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派問題幾乎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伴而生。中國共產黨無疑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早倡導者和積極促成者，但中共領袖從一開始就對統一戰線的實際內容有所保留，提出在統一戰線中又團結又鬥爭的獨立自主原則。毛澤東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允許各黨派互相聯合，又允許各黨派獨立存在。如果隻談統一性，否認獨立性，就是背棄民權主義，不但我們共產黨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隻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但是，決不能抹煞這種相對的獨立性，無論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即是說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人抹煞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自由權，那就也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隻顧一方麵，不顧另一方麵，都將不利於抗日。
毛澤東闡述的這一方針和原則，無疑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然而不僅國民黨方麵對毛澤東的這些說法不滿意，其他一些黨派也感到不滿足。在毛澤東這篇報告發表不久，張君勱便發表一封致毛澤東的公開信，以為中共既然倡導合作，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應該堅決放棄階級鬥爭學說，不應更有階級之成見，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是，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亦自易易。更因為毛澤東在報告中有“從中央軍到八路軍，從國民政府到邊區政府”的話，張君勵以為既然合作，何必如此排列對峙，痛快地成了一個軍事係統、一個政府係統，豈非國家之福。顯然，張君勱並不明白中共政治主張的根本深意。
張君勵的文章迎合了國民黨的意見，因而發表後引起各方麵的廣泛重視，一度成為輿論熱點。翌年3月，蔣介石便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中鼓吹“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誌集中、力量集中”等，以“國家民族之利益高於一切，在國家民族之前，應犧牲一切私見、私心、私利、利益，乃至犧牲個人自由與生命亦非所恤”為借口，甚至勸說中共改名，有意將中共吸納至國民黨，試圖從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遏製乃至消除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的發展和活動。
有感於時論紛紜，梁漱溟在這次爭論中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他認為，黨派問題確為抗戰建國中的最大問題之一，也是最難的問題之一。但我們不要在緊張的情緒下急謀辦法，而應當先靜下心來作一些研究，從紛繁雜蕪的曆史現象中清理出一個頭緒來，並作一些理論上的探討。
根據梁漱溟的素來見解，中國社會因其特殊性構造，所有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那一套觀念都不能適用。大致說來，中國社會內部階級分化並不明顯，且每為家族、鄉族關係所掩蓋。近百年中西交通後，中國傳統社會受西方社會的影響漸漸變質，工商業日趨發達，新興階級逐步形成。但在梁漱溟看來，中國社會自清末以來的幾十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因此階級勢力不是形成中國黨派的因素，中國黨派亦缺乏其一定的階級基礎。外國黨派所由形成的諸種因素如階級、職業、地方、宗教、種性、部族等，在中國或分不清楚，或聯結不固，或雖分得清，聯得起，而未嚐構成政治上鬥爭的問題，形成政治上競爭的勢力。
中國社會沒有黨派產生的條件，但畢竟在中國產生了諸多政黨，這是什麽原因呢？梁漱溟將之歸為中國社會之外的原因引發而起的。也就是說，假如中國不和外部世界接觸，中國便不可能產生這些黨派。不過，中國問題雖然具有外部因素，但說到問題之解決，乃又重在內部。隻有求得中國本身的真正進步，完成文化、政治、經濟的補充改造，中國問題才能根本解決。
假如上麵的分析不錯，那麽梁漱溟的邏輯結論則是，到目前為止的中國政黨對外國政黨的模仿都不免是一個錯誤。散漫的中國社會隻能合攏為一，而無法建立或不應建立排他而立的黨派。隻有中國社會合攏為一，才可以對外抗戰，對內建設。否則，在當前抗戰建國任務下，多黨互競，一黨排他，都不便於抗戰，更不利於建國。
多黨互競，一黨排他，都不是中國政黨的正確選擇。中國政黨的正確選擇，在梁漱溟看來，即是從聯合中求統一。這樣一方麵可以避免多黨意誌不能集中之弊，另一方麵又可避免主一而排他之弊。梁漱溟將此稱為“二重組織”。即個別黨派為第一重組織，全國許多黨派之聯合體為“二重組織”。這種方式既非多黨製，亦非一黨製，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中有一。這種方式既非有分無合，亦非合而不分。而是合中有分，分而後合。不難看出，梁漱溟的這個設計和毛澤東的統一戰線中的相對獨立性原則頗為接近，當然二者的出發點和側重點有著明顯的區別。
就中國當時的政治格局來說，梁漱溟的設計明確主張國民黨為第二重組織，即“黨上之黨”，而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國民黨之外的各黨派以及國民黨內的各個派係，都應作為第一組織，即各個小單位。這是因為：一、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原可以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最高指導原則；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或得他黨擁護接受，或得他黨表示意見相合，在國內大致已不生異議；三、國民黨素來包羅甚廣，內部早有許多不同的理論主張、門戶派係。
梁漱溟指出，欲實現他的這一政治設計，必須具有兩大條件：
一是確定國是國策。各黨各派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集中意誌，尋求共同點，在國家為國是國策，在各黨派為共同綱領。這樣，各黨才能在行動上趨向一致，成為協力配合工作的團體。
二是政權與治權劃開。二重組織的建立，全國性的大國民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而國民政府則代表國家行使治權，兩麵不能相混，黨政應該徹底分開，政黨不能插手政府，政府必須不著黨派顏色，而應為“無色透明體”。凡政黨中人而服務政府者，都要聲明脫離其原來黨派關係，以保持政務的中立。軍隊和警察，都是國家所有，而為政府行使治權的工具，與黨派無關，即國家職能部門非政治化。這一思想實際上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軍隊國家化，國家民主化”政治思潮的濫觴。
從理論上說，梁漱溟二重組織的設計不愧為解決中國黨派問題的一種理想，可惜其可操作性太差，在實踐中行不通，不要說中共難以真正接受大國民黨主義，成為國民黨領導下的小黨派，即使從梁漱溟的設計中毫無損失而獲益匪淺的國民黨也難以接受梁漱溟的這種設計。因此，當梁漱溟將這些想法寫成《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一文寄《大公報》發表時，很自然被新聞檢查機構扣壓。負責新聞檢查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劉伯閔對梁漱溟還算比較尊重，特專程前往梁漱溟的寓所看望，予以解釋。梁漱溟對劉伯閔的解釋似乎還不太滿意，又請劉介紹，拜訪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麵談一度。劉伯閔、葉楚傖都表示個人同情並能夠接受梁漱溟的主張，原可發表，其所以阻止梁漱溟發表的理由，是恐怕梁漱溟的這些主張發表後引起各方討論，文章愈寫愈多，不僅不能促進問題的解決，反而轉增不愉快的情緒。他們告訴梁漱溟說，黨派現狀固不令人滿意，但如無好轉的把握，有惡化的可能時，仍以少談為好。於是梁漱溟這篇重要的文章就沒有發刊，隻有手稿兩份，分送各黨派領導人看看。
梁漱溟的二重組織設計完成於遊曆華北華東戰地前，而通過遊曆，他更感到黨派問題不僅沒有好轉的趨勢，而且日趨尖銳嚴重。途中所見所聞益多，所以迫使他忙著趕回來謀求一個根本解決辦法。
九一八周年紀念前一天，梁漱溟一行返抵洛陽，稍事休息並與衛立煌兩度晤談，迅即返回西安。在西安，與省政府主席蔣鼎文談話，又托八路軍辦事處致電其前方將領，致謝沿途照料。10月3日，梁漱溟一行飛成都。
梁漱溟急於趕回四川的意思，原以為黨派問題在前方日趨尖銳嚴重，推想大後方必然迫切要求解決，這正是他努力貢獻意見的機會。他準備盡快將自己沿途所見所想向國共兩黨及第三方麵談談，希望引起各方麵的重視。
抵達成都的那一天，正好蔣介石以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名義，飛成都準備就職。梁漱溟於是決定留在成都，隨時就便晉謁。雙十節後的一天，蔣介石約梁漱溟吃飯，梁就將遊曆華北華東戰地的經曆大致報告，又特將山東敵情、省政府情形及八路軍情形作了一些介紹。蔣介石就如何處置山東問題作了一些指示。因談話時間甚長，梁漱溟尚未提起黨派問題，蔣介石約梁漱溟待他回到重慶後再談。10月23日，梁漱溟到達重慶時，蔣介石恰赴桂林，又轉湖南前線，不獲見麵，梁漱溟與蔣介石的約談隻得無限期後推。
至於第三方麵，意指國共兩大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的人物。梁漱溟自己亦屬於這個第三方麵，平素所往還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梁漱溟回到成都最先與第三方麵的朋友交換意見。此時在成都的第三方麵人士有黃炎培、晏陽初、李璜等，於是與他們連續聚會有所談商。梁漱溟向他們大致報告巡視中所見黨派問題尖銳嚴重情形，認為近則妨礙抗戰，遠則重演內戰，非想解決辦法不可。第三方麵於此無所逃責，而零零散散，誰亦盡不上力量，故而梁漱溟在談話中流露出第三方麵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的意思，事實上已有建立新黨派以與國共相抗衡、相製約的想法。黃炎培、晏陽初、李璜等人對此都十分讚成，相約到重慶再多找些朋友商量進行。
至於中共方麵，由於其參政員陳紹禹、秦邦憲、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等諸位正在重慶參加會議，於是梁漱溟於10月26日晚間往訪曾家岩五十號，與他們座談。
梁漱溟提出自己的主張，即軍隊必須脫離黨派，統一於國家。所有這許多話，秦邦憲全記下來。然後由陳紹禹、秦邦憲二位先開口作答，以次及於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諸老。他們的答複大致是：你梁漱溟的理論和我們的理論是有出入的，但你梁漱溟的結論都和我們的結論頗相合。至於軍隊統一國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來在解決西安事變時就曾有過類似表示。不過事實上，必要國民黨同樣辦理，中共方可照辦。簡言之，中共不可能單方麵放下武器，聽憑國民黨一黨擺布，更不可能聽任國民黨一黨獨大。
梁漱溟對中共的答複並不滿意，隻好再找國共兩黨外的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的所謂第三方麵談談，希望先在第三方麵達成共識。
在重慶的第三方麵朋友此時正忙於所謂憲政運動，因9月間剛將憲政案通過於參政會，政府原答應於雙十節作一宣布，而屆時未實行，謂將候11月初間的國民黨中央全會之決議，所以在野黨派為促成憲政，無任其久延，吃緊努力，爭取各黨派合法地位以及公開活動的自由。乃從這一問題轉到早施憲政，因而對梁漱溟關於第三方麵統一聯合的提議並不十分熱心。
按照梁漱溟的看法，憲政問題雖然遲早都要解決，但當時的條件並不成熟，應以團結統一為當時最重要的事情。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及公開活動問題宜從團結統一中予以解決，所有的限製隻有從團結統一中得其解除，不能從憲政得之，因為在梁漱溟看來，憲政不可能在短時期實現。所以梁漱溟對於憲政運動不如對於統一運動熱心。至於統一運動入手處，在梁漱溟看來，就是先謀第三者之聯合。梁漱溟專誌於此，故而在重慶如火如茶的憲政運動便沒有引起他的多大興趣。
第三方麵的朋友並不責怪梁漱溟的偏執，而且第三方麵的許多朋友對於梁漱溟所說的第三者之聯合，也是心儀已久，早有此意，不待梁漱溟積極發動，第三方麵已在洽商中。經彼此聚議好多次後，一麵確定這一組織的名稱為“統一建國同誌會”，一麵確定由救國會的章乃器、中國青年黨的左舜生等人負責匯集各方麵的意見，起草“統一建國同誌會”的簡章和信約等文件，最後由梁漱溟、沈鈞儒等人負責審查和定稿。
統一建國同誌會以鞏固統一積極建國為幟誌，誠意接受三民主義為抗戰建國最高原則，擁護蔣介石為中華民國領袖，並力促其領袖地位法律化。在這個前提下，統一建國同誌會廣泛團結各黨派及無黨派熱心國事的上層人士，共求事實，探討國是國策，以求意見之一致，促成行動之團結。《統一建國同誌會信約》提出，中國今後隻需以建設完成革命，從進步達到平等，反對國內一切暴力及破壞行為。一切軍隊屬於國家，統一指揮，統一編製，並主張切實整軍，以充實國防實力。現役軍人宜專心國防，一般事務官宜盡瘁職務，在學青年宜篤誌學業，均不宜令其參加政黨活動，各個黨派都不應以政權或武力推行黨務。所有這些，與梁漱溟在《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中的設計基本相近，大體代表了梁漱溟的思想。
關於統一建國同誌會的性質，簡章和信約都沒明說，但在參與其事者心裏都很明白，這是一個中間性質的團體，處於第三者的地位。他們不明確邀請國共兩黨參加，實際間或有國民黨籍的人士。
1939年11月23日，國社黨羅隆基、羅文幹、胡石青，青年黨曾琦、左舜生、李璜、餘家菊，第三黨章伯鈞、丘哲，職教社黃炎培、江問漁、冷遹，鄉村建設派梁漱溟，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章乃器，以及無黨派所屬張瀾、光升等，在重慶青年會餐廳集會，通過了簡章和信約，初步建立了“統一建國同誌會”組織係統。
統一建國同誌會雖然是以個人身份組成的帶有俱樂部性質的團體，但在國民黨一黨專政體製下，這顯然有另立山頭的嫌疑。為了取得國民黨方麵的諒解和認可，他們決定將《信約》十二條請王世傑、張群二人代為轉呈最高當局，並推定梁漱溟和黃炎培二人代表同仁麵見蔣介石，陳說一切。
11月29日，梁漱溟如約與蔣介石見麵，此時黃炎培因公赴瀘州未回，隻有王世傑、張群二人陪座。梁漱溟向蔣介石說明統一建國同誌會的成立動機，表示主要是因為黨派衝突問題的刺激而成立，其性質為第三方麵的組織，其功能將在國共兩麵對立之外說些公道話，其目的是求大局好轉。這樣於大局無損，於政府有利，希望蔣介石能夠容忍和承認這一組織。梁漱溟還說：蔣先生屢次要我們說公道話，而不知道我們說話甚難。我們說一句話批評政府，則被人指為接近共產黨或站在某一邊了；我們說一句話指責到共產黨，又被人指為接近政府，或為國民黨利用；仿佛我們就沒有我們的立場，隻能以人家的立場為立場，這是非常痛苦的。這樣將全國人逼成兩麵相對，於大局極不好。於大局不利的，即於政府不利。現在我們第三方麵聯合起來，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場。我公既以說公道話相期勉，先要給我們說公道話的地位，那就是許可我們有此一聯合。
蔣介石在成都的時候曾聽過梁漱溟當麵介紹在華北華東的見聞，此前又聽了王世傑、張群的介紹和報告，故而在梁漱溟當麵解釋後，蔣介石對統一建國同誌會的成立並沒有過分非難，當即表示諒許。
隨後，蔣介石問統一建國同誌會有哪些人，梁漱溟數了數，當數到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時，梁漱溟特別解釋：“以我所知，他們兩位並沒有成見的，與其讓他們在這一組織的外麵，還不如約在裏麵。”蔣介石對此點頭，亦以為然。談話至此大致結束。
出了蔣介石的官邸，王世傑以車送梁漱溟回青年會。在車中，王世傑問梁漱溟：你們這是一政黨了。梁漱溟答不是。這是為了當前問題的一種聯合而已。當前問題有分裂內戰的危險，我們第三方麵誓本國民立場，堅決反對；“統一建國”的標題正由此而來。現在參加的，各方麵人都有。彼此間，還有不少距離，須得慢慢增進彼此間的了解。縱有人想組黨，現在亦說不上。在我梁漱溟個人則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多黨製是合理的。說得激烈一點，我梁漱溟素來反對歐美式的憲政。王世傑於匆促閆聽不明白梁漱溟的話，他誤會梁漱溟反對中國行憲政。他竟轉問梁漱溟道：你是否認為中國永不需要憲政呢？大概他亦想梁漱溟是開倒車的人罷。
12月間，統一建國同誌會諸同仁準備出版刊物，集資若幹，推餘家菊為主編，又指定同仁撰稿。後來不知什麽緣故並沒有出版，但從此之後聚會不斷，成為國共之外各黨派人士名副其實的“第三方麵”的聯合體。
到了1940年4月初國民參政會舉行第一屆第五次會議時，統一建國同誌會準備作共同提案，將當時他們自己認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分由幾個人負責起草，然後由大家討論，集思廣益，修正完善，再向大會提出。梁漱溟分擔起草的是關於當時黨派衝突問題的提案。
梁漱溟認為，要站在中立、客觀、公正的立場上談當時的黨派衝突，勢必要批評國共兩黨，因此在提出建議案之前，梁漱溟於會議的第一天先提一詢問案：
迭聞各戰區各地有我軍自相火並之事，是以敵人殘我而不足，而又自相殘也。滅弱抗敵力量，援敵人以可乘之隙，天下可痛之事孰過於此。前者何參謀總長在本會駐會委員會上一度報告，顧尚未悉政府對於此事，眼前作何處置，及如何求其根本解決永久消弭之道？擬請派員出席，明示方針，講求至計，國家幸甚。依據《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第七條提出詢問案如上，請求主席通知政府，定期答複。
稍後，由參謀總長何應欽代表政府作答，借機對中共多所批評：
十八集團軍在各戰區戰地與各友軍所發生之衝突，是否另有企圖，雖不能遽下判斷，惟該軍在抗戰期中之一切行動，尚未脫離中共黨團支配，亦未絕對服從最高統帥部，及所屬戰區長官之指揮則業由事實證明。
十八集團軍在陝北造成一種特殊組織，即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繼又造成“晉察邊區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均自委官吏，自成風氣，自行征收糧稅。此外，並擅設銀行，發行紙幣，至數千萬元以上。似此破壞行政係統，違背現行法令，利用軍隊，造成割據，企圖達成國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實屬非是。
借何應欽指責中共的氛圍，梁漱溟再提建議案，標題為《請厘定黨派關係，求得進一步團結，絕對避免內戰以維國本案》。提案上說，事非一枝一節之事，於一枝一節究問是非曲直，實屬無益。又說，問題之解決，應從厘定黨派關係入手，以求得較今日更進一步之團結。而以解決問題的責任，責望於參政會。原文有雲：
竊念執政之國民黨，於抗戰起後，既招致黨外在野人士，始而為國防參議會，繼而為國民參政會，原期團結共商國是。今雙方行動，雖不起於參政會內，須知亦並不在會外。國民黨方麵，蔣總裁固明明本會之議長也。共產黨方麵為首負責人毛君澤東，固明明吾參政同人也。雙方不協，是本會尚未能發揮團結作用有以致之也。設今於此問題不加解決，而聽其擴大，則參政會應職其咎。吾同人舉不得辭其責而亦大虧負執政之國民黨之初心也。
至於原案提議的辦法，計有三點：一是電促毛澤東參政員等迅速出席；二是組織特種委員會研究解決方案；三是特種委員會由蔣介石以國民參政會議長的身份指定委員三人至五人組織之。
提案指出，黨派問題為自然演成，不必追究誰的責任，不能責怪哪一方，中國地麵之廣，人口之多，發生一些摩擦也在情理之中，無從追究誰先起意，誰先動手。欲求黨派問題根本解決，應先厘定黨派關係，理順國家建製，在國民輿論監督、督促下以求得和平解決。中國國民要持嚴正的幹涉態度，對於雙方有不對處，都應當責備。顯然，梁漱溟想使國民參政會代表國民成為黨派糾紛的居中調停人。
梁漱溟的提案或許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解決辦法，但國共雙方都不可能全部采納他的意見。這一點梁漱溟心裏很清楚，並不對提案存太多的奢望，隻想在會內會外造成強烈不許內戰的輿論空氣，使國共雙方收斂各自的軍事行動，坐下來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這份建議案原為梁漱溟接受統一建國同誌會委托而起草的，然寫出後意見互有出入，梁漱溟遂決定作為個人提案，願聯署者聯署，隻是許多人擔心因此而惹是非，不敢簽名。最後隻有幾個與梁漱溟很熟的人如黃炎培、冷遹、江問漁、張君勵、羅文幹、胡石青、左舜生、張申府、晏陽初諸人幫忙，和幾位老先生如張一磨、鍾榮光、胡元倏、張瀾、光升等人簽名。黃炎培老成練達，勸梁漱溟不要貿然將此案提出，而應先請示蔣介石，至少應先向秘書長王世傑加以說明，免生誤會。然而梁漱溟並沒有聽從黃炎培的勸說，加上聯署人數湊足二十，大會提案將近截止日期，來不及向蔣介石、王世傑請示說明，徑送大會。
對國共兩黨各打五十大板的提案，顯然引起國民黨方麵的反感，至少是不快。因此，國民黨方麵的參政員在見到梁漱溟這個提案後，最初反應是要打消此案，繼則改提強調軍紀軍令的提案。最後由王世傑麵請蔣介石指示，蔣認為此為軍令軍紀問題而非黨派問題，軍令軍紀是沒能有討論餘地的，然而參政員若願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後則政府自有權衡。
蔣介石的指示由黃炎培向梁漱溟轉達，並明確向梁暗示，提案可以修正通過，為減少麻煩，希望梁不必發言，以免引起爭論。黃炎培又向梁漱溟建議在審查此案時減少手續，照章通過。於是在審查會上，黃炎培擔任主席，第一省略宣讀（照例秘書宣讀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說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頭說明）。然後主席又說，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謂組織特種委員會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討論？大家表示讚成，舉手通過。陶百川參政員發言，原提議特種委員會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選既請議長指定，則人數亦不妨由議長決定之，不必限製。又大會沒有幾日，此委員會工作似不必限於大會期內，即在會後仍可進行報告請示於議長。大家亦無異議而通過。
審查會完畢，送到大會上。蔣介石親自擔任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種手續。隻由秘書長宣讀審查意見，議長問大家讚成者舉手，大家舉手，通過。於是一個大案，不到兩分鍾便辦妥。事情不算不順利，而梁漱溟想造成輿論空氣的初意則達不到。還有電促毛澤東參政員出席一層，則審查會以至大會皆沒有提。
末後，特種委員會經議長指定十一人組織成立。中共方麵由秦邦憲、董必武代表；國民黨方麵則有許孝炎、李中襄等幾位；居於中間的則為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幾位；而由副議長張伯苓和黃炎培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開會。這顯然無法實現梁漱溟的設想，隻是成為一種擺設，因而不能不令梁漱溟灰心喪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