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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點四十分。天很冷，特別是當一個人即將被行刑隊槍決之時，更顯得寒氣逼人。
在福爾·迪夫裏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礫石地裏。法國空軍中校讓-馬裏耶·巴斯蒂安-蒂裏站在柱子前，雙手被綁在柱子後麵。他凝視著二十米開外麵對著他的那隊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斷了這最後時刻的陽光。他用一隻腳蹭了蹭腳下的礫石，略微舒緩了一下緊張的情緒。士兵們將子彈推入槍膛，拉上槍栓。在二十支來複槍拉開槍栓的哢噠聲中，牧師的禱文顯得十分虛弱無力。
院牆外，一輛貝利埃特大卡車正鳴著喇叭，想要穿過前麵交叉路上一堆駛向市中心的小型車輛。喇叭聲剛好蓋住了行刑隊長官的“瞄準”口令。槍聲響起，這座正在蘇醒的城市卻連一點漣漪都沒被激起，甚至還不如空中鴿子拍翅膀的聲音維持得長久。喇叭聲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槍的聲音也漸漸消弭在院牆外逐漸喧騰的交通噪音裏。
這個軍官是“秘密軍組織”殺手組的負責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刺殺法國總統。他的死亡原本被認為是一種終結——隨著他的死亡，謀刺總統的活動也應該就此結束了。然而，命運就是喜歡嘲弄人，實際上，它卻恰恰標誌了一個新的開始。要解釋這一點，必須首先回頭看看，為什麽在這個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軍事監獄的院子裏，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篩子的屍體。
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熱的日子裏，即使已經是晚上七點，氣溫仍然有二十三度。整個城市都熱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個沒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進車裏，去鄉間度周末了。
太陽終於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麵，長長的影子穿過院落，帶來了令人舒適的涼爽。此時，有那麽幾個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們決定，有一個人必須死，他就是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將軍。
市民們正準備逃離炎熱，去海灘和河邊消暑納涼；而在巴黎富麗堂皇的愛麗舍宮裏，內閣會議卻仍在進行中。十六輛黑色雪鐵龍DS型豪華轎車正停在背陰處。它們首尾相連，形成一個圓圈，占據了茶色礫石鋪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側的牆邊是陰影最先蓋住的地方。司機們躲在這裏陰影的最深處，相互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來。
今天的內閣會議比平時長，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點三十分，一個身披鏈飾、掛滿勳章的禮賓官才出現在六級台階頂端的平板玻璃宮門後麵，朝衛兵招手。司機們把手裏抽了一半的高盧牌香煙扔在地上，踩進礫石地裏。大門兩邊的安全人員和崗亭裏的士兵站得筆直。巨大的鐵柵欄門開了。
第一批部長出現在玻璃門後的時候，司機們已經發動了汽車。禮賓官拉開門，內閣成員紛紛走下台階，互相道著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車按照先後順序排在台階下，禮賓官彎腰拉開車的後門，部長們爬進各自的汽車，經過向他們敬禮的共和國衛隊士兵，駛出大門，駛向新區的奧雷諾街。
不到十分鍾，他們都走了。兩輛加長的黑色雪鐵龍DS19型轎車還在院子裏，慢慢駛向台階。第一輛車插著標誌著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三角旗，開車的是弗朗西斯·馬羅克斯，他是一名警察，來自沙托裏國家憲警總隊培訓總部。他生性沉默冷靜，從不參與司機之間的玩笑；他開車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樂的私人司機。除了馬羅克斯，車裏沒有其他人。緊隨其後的第二輛DS19也由一名來自沙托裏的憲警駕駛。
七點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現在玻璃門後麵，礫石地上的警衛再一次立正站直。夏爾·戴高樂身著慣常的深灰色雙排扣套裝，係著黑色領帶，出現在玻璃門後。按照老式的禮節，他為伊馮娜·戴高樂夫人拉開門，讓她先出去，然後挽著她的手，領著她走下台階，走向等候著的雪鐵龍。他們在車邊分開，總統夫人鑽進前麵那輛車的後座左邊，總統從右邊上車，坐在她的身旁。
他們的女婿阿蘭·德布瓦西厄上校，時任法國陸軍裝甲和機動部隊的總參謀長，檢查確認了車的兩個後門都鎖好後，坐在了前排馬羅克斯的旁邊。
其他兩名陪同總統夫婦走下台階的官員坐進第二輛車。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爾是今天的當值保鏢，他是卡比爾人，來自阿爾及利亞。他坐到前排司機的邊上，鬆了鬆腰際的大左輪槍，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從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開始不停地轉動。他不是在看前麵的那輛汽車，而是在汽車快速行駛中注視著兩旁人行道上和汽車轉彎時街上的一切動態。第二個人向留下來的當值警衛說了句話，然後鑽入車的後排。他就是讓·迪克雷，總統的警衛隊長。
西側牆的旁邊，有兩個戴白色頭盔的摩托車手。他們發動引擎，緩緩駛出陰影，朝大門駛去。他們彼此相距十英尺，並排在出口處停下來向後望。馬羅克斯將第一輛車駛離台階，轉向大門，開至摩托車警衛的後麵，第二輛車也緊隨其後。這時是晚上七點五十分。
大鐵柵欄門再次打開，這支微型車隊經過站得筆直的衛兵，駛入奧雷諾大街，行至大街盡頭後，便進入了馬裏尼街。栗子樹下有個年輕人，戴著白色的摩托車專用頭盔，站在一輛小型摩托車旁。一看到車隊經過，他便從路邊騎出，與小車隊拉開一段距離後跟蹤前進。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總統出行也沒有事先通知。隻有前導摩托車的警笛聲向執勤交警通報著車隊的到來。交警們瘋狂地吹著哨子，揮著手，及時攔住其他車輛，讓車隊通過。
車隊在林蔭道上加快了速度，飛速衝進了克萊蒙梭廣場的陽光中。車隊筆直地穿過廣場，向亞曆山大三世橋開去。那輛小型摩托車車手一直跟在官方車隊的後麵，沒遇到任何麻煩。過了橋，馬羅克斯跟著領騎的摩托車駛入加列尼將軍大道，然後是寬闊的榮軍院大道。跟蹤的摩托車車手現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榮軍院大道和德瓦雷納大街的十字路口處放鬆了尖叫著的油門，駛向街角的一個咖啡館。他走進咖啡館，從口袋裏拿出一枚硬幣，大步走向咖啡館後麵的電話機，打了一通本地電話。
中校讓-馬裏耶·巴斯蒂安-蒂裏等在默東郊區的一個咖啡館裏。他三十五歲，已婚，有三個孩子，在空軍部工作。他有著正常的職業和家庭生活，但內心卻對夏爾·戴高樂充滿深深的仇恨。他認為戴高樂把阿爾及利亞交給阿爾及利亞人是對法國的背叛，是對那些讓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爾及利亞並沒有讓巴斯蒂安-蒂裏個人損失什麽。他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個人的考慮。在他看來，他是一個愛國者。他堅信，一定要殺死這個他認為背叛了法國的人，以此來表達他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有著和他一樣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樣成為瘋狂的“秘密軍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發誓要殺死戴高樂並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裏就是這樣一個人。
電話來的時候，他正呷著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電話遞給他後，就去酒吧的另一頭調電視去了。巴斯蒂安-蒂裏聽了一會兒，小聲地對著話筒說：“很好，謝謝你。”然後便掛斷了電話。酒錢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來到人行道上，拿出夾在腋下的一卷報紙，小心地打開兩次。
街對麵的一個年輕女子放下一樓房間窗戶上的蕾絲窗簾，轉過身對著屋裏來回走動的十二個男人說：“是第二條路。”五個年輕人立刻停止絞動自己的手指，跳了起來。他們都不是老練的刺客。
另外七個人年紀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沒那麽緊張。這群人的首腦是這次暗殺行動負責人巴斯蒂安-蒂裏的副手——中校阿蘭·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一個右翼分子，出身於一個擁有土地的士紳家庭。他也三十五歲，已婚，有兩個孩子。
屋子裏最危險的人物是喬治·瓦坦，三十九歲，寬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軍組織”的狂熱分子，以前是一名阿爾及利亞的農業工程師。兩年後他再出現的時候，已經是“秘密軍組織”最危險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過傷，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輕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後，這十二個人從樓後魚貫而出，來到房子側麵的路上，那裏停放著六輛偷來或租來的汽車。這時是七點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裏花了好幾天親自研究這次暗殺的地點，測算射擊的角度，汽車行駛時的速度和距離以及攔截車隊的必要火力強度。他選的地點是解放大街，這條馬路很長，筆直地通向小克拉馬爾區的主要交叉路。暗殺計劃是這樣的：第一組由狙擊手和協作成員組成，計劃在總統的專車到達交叉路兩百碼前開火。他們將躲在停靠在路邊的雷諾小貨車後麵，這個位置的射擊距離和角度極佳，命中率很高。
根據巴斯蒂安-蒂裏的計算，當和貨車並排的時候，頭車會被一百五十發子彈射穿。總統專車停下來後，“秘密軍組織”的第二組就從支路上衝出來，近距離掃射，幹掉警衛的車輛。兩組人一起再花上幾秒鍾就能處理掉總統等人，然後就衝向停在另一條支路上的三輛車撤離。
作為行動組的第十三個人，巴斯蒂安-蒂裏親自望風。八點零五分，組員均已各就各位。巴斯蒂安-蒂裏則悠閑地拿著報紙，站在一百碼外的埋伏地點——靠近巴黎方向的一個汽車站旁。第一突擊小組的組長塞奇·貝尼耶屆時會站在雷諾小貨車邊，看到揮動的報紙就會向四肢伸開趴在他腳邊草叢裏的狙擊手下達命令。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會開車攔截警衛，“瘸子”瓦坦則舉起衝鋒槍掃射。
當小克拉馬爾路邊的槍機保險打開的時候，戴高樂的車隊剛剛衝出擁堵的巴黎市中心，到達郊區寬闊的馬路上，這時車隊的速度差不多提到了每小時六十英裏。
道路豁然開朗的時候，弗朗西斯·馬羅克斯看了一眼手表，覺出身後那位老將軍有些焦躁不耐，於是開得更快了些。兩輛摩托前導車已落到車隊後麵。戴高樂一向不喜歡這種鳴鑼開道的排場，他很樂於一有機會就讓他們離開。車隊就這樣進入了小克拉馬爾的勒克萊爾大街。這時是八點十七分。
此時，一英裏外的巴斯蒂安-蒂裏對他所犯的一個巨大錯誤毫不知情。個中原委直到幾個月後他坐在死囚牢裏，才從警察那裏得知。在研究刺殺時間表的時候，他查過日曆，得知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時間是晚上八點三十五分。表麵上看起來，即使戴高樂的日程安排比通常的晚，刺殺計劃的實施時間也依然充裕。而且實際上，戴高樂的行程的確比預定的時間要晚。但是，這位空軍中校查看的日曆是一九六一年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時間是八點十分。就是這二十五分鍾改變了法國曆史。八點十八分，巴斯蒂安-蒂裏發現車隊飛馳進入解放大街，朝他開來，時速為每小時七十英裏。他瘋狂地揮動報紙。
一百碼外，馬路對麵的貝尼耶生氣地努力透過朦朧的夜色盯著汽車站邊那個模糊的身影。“中校揮報紙了嗎？”他自言自語道。話剛出口就看見總統專車的“鯊魚鼻”車頭閃過車站，進入視野。“開火！”他衝腳邊的狙擊手尖叫。槍手開火的時候，車隊已經和他們並排了。他們以九十度角射擊一個時速七十英裏的移動目標。
由於刺客們的射擊技術還不賴，車子還是中了十二槍。大多數子彈都從後方打中了雪鐵龍，兩個輪胎被擊中。雖然是自補胎，但突然消失的氣壓還是讓高速行駛的車子東倒西歪，靠兩個前輪滑行。這時，弗朗西斯·馬羅克斯救了戴高樂的命。
當王牌狙擊手，前外籍軍團的瓦爾加射中輪胎的時候，其他的槍手正對著逐漸消失在夜色中的汽車後車窗傾瀉彈夾裏全部的子彈。有些子彈射穿了車身，有一顆擊碎了後車窗，貼著總統鼻尖幾英寸的地方飛了過去。前座的上校德布瓦西厄轉過身，衝著他的嶽父大喊一聲：“趴下！”將軍夫人立刻低下頭，趴在丈夫的腿上。將軍則冷冷地說：“啊，怎麽又來了？”然後扭頭向後車窗外看去。
馬羅克斯控製著顫抖前進的車輪，緩緩進入滑行狀態，同時輕柔地踩下油門。短暫失去動力的雪鐵龍重又衝向與布瓦街的交叉口，“秘密軍組織”的第二行動組正等在這條支路上。馬羅克斯後麵的警衛車輛緊跟著，毫發無損。
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等在布瓦街上，開著引擎。向他衝來的汽車速度留給他的選擇很清楚：要麽自殺式地攔截汽車，讓猛衝過來的金屬物體把他碾成碎片；要麽合上離合器，半秒鍾都別遲疑。他選擇了後者。他掉頭開出小路，駛上和總統車隊並行的車道。和他並行的不是戴高樂的專車，而是神槍手保鏢德茹代爾和迪克雷隊長乘坐的車。
瓦坦從右車窗探出半個身子，向著前麵的DS車後部用衝鋒槍掃射。透過破碎的玻璃，他甚至可以看見戴高樂傲慢的身影。
“那些白癡為什麽還不還擊？”戴高樂生氣地問。德茹代爾正試圖射擊十英尺外那輛車上的殺手，但卻被憲警司機擋住了視線。迪克雷衝司機大喊，讓他跟上總統。眨眼間，“秘密軍組織”的車被甩到了後麵。兩個前導摩托車手中的一個差點被從小路突然衝出的托庫奈伊弄得跌下車來。兩輛車稍事調整，都跟了上來。整個車隊衝入環形路口，直穿過去，繼續向郊外駛去。
那幾個埋伏在伏擊地點的“秘密軍組織”的人來不及互相埋怨，便匆匆扔下行動中使用的三輛汽車，跳上預先準備好用來撤退的車子，消失在逐漸降臨的夜幕中。
警衛隊長杜克勒通過無線對講電話，把剛才發生的情況通知了前麵的機場。十分鍾後，車隊到達機場，戴高樂將軍堅持直接開到直升機等候的停機坪。車一停，軍官和官員一下圍攏上來，拉開車門，把渾身顫抖的戴高樂夫人扶下車。戴高樂將軍從另一邊下來，抖了抖腿上的玻璃碎片，沒有理會周圍官員慌亂的慰問，繞過汽車，扶住妻子的胳膊。
“來，親愛的，咱們回家。”他扶著夫人進入直升機，坐在她旁邊。最後還對那些空軍人員給出了他對“秘密軍組織”的評價：“他們槍法太差。”然後便起飛度周末去了，同行的還有德茹代爾。
弗朗西斯·馬羅克斯還坐在方向盤後麵，臉色灰白，心有餘悸地動彈不得。右側的兩個輪胎被打掉了，車子是靠輪圈行駛的。迪克雷低聲讚許了他幾句，就去收拾殘局了。
全世界的記者都在打聽這樁刺殺行動。但苦於缺乏素材，他們隻能靠自己的猜測來撰寫報道。與此同時，法國警方則以國家安全局為首，在特情人員和憲兵總隊的支持下，發起了法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偵察和搜捕行動。這次搜捕行動的規模僅次於後來追捕另一個刺客的行動。這個刺客的情況至今不明，檔案裏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號——“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得到了第一個線索。和通常的情形一樣，這次的線索也是在一次例行檢查中獲得的。在裏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區，從巴黎到馬賽的主幹道上，警方的路障攔住了一輛私人汽車。車上有四個人。當天，警察攔了數以百計的車，檢查身份證件。這次，車上的其中一個人沒有帶。他說弄丟了。他和其他三個人被帶到瓦朗斯進行例行訊問。
在瓦朗斯發現，其他三個人和第四個人沒關係，隻是答應讓他搭便車。那三個人便被釋放了。警察將第四個人的指紋發到巴黎，隻是想看看他提供的身份是否屬實。十二個小時後，信息反饋回來：那些指紋是屬於一個二十二歲的外籍軍團逃兵的，依軍法被判有罪。他提供的名字倒是對的——皮埃爾-德尼·馬加德。
馬加德被帶到裏昂司法警察部的地區事務總部。在接待室等候審訊的時候，一個看守他的警察開玩笑地問他：“嘿，你說小克拉馬爾是怎麽回事？”
馬加德無奈地聳聳肩：“好吧，你想知道什麽？”
於是，馬加德滔滔不絕地說了八個小時。警察都聽得目瞪口呆，速記員的筆記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他最後說出了參與小克拉馬爾行動的每一個人的名字，以及另外九個在謀劃階段承擔次要任務或者準備裝備的人。一共是二十二個人。追捕行動開始了。這下，警察知道該抓誰了。
最後隻有一人逃脫，至今也沒被捕獲——喬治·瓦坦逃掉了，估計和大多數其他“秘密軍組織”的首腦在一起，生活在西班牙，混跡於阿爾及利亞的移民中。
對巴斯蒂安-蒂裏和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以及其他該陰謀的領導人的審訊和起訴的準備工作在十二月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對他們進行了審判。審判進行的過程中，“秘密軍組織”對戴高樂政府進行了另一次全麵進攻，法國特情人員也以牙還牙，全力反擊。就這樣，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背後，在所謂有文化、有教養的外表掩飾下，一場現代史上最激烈、最殘酷的地下戰爭打響了。
法國安全局的全稱是“國外情報及反間諜總局”，簡稱SDECE。它的職責包括國外的間諜工作及國內的反間諜工作，有時候二者互有重疊。第一分局是純粹的情報工作，下設若幹分處，以法文“情報”一詞的首字母R命名，分別是：R1，情報分析處；R2，東歐處；R3，西歐處；R4，非洲處；R5，中東處；R6，遠東處；R7，美國及西半球處。第二分局主管反間諜工作。第三、第四分局共同組成共產黨部，他們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第六分局主管財務，第七分局負責行政。
第五分局的名稱隻有一個詞：“行動”。這個辦公室是這場反擊“秘密軍組織”戰爭的核心。行動分局總部位於巴黎的東北郊區，坐落在靠近利拉大門的莫爾捷街上一棟毫不起眼的樓房裏。數以百計的高手從這裏出發，投入到這場戰爭中去。他們大多是科西嘉人，是現實生活中與小說裏的“狠角色”最接近的一群人。他們的體格被訓練到最佳狀態後，就被送往沙托裏訓練營。在那裏，他們與世隔絕，接受各種嚴酷的技能培訓。他們在那裏成為格鬥專家，擅長使用小型武器或是徒手格鬥，精通空手道、柔道，學習過無線電通訊、爆破、破壞、審訊、刑訊、綁架、縱火和暗殺。
他們有的隻會說法語，有的則可以熟練使用好幾種語言，在世界各國的首都都能行動自如。他們有權在執行任務時殺人，並且常常使用這種權利。
隨著“秘密軍組織”的活動日益猖獗殘暴，國外情報及反間諜總局局長歐仁·吉布將軍最後取消了對這些高手的限製，讓他們放手去對付“秘密軍組織”。他們當中一些人加入該組織，並且打入了它的最高層。這些人隻提供情報，而由其他人負責行動。許多在法國或者其他地方執行任務的“秘密軍組織”成員，由於這些臥底提供了消息，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有些時候，警察要抓的人無法被誘入法國，他們就在國外被無情地幹掉了。許多“秘密軍組織”的人無端失蹤，他們的親屬認定，他們一定是被行動分局的人殺死了。
對於“秘密軍組織”的成員來說，教訓是慘痛的。他們咬牙切齒地痛恨這批行動分局的人，稱他們為“巴布斯”或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還要痛恨這些臥底。在“秘密軍組織”與阿爾及利亞的戴高樂當局爭奪權力的最後日子裏，“秘密軍組織”活捉了七名“巴布斯”。後來，這些人的屍體被發現吊在陽台或是燈柱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這場地下戰爭就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著。至於誰，在哪個地窖裏，在誰的手上死於酷刑，這一切，永遠都無從知曉。
留在“秘密軍組織”外部的“巴布斯”仍然聽候安全局的調遣。他們有的在被安全局征召之前是黑社會的職業殺手，都保持著他們的老關係。他們不止一次請他們過去的黑道朋友為政府做點“髒”活兒。這些事讓法國開始傳言有關“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說法。這些“影子警察”據推測是由戴高樂總統的得力幹將雅克·福卡爾先生直接指揮的。事實上，並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臨時征召的黑社會頭頭們幹的。
在巴黎和馬賽的黑社會裏，科西嘉人占絕對優勢，在行動分局裏也是這樣。他們對這種仇殺也略知一二。在那七個“巴布斯”在阿爾及爾被殺之後，一場針對“秘密軍組織”的報複行動開始了。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幫助盟軍在法國南部登陸一樣。作為回報，他們後來壟斷了科特達祖爾的大多數非法生意。後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為了法國政府，在這場仇殺中向“秘密軍組織”開戰。很多“秘密軍組織”成員都是在阿爾及利亞出生的法國人，和科西嘉人血脈相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戰爭幾乎就是手足相殘。
當對巴斯蒂安-蒂裏和他的同夥的審判逐漸成為過去的時候，“秘密軍組織”的戰爭也轉入了地下。他們的領袖是安托萬·阿爾古上校，曾參與幕後策劃小克拉馬爾那次刺殺計劃。阿爾古畢業於法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工業大學，他思維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國時期，他曾是戴高樂麾下的一名少尉，為解放法國與納粹作戰。後來，他在阿爾及爾指揮一個騎兵團。他個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戰績輝煌的冷血戰士。一九六二年，他成為“秘密軍組織”海外行動的首腦。
精通心理戰的他深知，這場反對戴高樂政權的戰鬥必須從各個層麵進行，比如恐怖活動、外交和公共關係數管齊下。作為戰爭的一部分，他安排了“秘密軍組織”的政治盟友，法國抵抗運動委員會領導人，前法國外交部長喬治·比多與整個西歐的報紙和電視等媒體的一係列見麵會，用能“引發尊敬”的措辭向他們解釋“秘密軍組織”反對戴高樂政權的原因。
阿爾古現在正在運用他的高智商。這個智商曾經使他成為法國陸軍最年輕的上校，而現在，則讓他成為“秘密軍組織”中最危險的人物。他為比多安排了一連串與主要電視台和報紙記者的見麵。在這些見麵會上，這個老道的政客可以為“秘密軍組織”那些不那麽冠冕堂皇的暗殺行動披上正義的外衣。
阿爾古的宣傳活動被比多執行得非常成功。法國政府對它的震驚程度不亞於對那些恐怖活動以及遍布法國全國電影院和咖啡館的塑料炸彈爆炸案。正在那個時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殺戴高樂的陰謀被發現了。戴高樂原定於次日在軍事學院的戰神廣場發表講話。刺殺計劃是：戴高樂一進入大廳，躲在附近房子屋簷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後開槍。
有三個人在這次事件後被捕：讓·比雄、炮兵上尉羅貝爾·普安納德和一名軍事學院的英語教員波勒·魯斯萊·德利菲雅克夫人。槍手按計劃應該是喬治·瓦坦，但這個“瘸子”又一次逃脫了。在普安納德的房間發現一支有紅外瞄準鏡的步槍。三個人都被捕了。據他們在後來的審訊中供述，為了把瓦坦和他的槍偷運入學院，他們找過準尉馬裏於斯·托，後者直接報告了警察。十五日，戴高樂按照預定的時間，準時參加了軍事典禮。不過令他有些不悅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輛裝甲汽車抵達。
這次的陰謀刺殺行動業餘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讓戴高樂很生氣。第二天他把內政部長弗賴叫來，拍著桌子訓斥部長要對國家安全負責，“暗殺勾當實在是太猖狂了！”
弗賴決定在“秘密軍組織”的最高層裏來個殺一儆百。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裏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裏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釋，為什麽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這一點就足夠判他死刑了。但是這種殺雞儆猴的事情還應該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間諜和國內安全局）局長寫給內政部長的備忘錄副本被送到了行動分局局長的辦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我們已成功破獲此次顛覆活動並獲知一名主要頭目的下落，此人為前法國陸軍上校安托萬·阿爾古，現已逃往德國。現據當地情報，他要在那裏逗留數日……
目前情況下，對阿爾古采取行動並將其逮捕是可能的。鑒於我方反間諜局對德國相關安全負責機構提出的官方請求已被拒絕（該機構目前期望我們的特工隻能跟蹤阿爾古和其他“秘密軍組織”領導人），因此，本次針對阿爾古的行動必須以最快速度進行，並許其便宜行事。
這個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爾古在羅馬和其他“秘密軍組織”領導人會麵後回到慕尼黑。他沒有直接回烏納特爾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車去了伊登·伍爾夫酒店。之前他在那裏訂了間房，顯然是準備開個會。不過他再也出席不了這個會議了。在酒店的大堂裏，兩個操純正德語的人上來搭訕。他開始以為他們是德國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裏掏護照。
忽然，他的雙臂就像被老虎鉗子夾住一樣，被緊緊箍住，雙腳離地，被迅速架到外麵停著的一輛洗衣店的麵包車裏。他兩腳亂踢，招來一連串法語的咒罵，一隻粗硬的手猛擊他的鼻子，另一隻則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點中他耳後的神經節，他就像被關了開關的燈，眼前一黑，頓時就暈了過去。
二十四小時後，位於巴黎凱德索菲弗街三十六號的法國司法警察部，一部電話響了起來。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值班警官聲稱他代表“秘密軍組織”，並說：“安托萬·阿爾古在CID大樓後麵的一輛麵包車裏，已經捆結實了。”幾分鍾後，麵包車門被打開，阿爾古跌跌撞撞地走出來，圍攏過來的警官都驚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著才能站得住。他的臉上滿是鼻血幹後的血痂，嘴裏的東西被警察扯出後嘴巴仍然很疼。有人問他：“你是安托萬·阿爾古上校嗎？”他嘟囔道：“是的。”行動分局的人在昨天夜裏成功地將他偷運出德國國境。至於用匿名電話通知警務人員，“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車場裏，則隻是他們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關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釋放。
但有件事行動分局的人沒想到，逮捕阿爾古雖然使“秘密軍組織”士氣大為低落，但卻為他的影子副手馬克·羅丹中校領導刺殺戴高樂的行動鋪平了道路。這個人雖然籍籍無名，但卻同樣精明強幹。從很多方麵來講，這個買賣都不劃算。
三月四日，最高軍事法庭對讓-馬裏耶·巴斯蒂安-蒂裏進行宣判。他和其他兩個人被判處死刑，同時被判處死刑的還有仍逍遙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師提出減刑請求，戴高樂將軍一聲不吭地聽了三個小時，然後將其中兩人改判為終身監禁，而巴斯蒂安-蒂裏則維持原判。
當晚，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
“定在十一日。”律師告訴他的委托人。後者不相信，繼續報以微笑。律師脫口而出：“你將被槍決。”
巴斯蒂安-蒂裏搖搖頭，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會明白的，”他告訴律師，“沒有哪支法國士兵的隊伍會將槍口對準我。”
他錯了。第二天早上八點，法國第一歐洲廣播電台播報了槍決的消息。在西歐大部分的地方，隻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消息。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房間裏，這則消息觸發了一係列計劃和行動，使戴高樂將軍比他畢生事業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這間房間裏的人就是馬克·羅丹中校，“秘密軍組織”的新行動首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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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羅丹關掉他的半導體收音機，從桌邊站起來，盤裏的早餐幾乎沒動。他一直在抽煙，一支接一支。他走到窗邊，遲到的春天還沒有開始破壞這白雪覆蓋的景致。他凝視著窗外，又點了一支煙。
“混蛋。”他輕輕地嘟囔著這個詞，充滿了怨恨，然後又低聲罵了一串來表達他對法國總統，他的政府以及行動分局的憎惡。
羅丹幾乎在所有方麵都和他的前任不一樣。他身材高大，蒼白的臉上滿是仇恨。與其他拉丁裔不同，他總是用冷淡來掩飾自己的感情。由於沒有綜合理工大學的學曆，他無法升職。德國入侵法國的時候，十幾歲的他——這個鞋匠的兒子——逃離平靜的生活，駕著一條漁船來到英國，成了一名洛林十字旗下的列兵。
從列兵到軍士再到準尉，他曆盡艱險，在北非，他在柯尼希麾下血戰，後來在諾曼底他又跟隨勒克萊爾穿越灌木叢。在解放巴黎的戰鬥中，他獲得了軍官的肩章，這是他憑教育和出身永遠無法得到的。在戰後的法國，選擇隻有兩個，繼續留在軍隊或是重返平民生活。
退役做什麽呢？除了父親教給他補鞋的手藝，他別無所長。他發現在他的祖國，工人階級都被共產黨控製了。共產黨還接管了國內的“抵抗運動”和“自由法國”組織。於是他留在了陸軍。後來，新一代的年輕人，那些受過教育的男孩，從軍官學校畢業，用教室裏的理論知識獲得了他用鮮血和汗水換來的同樣的軍官肩章。這讓他非常痛苦。看著他們在軍階和特權方麵超越自己，這種痛苦便愈發刻骨銘心。
剩下來的唯一出路就是參加殖民軍部隊。當義務兵們圍著操場轉來轉去的時候，這些驍勇善戰的士兵正在浴血奮戰。於是，他設法調到了殖民軍空降部隊。
在印度支那的第一年裏，他很快便成了一名連長，生活在和他有著同樣想法，說著同樣語言的人中間。從補鞋匠板凳上站起來的年輕人，獲得晉升仍然需要通過戰鬥，更多的戰鬥。印度支那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名少校了。回到法國經曆了一年的不快和挫折後，他被派往阿爾及利亞。
法國撤出印度支那，加上他回國後的那一年，使潛伏在他內心的憤懣變成了對政客和共產黨人的日益憎恨。在他看來，共產黨和政客都是一路貨，除非由軍人當政，否則法國永遠無法擺脫遍布在政治生活中的賣國賊和馬屁精的掌控；隻有軍隊裏才沒有這兩種人。
像大多數作戰軍官一樣，他親眼目睹過自己的戰友死去，有時還親手掩埋了那些不幸陣亡的軍人支離破碎的肢體。羅丹崇拜軍人，認為他們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是他們的流血犧牲，才使得那些資產階級能在家裏過舒服日子。在印度支那的叢林裏戰鬥了八年後，他才從國內的平民處得知，他們大多對軍人毫不關心。那些左翼知識分子詆毀軍隊的文章全是諸如嚴刑拷問俘虜以獲取重要情報之類的瑣事。這些在馬克·羅丹的內心激起了反感，再加上他原先由於缺乏機會而逐漸累積的怨憤，他變得極端起來。
他一直堅信，如果有當地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國內政府和人民為後盾，軍隊是可以擊敗越盟的。放棄印度支那是對成千上萬戰死在那裏的優秀青年的極大背叛，讓他們的死變得毫無意義。而羅丹是不可能也絕不會背叛的。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曆證明了這一點。一九五六年春天，他離開馬賽口岸時，幾乎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他確信遙遠的阿爾及利亞群山將見證他畢生事業的頂峰，法國軍隊將成為全世界眼中至高無上的軍隊。
兩年艱苦而殘酷的戰鬥絲毫沒有動搖他的信念。說真的，反叛並不像他原本想的那樣容易撲滅。無論他們擊斃多少穆斯林遊擊隊，將多少村莊夷為平地，把多少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分子折磨致死，這些反抗者的力量卻愈發壯大，不但在鄉村擴大了勢力，而且還包括不少城市在內。
他們當然需要宗主國給予更多的支援。毫無疑問，這場戰爭所在的遙遠角落，至少是帝國的領土。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是法國的一部分，三百萬法國人居住在這裏。人們為阿爾及利亞而戰就像為諾曼底，為布列塔尼或者阿爾卑斯而戰一樣。當他升任中校時，他從農村轉戰到了城市。開始是在博內，然後是康斯坦丁。
在布萊德，他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作戰，他們雖說不是正規軍，但至少還是戰士。他對他們的仇恨同他對城市裏這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戰鬥相比，根本不算什麽。這種戰爭的對手是清潔工在法國人常去的咖啡館、超市和公園裏放置的塑料炸彈。為了將這些把炸彈放置在法國平民中的“雜碎”清除出康斯坦丁，他手段殘酷，因而得了個稱號——“屠夫”。
為了最終消滅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及其軍隊，消滅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黎的更多援助。和大多數極端分子一樣，羅丹因信念而無視事實：戰爭費用日益增長；背負著一場越來越沒有獲勝希望的戰爭，法國經濟搖搖欲墜；義務兵士氣日漸低落。這些對他來說都是小事。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他幹脆利落地推翻了搖搖欲墜的腐敗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一詞，與將軍們的口徑一致。這使他重回馬提尼翁宮，並於一九五九年一月重返愛麗舍宮。羅丹聽到他說出這句話，回到房間，高興得都哭了。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對羅丹來說，他就像從奧林匹斯山下來的宙斯一樣。他確信新政就要開始：共產黨人將被趕出他們的辦公室，讓-保羅·薩特肯定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組織俯首帖耳，法國最終將全力支援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人，支援保衛法國，在前線戰鬥的軍隊。
羅丹對這一切非常肯定，就像他相信太陽從東方升起一樣。當戴高樂以他自己的方式開始重建法國的時候，羅丹想著一定是哪裏出了問題，得給這個老頭兒一點兒時間。當與本·貝拉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初步會談的說法剛開始流傳時，羅丹覺得不能相信。他雖然同情大個子喬·奧梯茲於一九六〇年領導移民發動的那場叛亂，但他仍然覺得，沒有徹底鏟除當地農民武裝一定是戴高樂的權宜之計。他覺得老頭兒肯定知道他在做什麽。他不是說過那崇高的字眼——“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嗎？
最後，當毫無疑問證明夏爾·戴高樂複興法國的概念裏不包括“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世界就像被火車撞上的瓷瓶一樣粉碎了。忠誠、希望、信仰、自信，什麽都沒有了，留下來的隻有恨。他恨這個製度，恨那些政客，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亞人、工會、記者、外國人；但他最恨的就是那個人——戴高樂。一九六一年四月，除了一些乳臭未幹的笨蛋拒絕參加外，羅丹率領全營參與了軍事政變。
政變失敗了。戴高樂略施小計就把政變扼殺在萌芽狀態。在最終宣布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會談的前幾周，成千上萬台簡易半導體收音機被發放給部隊。這件事沒有引起軍官們的絲毫注意。他們認為收音機是無害的慰問品，許多軍官和高級軍士都讚同這個主意。空中傳來的法國流行音樂讓那些士兵感到很愜意，不再隻關注炎熱、蒼蠅和無聊。
但戴高樂的聲音就不是那麽無害了。在考驗軍隊忠誠的最後關頭，遍布整個阿爾及利亞各個兵營的成千上萬的義務兵都在用收音機收聽新聞。新聞之後，他們又聽到了那個聲音，就是羅丹自己在一九四〇年六月聽到的那個聲音。連內容都幾乎一樣：“你們麵臨忠誠的選擇。我就是法國，掌握著法國的命運。跟隨我。服從我。”
有些營長醒來的時候，全營就隻剩下少數軍官，大部分軍士都走了。
兵變就這樣被收音機粉碎了，仿佛一切都隻是一場夢。羅丹比別的人幸運些。有一百二十名軍官、軍士和士兵和他在一起。這是因為他所指揮的部隊比大多數部隊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農村都付出過更多的血汗。和其他參與兵變的人一起，他們成立了“秘密軍組織”，發誓要推翻愛麗舍宮的“猶大”。
在勝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效忠於法國的軍隊之間，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時間不多了。在最後的七周裏，法國殖民者把他們畢生所得廉價變賣，逃離飽受戰火摧殘的海岸。而“秘密軍組織”則對他們留在身後的世界進行了最後一次駭人聽聞的報複。當這一切結束之後，這些領導者的名字都在戴高樂當局掛了號，留給他們的隻有逃亡國外一途了。
一九六一年冬天，羅丹成為阿爾古的副手，是流亡海外的“秘密軍組織”的行動負責人。從那時起，精明強幹，有著敏銳洞察力的阿爾古就成了“秘密軍組織”發動的針對法國大城市行動的幕後主使；而羅丹則以他的陰險狡猾和組織能力著稱。如果他僅僅是一名強悍的極端狂熱分子，那他雖然危險但絕對不是最出眾的。在六十年代早期，“秘密軍組織”擁有許多這樣的悍將。但他比那些人更有才幹。那個老鞋匠生了一個善於思考的男孩，這個男孩的頭腦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羅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成長起來的。
在對法國的理解和軍隊的榮譽問題上，羅丹和其他人一樣固執；但是在具體問題上，他則是實用性和邏輯性的統一。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魯莽的狂熱分子和不顧死活的亡命之徒都更加高明。
這就是在三月十一日早上，他所想出的關於刺殺戴高樂行動所麵臨的問題。他沒有傻到認為這件事很容易；恰恰相反，他認為由於有了小克拉馬爾和軍事學院的失敗，事情變得更困難了。找殺手並不難；問題是要找一個人，或者是製訂一個計劃，這個人或者這個計劃要有能力以非同尋常的方式，穿越現在圍繞總統本人建立起來的這堵安全防護“牆”。
他坐在窗前，兩個小時裏一直不斷抽煙，腦子裏有條不紊地想著一係列的問題。直到整間屋裏都彌漫著藍色的煙霧，他才將這些問題匯總起來，然後設計一個方案來摧毀或繞開它們。每個方案在大多數他所想到的關鍵檢驗下看起來都是可行的，但在最後的考驗下都被瓦解了。思來想去，有個問題看來真的難以逾越——保密問題。
在小克拉馬爾事件後，情況就發生了改變。行動分局對“秘密軍組織”從高到低各階層的滲透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最近發生的，對他的上級阿爾古的誘捕就說明了行動局急於抓捕訊問“秘密軍組織”領導人的程度。他們甚至不惜與德國政府大吵一架。
阿爾古受審已經十四天了，“秘密軍組織”的所有領導都不得不東躲西藏。比多忽然就對拋頭露麵失去了興趣；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其他領導也驚慌失措地逃往西班牙、美國和比利時。他們一窩蜂地搶購假證件和邊遠地區的機票。
看到這些，級別較低的成員都極為泄氣。在法國境內，以前願意提供幫助，藏匿被通緝的人，運送武器，傳遞消息，甚至提供情報的人，現在隻說一聲“抱歉”就掛斷了電話。
小克拉馬爾行動失敗後，被捕者受到審訊，法國境內的三個地下組織全部被迫關閉。法國警察根據內線的情報，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獲了一個又一個儲備武器和物資的秘密倉庫；另外兩個刺殺戴高樂的計劃在組員們剛坐下準備開第二次會時，就被警察破獲了。
當全國抵抗委員會的人在會議上發表講演，空談恢複法國的民主時，羅丹正冷靜地審視著床邊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裏的那些文件所描述的事實：資金短缺，在國內外失去支持，成員減少，信用下降，“秘密軍組織”在法國情報機構和警察的進攻下正在分崩離析。
槍決巴斯蒂安-蒂裏隻會使士氣更加低落。現在這個時候想找到肯提供幫助的人真的很困難；那些肯做這種事的人，他們的長相都已深深烙在每一個法國警察和幾百萬市民的腦海裏。這個時候的任何新計劃，隻要涉及多個策劃和多個組織間的協同，都會在刺客走進戴高樂周圍一百英裏之前暴露。
羅丹反複思考後，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喃喃地說：“一個沒人知道的人……”他把他所知道的敢於刺殺總統的人逐個想了一遍。他們每個人在法國警察總部都有一本和《聖經》一般厚的卷宗。還能是什麽原因呢？他馬克·羅丹不也是隻能躲在奧地利一家昏暗的山村旅館裏嗎？
將近中午的時候，他終於有了答案。他曾一度放棄了這個答案，但又帶著濃厚的興趣重新去考慮它。如果能夠找到這樣一個人……隻要有這樣一個人。慢慢地，很艱難地，他圍繞這樣一個人製訂了另外一個計劃，然後用所有的障礙和反對意見來檢驗它。這個計劃全通過了，甚至包括保密問題。
午餐鈴敲響前，馬克·羅丹套上大衣走下樓。他在大門口遇到了順著冰冷街道迎麵刮來的第一股冷風。他縮了縮身子，但在過熱的房間裏抽煙引起的頭疼和麻木卻一掃而光。他向左一拐，咯吱咯吱地向阿德萊街的郵局走去。他發了一連串簡短的電報，通知他那些化名散布於德國南部、奧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伴：他有任務外出，這幾周不在此地。
他步履艱難地走回他那簡陋的住所。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也許有人會認為他最終也膽怯了，在行動分局的綁架或暗殺威脅下也要銷聲匿跡了。他聳聳肩，隨便他們怎麽想，沒時間向他們詳細解釋。
他用旅館的優惠券要了一份午餐，今天是燉肘子和麵條。盡管多年印度支那的叢林時光和阿爾及利亞的荒野生活讓他對美食沒有概念，但這頓飯實在令他難以下咽。當天下午，他收拾好行李，付清賬單，離開那裏獨自去執行一項任務——去找一個人，或者更準確點，找某一類人，一類他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
他登上火車的時候，一架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型客機朝著倫敦機場四號跑道降落下來。飛機從貝魯特飛來。在排隊穿過入境旅客大廳的旅客中，有一個亞麻色頭發的高個子英國人。中東的陽光把他的臉曬成黝黑的健康色。他在黎巴嫩盡情享受了兩個月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暢。不過對他來說，更令他愉快的是看著一筆數目不小的款項從貝魯特一家銀行轉入了瑞士的另一家銀行。
在遙遠的埃及沙地上，他挫敗了埃及警察的追蹤，並留下了兩具德國導彈工程師的屍體，每具屍體都有一個幹淨利落的子彈孔穿過脊椎骨。現在，困惑不解、滿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屍體埋掉了。他們的死使納賽爾總統的阿爾·紮菲拉式火箭研製推遲了好幾年，而在紐約的一位猶太複國主義百萬富翁則覺得他的錢花得太劃算了。這個英國人輕鬆地通過了海關檢查，乘出租車駛向他位於倫敦西區的公寓。
羅丹找了九十天，收獲了三份薄薄的檔案，每份都放在一個馬尼拉紙卷宗裏。他把它們放在自己的公文包裏，從不離手。回到奧地利已經是六月中旬了，他找了家小旅館住了下來。這是維也納布魯克納街的克萊斯特旅店。
他在城裏的大郵局發了兩份簡明扼要的電報，一份發到意大利北部的博爾紮諾，另外一份發往羅馬。電報是召集他最重要的兩名助手到他維也納的住所開一個緊急會議。二十四小時之內人就到了。勒內·蒙克雷從博爾紮諾乘出租車來，安德烈·卡鬆則從羅馬乘機抵達。兩個人都用的假名字和假證件，因為他們兩個都排在駐意大利和奧地利的法國特工卷宗的前列，這個時候特工們正不惜血本地花費大把的銀子雇傭眼線在邊境檢查站和機場找他們呢。
先到克萊斯特的是安德烈·卡鬆，比預定的十一點早了七分鍾。他讓出租車停在布魯克納街的街角，下車後，在一家花店的櫥窗前花了幾分鍾整理了一下領帶，然後迅速走進旅店大廳。羅丹和往常一樣登記了假名，是他最親近的同伴才知道的二十個假名中的一個。被叫來的兩個人在前一天都收到了一份署名為“舒爾茨”的電報，這就是羅丹在這二十天內用的假名。
“請問，舒爾茨先生在嗎？”卡鬆問前台的年輕人。小夥子查了一下登記簿。
“六一四號房。是他約你來的嗎，先生？”
“對，沒錯。”卡鬆回答，徑直走上樓梯。他走到二樓，沿著走廊尋找六一四號房。在右手中間的位置，他找到了。他抬手準備敲門，忽然被人從背後抓住。他轉過身，抬頭看見一張臉——鐵青的下巴，眼睛從那道濃黑的眉毛下俯視著他，毫無表情。他身後十二英尺處的牆上有個凹進去的隱蔽處，他就是從那裏開始跟在卡鬆身後的。盡管地上的燈芯絨地毯非常薄，但卡鬆還是一點兒聲音都沒聽到。
“你要幹什麽？”這個大個子漫不經心地問，但抓住卡鬆右腕的手卻絲毫沒有放鬆。
有那麽幾秒鍾，卡鬆感到胃裏一陣翻江倒海。他想到了四個月前，阿爾古被從伊登·伍爾夫酒店閃電綁架的事。但很快他便認出了身後這個人，他是外籍軍團裏的一名波蘭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時都曾在羅丹的連隊裏待過。羅丹有時會讓維克多·科瓦爾斯基執行特殊任務。
“我和羅丹上校約好的，維克多。”他輕聲回答。聽到對方提起自己和老板的名字，科瓦爾斯基的眉毛更是擰成了一團。“我是安德烈·卡鬆。”他補充道。科瓦爾斯基似乎對這個名字沒什麽印象。他伸出左手繞過卡鬆，在六一四號房門上敲了敲。
裏麵有個聲音問：“誰？”
科瓦爾斯基把臉湊到門縫處，“來了個客人。”他盡力“低聲”說。門開了一道縫，羅丹向外張望了一下，隨即拉開了門。
“我親愛的安德烈，真抱歉這樣對你。”他衝科瓦爾斯基點點頭，“沒事了，下士，我在等他。”
卡鬆的右手終於被鬆開了。他邁步進了房間。羅丹在門口又對科瓦爾斯基說了幾句，然後關上了門。波蘭人又退回牆上的隱蔽處。
羅丹和卡鬆握了握手，把他領到燃氣壁爐前的兩個扶手椅旁。此時雖已是六月中旬，但外麵下著蒙蒙細雨，天氣依然陰冷。他們兩個早就習慣了北非的烈日，所以把爐火燒得很旺。卡鬆脫下雨衣，在壁爐前坐了下來。
“馬克，你往常可沒這麽小心謹慎。”他說。
“這不是為了我自己，”羅丹回答，“任何情況下我都能照顧好我自己。但我可能需要幾分鍾把這些文件毀了。”他指了指窗邊桌上公文包旁邊的那個厚厚的馬尼拉紙卷宗。“這才是我帶維克多來的原因。不管發生什麽事，他必須給我六十秒的時間來銷毀這些文件。”
“那些文件一定很重要。”
“也許，也許，”羅丹的話音裏透著一絲滿足，“我們得等勒內來。我讓他十一點十五分來的，這樣你們兩個人就不會同時到達而讓維克多不安。出現太多不認識的人會讓他緊張。”
維克多左腋下別著沉甸甸的左輪手槍，他緊張起來會發生什麽？想到這些，羅丹露出了一絲難得的微笑。此時，他們聽見一記輕輕的叩門聲。羅丹穿過房間，把嘴湊到門上：“誰？”
這次是勒內·蒙克雷，他的聲音緊張得有點結巴：“馬克，看在上帝的分上……”
羅丹拉開門。蒙克雷站在門口，身後是那個波蘭巨人。相形之下，蒙克雷就像個侏儒。維克多用左臂勒著這個會計，緊緊地夾住了對方的兩條胳膊。
“行了，維克多。”羅丹輕聲對這個保鏢說。蒙克雷被放開了。他走進屋裏，對坐在爐火邊微笑的卡鬆扮了個鬼臉。門再次關上了，羅丹向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上前來，兩人握了握手。他脫去外衣，露出一件皺巴巴的灰黑色西裝，手工很差，並不合體。就像大多數習慣了穿軍裝的人一樣，他和羅丹都穿不慣便服。
看著他們兩個在那兩把簡陋的椅子上落了座，羅丹便坐到了那把他用來當寫字台的桌子後麵的高背椅上。他從旁邊的櫃子裏拿出一瓶法國白蘭地，向他們揚了揚。兩位客人都點了點頭。羅丹倒了三大杯，遞給蒙克雷和卡鬆。先飲些烈酒可以幫他們消除身上的寒氣。
勒內·蒙克雷斜靠在床頭。他個子不高，但很結實。他和羅丹一樣都是職業軍官。但不同的是，他沒指揮過戰鬥。他的軍人生涯大多是在行政部門度過，開始的十年一直在外籍軍團會計處工作。他從一九六三年春天開始主管“秘密軍組織”的財務。
隻有安德烈·卡鬆不是軍人。他身材矮小，辦事精細。他在阿爾及利亞是一家銀行的經理，現在的穿著打扮還是老樣子。他是法國城市地區“秘密軍組織”和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地下組織的聯絡人。
雖然加入組織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這兩個人和羅丹一樣，都是“秘密軍組織”裏的強硬派。三年前，蒙克雷在馬賽郊區的外籍軍團會計處工作時，他十九歲的兒子在阿爾及利亞的部隊服役。後來，蒙克雷少校再沒有見過他的兒子，連屍體都沒見著。這個年輕的列兵被遊擊隊俘虜了，部隊攻占村子之後，他就被埋在了那裏。事後他知道了兒子曾慘遭折磨的悲慘遭遇。在部隊裏，沒有什麽秘密可以長久保存，這一點盡人皆知。
安德烈·卡鬆和“秘密軍組織”的關係則更密切一些。他出生在阿爾及利亞，他把畢生都奉獻給了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家庭。他所工作的銀行總部設在巴黎，所以即使阿爾及利亞陷落，他也不會失去工作。但他參加了一九六〇年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移民叛亂，是他的家鄉康斯坦丁的領導人之一。甚至在這之後他仍然沒丟掉工作，但是當他發覺銀行戶頭一個接著一個地結清了賬，商人們賣掉了一切搬回法國時，他才知道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好日子已經結束了。就在軍隊嘩變之後，當地的農民和小商販傾家蕩產地孤身逃回法國，飽受苦難。他們當中很多人甚至從未見過這個國家。看到這些，他對戴高樂的新政很是惱怒，於是便幫助“秘密軍組織”的一支部隊從自己工作的銀行搶劫了三千萬舊法郎。一個低級出納員發現他與“秘密軍組織”合謀，舉報了他，終結了他在銀行的事業。他把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佩皮尼昂的嶽父家住，自己則加入了“秘密軍組織”。他的價值在於他對當前法國國內“秘密軍組織”的同情者十分了解，這個群體約有上千人。
馬克·羅丹在他書桌後麵的椅子上坐下來，看著他們兩個。他們也注視著他，目光充滿好奇，但什麽都沒問。
羅丹有條不紊地開始了他的介紹，他講得很仔細，主要是關於過去幾個月裏，“秘密軍組織”不斷被法國情報機構挫敗的情況。他的客人都盯著各自的酒杯，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我們必須麵對現實。在過去的四個月裏，我們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擊。在理工學院試圖使法國脫離那個獨裁者的失敗嚐試，僅僅是我們長長的失敗清單裏的最新紀錄。其中有的甚至還沒開始就被破壞了。隻有兩次，我們的人進入了狙擊範圍，但都因為計劃和執行中的低級錯誤也搞砸了。我不用講那麽具體，你們和我一樣，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們失去了安托萬·阿爾古，他被綁架了。他是我們最精明強幹的領導之一。盡管他忠於我們的事業，但毫無疑問，在如今的審訊手段下，他們很可能對他使用藥物。這樣一來，整個組織都處於危險之中。安托萬知道一切，所以我們現在不得不重新開始。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現在隻能坐在這個昏暗的旅館裏，而不是在我們慕尼黑總部的原因。
“如果一年前我們就從頭開始，那也不會太糟。那時候我們能發動成千上萬熱情的愛國誌願者，可現在就沒那麽容易了。讓-馬裏耶·巴斯蒂安-蒂裏的死對我們更不會有任何幫助。我不想過多責備那些同情我們的人。他們有權要一個結果，而不是聽空話。”
“好了好了，你究竟想說什麽？”蒙克雷問。這兩個聽眾都知道羅丹是對的。蒙克雷比任何人都清楚，從阿爾及利亞銀行搶劫來的錢都花在組織的運作上了；右翼企業家的捐助也開始枯竭。最近他在募捐時遭到了露骨的蔑視。卡鬆知道，他與法國地下組織的聯係渠道現在也開始惡化了。他的多個藏身處被抄。阿爾古被捕後，很多人都不再支持“秘密軍組織”了。巴斯蒂安-蒂裏被槍決隻能加速這一進程。羅丹所介紹的都是事實，但聽起來讓人很不愉快。
羅丹繼續講著，好像沒被打斷過一樣。
“剛才我說的那些就是我們當前所麵臨的現狀。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幹掉那個老家夥，解放法國。所有與之相左的計劃都必須放棄。如果我們繼續沿用傳統手段，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先生們，我不想再讓更多的愛國青年去執行幾天之內就會被泄露給法國蓋世太保的計劃了。簡而言之，告密的人太多，臥底太多，不服從指揮的人太多。
“法國安全局現在已經趁此機會滲透到我們的組織中，就連我們最高級的委員裏也已經有人開始向他們泄露機密。現在看來，我們的決議他們幾天之內就會知道——我們準備做什麽，計劃什麽，執行任務的是誰，都會暴露無遺。不可否認，麵對這樣的處境讓人很不愉快，但我確信，如果我們不去麵對，那純粹是自欺欺人的行為。
“依我看，隻有一個方案可行。這個方案可以避開安全局整個間諜和特工網絡，讓他們失去情報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可能事前發覺。即使發覺了，也破壞不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我們的首要目標——殺了那個老家夥。”
蒙克雷和卡鬆迅速抬起頭。房間裏一片死寂，隻能偶爾聽見雨點打在窗格上的聲音。
“的確，我們當前的處境非常糟糕，但如果你們同意我對形式的判斷是正確的，”羅丹繼續說，“那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目前所知道的，願意並且能夠消滅那個老小子的人，秘密警察也一樣知道。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在法國國內活動，隻要一露麵，就會像一隻被追捕的野獸，不僅被正規警察部隊搜捕，還會被‘大胡子’和告密者出賣。我相信，先生們，我們唯一的辦法是雇一個外人。”
蒙克雷和卡鬆驚愕地望著他。過了一會兒，他們慢慢有所領悟。
“什麽樣的外人？”終於，卡鬆開口問道。
“不管他是誰，這個人必須是個外國人，”羅丹說，“他不是‘秘密軍組織’或者全國抵抗委員會的人。全法國的警察都不認識他，他也沒留下任何檔案。所有獨裁統治的弱點就在於它那龐大的官僚機構。檔案裏沒有的就等於不存在。沒有人知道這個殺手，因此他就‘不存在’。他持有外國護照，幹完這差事就消失了，回到他自己的國家。這時法國人民就會行動起來，徹底鏟除戴高樂這幫賣國賊的餘孽。這個人能否逃出法國並不重要，我們接管政權後肯定會釋放他的。重要的是他能不引起注意，不被懷疑地進入法國，而這是現在我們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兩個聽眾都沉默不語，陷入沉思。羅丹的計劃逐漸在他們的腦海中成形了。
蒙克雷輕輕吹了聲口哨。
“一個職業殺手，一個雇傭兵？”
“沒錯，”羅丹回答，“要說會有一個局外人出於對我們，對國家的熱愛或者對這件事情本身感興趣才同意幹，那我也未免太天真了。要想找到一個技能和膽識都足以勝任這項差事的人，我們必須雇一個真正的職業刺客。這種人隻為錢工作。而且是一大筆錢。”他補充道，同時飛快地瞥了蒙克雷一眼。
“但是我們能否找到這樣一個人呢？”卡鬆問。
羅丹舉起手。
“一件一件來，先生們。顯然，我們有大量的具體工作要做。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們是否在原則上同意這個主意。”
蒙克雷和卡鬆對視了一下，又都轉向羅丹，緩緩地點了點頭。
“好。”羅丹坐在高背椅上盡量向後靠去，“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原則上意見一致。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保密，這是整個計劃中的關鍵。在我看來，現在我們能相信的人越來越少了。我並不是說，‘秘密軍組織’和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中的所有同誌都是叛徒。不過老話說得好，‘知道的人越多，秘密就越保守不住’。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即使是在‘秘密軍組織’，也已經有一些滲透進來的人取得了領導地位。他們會向秘密警察報告我們的計劃。這些人早晚會露餡兒的，但目前我們還不知道他們是誰，因此對我們構成了相當的威脅。而那些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的政客要麽神經過敏，要麽膽子太小，他們很可能認為這個計劃是無法實現的。我不想讓他們無端卷入此事而陷入危險的境地，實在沒這個必要。
“你，勒內。還有你，安德烈。我召集你們到這兒來是因為我完全信任你們對事業的忠誠和你們保守秘密的能力。另外，我腦子裏的計劃必須有你們的積極配合。勒內，作為司庫和軍需官，你必須滿足這個職業殺手毋庸置疑將會提出的賞金要求。安德烈，你得幫忙在法國境內為這個人找幾個絕對可靠的人。一旦他有需要，他們可以及時予以協助。
“但我認為，這個主意的細節除我們三個人以外，沒有理由讓其他人知道。因此我提議，咱們三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來負責整個計劃，包括它的策劃、執行和經費。”
又是一陣沉默。然後，蒙克雷終於開了口：“你的意思是，咱們把整個‘秘密軍組織’委員會和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徹底甩開？那他們肯定不樂意。”
“首先，他們不會知道這件事，”羅丹平靜地回答，“如果向他們提交我們的方案，那就得召開一次全體大會。單這一點就會引起外界的注意。‘大胡子’會努力找出召開全體大會的原因，甚至兩個委員會裏也會有人走漏風聲。如果我們逐個拜訪委員會成員，理論上，想要獲得初步原則上的同意就得花去數周。而且在計劃的每一個形成和表決階段，他們都要知道細節。你們了解這些貪婪的政客和委員會成員，他們隻是想知道一切，但什麽也不幹。可是，每個人都可能喝醉了或者不小心透露隻言片語，從而使整個計劃陷於險境。
“第二，即使‘秘密軍組織’整個委員會和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同意該計劃，我們最好也不要再繼續了，因為已經有將近三十個人知道這件事了。從另一個方麵來說，如果我們自己幹，自己負責這件事，那麽即使失敗了，我們的情況也不會比現在更糟。肯定會有責難和非議，但也僅此而已。如果計劃成功，我們必然能夠掌權，那時候也不會有人和我們爭執了，而消滅獨裁者的具體方案就成了學術成就。簡單地說，你們兩個同意和我一起作為我剛才所講的這個方案的策劃者、組織者和執行者嗎？”
蒙克雷和卡鬆又對視了一眼，再轉向羅丹，點了點頭。自從三個月前阿爾古被綁架後，這是他們第一次會見羅丹。阿爾古在的時候，羅丹通常都安靜地待在幕後。現在他憑自己的本事，以一個領導者的形象出現，給地下組織的首領和司庫留下了精明果斷的深刻印象。
羅丹看著他們倆，微笑著緩緩吐出了一口氣。
“好，”他說，“現在咱們來研究一下細節。那天我從廣播裏聽到可憐的巴斯蒂安-蒂裏遇害時，忽然想到這個主意——雇一個為錢做事的職業殺手。那以後我就開始尋找我們需要的這個人。顯然，這種人很難找；他們都非常低調。我從三月中旬找到現在，結果都在這兒了。”
他拿起桌上的三個馬尼拉紙卷宗，蒙克雷和卡鬆又交換了一下目光，揚起眉毛，沒吭聲。羅丹繼續說：“我想你們最好先仔細看一下這幾份簡曆，然後咱們才能討論最佳人選。我個人認為這三個人都是可以的，這是為了避免我們首選的人不能或者不願意幹。每份材料都沒有備份，你們最好換著看。”
他伸手從馬尼拉紙卷宗裏拿出三份薄薄的文件，遞了一份給蒙克雷，另一份給了卡鬆。第三份他自己拿在手裏，但沒有看。這三份材料他都了如指掌。
其實沒什麽好看的。羅丹用“簡曆”這個詞實在是太準確了。卡鬆先看完了他那份，抬頭看著羅丹扮了個鬼臉。
“就這些？”
“這種人不會讓別人輕易知道底細的，”羅丹回答道，“看看這個。”他把手裏的那份遞給卡鬆。
過了一會兒，蒙克雷也看完了，他把文件還給羅丹，後者把卡鬆剛看完的那份遞給他。兩個人又埋頭看起來。這回蒙克雷先看完。他看著羅丹聳聳肩。
“呃……沒什麽好談的，這樣的人我們起碼有五十個。找個槍手容易得很——”
卡鬆打斷了他。
“等一下，你先看看這個人再說。”他翻到最後一頁，迅速看完了最後三段。看完後他把文件合上，看著羅丹。這個“秘密軍組織”的領袖沒有表示出一絲偏好。他把卡鬆看完的那份遞給蒙克雷，又把第三份遞給卡鬆。四分鍾後，兩個人都看完了。
羅丹把文件夾收好放回桌上。他端起高背椅，把它調了個方向，衝著火爐，放下，跨坐上去，胳膊搭在椅背上。他就這樣坐著審視著兩個人。
“嗯，我告訴你們，我們可選的人很少。能做這件事的人也許很多，但是一個優秀情報機構的檔案裏沒有的人絕對非常難找。而對我們來說，最理想的人選不能出現在任何檔案裏。三份材料你們都看了。我們現在暫時稱他們為德國人，南非人和英國人。安德烈，你先說說想法。”
卡鬆聳聳肩：“我看沒什麽爭議。如果這上麵寫的是事實的話，從簡曆上看，這個英國人遠勝其他兩個。”
“勒內呢？”
“我同意。這個德國人做這件事年紀大了點兒。除了為活著的納粹幹掉幾個追蹤他們的以色列特工外，他看起來在政治領域沒做過什麽。而且他反猶太的動機很可能是私人性質的，這樣一來他就算不上是純粹的職業殺手。那個南非人也許可以勝任幹掉像盧蒙巴那樣的黑人政客，但距離能一槍打穿法國總統還差得遠。另外，這個英國人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
羅丹緩緩地點了點頭。“我看這幾乎毫無爭議。其實，在我整理這些材料之前，這個人就已經是我心目中的首選了。”
“你對這個盎格魯-撒克遜人有把握嗎？”卡鬆問，“那些事肯定都是他幹的？”
“我對此也很驚訝，”羅丹說，“所以我在這個人身上花的時間格外多。要說確鑿的證據，那是一個都沒有。如果有的話，可不是什麽好兆頭。那就意味著，他在各處都有案底，是通緝對象。實際情況是，除了傳聞，沒有什麽能牽扯到他。嚴格說來，他的材料就是一張雪白的紙。即使英國有他的檔案，他們頂多也就是在他身上畫個問號。他的名字從未列入國際警察的檔案。即使法國安全局正式提出質詢，英國向其通報這個人情況的概率也很小。你們知道他們彼此之間也心存芥蒂。去年一月，喬治·比多在倫敦活動，他們都沒吭聲。這個英國人幾乎把有利條件占全了，除了一件……”
“什麽？”蒙克雷立刻問。
“很簡單。他可不便宜。他這樣的人要價會很高。咱們的財務狀況如何，勒內？”
蒙克雷聳聳肩：“好不到哪裏去。雖然開支有所下降，阿爾古事件後，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的所有高層人士都轉入地下，藏到便宜的小旅館裏了。他們看來對住五星級酒店，做電視訪談沒興趣了。但另一方麵，收入越來越少。就像你說的，必須做點兒什麽了，不然我們就會因為缺乏資金而垮台。單靠感情可幹不了這種事。”
羅丹憂慮地點點頭：“我也這樣想。我們必須弄些錢來。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計劃其實是空中樓閣，除非我們知道到底需要多少錢……”
“是不是該考慮，”卡鬆順著他的話插了一句，“先接觸一下那個英國人，看他願不願幹，要多少錢。”
“對，大家都同意這一點吧？”羅丹直視兩人。他們都點點頭。羅丹看了看表。“剛過一點。現在，我必須給我在倫敦的中間人打個電話，讓他聯係這個人，請他過來。如果他今晚乘夜間航班來維也納，我們晚飯後就能見到他了。至於聯係的結果如何，中間人會回電話通知咱們的。我擅自做主給你們訂了房間，順著走廊緊挨著的兩間。我覺得大家待在一起有維克多保護，比各自分開沒有防衛要安全些。這隻是為了以防萬一，你們能理解吧？”
“你真是周全可靠啊！”卡鬆話中帶刺。對於預先被人專斷地安排，他感到有些不快。
羅丹聳聳肩：“為了弄到這些材料，我花了很長時間。從現在起，浪費的時間越少越好。如果要幹，那我們現在就盡量抓緊時間。”
他站起身，另外兩個人也跟著站了起來。羅丹把維克多喊來，告訴他去大廳把六一五和六一六號房間的鑰匙拿上來。等鑰匙的時候，他告訴蒙克雷和卡鬆：“我隻能從郵局打電話。我得帶著維克多一起出去。我不在的時候你們兩個待在一間房裏，鎖上門。我的暗號是敲三下門，停一下，再敲兩下。”
這個暗號就是為人熟知的“三加二”，源自“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單詞音節。幾年前，巴黎街頭的司機就曾用這個節奏摁喇叭來表示對戴高樂政策的不滿。
“順便問一句，”羅丹問，“你們身上都有槍嗎？”
兩個人都搖搖頭。羅丹走到桌子旁邊，拿出他自用的一把短小厚實的手槍，一把九毫米口徑的MAB。他檢查了一下彈夾，“啪”地插回去，把子彈頂上膛，然後遞給蒙克雷：“你知道怎麽用這玩意兒吧？”
蒙克雷點點頭：“沒問題。”他說著把槍接了過來。維克多回來了，他把兩個人護送到蒙克雷的房間。他回來後，羅丹正在扣大衣扣子。
“來，下士，我們有事要做。”
當晚，一架英國航空公司的“先驅號”飛機從倫敦飛往維也納。夜幕降臨時，飛機降落在施維夏特機場。機艙後部有個亞麻色頭發的英國人，他靠在窗邊的座椅裏，凝視著飛機降落時從旁邊一閃而過的航標燈。看著這些燈光不斷靠近，直到飛機停在停機坪上總能讓他感到愉悅。在最後的一分鍾裏，導航燈熄滅，出現了光滑的水泥跑道，輪子終於停穩在地麵上。這種精準的降落令他著迷。他喜歡精準。
他旁邊那位年輕的法國人來自法國旅遊局駐皮卡迪利大街的辦事處。年輕人看著他，有些緊張。從午餐時接到那個電話起，法國人就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差不多一年前，他在巴黎休假的時候，他曾答應為“秘密軍組織”執行任務，但那時他隻是被簡單告知，隻要待在倫敦的辦公室就行。如果有電話和信件用他的代號，以“親愛的皮埃爾……”開頭，他就得立即服從命令。但從那以後直到今天，六月十五日，什麽事都沒發生。
接線員告訴他，維也納有專線電話找他，還補充說是奧地利的維也納，以和法國的那個同名的維也納鎮相區別。他納悶地接過電話，聽到有個聲音叫他“親愛的皮埃爾”。他愣了好幾秒鍾才想起來，這是他的代號。
午餐後他借口頭疼請了假，然後趕到南奧德雷街的一套公寓，告訴開門的那個英國人這個消息。後者對於被要求三個小時內飛往維也納絲毫沒有感到奇怪。英國人安靜地收拾好準備過夜用的行李箱，便和他一起搭出租車前往希斯羅機場。當法國人發現自己隻帶了護照和支票簿，而忘了帶現金時，英國人平靜地拿出一卷鈔票，足夠買他們兩人的往返機票了。
那以後他們就再沒說過話。英國人既不問他們要去維也納的什麽地方，也不問去見誰或是為什麽。這正合法國人的意，因為他也不知道。他得到的指示僅僅是從倫敦機場回電話確認他乘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抵達，然後到施維夏特機場以後，去總問訊處報到。這一切都讓他感到緊張。身邊這個自製且鎮定的英國人不僅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更令他緊張。
在問訊處的大廳裏，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了那個漂亮的奧地利女孩，她在身後架子上的格子裏找了一會兒，然後遞給他一張很小的淺黃色字條，上麵隻寫著“致電六一四四〇三，找舒爾茨”。他轉身奔向大廳後麵的那排公用電話。英國人拍拍他的肩膀，指著標有“兌換”字樣的電話亭。
“你需要一些硬幣，”他用流利的法語說，“即使是奧地利人也不會那麽慷慨。”
法國人漲紅了臉，大步走向兌換櫃台。英國人在沿牆裝有靠墊的長椅上舒舒服服地坐下，燃起一支帶過濾嘴的特長英國煙。不一會兒，他的向導拿著幾張奧地利鈔票和一把硬幣回來了。法國人找了個空電話亭開始撥號。電話那頭的舒爾茨先生簡明扼要地給了他一些指示。不到幾秒鍾，電話就打完了。
年輕的法國人回到長椅邊。亞麻色頭發的英國人抬起頭看著他。
“咱們去哪裏？”
“去那兒。”法國人轉身離開的時候，把寫有電話的字條揉成一團扔在地上。英國人把它撿起來展開，用打火機點著。字條瞬間就燃盡了，黑色的灰屑消失在他精致的翻毛皮鞋下麵。他們一言不發地出了大廳，攔下一輛出租車。
市中心燈光閃爍，車流擁擠。四十分鍾後，汽車抵達克萊斯特旅館。
“我們就在這兒分手吧。我的任務就是把你帶到這兒，再坐出租車去別處。你直接去六一四號房。有人在那裏等你。”
英國人點點頭，下了車。司機轉身看著法國人。“接著開。”他吩咐道。出租車消失在街道盡頭。英國人抬頭看了看用老式歌德字體寫就的路牌，然後望了一眼旅館門上大寫的方形羅馬字母。最後，他扔掉吸了一半的煙，走了進去。
值班服務員正背對著門，但他聽見了開門的聲音。英國人沒有任何要靠近前台的意思，徑直走上樓梯。小夥子剛要問他想幹什麽，來訪者朝他的方向看了過來，像對待下人那樣漫不經心地點點頭，生硬地說了聲：“晚上好。”
“晚上好，先生。”服務員不覺脫口而出。剛說完，這個亞麻色頭發的英國人就已經走上樓了。他一步跨兩級台階，但看起來卻毫不顯得急促。他在樓梯的頂端停了下來，朝那條唯一的走廊望去。最遠端是六一八號房。他看不見房號，便向回數到六一四號房的大致位置。
在他和六一四號房之間是一條長約二十英尺的走廊。要想到達六一四號房，必先經過右側牆上的兩扇其他房間的門；左邊牆上有個凹陷進去的壁龕，一塊紅色的天鵝絨簾子從簡陋的銅杆上掛下來，遮在前麵。
他仔細端詳那個凹陷處。簾子離地約有四英寸，隱約可以看見一隻黑色的皮鞋尖。他轉身走回門廳。這回服務員準備好了，至少他準備開口了。
“請給我接六一四號房。”英國人說。服務員盯著他看了一秒鍾，便依言照辦了。幾秒鍾後，他扭身拿起桌上的電話遞了過去。“如果那個猩猩在十五秒鍾之內不從那個牆洞裏出來，我就回去了。”亞麻色頭發的男人說完掛上了電話。然後他走回樓梯。
在樓梯盡頭，他看到六一四號門開著。羅丹上校站在門口，他的目光穿過走廊，凝視了英國人一會兒，然後輕輕地喊了聲“維克多”。壁龕裏的那個波蘭巨人走了出來，站在那裏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羅丹說：“沒事，是我約他來的。”英國人在巨人怒氣衝衝的注視下徑直走了過去。
羅丹把他領進臥室。房間被布置得就像一間征兵委員會辦公室。一張帶抽屜的寫字台是他的辦公桌，上麵放了些紙。桌子後麵是那把房間裏原配的高背椅。從隔壁房間拿來的兩把高背椅擺在它的兩側，分別坐著蒙克雷和卡鬆，兩人正好奇地看著這位客人。桌子前麵沒有椅子了。英國人四下看了看，從兩把安樂椅中挑了一把，把它轉過來，向著桌子放好。羅丹給維克多下了些新指示，然後關上門。這時英國人已經很舒服地坐下來，正打量著卡鬆和蒙克雷。羅丹坐在桌子後麵。
羅丹對識人頗有經驗。他對這個從倫敦來的家夥看了幾秒鍾，覺得沒有什麽不滿意的地方。這個來訪者身高約有六英尺，看起來三十歲出頭，體格精壯，像個運動員。他身材勻稱，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相貌普通沒有明顯特征，雙手安穩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在羅丹看來，這人像是那種自控力很強的人，但那雙眼睛讓羅丹有些不安。英國人坦然地看著他，灰色的瞳孔看起來像冬日清晨的灰色迷霧。羅丹見過膽小鬼軟弱濕潤的眼睛，也見過精神病人呆滯無神的眼睛以及士兵警惕的眼睛，但這雙眼睛，他看了好幾秒才發覺，根本讀不出它背後的表情。無論這層迷霧之後的那個大腦在想些什麽都不會透露出來。羅丹感覺身上像爬了一條蟲子一樣不舒服。像所有由組織和程序造就的男人一樣，他不喜歡難以捉摸的人，這樣的人很難控製。
“我們知道你是誰，”他忽然開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馬克·羅丹中校——”
“我知道，”英國人說，“你是‘秘密軍組織’的行動首腦。你是勒內·蒙克雷少校，司庫；你是安德烈·卡鬆先生，城市地下組織的頭兒。”他一邊說一邊拿出一支煙，順次看著他們。
“你看來已經知道不少了。”三個人看著他點煙的時候，卡鬆插了一句。英國人向後靠了靠，噴出第一縷煙。
“先生們，咱們還是坦誠一些吧。我知道你們是誰，你們也知道我是幹什麽的。我們的職業都非同尋常。你們正被通緝，而我卻可以隨意去我要去的地方而不被監視。我為錢做事，你們為理想而奮鬥。但講到具體細節，我們都是各自專業領域裏的專家。所以我們不用彼此隱瞞。你們已經打聽過我的事。這樣打聽而又想不讓被打聽的人很快知道是不可能的。很自然，我想知道是誰對我這麽感興趣。可能是有人想報複我，或者是有人想雇用我。知道這些對我很重要。一旦我發現了這個對我感興趣的組織，在英國博物館待上兩天，查查法國的舊報紙就足以讓我了解你們和你們的組織了。所以下午你們那個小夥子來找我，我一點兒也不驚訝。好了，我知道你們是誰，代表誰。我想知道的是，你們的要求是什麽？”
有好幾分鍾，屋子裏一片寂靜。卡鬆和蒙克雷望著羅丹，等他指示。傘兵中校和刺客對視著。羅丹對凶悍的人很了解，他知道他麵對著的這個人正是他需要的人。從那一刻起，蒙克雷和卡鬆都成了這屋子裏的背景擺設。
“既然你已經查閱了有關的材料，我就不多講我們組織的目標了。你的說法很準確——理想。我們相信法國現在已經被獨裁者統治了。他玷汙了我們的祖國和她的榮譽。我們相信，隻有他死了，他的政權才會垮台，法國才能真正回到法國人民手中。我們的支持者們為了消滅他進行了六次嚐試，三次在早期策劃階段就暴露了，一次在進行前一天被告了密，兩次進入了實施階段，但是都沒打中。
“我們在考慮，現階段隻是在考慮，雇一名專業人士來做這件事。我們當然不想白花錢。首先我們想知道，這是否可能。”
羅丹的牌出得很漂亮，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早已知道了。最後那句話讓那雙灰色的眼睛裏有一絲玩味一閃而過。
“世界上沒有人能夠防備刺客的子彈，”英國人說，“戴高樂公開露麵的次數太多了，殺死他當然是可能的。問題是，這之後脫身的機會並不大。我注意到，殺死公開露麵的獨裁者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找一個準備犧牲自己的狂熱分子。”他語帶嘲諷地繼續說，“盡管你們有理想，但至今為止，你們還沒能培養出這樣一個人。因為沒人願意押上自己的性命來確保成功，所以你們在軍事學院和小克拉馬爾的行動都失敗了。”
“現在依然有愛國的法國人願意這樣做……”卡鬆被這些話激怒了。但羅丹做了個手勢讓他安靜。英國人甚至看都沒看卡鬆一眼。
“那如果是一個專業人士呢？”羅丹問。
“專業人士做事不憑熱情，因此更冷靜，更少犯原則性錯誤。他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所以不可能在最後一分鍾有任何猶豫，比如誰會因爆炸或是其他方法而受傷。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他精確計算了所有可能出現的意外風險。所以他成功完成計劃的機會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但如果他不能製訂出一個計劃，使他不僅能夠完成計劃還能安全脫身的話，他是不會行動的。”
“既能讓這個專業人士完成任務，還能讓他安全脫身。你覺得有這樣的萬全之策嗎？”
英國人沉默了幾分鍾，抽著煙，凝視窗外。“理論上有。”他最後回答，“理論上，隻要有足夠的時間和周密的策劃，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但這個任務會極其困難，比刺殺任何其他目標都要困難。”
“為什麽比其他目標困難？”蒙克雷問道。
“因為戴高樂已經被預先警告了——不是哪一次具體的行刺，而是指總體的意圖。所有的大人物都有保鏢和安全人員保衛，但如果幾年都沒有人試圖刺殺這個大人物，盤查就會流於形式，例行手續就會機械化，警惕程度就會降低。這時，一槍結束目標的生命就完全出乎意料，因而會引起慌亂。以此為掩護，刺客就能脫身了。但在這件事上，不會有警惕程度的降低，不會有機械化的例行檢查，如果子彈擊中目標，很多人不會慌亂，而是開始追捕刺客。刺殺的事可以做，但這個時候，它是世界上最難做到的。你們看，先生們，你們自己的努力不僅失敗了，還破壞了所有人成功的可能。”
“所以我們才決定雇一名職業刺客來做這件事——”羅丹開口解釋。
“你們也隻能雇專業人士。”英國人平靜地打斷他。
“為什麽這麽說？其實，現在仍然有很多人純粹出於愛國熱忱願意做這件事。”
“是的，仍然有‘瘸子’瓦坦這樣的人，”亞麻色頭發答道，“而且毫無疑問，別處還有更多的巴斯蒂安-蒂裏。但你們三個人把我找到這裏來，不是為了閑聊政治行刺的理論，也不是因為你們忽然缺少槍手。你們找我來是因為你們最近發現，你們的組織被法國行動分局滲透得太厲害，你們的任何決策都無法長久保密；而且你們所有人的臉都印在法國每一個警察的腦子裏。因此你們需要一個外人。你們是對的。如果要做這件事，就必須由外人來做。唯一的問題是由誰來做，花多少錢。現在，先生們，我想你們已經花了足夠長的時間評估這樁買賣了，對嗎？”
羅丹瞟了一眼蒙克雷，揚起眉毛。蒙克雷點點頭。卡鬆也跟著點點頭。英國人的目光則投向窗外，一副漠然的樣子。
“你願意刺殺戴高樂嗎？”羅丹終於開口問。他的聲音很輕，但是這個問句整個屋裏的人都聽到了。英國人的目光重新回到羅丹身上，眼睛又恢複了那種空洞的狀態。
“是的，但這要花很多錢。”
“要多少？”蒙克雷問道。
“你們必須明白，這樁買賣一輩子就隻能做一次。做這件事的人從此都不能再幹了。保住性命不被捕並且不被發現的機會很小。要做這件事，他必須先拿到足夠的錢，既保證他的餘生過得好，又要能夠保護自己不被戴高樂的黨羽報複……”
“我們得到法國時，”卡鬆說，“什麽都少不了……”
“現金，”英國人說，“預付一半，另一半事後再付。”
“多少？”羅丹問。
“五十萬。”
羅丹看了一眼蒙克雷，他做了個怪相。“那可是很多錢啊，五十萬新法郎……”
“美元。”英國人說。
“五十萬美元？”蒙克雷喊著從椅子上站起來，“你瘋了吧？”
“我沒瘋，”英國人平靜地說，“我是最好的，所以也是最貴的。”
“一定有比這更便宜的報價。”卡鬆冷笑著說。
“是的，”亞麻色頭發不帶任何感情地說，“你們能夠找到便宜的人，然後發現他拿了你們一半的訂金就消失了，或者回頭找借口說為什麽辦不到。要雇最好的就得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五十萬美元。你們期望得到整個法國，可是你們把你們的祖國也看得太便宜了。”
一直沒吭聲的羅丹忽然說：“你說得對。問題是，先生，我們沒有五十萬美元的現金。”
“我知道，”英國人回答，“如果你們想做這件事，就得想辦法弄到這筆錢。你該明白，我並不需要這份工作。做完上次的活兒，我可以舒舒服服地過上好幾年。但對我有吸引力的是讓我賺上足夠的錢就此收手不幹的主意。為了這筆酬勞，我打算冒格外高的風險。你的朋友要的回報比這更高，他們要的是整個法國，但又不想冒這個險。我很抱歉。如果你們搞不到這筆錢，那你們就得回去重新設計計劃，然後看著它們被當局逐個挫敗。”
他掐滅還燃著的煙，站起身。羅丹也跟著他站起來。
“請坐，先生。我想，我們能弄到這筆錢。”兩人又一起坐了下來。
“好，”英國人說，“但我還有條件。”
“哦？”
“你們首選外人的原因是因為不斷有人向法國當局泄密。你們的組織裏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這個雇個外人的計劃？不是特指雇了我這件事。”
“隻有這間屋裏的這幾個人。巴斯蒂安-蒂裏被槍決後第二天我想出了這個主意。那以後我都是一個人在搜集資料。再沒有其他人知道了。”
“那就繼續保持現狀，”英國人說，“所有的會議記錄、檔案和材料都必須銷毀。除了你們三個人腦子裏的東西，什麽都不能留下。鑒於二月的阿爾古事件，如果你們三個當中任何一人被捕，我就認定我可以取消計劃。因此你們三個得待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在計劃完成前都要嚴格保證安全。同意嗎？”
“同意。還有嗎？”
“策劃由我自己負責，行動也是。我不會把細節泄露給任何人，甚至包括你們在內。一句話，我消失了。你們再聽不到我的任何消息。你們有我倫敦的電話和住址，但一旦我準備好行動，那些就沒用了。
“隻有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你們才能用那個地址和電話和我聯絡。除此以外，我們不再有任何接觸。我把我在瑞士銀行的賬戶留給你們。他們告訴我第一筆二十五萬美元存入的時候，或者我已經完全準備好的時候，兩者中較晚的那個時間，我就開始行動。一切由我決定，不要催我，也不能幹涉我。同意嗎？”
“同意。但我們在法國的地下人員可以為你提供必要的情報支持。他們當中有些人身居高位。”
英國人想了一會兒。“好的，你們考慮好以後給我寄一個號碼，最好是法國的，這樣我就能在法國境內的任何地方直接聯絡那個號碼。我不會告訴任何人我的行蹤，隻是電話詢問總統周圍最新的安全措施情況。接電話的人不能知道我在法國做什麽。他隻能知道我在為你們做事，需要他的幫助。他知道的越少越好，他僅僅是一個情報站。他的情報也必須源自有價值的獨家內部情報，而不是那些從報紙上就能看到的廢話。同意嗎？”
“非常好。你希望完全獨立行動，沒有朋友和掩護。按你的想法辦。假證件呢？我們有兩個高手。”
“我會自己弄的，謝謝。”
卡鬆插話說：“我在法國有一個完善的組織，類似於德國占領時期的‘抵抗運動’。為了協助你，我可以讓這個組織整個由你支配。”
“不用，謝謝。我喜歡依靠自己，隱姓埋名。這是我最好的武器。”
“但萬一出了什麽差錯，你可能需要潛逃……”
“不會有差錯，除非是你們這邊出了問題。我行動時不會聯絡你們，也不會讓你們的組織知道，卡鬆先生，原因和我是首選的原因一樣——你們的組織裏到處都是對方的臥底和眼線。”
卡鬆看來氣得要發作了。蒙克雷憂慮地看著窗外，想著怎樣才能盡快弄到五十萬美元。羅丹隔著桌子盯著英國人，陷入沉思。
“別激動，安德烈，這位先生希望獨立行動。就按他的意思辦。這是他的行事方式。我們花五十萬美元雇的人不該像我們自己的槍手那樣，要那麽多人幫忙。”
“我想知道的是，”蒙克雷咕噥著說，“我們怎麽才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搞到那麽多錢。”
“讓你的人搶幾家銀行。”英國人輕聲建議。
“無論如何，這是我們的問題，”羅丹說，“在我們的貴客返回倫敦之前，還有別的要說嗎？”
“怎麽保證你不會拿了第一筆二十五萬美元就逃之夭夭呢？”卡鬆問。
“我告訴過你們了，先生，我想退休了。我不想有半個軍的前空降部隊追殺我。那樣我花的要比我賺的更多。那點錢很快就花光了。”
“那你怎麽防止，”卡鬆繼續道，“我們在任務完成之後不付你另外一半呢？”
“理由同上，”英國人接著說，絲毫沒有遲疑，“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將為自己工作。目標是你們三位。當然我並不認為會出現這種情況，你們認為呢？”
羅丹打斷他。“好了，如果都談妥了，我想不必讓我們的客人多耽擱了。哦……還有最後一點。你的名字。如果你要隱姓埋名，你需要一個代號。你有什麽建議？”
英國人想了一會兒：“既然我們在說捕獵，那麽‘豺狼’怎麽樣？可以嗎？”
羅丹點點頭：“行，當然可以。實際上我個人很喜歡這個名字。”
他陪著英國人走到門口，打開門。維克多從凹陷處走過來。羅丹第一次露出笑容，把手伸向刺客：“我們會按約定的方式盡快聯係你。與此同時你是否可以開始大致計劃一下，這樣才不會浪費太多時間吧？好，那再見了，豺狼先生。”
維克多目送來訪者和來時一樣安靜地離開。英國人在機場酒店過了夜，第二天便搭乘頭班飛機返回了倫敦。
而在克萊斯特旅館裏，卡鬆和蒙克雷從九點到子夜一直都在動搖，他們不斷向羅丹質疑，抱怨著。
“五十萬美元，”蒙克雷反複嘟囔著，“我們究竟怎麽才能搞到五十萬美元？”
“我們可以采納豺狼的建議，搶幾家銀行。”羅丹回答說。
“我不喜歡那個人，”卡鬆說，“他一個人幹，不要幫手。這樣的人太危險。沒人能控製他。”
羅丹結束了討論：“看看你們兩個，我們設計了一個方案，我們同意了這個提議，我們找到了一個肯為錢去殺，也殺得了法國總統的人。我對這樣的人略知一二。如果有人能做這件事，那就是他。現在計劃已經啟動。我們幹我們的，讓他忙他的去吧。”
3
一九六三年，從六月十五日直至整個七月，法國的銀行、珠寶店和郵局均遭到了突如其來的猛烈洗劫。這個“盛況”空前絕後。
法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每天都有人手持手槍、霰彈槍和衝鋒槍搶劫銀行。在那段時期，珠寶店裏的櫥窗被打破，貴重珠寶被搶走，已成為很平常的事。當地警方往往還沒有來得及處理好渾身顫抖，流血不止的珠寶商和他們的店員，就被轄區的另一起類似的案件召走了。
有兩個城市的銀行職員在試圖抵抗時被槍殺。七月末，事態嚴重到共和國衛隊——法國人盡皆知的防暴部隊——都介入了，而且首次配備了衝鋒槍。到銀行的人都已經習慣在大廳經過一或兩個身穿藍色防暴製服的士兵，他們每個人都挎著衝鋒槍。
銀行家和珠寶商就這次犯罪風潮強烈譴責政府。迫於壓力，警方頻繁在夜間出動檢查銀行，但收效甚微。劫匪不是那種在夜幕下能夠熟練打開銀行金庫的職業盜賊，而是戴著麵具的持槍歹徒，稍不如意就準備開火。
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白天，全國的銀行和珠寶店正在做生意的時候，就會有兩三個戴著麵具的持槍匪徒跳出來，不容置疑地喊道：“舉起手來！”
七月底，有三個劫匪在不同案件中受傷被捕。他們不是打著“秘密軍組織”的幌子進行一般犯罪的無名小卒，就是前殖民地軍團的逃兵，不過很快就承認自己是“秘密軍組織”的成員。但無論警方如何審訊，三人中沒有一個人能說出為什麽這股搶劫浪潮會突然席卷全國，他們隻供認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