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離延安，毛澤東與梁漱溟話別時說：我對你說一句要緊的話，要貢獻你一句要緊的話。恩格斯寫了一本《反杜林論》，你應仔細讀一讀。後來梁漱溟確實照辦了，慢慢地知道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慢慢地對他和毛澤東之間不了了之的爭論也有了更多理解，從而也知道自己應當如何努力了。
在西安，梁漱溟略作考察，30日便轉赴開封。2月2日到山東曹州與往時一起從事鄉村建設的朋友會晤。那時的山東，除魯西魯南一角，幾乎全部淪陷，先前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那些人多退入河南境內或魯西南。2月5日，梁漱溟應李宗仁之約抵達徐州，一麵與散處那裏的鄉村建設工作者恢複聯絡，一麵寫成《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和《山東鄉村工作人員抗敵工作指南》，合印為小冊子散發。
《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的大意是檢討過去，策勵未來；《鄉村工作人員抗敵工作指南》除具體工作指示外，主要目的在於試圖從理論上進一步闡釋抗戰與鄉村工作的基本關係。梁漱溟指出，鄉村工作在平時的目標為建設新社會，完成中國革命。但在今日，在全民抗戰已經興起的時候，鄉村工作則應轉移其目標於抗敵，於抗敵之中進行新社會之建設。在這總目標下，則應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大方麵作出相應的變動：在政治工作中，啟發民眾政治意識，養成其組織能力，引導其政治生活趨向民主化；在經濟工作中，促進農民合作，養成農民適應環境之自主能力，使經濟重心轉移於鄉村，經濟生活趨向社會化；在軍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樹立堅強的有形無形的國防基礎等。不難看出，梁漱溟把抗戰與建國作為一個係統工程來看，雖時有側重，但要不離其根本理想。
為了指導山東鄉村工作同仁抗戰，料理山東工作的善後及部署，梁漱溟在徐州北關農場前後滯留了一個月。3月3日回到武漢，準備盡心從事毛澤東叮囑的統一運動，爭取將國共兩黨正在起草的共同綱領演變成各黨派的共同綱領。然那時國共兩黨起草共同綱領的事，已陷於停頓，其根本原因似乎是蔣介石試圖利用國共合作的機會將全國各黨各派混合為一黨，這自然引起堅持既聯合又獨立的中共不滿，終於使共同綱領的起草胎死腹中。梁漱溟想求得全國各黨派進一步團結的事，亦不便再談，隻能另謀機會。
正在這個時候，武漢有一個“戰時農村問題研究所”，常常召開座談會討論前後方農村問題，梁漱溟素來關注中國的農村問題，因此便中參加幾次，注意力遂又轉移到抗戰時期的鄉村工作上。
3月29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梁漱溟和一些關心農村問題的人借研究所召開座談會的機會，商量向國民黨提出幾個關於農村問題的建議。其中一個建議指出抗戰需要依靠農村，而戰前農村的破產和戰時農村的擾亂卻是那樣的嚴重，為了使農村擔負起抗戰的重任，他們建議國民黨中央設立專門從事農村問題研究設計的總機關。另一個建議強調抗戰要從農村供應糧食，以農產品換取外匯，因此要求政府當局對農業教育、農業改良、農業推廣的機構加以調整健全並使之統一。第三個建議是有關保甲製度的，希望當局改善並充實地方下層機構。這三個建議都不是梁漱溟寫的，但部分地代表了他關於戰時農村問題的想法，並經他手交給國民黨中央委員，句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提出，隻是這些建議都沒有下文。
4月，梁漱溟曾到位於河南省東南部的潢川及湖南長沙一行；5月，前往河南南陽及豫西鎮平。河南、山東是梁漱溟先前數年工作的重點，他同一班朋友所做鄉村工作，先是以河南為對象，而訓練機關設在豫北輝縣。後來移師山東，有三個中心，一鄒平，二菏澤，三濟寧。前後合計經梁漱溟訓練或培養的下層幹部有三四千人，梁漱溟與他們建立了很深的關係，時刻惦記著他們的安危。中國軍隊大規模向大西南撤退後，這些學生、朋友因各方麵的原因大多數人實不易離開鄉土，且已經失去聯絡。其中隻有濟寧的一批人馬（包含教職員學生和鄉民壯丁）約七八百人是整隊退出的。先退到豫東淮陽，又退南陽鎮平。
到鎮平的時候，負責組織這些人員撤退的山東濟寧專員梁耀祖不幸病倒了，梁漱溟前來實際上是代梁耀祖管理這支隊伍，並代梁耀祖跟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接頭，期望陳誠將這支隊伍收編。這支隊伍有教員、學生、幹部，還帶有一些壯丁，壯丁並不空手，而帶有八百條槍，還有十幾萬元的現款。他們暫時住在鎮平城外的一座大廟裏，隨時準備返回山東抗日。
山東鄉村建設同仁的後撤大致是有計劃進行的，他們以徐州為前方聯絡站，以鎮平為後方收容集中地，而駐代表於武漢，以與政府和各方取得聯係。當時計劃，在鎮平一麵收容，一麵訓練回鄉抗戰。所以商得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許可，將鎮平一部分收歸該部直轄，名為戰時幹部訓練團直屬第一訓練大隊。乃至徐州不守，武漢會戰，又請得政治部許可，編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直屬第三政治大隊”，任命先前追隨梁漱溟從事鄉村建設的秦亦文為大隊長。1938年9月整隊開拔（全副武裝而且槍多於人，又現款十餘萬，皆原來攜出者今又攜回），渡過黃河，留第五支隊於豫北工作，其餘經冀南入魯。
在將這些撤退到豫西的鄉村建設工作者安排妥當之後，梁漱溟於6月入川，往返於重慶、成都各處，跑來跑去，無非為了抗戰。
在成都，趕上四川省政府召集十八個行政專員和保安副司令開會，商議兵役問題。省政府代理主席王纘緒與梁漱溟相識，於是邀請梁漱溟出席指導。梁漱溟那時於實際的兵役問題尚未調查清楚，無從指點，隻就辦理征兵幾個大條件來說明其辦不好之故：
甲，政令統一，事權統一。
乙，秩序久定。
丙，地方製度健全，下層機構充實。
丁，人口戶籍清楚。
梁漱溟認為，現在就全國說，初見統一；就四川一省說，亦是初見統一。其政令的統一，事權的統一，以事實上未曾就緒，多談不到。秩序久定一點，就全國說，好多地方難講，就四川說，亦正難講。若地方製度，則自清末以至現在三十餘年紛更不已，未得確立；下層機構，更是人才錢財兩俱缺乏，距離“健全充實”四字不知差有幾千裏遠。人口戶籍一向虛偽造報，無可依據。四個基礎條件沒有，兵役當然也就辦不好。
還在四川的時候，梁漱溟就接到消息，要求他返回武漢參加將要召開的國民參政會。
早在抗戰初期，梁漱溟即以社會名流的身份列名為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參議員。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成立於1937年8月，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產物，由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聘請共產黨、青年黨、救國會和各界人士為參議員，作為國防最高會議的谘詢機關。
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成立之後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國民黨真誠抗戰的體現，當然也是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環節。然而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參議員的覆蓋麵受到很大的局限，人數太少，工作也不是太規範，因而還不可能將此作為戰時民意機關。
盡管如此，國民黨在抗戰初期的這個進步依然受到了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國內各界的歡迎和支持，中共希望國民黨在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有計劃地開放政權，希望其政策在各黨派和社會各界的參與下，能夠“有全部的和徹底的轉變”，為此，中共於1938年3月1日向國民黨中央正式提出建立正式民意機關的主張。
鑒於當時軍事形勢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國民黨對中共的建議給予積極的回應。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1938年3月31日通過的《國民參政會組織原則之確定》決議，鑒於國民大會在抗戰非常時期既難召集，決定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通集天下賢才、民眾領袖共襄大計，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4月7日，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通過《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6月21日，國民政府公布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一百五十名，梁漱溟列在“曾在各重要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服務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國事、信望久著”的五十名中。
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是國民黨在民主政治方麵的一個重大進步，第一次為各主要抗日力量共同參與中國政治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場所。在抗戰中，國民參政會成為中共和各黨派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鞏固團結合作的重要陣地。梁漱溟對國民參政會也有很高的期待，他表示：
國防參議會是得到一點成績的，主要是在通過政府的許多外交方麵的決定，收到和社會相通的效果。國民參政會雖然搜羅的人不夠，但這是團結的一種表現。如果能善為應用，是可以發生相當效力的。參政會應避免無謂的口頭爭論，有所提議應事前妥商，各黨各派的代表應常常聚餐暢談，從內部求得彼此情意相通。開發民眾運動問題，應從頭討論。對民眾團體的存在問題與言論出版的自由問題，也應當討論。
全麵抗戰一周年的前夕，即1938年7月6日上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假漢口兩儀街20號上海大戲院舉行開幕儀式。汪精衛被推為議長，張伯苓為副議長，王世傑為秘書長，彭學沛為副秘書長。蔣介石、馮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居正、於右任、張群、何應欽等黨政要員以及張一磨、江恒源、梁漱溟等一百三十餘名參政員出席了會議。汪精衛在開會詞中指出，國民參政會不是一個臨時的議會，而是乘此抗戰時期，藉參政會各位先生的努力，為國家建立一個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礎。
蔣介石在致詞中表示，國民參政會為中國民主政治的新起點，其最大意義和惟一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對侵略勢力作殊死的鬥爭，以求抗戰勝利和建國成功。
下午，國民參政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宣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給大會的賀電，聽取參政會秘書處會務報告，行政院長張群的政治報告，軍政部長何應欽的軍事報告。會議討論通過了議長汪精衛關於電慰蔣介石及前方將士的提議；討論通過了各審查委員會委員人選，梁漱溟出任第三審查委員會負責人。
第二天（7月7日）上午，舉行第二次大會。會議聽取內政部長何鍵的內政報告，外交部長王寵惠的外交報告，議長汪精衛關於議事規則的解釋；討論通過參政員吳貽芳、史良等為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各參政員一律獻金，以資提倡的動議。中午十二時，全體與會人員為紀念全國抗戰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靜默三分鍾。
同日下午，舉行第三次大會，聽取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教育報告，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財政報告。推舉張熾章、吳玉章等為宣言起草委員會委員。
8日上午，舉行第四次大會，聽取交通部長張嘉繳的交通報告，經濟部長翁文灝的經濟報告。下午，各審查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政府報告，審查參政員提案。9日，各審查委員會繼續舉行審查會議。
7月10日上午，舉行第五次大會，聽取政府各部對參政員所提谘詢事項的書麵答複；會議討論通過了第一審查委員會關於《擁護政府長期抗戰國策案》（胡景伊等提議）的決議，第三審查委員會關於《調整民眾團體以發揮民力案》（鄒韜奮等提議）、《具體規定檢查書報標準並統一執行案》（鄒韜奮等提議）決議，第四審查委員會關於《在內地建立工礦基礎，增加生產，以充實國力案》（政府交議）、《建設內地農業以促進後方生產充實抗戰力量案》（政府交議）的決議。下午，各審查委員會舉行會議。
11日上午，舉行第六次大會，經濟部、財政部答複參政員對財政、經濟問題的谘詢；政治部長陳誠作關於民眾動員組織訓練問題的報告；討論通過《節約運動大綱》（政府交議），並匯集各參政員修正意見，提送政府采納施行。下午，各審查委員會舉行會議。
12日上午，舉行第七次大會，聽取於右任的監察工作報告，並案討論鄭震宇等關於擁護《抗戰建國綱領》的三個提案。中共代表陳紹禹、青年黨代表曾琦等相繼發言，表示擁護，最後形成決議案，全場起立鼓掌通過。會議還討論通過第二審查委員會關於《請本會推派參政員五人至七人前往歐美各國從事訪問案》（杭立武等提議）的決議，以及對政府外交報告的補充意見，第四審查委員會的相關五個提案的決議等。下午，各審查委員會繼續會議。
13日上午，舉行第八次大會，交通部書麵答複餘家菊關於交通工作的谘詢，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口頭答複張申府等關於抗戰建國具體計劃的詢問。討論通過第一、第二審查委員會對若幹重要軍事外交問題的決議。下午，第一、第三審查委員會繼續會議。
14日全天，舉行第九次大會，交通部、財政部、監察院、考試院等書麵答複參政員谘詢事項，並案討論通過政府交議和褚輔成等關於改善各級行政機構的四個提案、政府交議和曾琦等提出的關於設立省縣市地方民意機構的五個提案，討論通過吳玉章等關於改善保甲製度、救濟難民、戰時教育等提案，通過駐會委員會委員選舉辦法。
7月15日上午，舉行第十次大會，選舉駐會委員；討論大會宣言草案。下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休會。梁漱溟當選為駐會委員。
在這密集的幾天會議中，梁漱溟作為參政員在這次會上除按素來的主張從事團結統一的工作外，主要是提了一個建議案和三個詢問案，內容都與戰時農村問題相關，似乎也與3月向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相接近。
建議案要求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戰時農村問題會議並於政府中設置常設機關，集合了解農村情形的專家詳加討論農村問題，提出整理補救農村問題的方案。這個提案內容平常，並不是專門替農民說話，而仍是為國家為政府設想，政府實不必害怕。果能實行，則上下之情得以稍通，鄉村實際好處卻不小。同時各部門各機關互得配合聯絡，一切事業才得進行起來，於工作效率關係亦大。
原案經審查委員會審查修正通過，送經大會照案通過。大會秘書處谘送政府，經國防最高會議發交行政院核議。行政院又交經濟部核複。經濟部部長翁文灝、次長何廉，以私人關係約請梁漱溟商談一度後，具複行政院認為事實可行。行政院又照樣具複於國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會議亦曾將經濟部、行政院的核議可行，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但除公文往來複去而外，事實上並無下文。
建議案的結果是沒有結果，三個詢問案的答複是無法答複。在第一個詢問案中，梁漱溟依據抗戰建國綱領第十八條有“全力發展農業經濟”之文，以為此誠當前首務。惟此中關係方麵甚多，例如農村金融係統之樹立、農業技術之改進、農產之輸出與流通、合作組織之普遍推行、農民教育以及農村治安諸端，想在政府必有統籌之規劃，切實之進行。規劃者應請提交本會議決，進行者應請提交本會報告。此案經政府答複說：在經濟部工作報告中，不另答複。
第二個詢問案是問政府在改善和充實農會方麵有何計劃：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廿五條，有發動全國民眾，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為抗戰而動員之意。在各職業團體中，應以農會為最關重要，誠以民眾動員大部分為農民之動員也。各地農會素來有名無實，或並其名而無之，隻臨時為應付選舉而設。究應如何改善而充實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計，請答複。
此案當時經政府中的軍委會政治部答複說：本部對於農會正在一麵調查，一麵計劃改善，現尚無可報告。於是梁漱溟在第二次參政會上再提詢問：事隔幾個月，究竟調查所得如何，改善計劃確實否？請答複。而這次忽然變了，由行政院經濟部出來答複，說本部調查得全國農會共有一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個，改善計劃早經確定並已實行雲。這樁事不知到底應當歸誰掌管。
第三件詢問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十四條，有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使簡單化合理化，並提高行政效率以適合戰時需要之文，又風聞內政部於省縣各級製度，亦曾有改訂擬議。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對於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辦理行政人員訓練外，並已涉及製度之變更。究竟此一問題在中央正計劃者如何，已實行者如何？請答複。
此案政府回複說，已有提案到會。會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內容涉及各省縣製度、保甲製度，還有省縣參議會問題。這是屬於內政方麵的，應歸第三審查委員會審查，而梁漱溟正負第三審查委員會召集人之責，當時經過頗有許多曲折，結果仍不得其詳。
國民參政會在召開第一次會議後，梁漱溟力辭駐會委員，主要是擔心隨著參政會繼續西遷，他會離那些堅持在山東、華北等地繼續抗戰的學生越來越遠，他不願離開他的朋友學生而躲到後方，早在1937年12月剛到武漢時他便對人說：“你們向南我向北，你們向西我向東。”其意在於不願意離開抗日前線。
會後，梁漱溟先到衡山，又折回武漢，以安排山東鄉村工作人員回魯抗敵，本擬再留武漢一段時間，但因參政會隨政府繼續西遷，梁漱溟隻好與他的那些朋友學生暫別，隨參政會到西南大後方去了。
入川後，梁漱溟內心仍不安寧：與豫北、山東抗敵前線的朋友相隔太遠，消息阻斷，對於前方既不能有所盡力，遂決定在西南大後方擇一要緊問題而努力。
在當時，對於西南大後方來說，無疑以補充兵員，大量征集，加緊訓練為第一等要事。而兵役問題，恰辦得不好，談者莫不疾首蹙額。在鄉村已痛苦不堪，而國家亦得不到好兵源，於國於民都極為不利。這對素來對農村問題無限關懷的梁漱溟來說，當然不容坐視，不容躲閃，而應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既能減少鄉村的痛苦，又能為國家求得好兵員。於是梁漱溟開始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盡力之道。
梁漱溟對兵役問題的關注已有一段時間了，他在本年中曾到四川調查研討過這一問題。他認為，兵役問題辦不好有許多原因，而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國家征兵法規形同虛設，不僅所行另有命令指示，而且下層辦理的實際情況與上級的政令指示亦多有不合。於是國家法製為一事，政府政令又為一事，實際辦理又為一事。他建議，如欲改善征兵工作，必須將三事還為一事，要求政令符合於法製，實際辦理者將合於政令。簡言之，就是認真依法征兵。
當然，兵役問題的研究並不是書本上的事，一麵要在鄉村調查，匯集事實；一麵要向政府主管方麵尋求了解，除法令外並及辦理的實際情況。在這兩方麵梁漱溟皆有機緣可資進行，恰又遇到一批熱心於此事的朋友和社會大眾的幫忙。
梁漱溟有一位朋友，“中國農村社”的王寅生，曾在武漢主持“戰時農村問題研究所”的座談會，因而相熟。這次相遇於重慶。彼此談起來，相約於此致力。二人外，又約了孔庚、呂超等人。呂超為川軍前輩，現任國民政府參軍長；孔庚為辛亥元老，又長期關注農村問題，積極參與“湖北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對農村及兵役問題有很深的感受。梁漱溟認為，借他們的資望地位，許多事情就比較好辦，於是他們四人聯名發起兵役問題座談會於重慶。
其時社會各方麵正為兵役問題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踴躍參加，而兵役負責機關亦時常派員出席說明。此一座談會，不斷舉行，從1938年9月亙續至一年以上，實為難得盛事。到1939年10月，又正式改組成立“兵役實施協進會”。
座談會的討論使梁漱溟獲益匪淺，他的一些想法逐漸成熟，方案也日趨完善。稍後，梁漱溟擬成具體計劃，於全省動員機構、兵役監察係統、出征軍人家屬協助委員會、出征軍人家屬聯合會各有所建議。這些建議一麵須得行政當局了解采用，一麵須得地方有資望有信用的省縣鄉各級領袖熱心出頭讚助才行。那時就四川說，省政府主席兼軍管區司令王纘緒自為征兵負責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揮他的則為軍委會重慶行營主任張群。關於兵役一事，重慶行營實居主腦地位，倒不是軍政部直接來指揮軍管區。王纘緒一麵，梁漱溟在6月間已和他談過此事，於是梁漱溟決定繼續找他談談，尋求支持。然而最要緊的，在梁漱溟看來，還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張瀾，又與梁漱溟相好。至於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來明通。政府和地方兩麵肯積極做，教育界大家幫忙，兵役改善似乎是不成問題的。
9月末到10月初，張瀾已被梁漱溟說動，願意為改善兵役這一大問題努力。他們就偕同訪重慶行營主任張群商量。張群正為兵役辦不好發愁，聞言十分欣喜。對於梁漱溟所說的三方麵配合的原則極表承認，對於張瀾肯幫忙如獲至寶，馬上即從人的方麵、費用方麵，分別籌計有著。正好王纘緒自蓉來渝，又一同商談極洽。10月7日，張群、張瀾、梁漱溟隨王纘緒同飛成都。雙十節省政府全體宣誓就職後，即按照預定步驟，第一步先改組省動員機構。
在各方麵積極推動協助下，改善兵役運動初期進展順利，並在四川乃至全國範圍內發生相當的影響，1939年10月正式改組成立兵役實施協進會。然而到了後來，“各方麵缺乏互助，事情不好做”；參與此事的四川省籍人士消極，梁漱溟“一個外省人無所用其力，就自動退下陣來”，離開了成都，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
四川的事從此罷手。但梁漱溟仍將改善兵役的意見辦法貢獻於參政會。當時參政會同仁注意此問題者正多其人，他們曾借江庸參政員的家庭聚會來交換意見，交給梁漱溟起草提出，是為第二次國民參政會上的改善兵役實施辦法建議案。提出後交付審查，結果又是梁漱溟自己做的審查報告（因為深夜審查，被指定的委員多不到）。此案“照顧較周”，經大會通過，並作了若幹補充，谘送國防最高會議，交下行政院軍委會辦理。結果仍是沒有結果。
改善兵役問題成了梁漱溟那幾年一個重要的心病，又過了3個月，到1939年2月初參政會第三次會議時，梁漱溟雖有事在外地未能出席，仍參考到各地訪察得到的各種事實，就改善兵役托朋友提出幾個建議案。
然而遺憾的是，1940年有人就梁漱溟等人發起的改善兵役運動進讒言於最高當局，經蔣介石召呂超麵諭，梁漱溟、呂超等人發起組織的兵役實施協進會被迫解散，一度轟轟烈烈的改善兵役運動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