不遲滯地轉過身，半蹲著，開火。剛才那通掃射還在瓦爾雷耳朵裏嗡嗡作響的時候，那粒子彈就無聲無息地射入了瓦爾雷的胸膛。子彈打在胸骨上，爆裂開來。他感覺身體裏麵被撕裂了，然後是突如其來的劇痛，再然後，連疼痛也消失了。光線黯淡下來，仿佛夏天變成了冬天。一塊地毯衝到臉上，啪地打在他臉頰上。其實是他的腮幫子貼在了地毯上。大腿和腹部的感覺迅速消失，然後是胸部和脖頸。他記得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嘴裏很鹹，就像以前他在海裏遊完泳後嘴裏的那種味道；他仿佛看到一個老海鷗用一條腿站在杆子上。然後，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克勞德·勒貝爾站在他的屍體旁，盯著殺手的眼睛。這會兒他的心髒已經沒事了，仿佛已不再跳動了。
“豺狼。”勒貝爾說道。另外那個人隻說了一聲：“勒貝爾。”他在槍上摸索著，拉開槍膛。勒貝爾看到閃亮的彈殼跌落到了地板上。這個人從桌上抓起什麽東西，塞進槍膛。他那雙灰色的眼睛仍舊盯著勒貝爾。
他想幹掉我，勒貝爾感覺有點不太真實。他要開槍了。他要開槍殺我。
他努力低下眼睛看著地板。共和國衛隊的那個男孩躺在一邊，他的卡賓槍從手上滑下來，躺在勒貝爾的腳邊。勒貝爾想都沒想就跪了下來，抓起那支MAT49，一隻手把槍抬起來，另外一隻手扣向扳機。他摸到扳機的時候，聽到豺狼剛把槍膛合上。他扣動了扳機。
子彈的怒射聲充斥了整間小屋，廣場那邊都聽到了。後來詢問的媒體被告知，是一輛摩托車汽缸的消音器出了問題，有個混蛋在慶典**時在幾條街外把引擎踩著了。半梭子九毫米的子彈打中了豺狼的胸口，把他打得飛起來，然後屍體像一堆爛肉，重重地摔在了靠近沙發的角落。他倒下的時候，拉倒了落地燈。下麵的廣場上，軍樂隊奏響了《我的軍隊，我的祖國》。
當晚六點，倫敦的托馬斯警司接到從巴黎來的一個電話。他把手下那個高級督察喊了來。
“他們抓到他了，”他說，“在巴黎。沒問題，但你最好還是去那個人的公寓把東西清理一下。”
八點鍾的時候，這個督察正在最後一次清理凱斯洛普的東西。門開著，他聽見有人走進來。他轉過身。一個男人怒氣衝衝地瞪著他。這個人身材魁梧，強壯有力。
“你在這兒幹什麽？”督察問。
“該由我問你這個問題的。你這該死的家夥到底在搞什麽？”
“好吧，夠了。”督察說，“你叫什麽名字？”
“凱斯洛普，”新來的人說道，“查爾斯·凱斯洛普。這是我的公寓。現在說吧，你在這兒搞什麽？”
這個督察真希望他身上帶著槍。
“好吧，”他輕聲說道，小心翼翼地，“我想你最好跟我到蘇格蘭場小坐一會兒。”
“太他媽對了，”凱斯洛普說道，“你的確得好好向我解釋一下。”
不過事實上是這個凱斯洛普做了一番解釋。他被拘留了二十四小時，直到分別向巴黎三個部門確認了豺狼已死，而且蘇格蘭桑德蘭郡最北部的五家小旅館的店主證明，這個凱斯洛普之前三個星期確實一直住在他們的旅館裏，沉湎於爬山和釣魚，然後才被釋放。
凱斯洛普終於走出蘇格蘭場的大門，自由了。“如果這個豺狼不是凱斯洛普，”托馬斯問他的督察，“那這該死的到底是誰呢？”
“這當然毫無疑問，”都市警察局警務處長第二天對助理警務處長狄克遜和警司托馬斯說道，“女王陛下根本從來沒有承認這個豺狼是英國人。目前為止，隻能說，有那麽一段時間，某個英國公民涉嫌此案。現在已經澄清了。我們也知道，這個豺狼他……呃，在法國活動期間，由於持有一本冒領的英國護照而被誤認為英國人。但他也曾經用兩本偷來的護照和一套偽造的法國證件冒充過丹麥人、美國人和法國人。所以就我們來看，我們的調查認為，這個殺手在法國期間持有一本姓名為杜根的假護照，根據這個名字，我們追蹤到……呃，這個地方，加普。整個事情就是這樣。先生們，這個案子結了。”
次日，一個男人的屍體被葬在了巴黎一座郊區公墓裏，墓穴上沒有任何標誌。死亡證明上表明，這具屍體是一名不知名的外國遊客，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巴黎市外機動車道上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下葬的那天除了一名牧師、一名警察、一名登記員、兩名掘墓人外，再沒別人了。除了一個人外，在場的人對於放入墓穴的普通棺槨都無動於衷。埋葬完畢，這個人轉過身，順著墓地裏的小路離開，沒有透露姓名。那是個小個子，獨自一人，回家去見他的妻兒了。
豺狼的日子就這樣結束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