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裏的這個病室，因為是新造的，所以比較地清潔。牆上的白粉，和牆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僥幸的是沒有向來和監獄結著不解緣的臭蟲。房前有個較大的天井，可以讓我們在這裏走動走動，也是一件幸事。我們早晨七八點鍾起身以後，洗完了臉，就都到這個天井裏去運動。我們沿著天井的四周跑步。跑得最多的是公樸，可跑五十圈；其次是乃器，可跑廿五圈；其次是造時和我，可跑二十圈，雖然他後來減到十五圈，大概是因為他的肥胖的緣故；其次是千裏，可跑十七圈，他很有進步，最初跑九圈就覺得過於疲乏，後來漸漸進步到十七圈。就是六十三歲的沈先生，也有勇氣來參加；他最初可跑五圈，後來也進步到七八圈了。跑步以後，大家分道揚鑣再去實行自己所喜歡的運動。沈先生打他的太極拳，乃器打他的形意拳，千裏也從乃器學到了形意拳，其餘的都做柔軟體操。早餐後大家開始各人的工作。有的譯書（造時），有的寫文（乃器和我），有的寫字（沈先生和公樸），有的溫習日文（千裏）。午飯後略為休息，再繼續工作。晚飯後有的看書，有的寫信，有的下棋。有的時候因為有問題要討論，大家便談做一團，把經常的工作暫擱起來；有的時候偶然有人講著什麽笑話，引得大家集中注意到那方麵去，工作也有暫擱的可能。在準許接見的時期內，幾於每天有許多朋友來慰問我們。本來隻認識我們裏麵任何一個人的，進來之後也要見見其餘的五個人；這樣一來，經常的工作也要暫時變動一下，雖則我們都很希望常有朋友來談談，換換我們的單調的生活。但是自從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竟因時局的緊張，自十二月十四日以後，完全禁止接見，連家屬都不準接見，於是我們幾個人竟好像與世隔絕了！直至我拿著筆寫這篇文字的時候（廿六年的一月十三日），還是處在這樣與世隔絕的境域中，我們的苦悶是不消說的。
不幸中的幸事是我們共患難的有六個朋友，否則我們恐怕要孤寂得更難受。我們雖然是在羈押的時候，卻也有我們的臨時的組織。我們“萬眾一心”地公推沈先生做“家長”。我們都完全是純潔愛國，偏有人要誤會我們為“反動”，所以不用“領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麽“長”來稱我們所共同愛戴的沈先生，卻用“家長”這個名稱來推崇他；我們想無論如何，總沒有人再能不許我們有我們的“家長”吧！此外也許還有兩個理由：一個理由是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在患難中的確親愛得像兄弟一般；還有一個理由便是沈先生對於我們這班“難兄難弟”的愛護備至，仁慈親切，比之慈父有過之無不及，雖則以他那樣的年齡，而天真，活潑，勇敢，前進，卻和青年們沒有兩樣。除了“家長”之外，大家還公推其他幾種職務如下：乃器做會計部主任。他原是一位銀行家，而且還著過一本很有精彩的《中國金融問題》。叫他來管會計，顯然是可以勝任的。關於夥食，茶葉，草紙，等等開支的財政大權，都握在他的掌中。造時做文書部主任。這個職務雖用不著他著《荒謬集》的那種“荒謬”大才，但別的不說，好幾次寫給檢察官請求接見家屬的幾封有聲有色的信，便是出於他的大手筆；至於要托所官代為添買幾張草紙，幾兩茶葉，更要靠他開幾張條子。公樸做事務部主任。稍為知道李先生的想都要佩服他的幹事的幹才，他所管的是好好貯藏親友們送來的“慰勞品”，有的是水果，有的是菜肴，有的是罐頭食物，有的是糖餅。他尤其要注意的是今天吃午飯以前有沒有什麽紅燒肉要熱一下，明天吃晚飯以前有什麽獅子頭要熱一下！（雖則不是天天有肉吃。）大家看見草紙用完了，也要大聲狂呼“事務部主任”！所以他是夠忙的。千裏是衛生部主任。他的職務是比較的清閑，誰敢偶然把香蕉皮或橘子皮隨意拋棄在桌上的時候，他便要低聲細語道：“衛生部主任要提出抗議了！”我被推為監察，這個名稱怪大模大樣的！我記得監察院院長似乎曾經說過，打不倒老虎，打死幾隻蒼蠅也好；在我們這裏既沒有“老虎”可打，也沒有“蒼蠅”可欺，所以簡直有“屍位素餐”之嫌，心裏很覺得不安，便自告奮勇，兼任文書部和事務部的助理，打打雜。會計部主任和事務部主任常常彼此“搗亂”，他們每天要彼此大叫“彈劾”好幾次！
四四 我們的“家長”
我現在要談談我們的“家長”。
稍稍留心中國救國運動的人，沒有不知道有沈鈞儒先生其人。我認識沈先生還在前年（一九三五）十二月底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時候。我記得那時是文化界救國會開著成立大會，沈先生做主席。我那時還不知道他的年齡，也不詳細知道他的生平，隻看見他雖有著長須，但是健康的體格，洪亮的聲音，熱烈的情緒，前進的意識，都和青年沒有兩樣。後來我因為參加救國會，和沈先生來往比較多一些，我更深深地敬愛沈先生的為人。最近因共患難，更有機會和他接近，更加深了我對於他的敬愛。他不但是我所信任的好友，我簡直愛他如慈父，敬他如嚴師。我生平的賢師良友不少，但是能這樣感動我的卻不多見。我現在要很簡要地介紹這位赤誠愛國的“老將”的曆史。
沈先生號衡山，浙江嘉興人，生長在蘇州。七八歲時入家塾，十六歲進秀才，三十歲中舉人，三十一歲中進士。但是沈先生卻忽然脫離了科舉的束縛，就在這一年到日本去進法政大學求學。他三十四歲時回國，在北京辦過短時期的日報，幾個月後回到浙江。當時立憲運動正在發展，他便在浙江籌備地方自治，籌備谘議局，當選為副議長。同時兼任浙江的兩級師範監督（即校長），魯迅先生就在這個時候在該校教授理科。後來他加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他擔任浙江教育司司長，後來辭職應選國會議員（因官吏不得應選）。袁世凱稱帝，沈先生奮起反對洪憲，幾為所害，回到南方。廣州的護法政府成立的時候，他到廣州，任參議院議員，兼總檢察廳檢察長。後來護法政府取消，北京政府改組，他北上重任參議院議員，兼該院秘書廳的秘書長（時在民國十一年）。後來曹錕賄選，沈先生也是激烈反對的一人。十五年回到南方，參加國民革命，組織蘇浙皖三省聯合會，反對孫傳芳。同年冬季受蔣介石氏（這時做總司令）委任組織浙江臨時省政府，中經反動的軍隊反攻，處境非常危險。民國十六年浙江全在國民政府統轄之下，分政務和財務委員會，分科無廳，除主席一人和秘書長一人外，其餘四科的科長也由省府委員分任。沈先生當時任政務委員兼秘書長。“清黨”後因誤會被拘七天，到南京後因諒解恢複自由。回到上海以後，法學院因副校長潘大道被刺，聘沈先生擔任該校教務長，直到現在。民國十七年起並執行律師職務，被選任上海律師公會常務委員，已有五年多了。
我們看了這樣的經過事實，雖盡管說得簡單，但已可看出沈先生二三十年來總是立於國家和民眾的立場，作繼續不斷的奮鬥，一直到現在還是絲毫不懈的向前邁進。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參加過護法之役，又參加過國民革命。他曾有過三反：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曹錕賄選，反對孫傳芳阻礙國民革命。他在行動上實行這“三反”的過程中，冒著出生入死的危險，都在所不顧。我們一方麵感到沈先生的政治經驗——革命經驗——的豐富，一方麵感到沈先生百折不回的毅力。現在這位赤誠愛國的“老將”，又用著同樣的精神，參加當前的最艱危階段的救國運動了！我們為著民族解放的前途，要竭誠愛護我們的這位“老將”！
我覺得陶行知先生的《留別沈鈞儒先生》一首詩，很能說出這個意思，我現在就把它寫在這裏：
（一）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同胞的領頭。
他忘記了自己的頭，
要愛護別人的頭。
惟一念頭，
大家出頭。
（二）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戰士的領頭。
冒著敵人的炮火，
衝洗四十年的冤仇。
拚命爭取，
民族自由。
（三）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大眾的領頭。
他為老百姓努力，
勞苦功高像老牛。
誰害老頭？
大眾報仇。
（四）
老頭，老頭！
他是少年的領頭。
老年常與少年遊，
老頭沒有少年愁。
雖是老頭，
不像老頭。
在這首詩的後麵，陶先生還加有一段附注，也很值得介紹：
沈鈞儒先生，六十三歲的老翁，在上海領導救國運動，親自參加遊行示威，走四五十裏路，不覺疲倦。今年一二八到廟行公祭滬戰無名英雄，我曾追隨先生參加遊行。現讀《永生》，見一照片，知為公祭五卅烈士之影，前排有個老少年，仔細看來，知道是先生，回寓即想寫一首詩表示敬意。但行色匆匆，詩思不定，到新加坡前一日才寫成。現飛寄先生清覽，並致聯合戰線敬禮。
這段附注裏的“老少年”三字，我覺得是形容沈先生的最好的名詞。沈先生這次在上海被捕之後，曾在捕房的看守所裏冰冷的水門汀上靜坐了一夜，——在那樣令人抖顫的一個寒夜裏！但是這種苦楚在他是絲毫不在乎的。自從我和沈先生同被拘捕以來，每看到他那樣的從容，那樣的鎮靜，那樣的隻知有國不知有自己的精神，我不由得受到了很深的感動，反顧我自己這樣年青人，為著愛國受些小苦痛，真算得什麽！這樣一來，我的心也就安定了許多。
沈先生有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是很賢孝的，他們父子間的親愛，也是令人歆羨不置的；沈先生伉儷情愛極篤，他的夫人去世以後，他於慈父之外，還要兼著慈母的職務。他的大兒子是留學德國的醫生，二兒子是留學德國的土木工程師，他們兩位都在國內為社會服務了；三兒子在日本學習商業管理，四兒子在德國學習電機，女兒在金陵女大學理科。以沈先生的地位，盡可以做“老太爺”享福了，但是這位“老少年”為著救國運動，寧願含辛茹苦，拋棄他個人的一切幸福。
我們不但要學沈先生的為國犧牲的精神，還要學他的至誠的愛；他以至誠的愛愛他的子女，以至誠的愛愛他的祖國，以至誠的愛愛他的朋友，以至誠的愛愛他的同誌！我深深地感覺到沈先生的全部生命都是至誠的愛造成的！
我為著中華民族解放的前途，虔誠地為我們的“家長”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