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寧
07年末，企業家稀裏糊塗就賺了錢；08年末，辛辛苦苦也沒賺到錢。
對當前危機形勢的正確認識，無疑是對症下藥的關鍵。但這往往有一個由淺入深的動態過程。作為研究宏觀經濟、金融以及危機管理的經濟學家，對這次危機的成因，您更側重於怎樣的判斷？
魏加寧：
關於當下危機的原因，目前有很多種判斷，我談點個人的看法。
咱們國研中心有一個企業家調查係統。2007年末在開會的時候，許多企業家表示自己稀裏糊塗就賺了錢，我說這是經濟泡沫的典型特征；2008年11月又開會時，情況恰好相反，許多企業家反映，這一年，辛辛苦苦幹下來，不知道為什麽就沒錢賺，需求急劇萎縮，這是泡沫破裂的典型特征。泡沫破裂時，從流動性過剩到流動性緊縮，幾乎是一夜之間的突變。
2008年的中國經濟之所以發生如此迅速的變化，原因在於兩個泡沫同時破裂：一個是外部經濟泡沫。首先是美國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引爆了美國的金融泡沫破裂，導致金融危機之後，又引發了歐洲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另一個是國內泡沫的破裂，其實最早破裂的是普洱茶。2007年6月普洱茶突然價格暴跌，接著股市價格暴跌，然後是房地產價格開始鬆動。國內、國外兩個泡沫“碰頭”，導致需求急劇萎縮，尤其是9月份之後，令很多人措手不及。這是經濟泡沫破裂的一個典型症狀。
“泡沫”畢竟還隻是一種現象，兩個泡沫同時破裂的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前不久，吳敬璉老師在北京國際金融論壇上就把更深層的原因說得很清楚：美國是高消費/低儲蓄而出現的泡沫；中國則是高儲蓄/低消費、用大量出口來支撐美國的高消費。這樣一個失衡的狀態，最終導致兩個泡沫同時破裂，使得當前經濟形勢劇變。
關於對策，國內目前存在著兩種意見。一派意見主張調整，認為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就是結構失衡，包括內外結構失衡、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失衡、產業結構失衡、地區結構失衡。這就需要調整結構。而以往經濟增長很快的時候，根本調不動，隻有經濟走下坡路的時候，才有這種調整的壓力和動力。
另一派意見主張擴大內需。主要是擔心調整過度，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太快，憂慮“刹車容易，啟動難”。
我是第三種意見，主張一手抓結構調整，一手抓擴大內需。但是，無論是結構調整還是擴大內需，都需要依靠改革。
“中美共同體”隻是“看上去很美”
——夏斌華爾街喝醉了，酒是誰送的？相當部分是中國送的。
我們知道，自本世紀初以來，全球經濟持續了多年的高增長，直到2008年初以美國金融危機為標誌出現重大轉折。對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有很多種解釋，諸如華爾街的貪婪、監管不力、高杠杆率等。
夏斌：
這些原因固然重要，卻都屬於技術性的、第二層次的。我認為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在本輪經濟全球化中，美國政府錯判了形勢，在積極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宏觀決策失誤，拚命擴張信用、刺激房地產市場泡沫、擴大消費，想以此維持並促進經濟的高增長。所以從美國政府的主觀角度來講，是由於政策失誤。
美國政策的失誤，能夠犯這麽大的事，那英國、德國、歐洲央行、中國宏觀政策失誤也能有這麽大的事嗎？不可能。這說明這場危機背後還有深刻的製度原因。那就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有問題。
在危機爆發的2007年，小布什曾經批評“華爾街喝醉了”，我補充小布什的話：華爾街喝醉了，酒是誰送的？相當部分是中國送的。現在華爾街不喝了，我們就要自己喝，就需要擴大內需、擴大消費。原來華爾街喝的是XO，我們中國人一般不喝這個酒。北京人喝二鍋頭，南方人喝花雕，那麽我們就需要進行產業、產品結構調整。
所以在目前情況下，世界經濟兩大“發動機”，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都麵臨著重大的結構調整，美國可能比中國更加困難。奧巴馬正在推動醫療保險改革。美國有議員說，美國出現了自他從政以來從沒出現過的國內老百姓情緒的對立，甚至有人把奧巴馬畫成希特勒的模樣，說他是反白人的民族主義者。而且，美國白宮前段時間剛剛宣布，今後的10年財政赤字要達到9萬億美元。所以，美國在推進醫療保險改革的同時，又要加快結構調整，刺激經濟，無非是要多一點出口、多一點投資，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把資源更多地放在搞金融、搞服務上。其結果會怎麽樣？必然會出現美元貶值。因此，美國的經濟未來形勢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
我想，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積極推動和參與，對國際貨幣體係的改革，就不要抱有太大希望。當然，作為經濟學家來回討論是無可置疑的，也有可能推動國際貨幣體係中間的某些細節改動，但是從根本上要解決當今世界貨幣體係的不穩定，是不容易的。那麽，能不能像中國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問題的思路一樣，從一點一滴做起，從眼前做起？因此最主要的，就是讓製定國際貨幣體係遊戲規則的程序稍微改一點點，比方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美國17%的投票權能不能稍微縮減一點。
美國應該從長遠的國際經濟持續穩定角度出發，要有個姿態。我相信中國政府在低碳經濟問題上，肯定會從全球的角度、從雙方協商的角度出發，會有姿態。那麽，在國際貨幣體係問題上，美國政府也應該像對低碳經濟那樣，從一點一滴、從眼前做起。
今後五年、十年世界資本市場格局會出現什麽變化？
關於世界經濟複蘇，尤其是中國和美國在經濟複蘇中的結構調整問題，您怎麽看？
夏斌：
我認為中國的結構不平衡問題相對好解決，也有條件解決，關鍵是政府的決策，取決於決策的決心和決策的時機。這是我的基本判斷，不展開細說。
從美國角度說，我認為美國比較難。當前美國社會兩大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一個是奧巴馬總統自己說的，是從他執政以來最艱難的問題，它不是經濟問題，而是醫保改革問題。奧巴馬也下定決心，準備以不連任總統為代價來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將來的風險是增長下滑的問題，美國的風險則不僅僅是這個問題。因為製定大量的赤字預算時，相信美國官方經濟學家和政策智囊，潛在的思考是想先渡過目前的難關，完了以後還是想恢複曆史上的經驗做法，先貶值，然後再升值，通過資本市場融資。
在此，我們應該對今後五年、十年世界資本市場格局會出現什麽變化，進行全新的思考。不要簡單按照曆史上曾經成功的做法來規劃今後的預算。如果這麽做的話，我認為很危險。因為在這樣的戰略引導下，有可能把美國這個經濟上、軍事上的霸權國家，引向更快下滑的方向。
就是說，其他國家在這輪金融危機之後，對世界資本市場格局的看法，對“去美元化”的傾向，美國經濟學家不能不重視。從長期看，你再升值時，全球的資金還會不會像過去曆史上曾經演繹過的一樣，又大量地回到美國，這要打個問號。不管南美也好、俄羅斯也好、中東也好，都在想少用美元，用本幣做結算和投資。包括我們也在想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由於各個國家都看到了當前國際貨幣體係的問題，所以，美國製訂財政金融政策要注意新情況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