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疑悶解決了，主意打定了，精神為之一振，剩下的問題便是如何宣講與實踐這個方案了。這時，他想到了他那些在廣東正在從事國民革命的朋友。
廣東實權人物李濟深，此時正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兼黃埔軍校副校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留守後方。李濟深是梁漱溟多年老友，也多次向梁漱溟發出邀請，希望南下共襄盛舉。
李濟深的總司令部辦公廳主任伍觀淇是梁漱溟的連襟，也是梁漱溟的婚姻介紹人。伍觀淇南下廣東以後，也多次向梁漱溟發出邀請，希望他能來廣東開出一片新天地。
梁漱溟是一個有著自己想法的人，當他沒有想明白的時候不會輕易苟同別人，所以一直拖著沒有南下。現在，梁漱溟想明白了，主意確定了，所以便毫不猶豫地踏上廣東這塊熱土。
或許是因為老朋友的關係，梁漱溟在李濟深的司令部一見麵就沒有客氣，他直截了當地問李濟深：從你看現在中國頂要緊的事是什麽？
職業軍人李濟深原本就是厚重少文的朋友，一向不多說話。於是他遲重地回答：那最要緊的是統一，是盡快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統一政府。接著，李濟深仔細梳理自己的理由，強調廣東從前在各路軍閥統治下，戰亂不已，人民痛苦不堪，任何事情都無法辦成。然而到了後來，國民革命軍將各路軍閥逐一打敗，廣東重新統一起來，而後軍令、軍製才有可能統一；財政、民權亦逐漸收歸省裏，內部才整理出個樣子，才有力出師北伐。所以李濟深強調，如果一定要問現在中國最要緊的事情是什麽，那就是統一。隻有重建統一，許多事情才好辦。
梁漱溟又問：怎樣才能統一呢？
李濟深說，自己隻是軍人。就軍人而言，其責任就是要擁護政府。當然，這個政府是黨的政府，而不是任何個人的獨裁機關。
聽了李濟深的解釋，梁漱溟冷然說道：國家是不能統一的，黨是沒有前途的。凡是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
梁漱溟的答複無疑使李濟深深感意外，默然良久，不知如何接上話茬。不過，李濟深的神情似乎也不準備聽梁漱溟的正麵闡釋。梁漱溟隨即知趣地結束了他們見麵後的第一次談話。
按照梁漱溟後來的解釋，他此次廣東之行實在沒有想發布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因為那時正是國民黨的鼎盛時代，豈能容得異樣言論？所以，他此行的原初本意隻是預備著閑居讀書，慢慢地等待時局變化，希望過個一年半載或許有他發表意見的機會。隻是對於李濟深，梁漱溟自感是多年相知，於是一見麵便不妨揭示心曲。然而由於李濟深此時毫無思想準備，梁漱溟的這些“異樣言論”便不免顯得有點唐突冒昧。而且，李濟深畢竟是一個渾樸簡重、實際用力做事的人，他此時正一心不亂地相信蔣介石相信國民黨，又如何能聽得進梁漱溟如此這般的奇談怪論？於是，梁漱溟在省城住了一周，便來到離廣州五十裏水路的鄉間新造細墟，住到黃艮庸的家裏。黃艮庸是梁漱溟的侄女婿，也是與梁漱溟關係比較密切的學生。
正當梁漱溟在鄉間閑居讀書有滋有味時，李濟深卻覺得不應錯待這位老朋友，便未與梁漱溟商量而電請南京國民政府任命梁漱溟為廣東省政府委員，一時間報紙傳媒紛紛揚揚，以為梁漱溟已就委員職，正式從政。待梁漱溟知道後，自顧不合時宜，萬無輕就之理，經向李濟深懇辭，李濟深還是尊重了梁漱溟的政治選擇。梁漱溟依然閑居讀書，隻是常往來於省城和鄉間，與李濟深、伍觀淇等政界領袖的接觸與談話也就越來越多。
到了1927年12月，國內政治局麵因國共兩黨的衝突而發生巨大變化，李濟深經過與蔣介石的初步分裂等一係列事件的教訓，開始回味起梁漱溟當初見麵時的奇談怪論，極盼梁漱溟出山協助。而梁漱溟此時亦極願乘機與李濟深深談，因而返回廣州，住在李濟深的司令部，差不多每天夜裏都與李濟深詳談大局前途。梁漱溟認為，中國在最近的未來，實際上將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麵，每個小局麵還都是大權集中在個人之手。此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政治中超越個人魅力影響的法律，和超越個人能力的政黨，始終無從建立起來。現代法律與現代政黨無從建立，也不是中國一時的短暫的現象，而是有著複雜的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所以中國的政治必然落到這個地步。在這麽一種政治格局下，中國的政治出路主要的還在地方掌握權力者。這些地方領袖，壞的便是禍害一方，好的或許能夠利用手中的權力做些建設事業，維持地方不亂，人民不至於受到太多的禍害。
梁漱溟的這些分析獲得了李濟深的認同，不過梁漱溟明確表示，這些都不是他對李濟深等廣東朋友的期待，他期望廣東的朋友特別是李濟深這樣有理想有實權的朋友，能夠利用曆史留下的時間之窗，替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開出一條新路，不辜負大時代對這一代人的期望。
至於政治上、經濟上的這條新路，就是梁漱溟所說的中國曆代聖聖相傳的立國之道，就是以農村複興、農業重振作為中國民族複興的基礎，就是重建鄉土中國社會秩序。
對於梁漱溟的這套鄉村建設理論，李濟深表示原則接受，並同意梁漱溟在廣東開辦一個鄉治講習所，就民情國情、社會心理、政治習慣等方麵詳細考察，仔細研究。
鄉村自治、鄉村建設的方案，也並不是一切都從梁漱溟開始。由於中國傳統社會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中國人千百年來所困惑與所關注的最大事情之一，便是如何加強對基層社會的建設與管理，以鄉村進步帶動整個社會進步。尤其是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傳入，中國農村社會舊秩序逐步瓦解，而新秩序又無從產生，於是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統治階層，莫不對鄉村建設問題感到憂慮和焦心，各地不同形式的試驗與理論探索一時間如雨後春筍，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像孫中山等人都曾提出過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自治、鄉村自治的方案。
孫中山認為，要想造成新國家，就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基於這種考慮，在孫中山的政治日程表中，始終把地方自治作為中華民國得以完全成立的基本條件。他強調，中華民國既立之後，要想基礎永固，就必須築地盤於人民之身上，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換言之，就是要以地方自治作為中華民國建國基礎。所謂地方自治，就是中華民國的基石，基石不堅，國則不固。隻有地方自治發展了，成功了，才能談得上中華民國的成功與發展，中國才能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坦途。
地方自治的理論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解決中央與地方權力衝突的一個重要方案，所以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各種形式的地方自治運動總是一波連著一波，此伏彼起，一時間人們普遍相信地方自治為適應時代潮流的產物，舉凡倫常重心之民族問題，教養精神之政治問題，均平原則之民生問題，大概都需要通過鄉村建設、鄉土中國的重建中加以解決。所以各地也都相繼頒布了一些地方自治、鄉村自治的法規條例。
對於包括廣東在內的各地地方自治運動，梁漱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各地特別是廣東地方自治的方案就其原則而言大體不錯，然從各地尤其是廣東實際實行情況看，卻問題殊多。廣東省曾於1921年製定縣自治暫行條例及縣長選舉、縣議會議員選舉各條例，實行縣長民選和縣自治。這些條例、辦法，都是好的，隻是後來並不曾實行，關鍵的問題就是沒有進行更基層的鄉村自治，所以縣自治就不可能有好的結果。
梁漱溟指出，地方自治絕不是簡單地草擬頒布自治法令就可以高枕無憂，大功告成。事實上，自十九世紀晚期盛談變法維新以來，中國人皆以為法一變則有新局麵、新事實之產生。其實社會所真正遵循的原則是習慣而不是法令。基層社會有其習慣而無其法令，於其事實之產生無所不足；反之，如果無其習慣而徒有其法令，很難指望類似的事實之產生。所以，在梁漱溟的認識中，地方自治、鄉村自治的真正推廣試行，便不是幾條空文所能奏效，完全有待於人民是否已養成自治的政治習慣。
反過來說，如果期望新的政治製度能夠很好地運轉，那麽必有待於人民養成良好的新政治習慣，而人民良好的新政治習慣之所從來，除了有待於進行組織和訓練外，恐怕沒有任何捷徑可資借取。正是基於此種考慮，梁漱溟建議李濟深開辦“鄉治講習所”，以便為將來實行地方自治儲備人才。
在梁漱溟的設想中，“鄉治講習所”既為一社會教育機構，也為一輔助政府的人才儲備與人才篩選機關，除了擔負教育訓練功能外，另外一個重要作用便是要為地方尋求推薦適於領導鄉村自治的人才。梁漱溟認為，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生活中，一般人並不願意與聞外間事務，鄉村間的各種事情原來由少數人壟斷把持。這少數人又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土豪劣紳，一類是喜出風頭之少年。故而鄉村自治選舉的結果，如果被這兩種人所獲得，則鄉間百姓必產生一種厭惡心理，相率引退，不願參與其間。
鑒於此，梁漱溟認為鄉村自治的主要依靠對象應從兩方麵選擇，一是選擇一批正直果敢的青年進行訓練，一是依靠鄉村社會那些尚德尚齒、大抵公正老成之人。如果這兩種勢力能夠很好地合作，那麽鄉村自治事業才有成功希望。
梁漱溟對怎樣訓練廣東鄉村自治、地方自治人才有很好的規劃，然而由於廣東政治局勢複雜多變，梁漱溟的這個計劃並沒有獲得執行，他隻是在伍觀淇的要求下，到廣東全省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就這個計劃和理想作了一個係列演講，將他對鄉村建設運動的意義、方法、手段、步驟等方麵的思考，大致講了一遍，係統梳理了這幾年的思考，對於後來的鄉村建設實踐具有某種先導意義。
廣東尚不具備立即實行梁漱溟鄉村建設構想的條件，而各地各種各樣的鄉村建設運動卻如火如茶地進行著。像陶行知在南京的曉莊師範、晏陽初等人參與的河北定縣平教會試驗等，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引起梁漱溟的關切與興致。於是，梁漱溟向廣東省政府申請了一筆款項，於1929年2月率領同誌馮炳奎、周用、馬毓健、倫國平、楊遂良等人離開廣州北上，實地考察各地鄉村改進運動，然後再決定廣東的方案和日程。
梁漱溟一行離開廣州後直抵上海，稍事休息即由黃炎培、江問漁陪同，前往江蘇昆山安亭鄉徐公橋，考察中華職業教育社在那裏設立的鄉村改進試驗基地。
中華職業教育社於1917年成立於上海，發起人有黃炎培、蔡元培、梁啟超、張謇等，而實際主持者為東南教育界重要領袖黃炎培，江問漁為黃炎培的重要助手，長期追隨黃炎培任中華職業教育社辦事部主任。
就宗旨而言，中華職業教育社原本隻是一個職業教育機構，以研究、提倡、實驗、推廣職業教育為職誌。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鄉村建設大潮中，中華職業教育社卻走在時代前麵。他們之所以把眼光放在農村，主要是因為他們看到當時中國農村快要到了崩盤的邊緣，如果再不拯救，不要說職業教育，即使一般民眾的生活也都難以為繼。為此，他們提出一份周密的農村試驗改進計劃，期以教育之力，改進農村一般生活。
中華職教社改進農村的計劃不僅獲得社內同仁的讚同，而且得到其他一些教育機構、學術團體的共鳴和支持。1926年5月，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等分別與職教社簽訂合作協議書，共同創辦實驗區。於是以黃炎培為會長、陶行知為副會長的“聯合改進農村生活董事會”成立，迅即勘定地點，製定規劃，期以教育為中心改良鄉村，並擬集中於江蘇昆山徐公橋一地集中辦理。
徐公橋試驗開始後，進展並不順利，主要因為時局不穩和經費緊張。至1927年春，徐公橋試驗實際上陷於停頓狀態，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相繼退出。至1928年4月，中華職業教育社決定獨自接盤，成立“徐公橋鄉村改進會”作為辦事機構，約定第一期試驗以六年為期。
在中華職教社主持下，徐公橋試驗獲得很大發展，職教社派遣教員和醫生下鄉，在教育、公共衛生、醫療救助、文娛活動以及築路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們很注意幫助農民提升教育水準，格外重視社會教育、平民學校、通俗圖書館等方麵建設。職教社並不空懸理想要替農村培養什麽新人才，而是通過大量瑣碎工作，為鄉村居民提供示範，通過不懈努力，使鄉村居民逐步養成新的習慣。從這個意義上說，職教社的徐公橋試驗實際上是一場農村改進運動。
梁漱溟一行在徐公橋參觀了新建的小學及村公所，詳細了解農業技術改進及農民社會教育等方麵的進展，感到徐公橋試驗從職業教育運動轉到鄉村改進運動，與當時漸漸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潮流逐步匯聚到一起，自然是有意義的。不過，對徐公橋試驗，梁漱溟也提出兩點不同意見：
一是徐公橋試驗僅限於一地，影響太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廣大鄉村的實際問題。
二是中華職業教育社從外地為徐公橋聘請技術人員，所需經費由職教社補貼，這種做法於局部地區或許可行，但要在各地普遍推廣，實有極大困難。
梁漱溟在參觀座談時還不客氣地指出，現在將要進行的鄉村改進運動並不是什麽辦新村、模範村那套路數，人們也不應該從遠處的理想去發動，而應從中國農村當前問題著眼。當前中國農村最急迫的問題是“貧”與“陋”，更加以近二十年急劇凋敝。換句話說，鄉村建設的目的原在解決一個“錢”的問題，一個“人”的問題。梁漱溟主張，中國農村振興的根本宗旨，隻能從經濟入手，振興農村產業，增進本地富力，這樣鄉村改進就能健康而穩步地發展下去，如果單從教育、文化上下功夫，顯然是枉費心力，收效甚微。
在談到徐公橋試驗區的總體印象時，梁漱溟很含蓄地表示這是一批教育家站在教育的立場上來辦學堂，辦教育，既不能解決農村的根本問題，也沒有為中國教育指出一個正確方向。他坦率地告訴黃炎培、江問漁，諸位是在現狀下盡點心，做些應做的事，而我梁漱溟則要在“中國問題”這個大背景下進行思考，討個究竟。
參觀了徐公橋之後，梁漱溟一行沿滬寧線繼續北上，直達北平，中途並未下車。然為敘述方便，我們不妨在這裏插敘梁漱溟一年前即1928年春夏之交對南京曉莊師範學校的觀感。
1928年3月中旬，李濟深及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應蔣介石電邀前往南京，會商北伐及廣東局勢等問題。梁漱溟特意同他們一路到上海。因為李濟深、陳銘樞雖然都是梁漱溟的老朋友，但是在廣州軍事政務賓客應酬太忙，梁漱溟與他們也難得有較長時間談話，隻有這在船上的兩天，沒有什麽外緣相擾，可以利用為梁漱溟談話的機會。在自香港至上海的三天，他們每天吃過早茶或午飯，便聚在客廳，圍坐起來，由梁漱溟講說他積年之所研究的內容。梁漱溟一邊講，陳銘樞便一邊筆之於手冊。當日同坐者，除李濟深、陳銘樞外，還有朱家驊、謝無量、孫希文等。
到了上海後，李濟深、陳銘樞等轉道南京會晤蔣介石，而梁漱溟應邀前往南京曉莊師範學校參觀。
南京曉莊師範學校是陶行知於1927年創辦的，主要包括小學師範一所，幼稚師範院一所，中心小學八所，中心幼稚園四所，民眾學校三所，以及其他附屬機構。陶行知是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的高足，與胡適、蔣夢麟同門，是一位富有創造力的人，他既從事教育，所以在他事業裏麵無處不具有一種新意趣、新作風，乃至完全新的一套。他的心思用在實際問題上，總要尋個訣竅解決問題，因此陶行知手到之處便見光彩。
陶行知雖然留學美國，充分理解西方現代教育理念，但他在教育實踐中奉行儒家教育思想，教與學、知與行合一，和梁漱溟不謀而合。因此兩人初次見麵就很相投，相談甚歡。梁漱溟也在很大程度上認同陶行知的教育主張，以為很合乎自己的想法。
梁漱溟認為，曉莊師範的辦學思想很合己意，其主要之點有三，即合於教育的道理、合於人生道理、注重農村問題。這個學校的目標，是培養鄉村兒童和民眾所敬愛的導師。換句話說，就是一麵能夠教導兒童，辦一所良好的鄉村學校；一麵又能夠輔導民眾，將他自己所辦的學校成為改造鄉村社會的中心。基於這樣一種目標，曉莊師範將農民的身手、科學家的頭腦、藝術家的興味、社會改造家的精神和熱心相結合，作為人才培養的標準。
在教學方法上，曉莊師範堅持“教學做合一”的信條，執行“事情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的教學原則。這樣，曉莊學校的功課即是他們的生活，即是他們學校的全部教學。
對於曉莊師範的一係列做法，梁漱溟十分感興趣，他後來在廣東省立第一中學進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曉莊師範的做法。他認為，如果參照曉莊師範的辦法培養出來的學生，至少有兩種好處：
一、有能力。至少具有勞動的能力、智慧的能力和參與團體社會生活的能力。
二、有合理的生活。因為他們的生活很平民化，這都是他們不同於我們的地方。我們無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受貴族生活。
梁漱溟對曉莊師範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評價很高，他以為陶行知在教育上的創造，非常值得研究總結。參觀座談後，梁漱溟提出向陶行知借兵借將。陶欣然答應，當時就介紹曉莊師範教導主任楊效春、張宗麟，以及指導員潘一塵等骨幹與梁漱溟認識。這幾個人後來都追隨梁漱溟到了山東，成為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中的得力助手。
我們前麵已經說明，梁漱溟參觀曉莊師範不是此次北遊的事情，事實上，當他離開徐公橋後便直赴北平，他的目的也隻是在北平訪問河北翟城村自治事業的創辦人米迪剛和米階平，然後再到定縣以及翟城村實地看看。
米氏兄弟為翟城村大族，乃父米鑒三是當地有名鄉紳，對時代變局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因而對於來自西方及東洋的東西並不排斥，在得知日本人在農業發展、農村建設方麵有可取之處後，就把兒子米迪剛送到日本留學。1894年，米鑒三開始在本村自籌資金創辦現代學校，並有計劃地進行鄉村改造。1901年，日本開始村民自治建設，而翟城村在米氏父子倡議和主導下，三年後即1904年也開始了村民/鄉紳自治嚐試；1905年進一步發展成為農民合作社；1906年開始農村婦女教育。
很顯然，有著日本留學經驗並對日本農業、農村深有研究的米迪剛為乃父米鑒三開始的鄉村自治實驗注入更多的現代因素。他認為日本的一些模範社區值得取法推廣，於是以儒家《大學》中的“三綱”（明德、親民、止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學理根據，以宋代藍田呂大鈞、呂大臨兄弟創造的《呂氏鄉約》為範式，融合日本鄉村自治思想，將村莊自治與社會改造結合起來，提出新的鄉村改造方案，大力勸農民廢廟建校，改善村莊組織，尤其努力於發展地方自治，把村民/鄉紳自治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經過大約二十年的持續發展，翟城村鄉村改造帶來的諸多變化引起了社會各界乃至官方的普遍關注，新成立的民國政府於1914年撥款嘉獎，更有力地推動了翟城村農村與農業的發展，新式教育更具規模，並正式啟動村莊自治規劃，創辦村自治公所、講習所、圖書館、愛國社等。
米氏父子在翟城村興辦的現代教育事業與鄉村自治實驗，體現了民間力量在西方強勢壓力下所迸發的現代化要求，顯示了精英階層現代化方案走向大眾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也為二十世紀中期大規模鄉村建設運動準備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隨著鄉村建設事業的發展和自治水平的提升，米氏父子日益感到自己知識儲備不足與深度規劃能力欠缺，於是在得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成立“鄉村教育部”的消息後，米迪剛便盛情邀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幹事晏陽初到翟城村駐點，進行考察和實驗。
晏陽初1893年生於四川巴中一個書香人家，與梁漱溟同齡。與梁漱溟不同的是，晏陽初自幼研讀儒家經典，“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深入骨髓。後改習西學，十七歲從成都高中畢業，以第一名的成績入讀香港聖保羅書院。1916年考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1918年畢業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隨即赴法國戰場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主持的幫助華工活動。
當時的法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勞工不足，各軍需工廠從中國招募了大量華工，然而由於食品不足，加上語言不通，華工思家日盛並導致種種不滿，罷工、鬥毆等惡性事故時常發生，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晏陽初抵達法國後，在為華工服務的同時，也發現華工熱心而有責任心，並不粗魯愚笨，隻因貧窮缺乏讀書機會，所以不識字。於是他想到“人貴創造”的名言，從中文字典和報紙雜誌中選取常見中文，編成集納一千餘字的教材，鼓勵並幫助華工識字。這一經曆對晏陽初後來的事業有著直接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晏陽初矢誌返回美國繼續讀書。1920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學位後重返離別八年的祖國，開始自己的新事業。他用了差不多兩年時間，跑遍十九省，調查各省平民教育現狀，訪查各地通俗學校、工讀學校和平民學校，收集教材教具，觀察各地平民生活，全身心投入平民教育運動。他創造的識字法在試驗推廣中收到了顯著效果，受到各界人士好評。
1923年2月，晏陽初利用自己的方法在山東煙台開辦平民學校，僅用兩個下午，就招收到三千名學生，其中有女生六百多人。經過幾個月的夜校識字訓練，至7月，有一千六百名學生參加畢業考試，一千一百多人及格，其中有近四百名女生。
8月1日，晏陽初請來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夫人朱其慧主持畢業典禮，朱其慧在觀摩了晏陽初的教學方法後，以為這才是自由平等的人民教育，才是實現人民政治的真正方法。這就是教育和民主的問題，為了實現民主而進行的教育。
朱其慧是民國年間非常優秀的社會活動家，身兼全國婦女聯合會會長、全國婦女紅十字會會長等數職，然而當她深入了解晏陽初的理想和方法後，從此獻身平民教育，邀請晏陽初、陶行知、朱經農、袁觀瀾、胡適、傅若愚等討論在全國範圍推廣平民教育，於是有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成立，晏陽初任總幹事，朱其慧任董事長，陶行知任書記，張伯苓、蔣夢麟等教育界著名人士為董事會成員。
1924年，晏陽初決定就近從華北農村開始平民教育試驗。這是幾千年來中國知識人第一次真正關注農村、農民的教育問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晏陽初和平教會對農村、農民教育問題的關心，極大地鼓舞了正在從事農村改進事業的米氏家族，他們正對自己的知識儲備不足感到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邀請晏陽初和平教會專家到他們那裏進行試驗。
米氏家族多年為鄉村事業的奉獻深深感動了平教會同仁，他們幾經考慮和實地勘察，於1926年開始在定縣設立辦事處。至1929年，又將平教會總會自北平遷至定縣。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知識人第一次從都市回到鄉村，回到民間。這不是地理上幾百裏路的距離，而是跨越了十幾個世紀的光陰。
平教會主持人和重要骨幹，大都是海歸，許多人擁有外國著名大學的博士學位，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有非常豐富的西方經驗，但對中國近代以來全盤照抄西方模式深為不滿，必欲矯正。按晏陽初的設想，他所進行的實驗並不以教育人民識字為滿足，而要使科學普及於農村，準備將定縣發展成為全國的一個模範縣。
晏陽初之所以將平教會的實驗基地設在定縣，設在翟城村，這與米迪剛家族多年經營和翟城村的自治基礎、物質基礎有關。翟城村有三百多戶人家，人口在兩千上下。按鄰裏編製，設有村政委員會、村公所負責本村的自治。由於自治事業的推廣，家家都或多或少兼營一些副業，頗有點家給人足的景象，生活水準相對說來算高一些。翟城村還辦有男女兩所學校，不僅解決了學齡兒童上學問題，而且有利於包括婦女在內的掃盲工作，人們的文化水準也與當時廣大農村不一樣，據說已經沒有幾個不識字的了。這樣良好的基礎為平教會在那裏進行試驗和調查準備了條件。
定縣試驗很快就被認為是國內第一流人才，創製第一等的計劃，所做出的第一等工作。當時大批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平教會，他們都認為這將是救中國，促進中國農村擺脫破產、走向複興的惟一途徑。
米迪剛、晏陽初等人所進行的試驗同樣深深吸引了梁漱溟，他在北平拜訪了米迪剛等人後，在平教會生計教育科主任馮梯霞陪同下乘火車前往定縣，第二天轉道前往翟城村。馮梯霞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的農學博士，他在途中就向梁漱溟介紹了平教會在定縣的試驗，特別是改進農民生計的各種實驗。
平教會的工作給梁漱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認為平教會將平民教育由城市平民轉到農民身上，並擴充教育內容，是一大進步，這比辦一所中學、大學更有意義。但是，中國問題不是從教育上所可解決的，平教會的農業改良研究和教育研究雖有意義，然而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發展問題。平民教育在中國是需要的，隻是並不是當下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東西。
結束對定縣的考察，梁漱溟一行離冀入晉。雄踞山西多年的政治大佬閻錫山適在五台河過村養病，專電邀梁漱溟這位老朋友前去會晤。
在閻錫山多年經營下，山西村政發達較早，1918年就實行了村的新編製，以後又漸有改進，其所依據的理論有二：一是“村本政治”，即以自然村為行政單位。這樣，如果為政不達於村，則政為粉飾；若自治不本於村，則治無根蒂；二是“用民政治”，即認為用官不如用民，從用民過渡到民自用，以實現人民自治。但這個人民自治，不是讓人民參與國事，而是把鄉村地方事務付諸人民自理。在閻錫山的治理下，山西確實出現了一些積極現象，社會安定，生產發展，一度獲得“模範省”的美譽。
通過與閻錫山的交談，特別是對山西村政曆史與現狀的考察，梁漱溟卻認為山西村政有點名不副實。其根本原因，一麵是太過不注意；一麵是太過用力氣，根本沒有引導人民自主自治的好方法。就人民自治而言，缺乏自治的真精神，像被各方麵稱道的村民會議，其實並不實在，村民為村中強勢人物所操縱所控製，並不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山西的村政建設盡管有進步，但流弊也不少。山西村政惟一值得稱道的是治安情況尚好，學校較多及禁纏足、禁賭、禁毒等移風易俗的做法。
梁漱溟以為要開創鄉村自治新局麵，做村長的人是很重要的。但當時能被選出來當村長的人不外兩種：一是土豪劣紳，這種人往往勾結官府、欺壓百姓、以公肥私。他們掌握一村之權，村治必完，自治亦不會成功。另一種人是青年學生，他們年輕熱情，響應政府鄉村自治的倡議，回到鄉間，但他們往往經不起挫折而離去，結果鄉村自治又會落空。梁漱溟深深感到要找到合適的村長實在是鄉村自治中最難的事情，而山西卻極容易地找出兩萬多個村長，其結果安得不糟？同時，由於中國產業不發達，農民文化低，無自治習慣和能力，舊的習慣根深蒂固，很難一下去掉，所以山西村政運動不可能具有自治的真精神，必然帶有“他治”的深深印痕。
通過對各地鄉村建設團體實際工作的分析，梁漱溟更堅定了自己在“中國問題”大背景下的思考，堅定了自己所尋找的立國之道，堅定了以鄉村建設替中國開出一條新治道的信念。梁漱溟發現各地鄉村工作大都重視一時一地一事，而無全局觀念和整體方案。這是各地鄉村自治運動的缺陷，也是他將要用力的地方。他相信，中國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從某一方麵入手，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必須從根本問題入手，全麵抓起，既治其標，又治其本，本末兼治，上下其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和農村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扭轉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找到一條正確的政治道路，從而完成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再轉再變，重建鄉土中國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