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一個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他認識到中國不可能走上全盤西化的路，更不可能固守傳統，畫地為牢，不肯進步，不肯接觸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不肯與異質文化交流和雜交，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梁漱溟既不是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流派的敵人，也不是杜亞泉、辜鴻銘、嚴複等東方文化派的同盟軍，他是在這兩派之外為中國文化尋求出路的探索者，他的思想主旨就是希望在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中為中國文化開辟一條新的通路，實現傳統的翻新，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這是梁漱溟堅定不移的認識。他在後來的政治實踐、文化活動等一係列行動中，都是努力實踐著自己的這個意思。
梁漱溟認為，當時的中國處在一個劇烈變動時期，中國民族所處的地位與前數十年大為不同。所以不同，所以要變成現在這個樣，完全是文化的問題。這一方麵固因國內的變動，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麵別國的變動。西方民族因為有那樣的文化而成那樣的局麵，漸漸地使中國地位也受到很大影響。梁漱溟強調，隻有看清這種國際大環境與國內小環境，才能明白中國問題的真相，才可以知道中國究竟應當秉持什麽樣的態度，采用什麽樣的對策。
就國際背景看，梁漱溟認為，數十年前的中國，無論哪一方麵都與現在不同。當時的中國不僅知識方麵如自然科學嚴重欠缺，而且在物質方麵全無創造，社會生活方麵全受權威的支配，整個社會處在君主專製的高壓之下。相比之下，由於西方經曆了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特別是工業革命後，不僅物質方麵獲得極大成功，幾十年的成就遠邁以前數千年的總和，更使中國人震驚的是，西方人在社會生活方麵則有比較多數人協作組織的政治。因此在西方人看來，當時的中國簡直是一個半開化民族，他們在各方麵似乎都可任意處置中國。
中國之所以落到這般可憐地步，照梁漱溟看來，不是其他方麵的原因，惟一的在於東西方文化的不同。所以，中國如欲獲得根本性變更，正確的抉擇並不在於模仿西方，而是應將西方人的成功之處首先做到，否則很不利。如物質方麵不能征服自然，便要被自然所壓迫。中國人素來太屈服於威權，根本上是做人的缺陷。完滿的人格，不應有個性的屈服。政治方麵也很需要社會全體成員的通力合作，一變以前完全退讓的態度，否則不足以奠定現代政治的基礎，不足以構成現代國家。中國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對自己的固有文明也不應忽視，不僅應有專門人才進行研究，即使在社會實踐方麵也應選擇適合於現代生活而又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內容加以提倡。
基於這種認識，梁漱溟對西方近代文化尤其是從西方傳來的現代教育體製有認同有批評。梁漱溟認為，現代教育問題不能孤立地看，而應從東西方教育比較中分析中國傳統教育的利弊得失。與西方教育傳統相比較，中國教育無疑是偏乎一種意向的，講的差不多都是“君子之道”，而不似西方教人以知識。自從西方近代教育體製傳入中國之後，中國的教育不論在體製方麵，還是在內容方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這種變化的價值判斷，梁漱溟持基本上肯定的態度。他承認，無論教育的意義如何，知識的授受總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中國吸收西方教育體製的長處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知識或學問雖然可以出於個人的創造，即由個人的經驗推理而得。但由於個人生命的有限性，更多的知識或學問則有賴於繼承前人的創造，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經驗而創造的一條路，僅憑個人的創造，那麽人類文明便不可能進步。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傳統教育模式進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
知識的教育固然重要，但說到底，隻是教人以方法，或授人以工具，對生活起到一種輔助作用，按照梁漱溟的素來主張，生活的本身全在情誌方麵，知識畢竟僅是生活的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如果沒有弄得妥帖恰好，則工具無論怎樣有效也沒有用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教育體製側重於情誌方麵，著意於人的合理生活培養，自然要算中國的教育為得，而西洋人忽視此點為失。
比較著看，中國與西方的教育傳統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邏輯結論不言而喻是合兩方之長，去兩方之短，重建中國現代教育體製的新模式。從整體上說，梁漱溟也是這個意思。但反觀當時國內教育，梁漱溟認為中國教育體製改革未免走得太過，現在學校的教育則於情誌、知識兩層都沒有真正做到，學校隻是講習一點知識技能，並沒有照顧到一個人的全部生活。即使在知識技能一麵也說不到幫著走路，就是對每個學生有一種真了解，即了解學生的資質和其在這一項學問上之長短，然後按照學生的需要予以合適的指點幫助。現在的學校教育體製刻意模仿西方，隻著眼知的方麵，隻是照鍾點講功課。這樣如何能夠顧及到學生的情誌需要，如何能夠使學生在身心、智慧、心理、生理等各方麵獲得全麵發展？
梁漱溟通過對東西方教育模式、教育目的的分析和研究，基本認定中國教育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不是步趨西方，而是重新回歸到中國本來的模式，重新回到中國自古以來的路。不論這種觀念是否合乎中國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與規律，但它在事實上不可能不和諸如北京大學這樣的現代教育模式相衝突。1924年暑假，梁漱溟終於離開北大，開始了自己的教育實踐，重現中國古人講學之風。
中國古代講學之風由來久矣。孔、孟、荀諸大儒莫不以講學的形式開一代新風，影響輿論，轉移時俗。降及宋明，講學之風更盛，相當一批知名學者當仕途無法發展或不願發展時，差不多都隱居山林，藏身民間，以聚徒講學方式實現自己的理想，寄托自己的希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古代聚徒講學之風，並不是西方那種嚴格的學院式教育模式，而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種獨特生存方式，故而講學內容當然不會局限於知識傳授，而是包含有相當濃厚的人生意味和人生追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梁漱溟所倡導的重創講學之風，便是在根本的教育理念上對現代教育弊病的修正，是將為學與為人的有機結合，至少他在主觀意圖上是如此。
當然，梁漱溟心目中的所謂講學，正如他自己反複解釋的那樣，自也有好多與從前不同處，最好不要成為少數人的高深學業，應當多致力於普及而不力求提高，應當與社會改造運動相結合，在向青年傳授新知識的同時，更多地關心青年身心健康，從墮落引轉而不墮落，從煩悶引轉而不煩悶。
離開北大之後，梁漱溟受朋友之托，來到山東曹州主持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期待用三五年時間培養人才，積蓄力量，然後再去創辦一所理想的曲阜大學。所以，曹州中學在梁漱溟的概念中，就有未來曲阜大學預科的意思。
曹州中學的創辦人為梁漱溟的好友王朝俊。王朝俊（1875—1930），字簧一，別號鴻一，山東濮縣人，秀才出身，後留學日本，肄業於宏文學院師範科。其間加入同盟會。1906年歸國，一方麵在山東進行革命宣傳，一方麵潛心於新教育，在曹州進行新教育實踐，創辦私立普通高中，也就是曹州中學的前身。王朝俊也因此被稱為山東教育界大佬，曆任山東提學使、山東省省議會議長等。
梁漱溟、王朝俊二人的相識相交始於1921年。其時王朝俊方沉疑煩悶於新舊思想問題，數訪於當世通人而不得解；其門生有陳亞三、王星五肄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對梁漱溟的東西文化觀不僅熟悉，而且佩服得五體投地，當他們回鄉度假時，輒為王朝俊言之。王朝俊聞之，遽如饑渴之得飲食，遂專程去北京拜訪，兩人的交談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鳴，彼此相得，固大有在言語見解之外者。
回到濟南後，王朝俊遊說省教育廳邀請梁漱溟來山東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係列演講，而王朝俊每日從眾人列座就聽，自始訖終四十日，沒有一天間斷，像是積疑夙惑，一旦消卻，從此得著解決十分快活的樣子。每講後兩人常常談話，於是就談到辦大學。王朝俊認為，近代中國的教育不能長足發展的原因，一是沒有一以貫之的指導思想，二是學校製度弊端頗多。所謂學校，隻是個知識傳習所，於生活本身並沒有幫助。他主張教育上的中體西用，即采用西方教育製度而在內容上注重道德培養、精神修煉。這個理念與梁漱溟有許多相同之處。
曹州中學傾注了王朝俊的半生心血，而心目中的曲阜大學也需要梁漱溟這樣的人才去推動，理念上的契合使王朝俊找到了知音，於是他不遺餘力邀請梁漱溟到山東主持教育。
王朝俊之所以堅持創辦曲阜大學，固然有其信念方麵的原因，但另外一個最為直接的背景，則是他和一批朋友的鄉土情懷以及經濟方麵的原因。就經濟方麵而言，山東省各界聯合總會會長夏溥齋通過鹽務及魯案善後交涉等，為曲阜大學的籌辦籌集了部分款項和比較穩定的常年經費，至1923年秋，大學校址也經同人踏勘選定。
再從鄉土情懷看，王朝俊等人之所以堅持創辦曲阜大學，還因為他們對當時國內高等教育布局極不滿意，由於山東在當時沒有大學，山東籍的學生繼續升學隻能到南北各地。而於南北各校，總不滿意，所以很想自己辦大學，尤以時任政府總理的靳雲鵬主張最力。
靳雲鵬（1877—1951），字翼青，山東濟寧人。早年卒業於北洋武備學堂，為段祺瑞得意門生。武昌起義後，旋以段祺瑞力薦出任第五鎮統製，不久任山東都督。1919年底，出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不及半年下野。及直皖戰爭後，又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至1921年5月梁士詒組閣，靳雲鵬再度下野，但仍留任至12月始掛冠他去。自是乃以頻年所得資產，在山東經營商業。後出家為僧，不再與聞政事。不過正是靳雲鵬出任國務總理期間，始對曲阜大學的創建起到極大推動作用，遂由同鄉之間的醞釀而轉為實質性準備階段。
當梁漱溟於1921年到濟南作係列講演時，王朝俊即有意介紹梁漱溟與靳雲鵬相識，以便促成曲阜大學的創建。迨至梁漱溟講完回京，王朝俊便一道晉京去找國務總理靳雲鵬，以梁漱溟在濟南隨講隨記的演講記錄稿送給靳雲鵬。過了幾天，靳複信王朝俊，謂窮三夜之力，已將梁的演講讀過，切願一談。於是王朝俊就來邀梁漱溟。梁漱溟表示與靳雲鵬談話無不可，隻是辦大學的事情仍不讚同。
梁漱溟在與靳雲鵬談話時，前半多談東西文化問題且頗詳悉，靳雲鵬確實將梁漱溟的演講看過一遍，其頭腦清晰且肯用心，梁漱溟對此比較滿意。蓋以其人出身而論，原是很粗的軍人，而其時吳佩孚打湖北，時局多事，彼為總理，安得餘暇從容讀書？這不能不使梁漱溟有所感動；後半多談辦大學事。靳雲鵬說他懷抱辦一發揮東方文化的大學之意已數年，但迄不得其人，因老舊先生和新人物都不適合，今遇梁君則數年誌願將可以償了。
靳雲鵬的說法自然打動了梁漱溟，不過梁漱溟並沒有答應，他表示山東有識之士創辦曲阜大學的用意甚好，而事有難舉，且懸此一目的，待有機會為之。靳雲鵬聞言便道事誠難舉，或一二年或二三年而後乃得實現，亦末定，然不可不從此時著手做去。經濟方麵，靳雲鵬表示由他設法解決，人才一事，請梁漱溟負訪求延攬之責。對於靳雲鵬的建議，梁漱溟覺得無話可說，且聽之。第一次談話到此為止。
稍後，靳雲鵬宴請鄉前輩趙爾巽、柯劭惑諸老先生為發起人，且介紹梁漱溟與諸老相見。靳雲鵬於席間對眾宣言其懷抱，表示辦曲阜大學之意如何久，今幸得人，願自出私財二十萬，並再募三十萬為開辦費，其經常費亦當籌定，務請諸老為領袖共襄盛舉雲。
靳雲鵬的這一做法將梁漱溟推到無法回絕的地步，與會諸老先生的情緒也被靳雲鵬鼓動起來，即向梁漱溟詢辦法。梁漱溟即答自己初無辦大學意，胸中空空洞洞，說不出什麽辦法來，且不會辦事，不能供奔走之役，希望大家籌備進行，自己聊備顧問而已。當天的討論雖然雜亂沒有頭緒，但由此討論竟然正兒八經地成立了一個曲阜大學籌備處，設北京太仆寺街衍聖公府內，並著人草擬有籌備處簡章、曲阜大學校章及計劃書等。
梁漱溟盡管答應與參與創辦曲阜大學，盡管王朝俊、靳雲鵬也表示認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觀及對現代教育的看法，但實在說來他們的辦學理念並非完全一致。我們知道，曲阜為孔子故鄉，儒學重鎮，故而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山東，每每以孔子的大旗以期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表現出濃厚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鑒於此，王朝俊、靳雲鵬所要創辦的曲阜大學，其宗旨也不外發揮東方文化，對抗西方新文化，他們最初邀請康有為主持，就充分反映了他們的思想傾向。隻是康有為的頑固的君主主義立場與王朝俊、靳雲鵬等人的共和主義立場相距太遠，所以這項計劃就不了了之。
在王朝俊、靳雲鵬看來，老舊先生和新人物都不適合與他們合作創辦曲阜大學。老舊先生太老太舊，新人物不免又顯得太新太潮。於是找到不新不舊有新有舊的梁漱溟，由此亦可看到梁漱溟不左不右又左又右的思想品格和折衷調和的一般傾向。
很顯然，梁漱溟的文化理念與王朝俊等人的信仰並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礙於人際關係和人情麵子，梁漱溟並沒有堅定不移拒絕王朝俊等人的邀請。而且，從更為深層的心理活動來分析，梁漱溟一方麵承認二者在文化理念上的差異，另一方麵也充分自信自己的文化理念終將成為未來曲阜大學的辦學思想，自己有能力說服、感化那些合作者。故而他在明白二者觀念差異的前提下，仍然願意為之一試，不願輕易放棄這樣一個有可能實踐自己主張的機會。
梁漱溟接手創建曲阜大學的主要障礙有三個，即人才、個人能力和辦學宗旨。就人才方麵而言，梁漱溟認為，現成人才不易得，然有可以成才之資，倘與以機會俾得深造，自能成才者當不少。所以最好集合一班有誌趣有天資有相當學識基礎的少年英俊組織一學會，各就其所誌，分擔一種學科的研究，供給他一很好的機會，凡他研究所需如圖書、儀器乃至種種設備，皆盡量供給，一麵又給以相當薪俸，使其生活得以安頓，不憂家計。這樣養成人才再去辦大學，則第一難點即人才問題可以解決，而同時圖書館、實驗室也都由此成立起來了。於是梁漱溟提議在正式創辦曲阜大學之前，應該先辦好重華書院，集聚人才。
重華書院為曹州舊有之學術研究機構，在梁漱溟接手主持書院事務之前，重華書院至少已試辦了五年之久，頗有成績。然由於主事人王朝俊畢竟不具有全國性的影響，畢竟不是學界中的人物，因而重華書院在過去的五年中雖然成績頗大，但實在說來影響甚小。自從梁漱溟接手之後，基本改變了原先已有的辦院宗旨，宣布該院旨趣在集合同誌，各自認定較為專門之一項學問，或一現實問題，分途研究，冀於固有文化有所發揮，立國前途有所規劃；同時並指導學生研究，期以造就專門人才。因而表現出新的活力和生機，具有相當吸引力。梁漱溟的用意是，由重華書院兼辦曹州中學高中部，訪求有可深造之高材分任高中各學科教員，同時兼為重華書院研究員。教員任課從輕，俾其致力進行研究工作；教員薪資薄，則益以書院津貼。於是乎，重華書院一時間人才濟濟，頗具全國影響。
按照梁漱溟的構想，重華書院不僅有可能解決創辦曲阜大學所麵臨的第一個難題即人才問題，而且也勢必有助於第二個疑難之點即個人能力問題的解決。梁漱溟相信自己有此一番造就，個人辦事能力肯定將獲得很大提升。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和人事背景，梁漱溟在主持重華書院的半年時間裏，應事能力雖不能說沒有絲毫提高，但實在說來提高也甚為有限，日與本地人士暨軍人官吏等相周旋，頗覺此來未免自己太輕率，做事不知分寸，始悟此次前往山東辦學實犯有“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大忌，頗近輕於自售。雖在他個人真是犧牲一切，披瀝肝膽，欲以一身肩負天下事，而無奈當時社會人人都是一肚俗腸，安從識梁漱溟如此偉大襟懷？結果，梁漱溟不僅沒有有效提升自己的應事能力，且弄得一肚子不高興，也就半年時間，先前雄心勃勃的梁漱溟終於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退回北京，躲進小樓成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