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0月，梁漱溟自長沙回到北京，一路所見，驚心觸目，遂有感於內亂戰禍之烈而作《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籲有心人出麵組織“國民息兵會”，以“非戰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養成民主勢力，永不許戰爭見於國內。梁漱溟的這篇文章並沒有交給報章雜誌發表，而是自己出資印製數千冊分送友朋，又放若幹本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聽任教員翻閱或自取。北大最有性格的名教授辜鴻銘見到這本小冊子之後也翻閱一遍，然後搖頭晃腦自言自語表示該文作者算得上是一個有心人。
梁漱溟回到北京後，恰逢許丹生病，北大哲學係印度哲學一課自新學期開學以來就處於停課狀態。北大校長聽說梁漱溟已經離開司法部，且從南方回來了，遂促其到校接替許丹上課，於是梁漱溟自1917年下學期正式成為北大一員。
1917年12月5日星期三，梁漱溟開始為北大哲學門三年級學生講授“印度哲學概論”一課，每周三學時。年僅二十四歲的梁漱溟與諸同學年齒相若，且有比其大兩歲者，如後來的知名教授馮友蘭、顧頡剛、孫本文、朱謙之等，當時都是梁漱溟的學生。
許丹在佛學上有很深的素養，且長於西文，他在北大講印度哲學，一麵取材西文典籍，一麵兼及佛教經典，並參考日本學者的著述，編有講義一種。梁漱溟初到北大，因時間倉促，無法完全重新編寫新的講義，隻好從吳承仕那裏借來一些日文的印度哲學書籍作為參考，在許丹先前講義的基礎上，但事增訂，未及重新改作。到了第二年乃根本更改，編著《印度哲學講義》一書。其第一篇《印度各宗概略》、第二篇《本體論》先成，當年即在京印行。1919年，梁漱溟得暇續成後半部，將全書定為《印度哲學概論》，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時，梁漱溟對前半部分如佛教曆史的研究過於簡略而深感不安，頗思改正而不及改，隻在有關章節之末略加說明。到了1920年再版時，梁漱溟因病而不能動筆，仍將原稿付印。然內心更感不安，遂向商務印書館要求第三版之後不再印刷，計劃抽時間別編新本。無奈後來忙於其他著述，《印度哲學概論》一書一直未能靜心修訂。
1921年在北大哲學係任教時的梁漱溟
從目前所見《印度哲學概論》第三版看，該書共分四篇二十章。第一篇《印度各宗概論》共五章，主要講述印度宗教與曆史、各宗與哲學，大體上說，這一部分是作者知識之所短，不僅自己缺乏深入細致的研究，而且對當時西方與日本學者的研究也很少留意，隻是就佛教典籍所傳而以為信史。不過，在此梁漱溟也表述了一些頗有價值的觀點。他認為，印度各宗的宗教可謂哲學的宗教，因此印度的哲學都應該從宗教上研求，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哲學；另一方麵，印度各宗的哲學又為宗教的哲學，即其哲學自宗教出，一是哲學方法出自宗教，一是問題出自宗教。印度宗教恒有一種出世間的修養，這是其他地方的宗教所沒有的，於印度本土通行的，即是所謂瑜伽，即是所謂禪定。要言之，印度哲學思想與其禪定互為因果，先是因為有這種思想而修禪定，後則思想乃從禪定中得；更後，則其思想高下完全取決於禪定，禪定高下取決於思想。這就將印度哲學與宗教的關係徹底道明。
印度佛教哲學就其本質而言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後世研究其哲學者也隻不過從留傳下來的佛的宗教教訓中搜得，在佛之初並無哲學的概念。當然，如同儒家教訓一樣，佛教教訓中也包含有豐富的哲理，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因此，梁漱溟以現代哲學思想為依歸，重構印度佛教哲學的思想體係，發掘印度哲學的現代含義。
梁漱溟的印度佛教哲學課程在北大講了大約兩個學年，至1919年下半年新學期，梁漱溟新開一門唯識哲學，編寫出版《唯識述義》三冊。然而僅僅講了一個學期，梁漱溟就感覺有點講不下去，感到有許多內容不是那麽清晰，不是那麽自信，於是建議校長蔡元培聘請南京支那內學院的高人。蔡元培同意了梁漱溟的建議，梁漱溟初意打算請對印度佛教深有研究的呂激，未成事實，遂改請熊十力。
熊十力的到來，使梁漱溟擺脫為釋迦牟尼“打抱不平”以及為佛教“說法”的思想壓力，從而使他有機會重新回到儒家立場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