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難兄難弟”裏麵有一個胖弟弟——王博士。這個胖弟弟的樣子生得那樣胖胖白白，和藹可親！他的性情又是那樣天真爛漫，篤實敦厚！凡是和我們這個胖弟弟做過朋友的，想都能得到這樣的印象吧。
我第一次和造時見麵，比認識乃器的時候遲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來看我的情形，卻有些和乃器的相類。那時他正在光華大學做文學院院長，為著要替他所辦的《自由言論》半月刊登記的問題，特到生活周刊社來和我商量。後來在蔡孑民先生等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開大會的時候，才第二次和他見麵。此後沒有機會碰著，一直到前年年底（一九三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開成立大會的時候，他扶病到會，剛巧坐在我的旁邊，我們才第三次見麵。他對我說，國難嚴重到這樣地步，他雖有病，也不得不勉強來參加。他在會場上還起來說了幾句激昂慷慨的話；他說要起來組織救國會，先要有準備進監牢的決心，現在他自己果然進監牢了。
造時是江西安福縣人。在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裏麵，他得到比較順利的求學機會，因為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考進了北平的清華。那時這個學校是官費留美的預備學校，他進了這個學校，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出洋；出洋後由學士而碩士，由碩士而博士：都是一帆風順的。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卻不是沒有逆境，卻不是沒有需要艱苦奮鬥的逆境！那是他參加救國運動的方麵。他十六歲在清華求學的時候，因為參加反對巴黎和約，要求罷免賣國賊曹、陸、章，就兩次被捕過。第一次因領隊到東安市場演講被捕，第二次參加代表團向徐世昌請願被捕。所以最近一次的被捕，在他算是第三次了。他回國後擔任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等校的政治學教授，並加入《新月》雜誌擔任撰述。一年後“九一八”國難發生，他又被卷入了救國運動的漩渦！當時他發表了不少關於對日抗戰的主張。後來被政府聘為國難會議會員，因反對限製討論範圍，代表平津滬國難會議會員和行政當局交涉無效，拒不出席。同時他發起上海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和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以號召民主，主張抗日，援助上海抗戰軍隊為主要任務。不久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發起的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為上海分部執行委員。結果被禁止教書，不能再做教授了。於是他開始執行律師職務，並從事譯著的工作。但是一年後他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重振旗鼓，努力於救國運動。最近又第三次被捕了。
王博士具有演說的天才，尤其是在廣大群眾的大會場上，他能抓住群眾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話語，有條理的說法，打動他們的心坎。
王博士屢有做官的機會，但是因為忠實於他自己的主張，不肯隨便遷就，寧願過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這是很值得敬佩的。
四九 一個“難妹”
和我同時被捕的幾個“難兄難弟”，關於他們的生平，我已和諸君談過了。最後要談到我們的一個“難妹”。這個名詞似乎很生，但是既有“難兄難弟”，為什麽不可有“難姊難妹”呢？男女是應該平等的，救國運動也應該是男女都來參加的。現在有了“難妹”，正是中國婦女界進步的象征，所以我用這個名詞，很覺得愉快。說“難妹”而不說“難姊”，這是因為和我們同時被捕的那位史良女律師，在我們裏麵是年齡最小的一個。
在這次同患難的幾個朋友裏麵，我和史律師見麵得最遲，雖則她在律師界的聲譽，以及她參加救國運動的英勇熱烈，都是很早就知道的。她思想敏銳，擅長口才，有膽量，這是略有機會和她接近的人就可以看得出的。我覺得她尤其有一種堅強的特性，那便是反抗的精神——反抗黑暗的勢力和壓迫。這種精神，在她很小的時候就流露了出來。例如她在十三歲的時候（民國六年），在本縣的武進女子師範附屬小學求學，做高三的正級長，就領導同學驅逐一個才不勝任的算術教員，掀起學潮，罷課三天，結果終於達到掉換教員的目的，雖則因為她是這次學潮的首領，被記了一次大過，作為這個教員下場的條件。又例如她在十七歲的時候（民國十年），在女師本科三年級，因為同學們不滿意顢頇的校長，她又領導同學驅逐校長，罷課示威，向南京教育廳請願，大鬧縣公署，包圍縣長三小時，圍困教育局長十三小時，結果勝利，達到掉換校長的目的。當時她擔任女師學生會會長，同時擔任武進學聯會評議部主任。
她廿三歲（民國十六年）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在隨後五年裏麵，她擔任過的職務有：南京總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少校指導員，江蘇省特種刑事法庭臨時地方法院書記官，江蘇省區長訓練所訓育員，江蘇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總務主任，青島特別市黨部訓政科主任。自從民國二十年以來，她開始執行律師職務，在律師界已有五年了，有著很好的聲譽，同時對於救國運動，非常努力。
史律師最近的被捕，已是第四次了。她在“五四”和“五卅”的怒潮中，曾經熱烈參加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因為演講和領導的工作，被上海捕房拘捕過兩次。她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任職的時候，有某主任追求她，被她拒絕，竟被誣為“共黨”，被拘入南京模範監獄十四天，幸由吳稚暉、蔡孑民兩先生查明保釋。後來她在特種刑事法庭臨時地方法院任職的時候，又有某君追求她，五六年未達到目的，又誣陷她和“反動”有關，經該院停職偵查，結果認為毫無反動嫌疑，宣告無罪，仍得恢複原職。
去年十一月廿二日深夜，她和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同時被捕。第二天由高三分院審問，認為證據不足，準許“責付”律師保出，公安局仍堅向法院請發拘票，她拒絕到案，後以同案六人解送蘇州高等法院依法審理，她便於十二月三十日到蘇州自行投案。
我曾經征求史律師對於婦女運動的意見，她認為：還在雙重壓迫下的中國婦女，一方麵自應加倍努力，求自身能力的充實，在職業上，經濟上，力爭男女平等的兌現；另一方麵，也隻有參加整個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解放運動，才有前途。她又說，她最反對一種以出風頭為目的的婦女，自己跳上了政治舞台，隻求自己的虛榮祿位，朝夕和所謂“大人物”也者瞎混著，卻把大眾婦女的痛苦置諸腦後；這種婦女雖有一千人上了政治舞台，也隻有一千人享樂，和大眾婦女的福利是不相幹的。
史律師還未曾結婚，有些朋友問她對於女子獨身的意見，她說：“我始終沒有提倡過獨身主義。我覺得獨身並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結婚，也不是一件低微的事情。高興結婚就結，不願意就不結。不過為著要免除工作事業的阻礙起見（如生育與家事麻煩等），結婚，就算是私人的幸福，也隻有犧牲一點，多做些工作與事業。”
有人問她“嫁不嫁”，她反對這個“嫁”字。她說這個“嫁”字明明是重男輕女，把女子嫁給男子；換句話說，還是把女子當作男子的財產；她認為這種因襲陳腐的思想是人們所應當注意糾正的。
史律師的反抗和奮鬥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敬重的。我們要提倡婦女解放，“免除工作事業的阻礙”，的確是一件很重要的先決條件。我在蘇聯視察的時候，就看到他們對於這一點非常努力進行。可是生育這件事，他們也看作婦女對於社會的貢獻，不過要極力造成良好的環境，使結婚不致成為“工作事業的阻礙”。
五〇 “六個人是一個人”
因為監獄裏男女是要絕對分開的，所以入獄後，我們的“難妹”是不能和我們在一起的，常在一起的隻是我們的“家長”和幾個“難兄難弟”。
我們六個人都到了上海公安局之後，“家長”就鄭重宣言：“六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大家一致擁護這句話。
我們要有一致的主張和行動。我們參加救國運動，固然有著一致的主張和行動，那是不消說的。在這裏所特別提出的，是在被捕的這個時期裏麵，我們也應該有著一致的主張和行動。關於這一點，我們一致議決了三個基本原則：（一）關於團體（指救國會）的事情，應由團體去解決；（二）關於六個人的共同事情，應由六個人的共同決議去解決；（三）關於各個人的事情，應由各個人自己負責。關於第一個原則，例如倘若有人提出解散救國會或其他有關整個團體的要求，我們六個人便不應該接受。關於第二個原則，例如倘有需要我們表示什麽態度，或公布什麽文件，便須經過六個人的公議決定。關於第三個原則，例如審問的時候，各人隻對自己的部分負責，關於別人的部分便不應代為擅答，或有所牽涉。
“六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六個人既已被捕進來，有罪大家有罪，無罪大家無罪；羈押大家羈押，釋放大家釋放。我們下了患難相共的決心。我們很堅決地要同關在一處。我們預先約定：倘若當局要把我們六個人分開羈押，我們必然地要一致以絕食來抵抗。這件事我們所以要“預先約定”，因為我們恐怕當局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我們分開，匆促間也許來不及知照；既已預先約定，倘若有這樣的事實發生，不必有所知照，各人便應該依照共同的預約實行。
在這個預約還未議決以前，大家還先有一些討論。講到絕食，我們的胖弟弟似乎最沒有什麽顧慮，因為他常常要減少他的胖，絕食也許是減少肥胖的一種辦法，雖則一直絕下去，在大塊頭也不免有絕命的一天！我們所最顧慮的是以“家長”的那樣高年，絕食未免太苦了他，所以大家都主張“家長”可以除外。但是“家長”無論怎樣不肯，他說“六個人是一個人”，果有實行絕食抵抗必要的時候，他必須一同加入。於是這個預約便沒有例外地一致通過了。很僥幸地，這個“議決案”到現在還沒有實行的必要。
我們被押解到蘇州，關在看守所以後，最初還可以接見親友，自從十二月十四日以後（西安事件發生以後），看守所的形勢突然緊張起來！不但朋友不準接見，連家屬都不準接見了。門口不但忽然加了好幾個武裝的保安隊，並加了好幾個憲兵來監視我們。既不準接見，又不準看報，我們對於時局的真相是無法可以明瞭的。但是看守所的職員不免流露著恐慌的神情，我們也猜想到形勢的緊張。我們對於時局和自己的遭遇都有著種種的估計——雖則估計所根據的材料當然是很不夠的。我們都是純潔愛國，胸懷坦白，原用不著有所憂慮，但是在混亂的形勢下，意外的犧牲卻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在無所不談的當中，無意中也談到槍斃的問題。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假使來了不測之禍，把我們這幾個人綁出去槍斃，我們應該怎樣？我們的一致的回答是應該一致的從容就義。我們一致主張出去的時候應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臨刑時應該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族解放萬歲！這個“議決案”當然到現在也沒有實行的必要，否則我便沒有機會寫這些文字給讀者諸友看了！我們並且希望永遠沒有實行這個“議決案”的必要！
救國是一件極艱苦而需要長期奮鬥的事情。參加救國運動的人當然要下最大犧牲的決心，但同時卻須在不失卻立場的範圍內，極力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因為我們要為救國運動作長期的奮鬥。我們這次的不幸被捕，有些人說這是“求仁得仁”，這句話很有語病，因為如果說我們的目的是要進牢獄，現在我們進了牢獄便是“得仁”，那是大錯而特錯！我們的目的是要救國，並不是要進牢獄！進牢獄絕對不是我們所“求”的，隻是一種不幸的遭遇。我們為著要替救國運動做更多的工作，是要在不失卻立場的範圍內極力避免的。我在上麵所以說希望永遠沒有實行那個“議決案”的必要，理由也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