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麵說過,防禦戰的最終目標,絕不可能是絕對消極的。即使是力量最弱小的防禦方,也肯定會擁有能夠影響敵人與威脅敵人的某種手段。
可以說,疲憊敵人就是防禦戰的目標。既然進攻方追求的是積極的目標,那麽進攻方任何一個不成功的軍事行動,就算除了兵力損耗外絲毫沒有其他損失也應該是後退,而防禦方所受到的損失卻並非一無是處,因為防禦方實現了據守的目標。
這樣一來,人們似乎可以這樣說,防禦方的積極目標就是純粹的據守。
如果人們能夠肯定,進攻方在經過多次進攻卻一無所獲後一定會深感疲憊並放棄進攻,那麽這種說法或許是正確的。然而,事實上,進攻方並不會這樣做。這點從兵力消耗上看就可以一目了然。
從總的對比上看,防禦方處於不利的地位。我們常說的進攻會受到削弱,隻是從可能出現轉折點的意義上來說的。在完全不會出現這種轉折點的情況下,防禦所受到的削弱比進攻方所遭到的削弱要大得多,這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防禦方是較為弱小的一方,就算雙方損失相同,相對地說,防禦方的損失也要比進攻方大;二是,進攻方往往會攻占防禦方的部分國土與補給基地。
可見,進攻方會放棄進攻的想法是毫無根據的,如果進攻方持續不斷地進攻,而防禦方除了抵禦外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動,防禦方就不能阻止對方的進攻,進攻遲早會獲得成功。
因此,就算在現實生活中,因為強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確切地說,因為強者的疲憊而導致了媾和,那也是戰爭在大多數場合具有的不徹底性所造成的。在理論上,我們不能將它當成這種防禦的最終目標。
如此一來,這種防禦隻好從等待的概念中尋找它的目標了,而等待則包括情況的變化、處境的改善。在處境壓根兒不能通過抵抗本身來改善時,就隻能期待外力來改善了。
我們所說的通過外力來改善,指的是政治關係的改變。這要麽是防禦方結交了新盟友,要麽是原來反對他的同盟開始瓦解。
在防禦方軍事力量弱小而無法進行任何猛烈的還擊時,等待就成為目標。不過,按照防禦的概念來看,這種防禦並不是每次都會出現。根據我們的概念,防禦是較強的作戰形式,所以,在有可能以強烈程度不同的還擊作為目標時,人們完全可以采取防禦。
我們一定要在剛開始論述時就將這兩種情況分開,因為它們會對防禦產生不同的影響。在第一種情況下,防禦方會盡其所能,長期占有並保持自己的國土完整。因為這樣做能夠為防禦方爭取最多的時間,而贏得時間是其實現目標的唯一途徑。
在大多數情況下,防禦方也能達到積極的目標,而且這些做法能夠為其在媾和時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隻不過,防禦方還不能將積極目標納入戰爭計劃之中。
在戰略上處於被動狀態時,防禦方在某些地方可能獲得的利益僅僅是抵擋住進攻方的進攻。而且,就算它在這些地方獲得了優勢,它也一定要將其轉用到其他地方去。因為,處於這種被動狀態下,各個地方的情況往往都是非常緊急的。如果說,它連這樣做的機會都沒有,那麽它常常隻能取得暫時喘息的機會。
在防禦的目標和實質不變的情況下,如果防禦方的軍事力量並不太過弱小,它完全可以采取一些規模較小的進攻行動,比如入侵、牽製性進攻、進攻個別的要塞等,不過,這些進攻的主要目的並非永久的占領,而是獲得了暫時的利益來彌補以後的損失。
但是,在第二種情況下,防禦中含有積極的意圖——防禦具有較多的積極的性質,而且各種條件越是允許它進行猛烈的還擊,防禦所具備的積極的性質就越多。換句話說,防禦方越主動采取防禦,以為將來能對進攻方進行有利還擊,那麽防禦方給敵人設置的圈套便越大膽。當然,最大膽且成功效果最大化的圈套便是命令軍隊向本國腹地撤退。這是與上一種防禦方法差異最大的一種手段。我們以七年戰爭中腓特烈大帝和俄國在1812年所處的不同情況作為例子作下簡要說明。
戰爭初期,由於腓特烈大帝已做好了戰爭準備,他便具備了某種優勢。這種優勢為他攻占薩克森創造了有利條件,而由於薩克森是其戰區的一個非常自然的補充部分,所以它並未削弱腓特烈大帝的軍事力量,反而增強了他的軍事力量。
在1757年戰局開始時,腓特烈大帝曾想繼續進行戰略進攻。這在俄國人與法國人到達西裏西亞、薩克森和馬克戰區之前是可能的。但是,腓特烈大帝的這次進攻失敗了,他隻能在戰局後期采取防禦,將軍隊從波希米亞撤出,從敵軍手中奪回自己的戰區。當時,他是用同一支軍隊先向奧地利發起進攻再奪回自己的戰區的,而這樣的優勢是防禦為他提供的。
1758年,敵軍已經縮小包圍圈,而腓特烈大帝的兵力比敵人弱小,但是,他還是在摩拉維亞發動一次小規模的進攻。他想在敵軍尚未準備好進攻前攻占阿裏木次,不過,他並非要長期占領這個地方,也不是要將它當成繼續前進的基地,而是想要將它當成對付奧地利的堡壘,並作為反擊時的營地。
這樣做不但能夠迫使奧地利集中兵力收複該地區,甚至還能夠迫使它不得不為此進行第二次戰鬥。不過,腓特烈的軍事行動失敗了,於是他便放棄再度發動進攻的想法。因為,他明顯地感覺到敵我兵力對比的巨大差距。
他最後將兵力集中在薩克森和西裏西亞,試圖用作戰線較短這個條件為受到威脅的地點突然增加兵力,如果會戰不可避免,他就參加會戰,如果有機會便進行小規模入侵,然後靜靜地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
這是腓特烈大帝的作戰計劃。從整個計劃上看,腓特烈大帝的目標越來越消極。因為他已經發現,與其付出高昂的代價來獲取可能的勝利,倒不如力求付出較少的代價來應付局勢。
對他而言,這個時候時間是最為寶貴的,保持原來占有的地方是最為重要的。他越來越重視土地,甚至冒著危險進行真正的單線式防禦(亨利親王於薩克森的配置和國王自己在西裏西亞山區的配置都可說是單線式防禦)。我們在他給達爾然斯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盼望冬營的迫切心情,以及當他的軍事力量沒有受到重大損失就進入了冬營時的快樂心情。
對此,我們認為,單純從這方麵來責難腓特烈大帝,隻看到他的勇氣減弱,是無法作出客觀判斷的。
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崩策耳維茨營壘、亨利親王在薩克森的陣地與腓特烈大帝在西裏西亞山區的陣地,早已不是可以依托最後希望的手段,像拿破侖這樣的偉大統帥很快便衝破這樣的陣地。不過,我們也要注意,這是因為時代發生了變化,戰爭已經不同以往了,它是由一些不同於以前的力量進行的。當時發揮作用的陣地如今已經不再起作用了,同時,現在人們還要考慮敵人的敵人,而在當時,就連腓特烈大帝自己也認為對付敵國軍隊、道恩和布圖爾林這些人的手段並非什麽高超的手段,卻也是最高的智慧了。
結果證明這種看法是對的。腓特烈大帝通過等待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並且讓自己的軍事力量避免與敵人激戰而元氣大傷的危險。
1812年戰局開始時,跟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中同敵人的兵力相比,俄國人和法國人的兵力對比更加不利。但是,俄國人卻在戰局進展過程中極大地增強了自己的兵力。
對拿破侖而言,整個歐洲在暗中都是他的敵人,他的力量已經發揮到了極致。西班牙戰事讓他心慌意亂,而幅員遼闊的俄國讓俄軍能夠向本國腹地撤退,以最大限度地削弱拿破侖的軍隊。在這樣的情況下,隻要法國的行動(亞曆山大皇帝不媾和或他的臣民不叛變,法國的進攻又怎麽會成功呢?)不順利,那麽俄軍就有可能發動猛烈的反攻,這種攻擊可能造成拿破侖的覆滅。
由此可見,就算是高超的智慧,恐怕也難以提出和俄國人無意執行的戰爭計劃相提並論的計劃來。
在當時,雖然人們並沒有明確提出這樣的戰爭計劃,甚至可能認為該計劃是荒謬的,不過,這不能成為我們現在將它提出來並作為正確的東西的理由。
倘若我們想從曆史中吸取教訓,那麽一定要將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當成是將來也可能發生的事情。此外,拿破侖向莫斯科進軍後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並非全是偶然事件,這點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俄國人能夠勉強地在國境線進行防禦,那麽法國力量的衰弱和對俄國有利的變化盡管依舊可能出現,但是這種變化肯定不如後來的那樣強而有力,那樣具有重大意義。
俄國獲得的這個巨大勝利是用犧牲和冒險換來的(當然,這種犧牲和冒險對其他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太大了,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見,人們如果僅僅以單純的等待為戰爭目標是無法獲得巨大的積極成果的,而隻有永遠以決戰為戰爭目標,才能取得累累碩果。簡單地說,就算是防禦戰,也隻有下了大賭注才有可能獲得更大的好處。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