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宜都陸城人。如今名震全球的“三峽”一詞，其所指內容正是此人所定。這對他來說是件“拎不起來”的小事。在學術界，他是曆史地理學的一座難於企及的高峰、金石學的泰鬥、目錄版本學的權威。一個學者占其中任何一項，就足以成為如雷貫耳的大學者。而楊守敬，這位“晚清民初學者第一人”，在鄰國日本，卻又是“日本現代書道之父”，僅研究楊守敬書法藝術的學者就多達6000多人。
楊守敬在在1880至1884年清朝駐日使館工作期間，楊守敬經常到市上去物色古書，這時得到日本樹轟立之的《經籍訪古誌》抄本，按目索賄，凡能購的，不惜重值，十有八九購到了手，還購到了幾百種轟立之目錄沒有載的書，以醫書為最多，古文字類的書次之。其中就包括早在中國失傳的隋代中華傳世之作《黃帝內經太素》。
1954年冬，毛澤東同誌與曆史學家吳晗講到讀曆史沒有一部曆史地圖放在手邊，很不方便。吳晗想起楊守敬編繪的《曆史輿地圖》，一朝一冊，凡見於諸史《地理誌》的州縣一般全部上圖，正符合毛澤東提出的配合讀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議把楊守敬編繪的地圖予以改造後繪製出版，獲得毛澤東同誌的肯定。1982年，在“楊圖”基礎上改繪的由譚其驤主編《中國曆史地圖集》正式出版，成為當時學術界的盛事。
楊守敬一生無心做官，潛心鑽研學問，學識淵博，著述宏富，一生的著述達83種之多。1982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就列有楊守敬的4部著作，屬曆史部分的有《隋書經籍誌補證》，說文段注部分的有《楷法溯源》，水道水利部分的有《水經注疏》，金石考古部分的有《三續寰宇訪碑錄》。
楊守敬最著名的成就當屬曆史地理學，曆代專家學者對其代表作《水經注疏》評價極高。清朝著名學者羅振玉曾將楊守敬的地理學與王念孫、段玉裁的小學和李善蘭的算學，並譽為清朝“三絕學”。楊守敬用畢生的精力和學識，運用金石考古等多種方法研究《水經》、《水經注》，曆經四五十年，集我國幾百年水經研究之大成，終於於1904年完成《水經注疏》初稿，以後又不斷增補改訂，嘔心瀝血，精益求精。當代方誌學家朱士嘉評價說：“楊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數十年精力於此，遂集諸家之大成。蓋近百年來治曆史地理者無能出其右焉。”此乃公論。
楊守敬的另一大成就在書法領域，稱得上是馳名中外的大書法家。
他不僅楷、行、隸、篆、草諸書俱長，有多部書論著作至今仍為書學界的重要理論指導；至今，國內許多博物館、圖書館、私人收藏家還以收他的字為榮。許多旅遊勝地，無論是湖北省內還是省外，至今完好地保存他親筆書丹的碑刻不少，並被列為重點文物加以保護。
楊守敬的書法風靡日本，日本書道界尊他為日本現代書法的祖師，稱他是“近代日本書法的掘井人”、“日本現代書道之父”，並以他作為判斷整個書法跨入新時期的標誌。
1880年4月，楊守敬開始駐日，他以金石學家的癖好，帶去了數以千計的珍貴藏品，包括碑帖原拓、漢印、古錢幣等。正是這一純屬個人愛好的奇特舉動，在當時的日本書壇引來了一連串出人意料的反響。他給日本送去了既古老又新鮮的碑學，使日本書道界在較封閉的帖學領域之外，看到了書法的另一新天地。很多名家從帖學轉向碑學，使書風大變。當時被譽為日本書壇“三駕馬車”的日下部鳴鶴、岩穀一六、鬆田雪柯都以投入楊守敬門下而引以為榮。日本書法史家木神英山將楊守敬的書法理論對日本書壇的影響比作“楊守敬旋風”。
“楊守敬旋風”對日本書法乃至中日文化交流的影響是深遠的。楊守敬於1884年5月歸國後，仍常有日本朋友來訪論書和受業門下。直到他73歲寓居上海時，還有日本福岡縣水野疏梅來滬堅請拜於門下，學習書法、金石。
楊守敬在書學理論方麵有獨特的見解。楊守敬在肯定前人的“三要”（要天分，要多見，要多寫）的同時，補充了“兩要”，即“一要品高，一要學富”。他認為，“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學富，胸羅萬象，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曆代書家重視南帖，而楊守敬更注重北碑，他的字融北碑南帖為一體，“既有金石碑刻的蒼勁，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頗有英姿而無媚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