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目的對戰爭目標的影響
對待別國的事情就像對待自己國家的事情那般認真，是永遠不可能出現的事情。其他國家出現變故，它最多會派出一支規模不大的援軍。倘若這支部隊遭遇失敗，那麽它也就認為自己盡到了義務，隨後便尋找一切機會從泥淖中脫身。
這在歐洲司空見慣，因為歐洲向來有一種傳統，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國家要承擔相互支援的義務。可是，這不過是表麵現象罷了，它不意味著攻守同盟中的國家必然會同仇敵愾，利害一致。事實上，這種約定並不是建立在衡量戰爭對象是誰及其使用的力量有多少的基礎之上，隻不過它們事先約定好，一旦有變故，要派出一定數量的軍隊作為支援。
在履行和約時，同盟國並沒有這樣的想法：自己已經和敵人到了非以宣戰開始、以締結和約為告終的真正的戰爭中。此外，就算這種約定也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非常明了的，它在運用時往往是多變的。
如果說，同盟國能將按照約定的、一定數量的援軍的指揮權徹底交給身處作戰中的盟友，讓它根據自身的意圖來運用軍隊，讓它將該援軍當成是雇傭軍，那麽，事情就有了相互聯係，戰爭理論便有了用武之地。
不過，這些都是假設。事實上，大多數援軍都有自己的統帥，而統帥往往隻按照本國政府的意誌行事。遺憾的是，本國政府給統帥所製定的戰爭目標往往和政府的猶豫不決的意圖相吻合。
所以，甚至在兩個國家和另外一個國家進行戰爭時，我們也不能就此認為這兩個國家在對敵方麵完全保持一致，相反 ，它們通常會以做生意的方式來行事，即每個國家根據其所冒的風險和可能獲得的利益進行投資——投入一定數量的軍隊作為股金，並且對外聲明，在這次交易中，他們隻願意投資這些股金而不願意再承擔其他任何損失。
這種情況不但存在於一個國家為了一些對它沒有任何重大關係的事情去援助另一個國家的情況之下，也存在於兩個國家有重大的共同利益的情況之中。同盟國往往隻是按照約定，派出少量援兵，而將本國其餘的軍事力量保存起來，另作他用（根據政治意圖而使用）。
在現實中，上述這種同盟國成員對待戰爭的態度隨處可見，隻不過到了現代，在極端的危險迫使某些國家走上戰爭的道路時，在無限製的暴力逼迫某些國家走上這條道路時，它們才最終采取積極應戰的態度。
實際上，這種態度帶有不徹底性是很不正常的。因為從根本上說， 戰爭與和平是兩個無法區分階段的概念。 然而，它之所以存在，一方麵是因為於理性所不齒的、純粹的外交習慣，另一方麵則是人類本身固有的弱點與局限性。
最後，在一個國家獨自對其他國家進行的戰爭中，戰爭的政治原因對於戰爭的進行有著極為強烈的影響。
如果我方隻要求敵人做出較小的犧牲，那麽進攻方便會滿足於通過這戰爭取得一個不大的等價物，並且認為，無需太多努力就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一般而言，另一方也會做這樣的考慮。
一旦某一方發現自己的判斷有誤，發現自己並非如自己所想象的那般比敵人強大，而是較敵人弱小，它便會有這樣一種感覺：軍費缺乏，其他手段不夠用，而在精神上會出現萎靡不振、沒有大幹勁的狀態。所以，它隻能全身心地應付，期望未來的局勢會對自己有利。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爭就像一個久病的人一樣——有氣無力地勉強拖延著。
如此一來，戰爭中的相互作用、每方都想戰勝敵人的競爭、暴烈性與無節製性，都在微弱的動機所引起的停頓狀態中消失了，雙方不會冒險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
如果說，政治目的對戰爭具有這樣的影響的觀點成立的話，那麽，這種影響便沒有什麽界限。此外，我們還得承認，以威脅敵人、支持談判為目的的戰爭是存在的。
倘若戰爭理論要始終成為哲學的探討對象，那麽，戰爭理論在此方麵便會出現無能為力的情況。因為，在這裏，它無法找到包含於戰爭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東西，所以它便失去了它能夠成立的所有依據。
不過，這裏還有一條自然的出路。軍事行動的緩和因素越多——更加確切地說，雙方行動的動機越弱小——行動便越消極被動；行動越少，就越不需要指導原則。
這樣，整個軍事藝術就隻剩下了小心翼翼，它的主要任務在於讓漂移不定的均勢不至於突然發生對自己不利的變化，讓半真半假的戰爭不至於變成真正的戰爭。
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
從開始到現在，我們始終在戰爭的性質與個人和社會團體的利益相對立的情況下對戰爭進行探討，我們一會兒從這個方麵進行探討，一會兒從那個方麵進行探討，目的是不忽視這兩個對立著的因素中的任何一個。
由於這種對立的根源存在於人的本身，所以，借助哲學的思考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尋找這些矛盾著的因素在現實生活中由於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結成的統一體。如果說，無需明確地指出這些矛盾和分別考察各個不同的因素，那麽我們從一開始就可以作這樣的討論：戰爭僅僅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絕不是什麽可以獨立的東西。
眾所皆知，戰爭不過是由政府與政府、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們卻常常這樣認為，好像戰爭一爆發，政治交往便宣告結束，局勢就會出現一種隻會受本身規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可是，我們不這樣認為。相反，我們認為， 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種手段來繼續。 我們在這裏用了“另外一種手段”是為了要指出，這種政治交往並不會因為戰爭而徹底中斷，也不會因為戰爭變成另外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此外，戰爭事件所遵循並受其約束的主要路線，隻可能是貫穿於整個戰爭，直到媾和為止的政治交往的輪廓，難道我們還可以做其他的設想嗎？
難道因為政治交往的中斷，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政治關係就**然無存了嗎？難道戰爭不是剛好表達了它們的思想的另一種文字和語言嗎？很顯然，戰爭有自己的語法，但卻沒有自己的邏輯。
所以，我們絕不能讓戰爭脫離政治交往。如果拋開政治交往來談戰爭，那麽我們便會割斷構成關係的一切線索，而得到一種毫無價值和毫無目的的東西。就算戰爭是徹底的戰爭（戰爭完全是因為敵對感情的不受約束發泄而產生），我們也要這樣看問題。
因為所有那些作為戰爭的基礎的和決定戰爭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如我們在前麵所講的：自己的力量、敵人的力量、雙方的同盟者、雙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點等，不也都具備政治交往的性質嗎？它們不也都和整個政治交往緊密聯係的嗎？
現實戰爭並非像理論上的戰爭那般，是一種趨向於極端的努力，而是本身具有相互矛盾的不徹底的東西。這樣的戰爭不太可能會受其本身的規律支配，我們隻能將它當成另外一個整體的一部分，即政治。如果我們認真考慮這些問題，那麽關於戰爭的探討就更要像上麵那樣來看問題了。
政治在使用戰爭時，總是無視那些產生於戰爭性質的嚴密的結論，它很少考慮戰爭的最終可能性，它往往將最直接的概然性當作依據。如果一切行動因此而發生大量的不確定性，以至於戰爭變成了賭博，那麽每個政府便想在這場賭博中，運用機智和敏銳的眼力打敗敵人。
如此一來，政治將戰爭變成了一種純粹的工具，將一把需要動用各種資源的可怕的戰刀，變成一把輕便的劍，有時候甚至將它變成比賽用的劍，而政治卻用這把劍交替地進行衝刺、虛刺與防刺。
如此一來，戰爭就讓生性膽怯的人陷入矛盾而自行解決了，如果說能夠將它當成是一種解決辦法的話。
既然我們說戰爭從屬於政治，那麽它就應具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宏偉而有力，戰爭也應當越宏偉而有力，甚至可能會達到其絕對形態的高度。
因此，以這樣的態度來看待戰爭，我們便不能忽視這種具有絕對形態的戰爭，相反，我們還應該經常將它列入考察範圍。也隻有這樣，戰爭才是一個統一體；隻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將所有戰爭當成同一類的事物；隻有這樣，我們在判斷時才會有一個正確而恰當的立足點及觀點，而這種立足點和觀點正是我們製定和評價作戰計劃時的依據。
當然，政治因素無法深入地滲透到戰爭的每個細節部分，比如配置騎哨和派遣巡邏哨根本不需要以政治因素為依據。不過，它對製定整個戰爭計劃和戰局計劃，甚至是製定會戰計劃，往往有決定性影響。
所以，我們並沒有在剛開始便提出這個觀點。因為在我們研究個別問題時，它不僅對我們的研究沒有多大作用，反而會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們分散注意力。但是，在製定戰爭計劃和戰局計劃時，這個觀點卻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而言，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在於準確地找出理解和判斷事物所必須依據的觀點並堅持這一觀點。因為隻有從某個觀點出發，我們才能對數不勝數的現象有統一的理解，而且也隻有前後一致的觀點，我們才不會陷入矛盾之中。
既然我們說，製定戰爭計劃是不能有兩個或者更多的觀點，比如，一會兒根據軍人的觀點，一會兒根據行政首腦的觀點，一會兒又根據政治家的觀點等。那麽，問題來了：其他一切都必須服從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在這裏，我們要作下聲明，政治本身集中與協調內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協調個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學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為政治本身是這一切利益的代表。
至於政治有時候會出現錯誤，比如會主要為統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虛榮服務，但這不是我們在這裏要討論的問題，因為軍事藝術不管在什麽樣的情況下都無法作為政治的導師。所以，我們在這裏隻將政治當成整個社會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解決了討論的前提條件，接下來就隻有一個問題了：在製訂戰爭計劃時，是政治觀點讓位於純粹的軍事觀點（如果這種觀點可以想象的話），即政治觀點完全地消失或從屬於純粹的軍事觀點，還是政治觀點仍是主導，而軍事觀點從屬於它？
幾乎可以斷定的是，隻有在戰爭是純粹因敵對感情引起的殊死鬥爭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假設政治觀點會隨著戰爭的爆發而消失。這樣一來，正如我們在前文說過的，現實戰爭不過是政治本身的表現。
讓政治觀點從屬於軍事觀點是荒謬的，因為戰爭是在政治中產生的。政治是頭腦，戰爭隻是工具，二者不可能反過來。所以，軍事觀點必然從屬於政治觀點。
現在我們仔細想想現實戰爭的性質，回顧一下我們之前說過的，即每次應當先根據由政治因素和政治關係產生的戰爭的特點和主要輪廓的概然性來認識每次戰爭，並且我們要將戰爭當成一個由各部分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換句話說，每個部分的活動一定要集中到整體中去，並從整體這個觀念出發。
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麽我們便會發現，政治觀點是確定戰爭主要路線和指導戰爭的最高觀點。
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出發去製訂戰爭計劃，那麽我們對它的理解和評價會趨於容易與合乎情理，它的說服力也比較強，它所依據的理由就較為充分，曆史也相對容易理解。
從這個觀點出發考慮問題，我們會發現，政治利益和軍事利益二者之間的衝突就至少不再取決於事物的性質。所以，一旦出現這種衝突，我們隻能將其歸咎於人的認識能力不完善的緣故。
倘若政治向戰爭提出戰爭所不能實現的要求，那麽它就違背了政治應該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這個前提，即違背了一個應有而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確地判斷戰爭事件的進程，那麽，確定什麽樣的戰爭事件等，是與戰爭目標相適應的，則全都是而且隻能是政治的事情。
簡而言之， 軍事藝術在它最高的領域內就變成了政治，不過，它不是書寫外交文書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根據這個觀點，對一個大規模的戰爭事件或者它的計劃進行純軍事的評價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有害的。在製訂戰爭計劃時，政府向軍人谘詢，正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樣，讓軍人單純地從軍事角度來判斷，那確實是愚蠢的舉動。
有些理論家竟然要求將所有的戰爭手段交給統帥，讓統帥依據手段製訂一份純軍事的戰爭計劃或者戰局計劃，這不過是更加愚蠢的舉動罷了。
現實的經驗告訴我們，盡管今天的軍事非常複雜，並有了跨越式的發展，但是戰爭最終是由政府決定的。用專業術語來講，那便是，軍事是由政治當局而非軍事當局決定的。
這都是事物的性質決定的。對政治關係沒有透徹了解的人是無法製訂出戰爭所需要的主要計劃來的。
在人們大喊政治對作戰產生有害影響時，事實上，他們所說的並非他們所要表達的，他們真實的意思並不是說政治對作戰的影響，而是政治本身出了問題。因為如果政治是對的，即政治同它的目標是一致的，那麽政治對於戰爭隻會產生有利的影響。如果政治的這種影響與目標不相吻合，那麽我們隻能在政治的錯誤中去尋找原因。
隻有當政治期望從某些戰爭手段和措施中獲得與其性質不一致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時，政治才可能通過它的決定對戰爭產生有害的影響。就像一個人用非常不熟練的語言，有時候並不能真正表達自己的思想一樣，政治也常常會作出不符合自己本來意圖的決定。
由於這種情況屢見不鮮，人們便覺得，在進行政治交往時務必對軍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過，在我們繼續探討之前，我們須特別注意一點：我們決不認為，在君主本人沒有手握內閣大權時，一個埋頭於公文的國防大臣，或者學富五車的軍事工程師，或者驍勇善戰的軍人就會成為首屈一指的首相。換句話說，我們絕對不認為，首相一定要深諳軍事。事實上，出眾的頭腦、堅強的性格才是首相理應具備的主要素質，至於軍事常識，首相完全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很好地得到彌補。以法國為例，貝利耳兄弟與舒瓦瑟耳公爵都是優秀的軍人，但是他們在當首相時，法國的政治活動卻極為糟糕。
如果要讓戰爭和政治意圖完全一致，讓政治完全和戰爭手段相適應，如果說沒有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的統帥，那麽隻有一個辦法可以做到：讓最高統帥成為內閣的成員之一，以便內閣能夠隨時參與統帥的主要活動。
但是，實際上這種情況很少出現，它隻會當內閣在戰場附近且無需花費很多時間便能決定各種事情時才有可能出現。1809年奧地利皇帝這樣做了，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聯盟的各國君主這樣做了。事實證明，這種做法頗有效果。
在內閣中，除了最高統帥的影響可能對局勢有好處外，其他軍人的影響會導致危險的出現，這種影響幾乎不能導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動。法國的卡諾於1793年、1794年和1795年從巴黎指揮作戰的例子在這裏並不適用，因為隻有革命政府才會執行恐怖政策。
現在我們想以曆史的考察來結束本章。
18世紀90年代，歐洲的軍事藝術出現了一種驚人的變革。因為這種變革的出現，許多優秀的軍隊戰術成為曆史，同時，人們從戰爭中獲得了一些過去無法想象的規模巨大的成就。於是，人們似乎將這一切錯誤的計算都算在了軍事藝術的頭上。
很明顯，在過去，人們始終將軍事藝術局限在概念的小圈子裏。現在，超出這個圈子卻又符合事物性質的可能性讓它感到意外而手足無措。
有些人將這種現象歸咎於數個世紀以來政治對軍事藝術所產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響，這種影響讓軍事藝術變成一種很不徹底的東西，常常變成一種十足的耍花招的藝術。事實也是如此。不過，如果隻將這種情況當成偶然發生的和可避免的，那也是錯誤的。
有些人認為，這一切都可以從奧地利、普魯士、英國等個別國家的政治所引起的暫時的影響中得到解釋。不過，人們感到手足無措的原因真的是在軍事範圍內而不在政治本身嗎？這種不幸到底是在政治對戰爭的影響中產生，還是在錯誤的政治中產生？我們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子作進一步說明。
法國革命之所以對外產生了巨大影響，與其說是由於作戰手段新穎和新觀點引起的，倒不如說是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國策和內政、政府的特點與人民的狀況等引起的。
其他國家不能夠正確地認識這點，以至於它們企圖用過去常用的手段跟新的壓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這都是政治的錯。
如果人們單純地從軍事的觀點來看待戰爭，是否能夠認識和改正上述錯誤呢？如果真的有一位有哲學頭腦的戰略家，他能僅僅依據敵對因素的性質就推論出一切結果，並意圖根據這一切結果來推斷未來，那麽他的做法是不會有任何結果可言的。
事實上，隻有在政治能夠正確判斷法國的覺醒力量和歐洲政治中新產生的關係時，政治才有可能預測到戰爭的具體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是如何的。此外，隻有這樣，它才能確定必須使用的方法的範圍和選擇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徑。
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國革命獲得了20年的勝利，主要原因是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各國政府在政治上犯錯誤的結果。
當然，遺憾的是，這些錯誤是在戰爭期間才暴露出來，並在戰爭中出現了跟政府所預定的目標相背道而馳的現象。不過，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政治當局沒有谘詢軍事當局。
事實上，政治家當時所信賴的軍事藝術不過是他那個世界的軍事藝術，它從屬於正式的軍事藝術，是政治始終將它當成非常熟悉的工具來使用的軍事藝術。我們認為像這樣的軍事藝術，自然同政治有同樣的錯誤，它是不能夠糾正政治的錯誤的。
的確，戰爭本身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以至於它更趨向於絕對形態。不過，這些變化並不是因法國政府已經擺脫了政治的束縛而產生的，而是法國大革命引發法國和全歐洲的政治變革而產生的。
發生過劇變的政治對軍事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力量，因而使戰爭產生了在其他的情況下不可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連軍事藝術的實際變革也是政治改變的結果，這些變革不但遠遠無法證明二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非常有力地證明了二者是緊密結合的。
我們再強調一遍：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一定是用政治的尺度來詳加考察的。所以，戰爭就其主要方麵來說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裏以劍代筆，但卻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去進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