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麽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我還記得當時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排了三張辦公桌就已覺得滿滿的，那就是我們的編輯部，也就是我們的總務部，也就是我們的發行部，也就是我們的廣告部，也就是我們的會議廳！我們沒有大宗的經費，也沒有什麽高樓大廈。我們有的是幾個“患難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們有的是突飛猛進的多數讀者的同情和讚助！《生活》周刊就在這種“心血”，“努力”，“同情”，和“讚助”所造成的搖籃裏長大起來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那個小小的過街樓裏，在幾盞懸掛在辦公桌上的電燈光下麵，和徐孫兩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樣靜寂的夜裏，就好像全世界上隻有著我們這三個人；但同時念到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係著，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好友叢中工作著！我們在辦公的時候，也往往就是會議的時候；各人有什麽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討論，就議決，就實行！孫先生是偏重於主持會計的事情，雖則他對發行方麵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於營業和廣告的事情，雖則他在總務方麵也很重要。在編輯方麵他常用“吟秋”的筆名作些漫畫湊湊熱鬧，因為他不但在營業和廣告方麵富有創造的天才，而且也對於美術具有深切的興趣。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麵。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為我所不懂的，或為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鵠的，至少能使它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看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講到這裏，我還要附帶謝謝當時承印我們這個周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當時在這個印刷所裏服務的張銘寶先生和陳錫麟先生。他們不但不怪我的麻煩，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讀者一天天多起來，國內外的來信也一天天多起來。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這也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因為這就好像天天和許多好友談話，靜心傾聽許多讀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周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卻有直接答複的必要。有的信雖不能發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複；直接寄去的答複，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這雖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極愉快的興趣，乃至無上的榮幸，但是時間卻漸漸不夠起來了，因此隻得擺脫一切原有的兼職，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舍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裏麵去！”其實後來縱然“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裏麵去”也是來不及的。後來最盛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為著信件的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一個人縱然不睡覺也幹不了！
但是《生活》周刊的發展是隨著本身經濟力的發展而逐漸向前推的，所以在增加職員方麵不得不慢慢兒來，因此事務的增繁和人手的增多，常常不能成正比例。《生活》周刊本身經濟力的發展，來源不外兩方麵：一方麵是發行的推廣，由此增加報費的收入；一方麵是廣告費的收入隨著銷數的增加而增加。我們既沒有什麽大宗的經費，事業的規模不得不看這兩方麵的收入做進行的根據，因為我們是要量入為出的；但是我們所欣幸的，是我們可以盡量運用我們在這兩方麵的收入，擴充我們的事業，沒有什麽“老板”在後麵剝削我們。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教社。當時《生活》周刊還在職教社的“帡幪”之下，我和徐孫諸先生都隻是雇員，原沒有支配的全權，但是職教社當局的諸先生全把這件事看作文化事業，一點沒有從中取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