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禦的概念是抵禦，在抵禦中包含著等待。我們認為，等待既是防禦的主要特征，也是防禦的主要好處。
但是，在戰爭中，防禦不能是單純的忍受，因此等待也不能是絕對的，而隻是相對的。至於同等待有關係的對象，若是從空間上說，便是所有國土、戰區或者陣地；若是從時間方麵上看，則是戰爭、戰局或者會戰。
我們非常清楚，它們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單位，而隻是錯綜複雜的一定範疇的中心。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不得不習慣於隻對事物進行分類而不是嚴加區分，而且這些概念在現實生活中已經非常明確。因此，我們可以依據它們來確立其他的觀念。
所以，國土防禦不過是靜候敵人前來進攻國土，戰區防禦不過是靜候敵人前來攻打戰區，陣地防禦也不過是靜候敵人前來進攻陣地。防禦方在此後所實施的任何積極的、因而多少帶有進攻性質的活動，都無法改變防禦的概念，因為防禦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優點（等待）已經實現了。
從時間範疇來區分的戰爭、戰局和會戰，同國土、戰區和陣地是相關的概念，因此我們上述對國土、戰區和陣地論述的問題對於戰爭、戰局和會戰也同樣適用。
所以，防禦是由等待和行動這兩個性質不同的部分組成的。當我們讓等待和一定的對象發生關係並在采取行動之前先等待時，我們就再次將二者結合成為一個整體。然而，一次防禦行動尤其是一次大的防禦行動，像戰局或者正常戰爭，單從時間上看，無法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單純的等待，第二階段為單純的行動。它是由等待和行動二者交錯而成的。所以，等待能夠像一條連續不斷的長線貫穿於整個防禦行動中。
我們這樣關注等待的原因是現在探討的問題本身要求我們這樣做。等待這樣的概念尚未被任何理論以獨立的概念提出來，盡管這常常是不自覺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它早已經不斷地演變成行動的依據。
等待是整個軍事行動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以致沒有等待，軍事行動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我們在後麵談及等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的效果時，還會經常提到這點。
現在我們要探討的是，等待是如何貫穿在整個防禦行動中，以及因此會產生什麽樣的防禦方式。
為了更加簡單明了地說明我們的論點，我們打算將國土防禦放到《戰爭計劃》一篇中去研究，因為政治關係在國土防禦中非常複雜，而且影響比較大。此外，防禦行動在陣地上和會戰中是戰術問題，它們隻有合並成一個整體時才是戰略活動的起點。所以，戰區防禦是最適合用來闡明防禦的情況的。
我們說過，等待與行動是防禦的兩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沒有等待，防禦就無法成為防禦；沒有行動，防禦也就無法稱為戰爭。根據這點，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防禦是一種能夠更有把握地戰勝敵人的較強的作戰形式。
我們必須絕對堅持這一觀念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由於歸根結底隻有它能讓我們避免犯錯誤；二是由於這一觀念愈是生動的，它越被人們掌握，就越能使整個防禦強而有力。
如果對還擊再加以區分，隻將狹義的抵禦，即將守衛國土、戰區和陣地當成是必要的部分，而將轉入真正戰略進攻的進一步還擊看成是與防禦絲毫沒有關係、可有可無的東西，那麽它將和我們上述的觀點相違背。所以，繼續區分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認為，應將報複思想作為防禦的基礎，因為不管防禦方最初的反擊在順利時會給敵人造成多大的損失，依舊無法造成進攻和防禦在對比關係上所需要的均衡。
所以，我們說，防禦是比較容易得勝利的較強的作戰形式，至於這種勝利是否超過了最初防禦的目的，就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了。
然而，防禦與等待緊密相連，所以，打敗敵人這一目的隻有在出現了進攻的條件下才可以存在。所以，倘若沒有進攻，防禦就隻能停留在保持原有的狀況下。
當然，保持原有的狀況是防禦在等待中的目的，也是其最直接的目的。此外，防禦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夠獲得它作為較強作戰形式的那些優點。
如果我們設想有一支部隊奉命前去防守它的防區，那麽一般會出現下麵幾種防禦方式。
（1）敵人一進入戰區，部隊立即發動進攻（莫爾維茨會戰[1]、霍亨甫利得堡會戰）。
（2）部隊在戰區邊沿附近占領陣地，等待進攻敵人出現在陣地前麵，然後主動進攻敵人（恰斯勞會戰、索爾會戰和羅斯巴赫會戰）。在這樣的情況下，行動是較為被動的，等待的時間也較長。雖然在敵人真正發動進攻的情況下，采取這樣的防禦方式和前一種防禦方式相比所獲得的時間多不了多少，甚至一點也不多，但是兩者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在第一種場合，戰鬥會發生，而在第二種場合，戰鬥就不一定會發生，敵人或許沒有足夠的決心發起衝鋒，因此，等待的利益會更大。
（3）軍隊在戰區附近的陣地上不但要等待敵人下決心進行會戰（等待敵人出現在我方陣地前麵），而且要等待敵人發動真正的進攻（崩策耳維茨築壘陣地戰）。在這樣的情況下，雙方將進行一次真正的防禦會戰，正如我們說過的，防禦會戰還含有部分軍隊的進攻行動。跟第二種情況一樣，贏得時間的問題不在考慮範圍之內，但是敵軍的決心卻要遭受新的考驗。有的進攻部隊在發起衝鋒後發現，對方的陣地非常堅固，難以攻克，以至於在最後時刻或者進行第一次嚐試後就放棄進攻的決心。
（4）軍隊退入本國腹地進行抵抗。退卻的目的在於讓進攻方的兵力遭到削弱，並等待進攻方不得不主動停止前進，或者至少不能打敗我們在其進攻路程的終點所進行的抵抗。
如果防禦方能在撤退中留下一座或幾座要塞，逼迫進攻方不得不進行圍攻戰或者包圍戰，那麽進攻方的兵力將會受到更為嚴重的削弱，防禦方則有很多機會以巨大的優勢兵力在某個地方攻打進攻方。
不過，就算沒有要塞，向本國腹地撤退也能讓防禦方逐漸取得他所需要的均勢或優勢，而這種優勢在戰區邊沿附近是得不到的，因為進攻方的任何前進行動都會造成兵力削弱。這種削弱是由兩方麵引起的，一是由於前進本身引起的，一是必要的分割兵力造成的。關於這點，我們將在探討進攻時詳細論述，在這裏我們隻要先知道這個觀點即可。
第四種場合首先要做的是將贏得時間當成是一種重大的利益。如果進攻方圍攻我方的要塞，那麽我們便獲得了要塞淪落前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可能長達數個星期，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可能長達數月。
倘若進攻方受到削弱，即進攻方的力量趨於枯竭隻是由於前進和占領必要的地點造成的，或者隻是由於路途遙遠而造成的，那麽在多數情況下，我們將贏得更多的時間，以至於我們在轉入行動時無需受特定時間的限製。
除了要衡量進攻方在進攻路程終點的雙方兵力對比的變化外，我們還要衡量防禦方不斷增長的等待的利益。雖然進攻方並未因為前進而削弱到無力在防禦方主力停下來的地方發動進攻，但是他極有可能沒有決心發動進攻，因為在這裏發動進攻比在戰區附近地帶發動進攻更需要決心。
這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進攻方的軍隊受到削弱，不再是出征前那般精銳，而且威脅已增加；二是因為對於一些猶豫不決的統帥來說，抵達並占領所到達的地區後，他們要麽真的覺得進行會戰已然沒有必要，要麽找借口認為沒有進行會戰的必要，結果常常徹底放棄進行會戰的打算。由於進攻方放棄了進攻，而防禦方無法像在戰區邊沿地帶那樣充分取得積極結果，但是，他還是贏得了不少的時間。
由此可見，上述4種場合，防禦方都能獲得地利，而且他在行動中還能充分利用要塞和獲得民眾的支持與幫助。這些因素的作用是依據上述4種防禦方式的順序而逐漸遞增的。在最後一種防禦方式中，削弱敵人力量的主要就是這些因素，而等待的利益也是如此。
因此，我們應該將這4種防禦方式的依次變換當成是防禦力量的真正的依次增強。作戰方式越和進攻不同，它就越強大。人們可能會對我們的觀點，即對防禦中最消極的防禦卻是最強的進行責難，但是我們並不擔心這點。因為抵抗行動並不是按照上述4種防禦方式的次序依次減弱的，它隻是被延遲和推後罷了。
人們可以憑借堅固的要塞進行更加有效的抵抗，而在敵軍的力量因為遭到這種抵抗而損失一半兵力時，人們就能夠對敵人施行更為有效的攻擊，這絕對不是不合理的理論。
如果道恩[2]不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陣地，也許他根本不能取得那次勝利，而如果道恩能夠在腓特烈大帝率領少量軍隊從戰場撤離時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那麽這次會戰將彪炳史冊。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防禦方可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將會按照上述4種防禦方式的次序依次遞增，防禦方的反擊力量會隨之增強。
不過，這種防禦的利益能夠全部憑空而來嗎？很顯然，絕不可能。要獲得這些利益，其代價也要相應地增加。
如果說我們在自己的戰區內等候敵人，那麽不管在距邊沿多近的地方進行決戰，敵人總是要進攻這個戰區的，這便會給我方帶來損失（除非我們發動進攻，將不利轉嫁給敵人）。如果我們不是一開始就對敵人發動攻擊，損失便會加大；敵人所占領的空間越大，敵軍接近我們陣地所需要的時間越長，我們的損失便會加大。倘若我們要在防禦戰中打一次會戰，即讓敵人決定會戰的時間與地點，那麽敵人將長時期地占領他們所攻占的地方，這無疑會增加我們的損失。因此，我們因為敵人難以下決心而贏取的時間便是以這種損失為代價的。如果我們向腹地撤退，這種損失還會更大。
防禦方因此遭受的損失，多半是力量方麵的損失。這種損失對軍隊的影響是間接的，以至於人們很少能感覺到它的存在。由此可見，防禦方是以將來的利益來換取當前力量的增強，正如同他像一個窮人，不得不向別人借貸。
倘若我們要研究這些不同的防禦方式的效果，那麽我們就要關注進攻的目的。敵人進攻的目的是占領我方的戰區，至少占領我方戰區的大部分陣地。因為起碼是占領大部分陣地才能理解為整體，而僅僅攻占幾普裏[3]的地方，在戰略上一般是沒有多少意義的。
所以，隻要進攻方沒有攻占我方的戰區，即隻要敵人害怕我方的軍隊，根本不敢向我方的戰區發動進攻，或者沒有進攻我方的陣地，或者在我方向其發起會戰時對方回避會戰，我們便完成了防禦的目的，各種防禦措施在此時也發揮了明顯的作用。
當然，這種作用是消極的，它無法直接而隻能是間接地給真正的還擊力量增加力量，即它可以為還擊做好準備。因為進攻方正在喪失時間，而時間上的損失總是不利的，它往往會以某種方式來削弱進攻方。
因此，在采用前3種防禦方式時，無需進行決戰，防禦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這點並不適用於第四種防禦方式。
倘若敵軍圍攻我們的要塞，那麽我們就必須及時地為要塞解圍，因此，以積極行動決定勝負，是由我們來決定的。如果敵軍不圍攻要塞而尾隨我軍進入腹地，情況也是如此。在這樣的情況下，盡管我們時間充裕，能夠等到敵人極度削弱時才采取行動，但是最終要轉入反攻這一前提則是始終不變的。
當然，敵人或許占據了作為他進攻目標的整個地區，但是這不過是我方借給他的而已，緊張狀態依舊存在，決戰尚未到來。隻要防禦方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強，而進攻方的力量越來越弱，對防禦方來說，拖延決戰則十分有利。
不過，隻要必然會到來的頂點一出現（就算這個頂點最終隻是由於防禦方總的損失產生了最終影響才出現），防禦方就一定要采取行動，進行決戰。此時，等待的價值便消耗殆盡。
當然，這個時刻並無固定的標準，因為它要受製於很多的情況和條件。但是，我們要說，冬季的來臨往往可以作為自然的界限。
如果我方無法阻止敵軍在其占領的地方過冬，那麽一般來說，我方已放棄這塊地區。但是，隻要回顧一下托裏什·韋德拉什[4]這個例子，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規律並不具有普遍意義。
那麽，究竟什麽是決戰呢？
在研究中，我們始終將決戰想象成會戰的形式。當然，決戰未必會采取會戰的形式，它可以是可能造成劇變的一係列分兵進行的戰鬥行動。它們之所以會造成劇變，要麽是因為雙方進行了真正的血戰，要麽是因為戰鬥的可能性所引發的效果迫使敵人最終選擇撤退。
按照我們對戰爭所確定的觀點，得出這樣的觀點是必然的——在戰場上無法用其他方式進行決戰。因為，就算敵軍僅僅是因為缺乏糧食而被迫撤退，這也是我方的武力行動限製了敵軍才形成的結果。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軍隊根本不存在，那麽敵軍必然能夠解決糧食問題。
所以，就算敵軍在進攻路程的終點就被各種困難搞得疲憊不堪，且因為兵力分散、饑餓以及疾病而讓力量受到了損耗，但足以迫使敵軍放棄已然獲得的一切，依舊是因為他們對我方軍事力量的忌憚。隻不過，這樣的決戰和在戰區邊沿附近進行的決戰有著較大的區別。
在戰區邊沿地帶進行的決戰中，我們隻能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對付敵軍，隻能用自己的軍事力量來製服或者摧毀敵人的武力。但是，在進攻路程的終點，敵人因為勞累等問題損耗了一半力量，我方的軍事力量在此所發揮的作用便不同於前了。
所以，雖然我方的軍事力量是決定勝負的最終因素，但是已經不再是決定勝負的唯一因素了。敵軍在前進中的損失已經為勝利做了準備，這種損失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我方有了反攻的可能性，迫使敵人撤退，也就是說，它引發了劇變。
在這種場合，決定勝負的真正的原因隻能是敵軍在前進中的疲勞。當然，防禦方的軍事力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實際分析問題時，我們要著重關注的是，究竟這兩個因素中的哪一個占據主導地位。
我們認為，在防禦中，存在著兩種決定勝負的方式，即有兩種對付進攻的方法。它們是因為進攻方是被防禦方的軍事力量消滅，還是因為自身的勞累問題而崩潰這兩個問題而存在的。
無需多言，第一種決定勝負的方式主要適用於采用前3種防禦方式的場合，而後一種決定勝負的方式主要適用於第四種防禦方式的場合。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隻有往本國腹地撤退時，第二種方式才會決定勝負。與此同時，也正是因為通過向本國腹地撤退能夠決定勝負，人們才會選擇這種需要做出重大犧牲的退卻。
如此一來，我們便知道兩種不同的抵抗原則，而一些戰例則能夠很清晰地將二者區別開來，正如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區別雙方基本概念那樣清晰。
1745年，在腓特烈大帝率領大軍進攻霍亨甫利得堡的奧地利軍隊時，奧軍剛從西裏西亞山區下來。此時，奧軍的力量既不可能因為分散，也不可能因為勞累而受到明顯的削弱。
跟上述事例完全相反的例子是：威靈頓在托裏什·韋德拉什的築壘陣地上堅守，直到馬塞納[5]的軍隊因為饑寒交迫而不得不主動撤軍。在這樣的情況下，實際上削弱進攻方的並不是防禦方的軍事力量。
在別的戰例中，這兩種原則則相互交織在一起，當然，其中也有一種發揮了主導作用，比如1812年的戰例。
盡管在這一場舉世聞名的戰局中發生了許多流血戰鬥（如果在其他場合，發生這樣多的流血戰鬥也許就能說是用武力徹底決定勝負了），但它依舊證明了，進攻方是如何因為勞累而遭到滅頂之災的。30萬的法國中央軍團在抵達莫斯科時僅剩下約9萬人，而派出去的軍隊人數隻有約13000人，所以，法軍一共損失了197000人，其中戰鬥減員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
在以所謂拖延製勝著稱的戰局中，比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展開的那些戰局中，主要是希望敵軍因為過度勞累而崩潰。總之，勞累這一原則在很多戰局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但是人們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們隻有拋開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而深入研究事件本身，才有可能找到這個決定勝負的真實原因。
講到這裏，我們認為已經很充分地闡明了防禦的一些基本觀念，清楚地講明各種防禦方式及防禦方式中的兩種主要的抵抗原則，我們還對等待這個因素是如何貫穿於整個防禦概念中、如何與積極行動密切結合作了說明。我們也說明了，積極的行動必將出現，而當它出現時，等待的優勢便不複存在。
到此為止，我們認為，我們已經從總的方麵分析並探討了防禦的問題。當然，防禦中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比如要塞、營壘、山地防禦、江河防禦及側翼活動等的實質和作用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各自成為獨立的研究點，也是我們要探討的，我們將在後麵專門研究。
但是，我們認為，這些問題都在上述一係列觀念的範圍之內，隻是這些觀念在具體地方和具體情況中如何被進一步地運用罷了。
以上的係列觀念是我們從防禦的概念和防禦同進攻的關係中研究得出的，我們將它們與現實生活聯係起來，就指明了如何才能從現實中再回到那些簡單的觀念上來，即找到靠譜的依據，避免在討論問題時求助於那些自身毫無依據的論據。
然而，戰鬥的組合是多種多樣的，特別是在流血戰鬥實際上並未發生，武力抵抗在隻有可能發生作用的情況下，在形式和特點上有很大的變化。所以，人們往往會認為在這裏必定有另一種發生作用的因素。
在簡單的會戰中，流血抵抗所產生的作用和完全不至於發展到浴血奮戰的戰略計謀所發揮的作用是有較大差別的。所以，人們肯定會認為一定有一種新的力量存在於二者之間。
如果進攻方發現防禦方認為自己憑借非常堅固的陣地就覺得敵軍無法攻下，如果進攻方發現防禦方以大河作為掩護便認定敵軍無法渡河作戰，甚至擔心補給問題無法得到保障，那麽始終隻有防禦方的武力能引起這些效果。因為進攻方被迫停止的原因在於，他擔心在主要戰鬥中或者在一些尤為重要的地區會被防禦方的軍事力量擊敗，隻不過進攻方壓根兒不會或者起碼不會坦白這一點。
就算人們認可我們的觀點，承認在不需要經過流血戰鬥而決定勝負的場合，其最終決定作用的依舊是那些盡管還沒有真正進行但已經作了部署的戰鬥。他們依然會認為，在這樣的場合中，應該被當成有效因素的並不是戰鬥在戰術上的勝負，而是製定這些戰鬥的戰略計謀。
而且在談及運用武力之外的其他防禦手段時，他們所說的不過是戰略計謀所起的突出的作用。我們對此表示認同，不過，這也是我們將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意思是：如果非要說任何戰略計謀都要將戰鬥中的戰術成果作為基礎，那麽進攻方必然會針對這個基礎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力求讓己方在戰術成果方麵獲得優勢，為下一步完全摧毀防禦方的戰略計謀奠定基礎，這一直是防禦方所擔心的地方。
所以，絕不能將戰略計謀當成某種獨立的東西，戰略計謀隻有在人們擁有一定的根據、勢必能獲得戰術成果時才能發揮作用。以拿破侖為例子，像拿破侖這樣天才般的統帥可以不顧一切擊破敵人的全部戰略計謀而努力戰鬥，是因為他對戰鬥的結局將利於己方深信不疑。
由此可見，如果戰略計謀未能不遺餘力地以優勢兵力在戰鬥中壓垮拿破侖，而是沉迷於玩弄比較精巧的計謀，那麽它的下場將像蜘蛛網那樣被輕而易舉地撕破。所以，試圖采用普魯士軍隊在七年戰爭中所使用的對付道恩及其軍隊的方法來對付拿破侖及他的軍隊是愚蠢之舉。為什麽呢？
因為拿破侖本人深知，所有一切全部取決於戰術成果並確信自己可以獲得戰術成果，但道恩卻不是如此。所以，我們認為，任何戰略計謀都隻能以戰術成果為基礎，無論是采取流血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還是通過不流血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戰術成果都是決定勝負的真正的本質原因。也隻有對勝負抱有信心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期望從戰略計謀的本身獲得利益。
概覽戰爭史，我們不難發現，在許多戰局中，進攻方在還未進行流血決戰的情況下選擇了放棄進攻的打算，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講，戰略計謀發揮了十分大的作用。或許這會讓人這樣認為，這些戰略計謀本身就具有強大的力量，並且在進攻方未能在戰術成果方麵占有明顯的決定性優勢時，戰略計謀大多能夠單獨解決問題。
對此，我們要說，就算上麵所說的現象的原因存在於戰場上，換句話說，它屬於戰爭本身的現象，這一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眾多進攻沒能發揮作用的原因在於戰爭中較高的關係，即存在於戰爭的政治關係之中。
產生戰爭因此也形成戰爭的基礎的總的關係也決定著戰爭的特點，關於這點我們會在後麵專門探討。在這裏，我們隻要知道，這些總的關係會讓絕大多數戰爭變成半真半假的戰爭。在這樣的戰爭中，原來的敵對情感會因為要迂回曲折地通過諸多的關係而變成隻能起到微弱作用的因素，這點在進攻方那裏表現得尤為明顯、突出。
所以，隻要增加一點壓力，軟弱無力的進攻便會自動停止，這不足為怪。因為，應對一個被種種疑慮和壓力削弱的決心，往往隻需擺出點抵抗的樣子就足以讓進攻方放棄進攻。
因此，防禦方常常可以通過不流血的方式獲得成功，而不是緣於他有固若金湯的陣地，也不是因為橫貫在戰區的山脈和穿過戰區的大江和大河讓人懼怕，更不是戰鬥組合真能很容易地瓦解敵人用以攻擊他的力量，原因不在於此，真正的原因在於進攻方意誌薄弱、躊躇不前。
我們能夠且必須考慮上述的這些抵抗力量，但同時也要注意，必須對它們的作用有一個恰當的認識，而不應將這裏所談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全部歸到它們的身上。在這裏，我們要強調，如果批判者不能站在正確的立足點上進行批評，那麽戰爭史中有關這方麵的闡述將不具備客觀性和真實性。
我們現在要談論一下許多沒有采用流血方式進行的失敗的進攻戰局通常是什麽樣的。進攻方的軍隊入侵他國，迫使敵軍後撤一段距離，但是進攻方卻對一次決定性會戰猶豫不決，於是進攻方在敵軍麵前停了下來，好像進攻方已經完成了占領的目的，除了掩護已占領的地區之外，進攻方已經沒有什麽別的任務了。至於會戰，則似乎是防禦方的事情。如此一來，進攻方似乎每天都在等待決戰。
其實，這都是借口，進攻方的統帥拿著這樣的借口欺騙部下、宮廷、世界，甚至他本人。事實上，他停滯不前的原因在於他發現敵人實力太強大。
當然，我們這裏所說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的情況：進攻方放棄進攻的打算是因為他無法利用已經獲得的勝利，而是因為他在進攻路程的終點已然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發起新的進攻。這樣的情況是以一次成功的進攻，即真正的占領為前提的。但是，我們在這裏要談的不是這樣的情況，而是進攻方還沒有達到預定的占領目的就停頓不前的情況。
這時，進攻方采取了等待，以期將來利用有利的戰機發動進攻，但遺憾的是，這樣的情況幾乎不會出現。因為預定的進攻已經證明，最近的將來並不比現在有更大的希望。所以，它也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
倘若該行動和常見的那樣，是和同時進行的其他行動緊密相連，那麽，這支軍隊就會將屬於自己的，但卻不願意自己承擔的責任轉嫁到其他軍隊身上，他們往往會說自己因為支援不力或協同不夠而無法發動進攻，他們還會以各種無法克服的困難和各種微妙關係來為自己辯護。
於是，進攻方的力量就在這種無所作為之中被白白消耗掉，而防禦方則獲得了十分寶貴的時間。隨著惡劣天氣的臨近，進攻方便會退回到自己所屬的戰區過冬，進攻隨之結束。
戰爭史將這一切都記錄了下來，虛假的借口掩蓋了進攻方未能取得成果的最簡單的也是最真實的原因——害怕敵人的軍事力量。如果批判者想研究這樣的戰局，那麽他就會陷入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之中而得不出讓人信服的結論，因為這些原因是毫無根據的，而人們也沒有深入研究事情的真實情況。
然而，這樣的欺騙後果很嚴重，它不但是一種惡習，而且會造成戰爭威力的削弱（減弱進攻的牽製力量）。人們總是將大部分存在於國家的政治關係及政治企圖中的諸多關係和企圖隱藏起來，讓世界、本國人民和軍隊一無所知，在很多場合，甚至統帥也被蒙蔽，比如誰也不願意承認，他最終決定停頓不前或者放棄進攻的理由是擔心自己的軍事力量不足以血戰到底，或者是因為害怕招惹新的敵人，或者不願意讓自己盟友的實力大增等。對於這樣的事情，人們都習慣於長期甚至永遠絕口不提，可是，任何事情總要有個緣由，於是統帥出於為自己或者為他所效力的政府考慮，便不得不胡編亂造，搞出一些虛假的借口。
在理論上，有關軍事問題上進行辯論時屢次出現的這種欺騙手法已僵化成一些體係。當然，這些體係並不包含什麽真理。隻有像我們力圖做到的那樣，根據事物內在聯係的簡單線索進行探索，才能搞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我們抱著懷疑態度來研究戰史，那麽各種關於進攻和防禦的空洞理論自然就會不攻自破，而我們在這方麵所提出的簡單觀點便會自然而然地顯示出來。所以，我們認為：這個簡單的觀點適用於整個防禦領域，人們隻有完全掌握它，才能夠很清楚地弄清楚諸多事件的真相。
現在我們還要談一下幾種防禦方式的使用問題。上文所說的防禦方式一個比一個有力量，這是在付出一個比一個大的代價的情況下獲得的。所以，要是沒有別的條件影響，僅憑這點就能夠在統帥選擇防禦方式時起主導作用。統帥會選擇適當的防禦方式，既可以讓他的軍隊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可以讓他在撤退時不致退得太遠，進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這些防禦方式會受到各種條件的限製，因為防禦中出現的一些重要條件會對統帥選擇何種防禦方式產生重大的影響。以向本國腹地撤退為例。向本國腹地撤退需要有廣闊的國土，或者要具備像1810年的葡萄牙那樣的條件，當時，葡萄牙有一個同盟國（英國）作它的基礎，而另一同盟國（西班牙）則用它遼闊的國土極大地削弱了敵人的攻擊力量。此外，要塞位置的遠近也較為重要。要塞更多的是建立在邊境附近，還是在本國腹地，往往會影響統帥的決定。國家的地理和地形狀況、居民的特性、習俗和信念則會產生更重要的影響。
進攻會戰或者防禦會戰的選擇往往要根據敵人的計劃、雙方軍隊和統帥的特性來決定。最後，特別有利的陣地和防線也是統帥決定采取這種或者那種方式的重要因素。
總之，列舉這麽多的條件足以證明，防禦方式的選擇在許多場合更多地取決於上述這些條件，而不是由簡單的兵力對比決定。上述這些重要條件，我們還會在後麵進行深入探討，在此不再贅述。
不過，我們還應注意，這種影響多數是在雙方兵力相差無幾的情況下才會起決定性作用，而在兵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兵力對比則發揮著主要作用。
戰史不斷地證明，人們並非依據我們在此所提出的論斷，而隻像在戰爭中的多數場合所做的那般，自覺地通過迅速的判斷，並根據兵力對比選擇防禦方式。
同一個統帥，同一支軍隊，在同一個戰區，這一次發起了霍亨甫利得堡會戰，可那一次卻在崩策耳維茨紮營。至於會戰，就連最癡迷於進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他也不得不攻占真正的防禦陣地。拿破侖也是如此，此前他就像一頭野豬似的衝向自己的敵人，但在1813年8-9月間，在兵力對比已對他產生不利時，他就像欄中的野獸那樣東衝西撞，而不是不顧一切地向敵軍發起衝鋒，這點難道我們沒有看到嗎？在同年10月，在雙方兵力對比懸殊到達極點時，他在萊比錫附近、在帕爾特河、埃耳斯特爾河和普來塞河所構成的角落裏尋找掩護並等待敵人，這點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嗎？
我們在此強調，我們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戰的新原則和方法，而是研究久已存在的東西的內在聯係，並弄清其最基本的重要因素。
注解：
[1] 即奧地利王位戰爭中第一次西裏西亞戰爭，於1741年4月10日進行了第一次大會戰。
[2] 利奧波德·約瑟夫·道恩（1705—1766），羅馬帝國陸軍元帥，七年戰爭中奧地利的拯救者。他是腓特烈大帝最強大的對手。
[3] 1普裏約等於10英裏，約為16千米。
[4] 位於葡萄牙首都裏斯本以北21.5千米。1810年，英國威靈頓將軍統率聯軍與拿破侖作戰時，曾建立托裏什·韋德拉什營壘。
[5] 法蘭西第一帝國將軍、指揮官，曾於1810年遠征葡萄牙受阻，於1811年3月退出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