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很佩服這個剛剛複活而已經走在前鋒的音樂。這個文雅細巧的家夥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謬，現在可變得寬容了。要永遠不會犯錯誤，隻有一事不作。為了追求活潑潑的真理而犯的過失，比那陳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問結果如何，那種努力畢竟是了不起的。奧裏維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來完成的事業：人們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國音樂從一八七〇以前的麻痹狀態中救出來；那時法國沒有自成一派的交響樂，沒有深刻的修養，沒有傳統，沒有大師，沒有群眾；一切都由翡遼士一個人擔當，而他還是鬱鬱不得誌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對一般盡瘁於複興大業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譏諷他們狹窄的美學或缺乏天才了。他們所創造的不隻是作品而是整個的音樂民族。在鍛煉法國新音樂的一切偉大的宗匠裏頭，賽查·法朗克對他特別顯得可愛。他沒看到自己慘淡經營的事業成功就死了；象德國的老許茨一樣，他在法蘭西藝術最黯淡的時期始終保持著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華的巴黎，這個純潔的大師，音樂界的聖者，艱苦勤勞的過了一輩子，從來沒有喪失清明的心地與耐性；他的堅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層慈愛的光彩。
克利斯朵夫因為沒參透法蘭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中間居然有一個虔誠的大藝術家，就認為是樁奇跡了。
可是奧裏維微微聳著肩，問他在歐洲哪個國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濃厚的聖經氣息的畫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梭阿·米萊相比的；——哪兒有一個學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滲透熱烈與謙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象他自己所說的，“在悲愴慘痛的境界中”被“無窮”這個觀念抓住之後，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釋放，因為他差不多和巴斯德一樣要為了信仰而發狂了”。舊教教義既不妨礙米萊那種英勇的寫實主義，也不妨礙巴斯德那種熱烈的理智踏著穩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無窮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在生命發源的最隱蔽的地方摸索”。他們出身於內地，在內地的民眾身上汲取他們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潛伏在法國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盡管信口誣蔑也沒用。奧裏維對這個信仰認識很清楚：那是他生來就有的。
他又指點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來舊教的革新運動。法國的基督教思想熱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來；那些勇敢的教士，就象他們之中有一個說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禮”，主張舊教應該了解一切，跟所有正直的思想結合：因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錯誤，還是純潔的，神聖的”。無數的青年教徒，一片誠心的祝望建立一個基督教共和國，自由，純潔，博愛，容納一切善意的人；雖然橫遭誣蔑，被斥為異端邪說，受盡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這個小小的維新隊伍依舊非常鎮靜，堅毅不屈的踏上艱難的前途，知道非灑盡血淚決不能在世界上有什麽持久的成就。
法國其他的宗教，也受著同樣活潑的理想主義與熱烈的自由主義的激**。新數和猶太數那些龐大而麻木的軀體，也受著新生命的刺激而顫抖了。大家爭先恐後的努力，想創造一個自由人的宗教，對熱情與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壓製。
這種宗教的狂熱並非為宗教所獨有；它是革命運動的靈魂。在這兒，它更多了一點悲壯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隻看到卑鄙的社會主義，——被政客們用來籠絡群眾，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夢，去**那些饑餓的顧客的；而所謂幸福，據政客們說，是他們一朝有了政權就能利用科學來賜給大眾的普遍的享樂。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這個令人作惡的樂觀主義相對的，還有一般領導工會的優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運動。他們所宣傳的是“戰爭，從戰爭中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種意義，一個目標，一宗理想”。這些偉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爾喬亞式的，商人化的，溫和的，英國式的”社會主義，而另外提出一個壯烈的宇宙觀，“它的規律是對抗”，它生存的條件是不斷的犧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領袖驅向舊世界挑戰的隊伍，抱著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論同時見諸劇烈行動的神秘主義的話，那末這些高傲的革命誌士就顯得可驚了，——他們的如醉如狂的悲觀氣息，轟轟烈烈的英雄生活，對戰爭與犧牲的信仰，以戰鬥精神與宗教熱誠而論，和條頓會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可是這純粹是法國的產物，那些人物是幾百年來從未改變特征的法蘭西民族。這類特征，克利斯朵夫借著奧裏維的眼睛在執政時期的執政官與獨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動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爾文派，揚山尼派，雅各賓黨，工團主義者，都用著那種悲觀的理想主義和自然鬥爭，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鐵腕一般支撐著民族，往往也鞭撻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這些神秘的鬥爭的氣息，就開始懂得偏執狂的偉大，懂得為什麽法國人對它這樣的忠誠不二，為什麽別的更善於調和的民族不能了解。象所有的外國人一樣，他最初隻覺得法蘭西共和國標榜在一切建築物上的口號，和法國人的專製思想對照之下非常可笑，便盡量的加以譏諷。現在他可第一次看見了他們所熱愛的、富於戰鬥性的“自由”的意義，——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劍影。那並不象他先前所想的，對法國人隻是一句好聽的話，一個空洞的觀念。在一個需要理智高於一切的民族，為理智的鬥爭自然也高於一切的鬥爭。固然這種鬥爭被一般自命為實際的民族認為荒謬，但是有什麽關係？用深刻的眼光來看，那些為了征服世界，為了帝國或為了金錢的鬥爭；何嚐不是同樣的虛空？不論是哪種鬥爭，百萬年後還不是同樣的化為烏有？但要是人生的價值就靠著鬥爭的劇烈性，靠著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而迸發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犧牲自己也在有所不惜，那末，除了法國那些為了擁護理智或反對理智的永久的戰鬥以外，還有什麽別的戰鬥更能為生命爭光的？而凡是嚐過這種辛辣的滋味的人，對世所盛稱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毫無生氣的寬容，隻覺得太平淡，太沒有丈夫氣。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有補償的，因為他們在別的地方可以發泄他們的精力。可是他們的民族的力量並不在於寬容，寬容隻有在許多黨派中間成為英勇的行為的時候，才成其為偉大。但在現代的歐洲，寬容往往隻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現。英國人借著伏爾泰的一句名言，說“英國靠了信仰紛起而得到的寬容”，法國經過了大革命還沒有能得到。——那是因為大革命時代的法國，比自稱為有信仰的英國反而更有信仰。
象維吉爾帶著但丁遊地獄一樣，奧裏維帶著克利斯朵夫看過了理想主義的鋼鐵誌士，看過了為理智的戰鬥以後，直爬到山巔：那兒才有清明恬靜的，真正超脫的，一小群法國的優秀人物。
他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超脫的人物。象停在凝靜的天空的鳥一樣的瀟灑……在那個高度上，空氣那麽純潔，那麽稀薄，克利斯朵夫簡言不容易呼吸。這兒你可以看到一般藝術家自命為神遊於絕對自由的夢境中，看到一般極端的主觀主義者，象福樓拜一樣瞧不起“相信萬物是實有的傖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們動**的複雜的思想，摹仿著動**不已的萬物的波濤，“晝夜不息的流轉著”，哪兒都不願意停留，哪兒都不會遇到穩固的陸地或岩石，象蒙丹所說的“不描寫生命而隻描繪過程，一天複一天，一秒複一秒的過程”；——還有一般學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類是在這個虛無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藝術、他的科學的，可是他們繼續創造世界和它的規則，創造那個曇花一現的夢境。他們並不向學問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們隻是為學問而愛學問，因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巔上，我們看到這些學者，熱烈的懷疑主義者，不理會什麽痛苦，什麽幻滅，甚至連現實也不以為意，隻顧閉著眼睛，聽著許多心靈無聲無息的合奏，聽著數字與形式的微妙而壯麗的和聲。這些大數學家，思想自由的哲學家，——世界上最嚴格最切實的頭腦，——已經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極端；他們使周圍都變成一平空虛，探著身子瞧著深淵，對於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點兒醉意；他們歡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無邊的黑夜中放射出來。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們身邊也想瞧一下，隻覺得天旋地轉。他素來自命為自由，因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經擺脫了所有的規則；但在這些連思想的一切絕對的規則，一切無可違拗的強製，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擺脫幹淨的法國人旁邊，他駭然發覺自己的自由原來是微不足道的。那末他們為什麽還要活著呢？
“為了求自由呀，能夠自由是最大的快樂，”奧裏維回答。
可是這種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無措，甚至於企慕德國的極權主義和嚴格的紀律了；他說：“你們的快樂是自欺欺人，是抽鴉片的人做的夢。你們醉心於自由，忘記了生命。個人的絕對自由是瘋狂，一個國家的絕對自由是混亂……自由！自由！這個世界上誰是自由的？你們的共和國裏誰是自由的？——還不是那般無恥之徒！你們最優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們隻能做夢。不久恐怕連夢也做不成了。”
“那也沒關係！”奧裏維回答，“可憐的朋友，自由的樂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確值得用危險，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換。自由，感到自己周圍所有的心靈都是自由的，——連無恥之徒在內：那真是一種沒法形容的樂趣；仿佛你的靈魂在無垠的太空遊泳。這樣以後，靈魂再不能在別處生活了。你盡管給我象帝國軍營內那樣的安全，秩序，完滿的紀律，我都認為不相幹。我會悶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氣，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規律的，”克利斯朵夫說。“早晚必有個主子來到。”
可是奧裏維帶著譏諷的神氣，用著比哀爾·特·雷多阿的話回答：
“用盡塵世的方法去禁錮法國的言論自由，
其無效就等於想把太陽埋在地下或關在洞裏。”
克利斯朵夫對於極端自由的空氣慢慢的覺得習慣了。在法國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體光明的心靈在幻想；克利斯朵夫從山頂上向腳下的山坡瞧去，隻看見一群英勇的人為看一種活潑潑的信仰——不管是哪種信仰——在那裏奮鬥，永遠想攀登高峰：他們向著愚昧，疾病，貧窮，發動神聖的戰爭，一片熱誠的致力於發明，征服光明與天空；那是科學對自然的大規模的戰鬥；——在山坡上比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靜默的，意誌堅強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謙卑的心靈，千辛萬苦才爬到半山腰，因為不能再往上，隻能抱殘守缺，過著平凡的生活，暗中還是非常熱烈的抱著犧牲精神；——山腳底下，在險峻的羊腸小徑中，多少偏執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拚命扭做一團，不知道在環繞他們的石壁之上還別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帶卑濕的池沼和在汙泥中打滾的牲畜了。可是沿著山坡，東一處西一處的開著些藝術的鮮花，音樂發出楊梅似的清香，詩人唱著如流水如鳴禽般的歌曲。
克利斯朵夫問奧裏維：“你們的民眾在哪兒呢？我隻看見精華跟糟粕。”
奧裏維回答說：“民眾嗎？他們種著自己的園地，完全不理會我們。每一群所謂優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攏，他們可一概不理。從前他們至少還有點兒分心，聽聽政客們的花言巧語，現在卻充耳不聞了。放棄選舉權的人不知有幾百萬。那些政黨盡管打得頭破血流，民眾可滿不在乎，隻要打架不打到他們的田裏去：萬一出了這種事，他們可惱了，不管什麽黨派，他們都迎頭痛擊。他們自己並不有所行動，隻在工作與休息受到妨礙的時候起而反抗。對帝皇，對共和政府，對教士，對幫口，對社會主義者，民眾所要求的隻是不要讓他們受到公共的危險，例如戰爭，混亂，疫病等等，——同時讓他們安安靜靜的種他們的園地。他們心裏想：難道這些畜生不讓我們安靜嗎？然而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實人纏個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鐮刀來把他們逐出門外不止，——這便是我們的當局有一天會碰到的。從前，民眾會給一些大事業煽動起來，將來也許還會有這種情形，雖然他們少年時代的瘋狂久已過去；可是無論如何，他們的狂熱決不持久；他們很快要回到幾百年的老夥計——土地——那兒去的。使法國人留戀法國的是土地，而非法國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兒百年來在這塊土地上並肩工作，是土地把他們結合了的：土地才是他們熱愛的對象。不管一生的禍福如何，他們老在那兒耕種；他們覺得土地上的一切連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
克利斯朵夫極目所及，沿著大路，在池沼周圍，在山崖的起上，在戰場與廢墟中間，在法蘭西的高山與平原上，一切都是耕種的土地：這是歐羅巴文明的大花園。它的可愛不但是由於土地的肥沃，並且也由於那個不知勞苦的民族，千百年來孜孜不倦的開墾，播種，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說他變化無常，他的性格可一點沒有變。在中世紀哥特式的塑像上，奧裏維敏銳的目光還能辨認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魯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畫筆下，他能認出現代交際社會或知識分子的疲倦而帶點譏諷意味的麵貌，在勒拿畫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農民的精神與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舊在今日的心靈中流動。巴斯加的精神也依舊存在，不獨於深思虔敬之士為然，即在庸碌的中產者或工團運動的革命黨心中也有痕跡可尋。高乃依與拉辛的作品對於民眾始終是活的藝術；巴黎的一個小店員，會覺得路易十四時代的悲劇，比托爾斯泰的小說或易卜生的戲劇對他更接近。中世紀的歌，法國傳說中的特裏斯坦，對現代法國人的關係，比瓦格納的《特裏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紀以來在法國花壇中不斷開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麽龐雜，究竟都是親屬，而且跟周圍的別的花不同。
克利斯朵夫對法國的認識太膚淺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變的麵目。他在這個富麗的景色中最覺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奧裏維所說的，各有各的園地；每一方園地都用牆壁，籬垣，以及種種的柵欄，和旁的園地分隔著。充起極也不過偶爾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樹林，或者河這一邊的居民不得不比對岸的居民彼此擠得緊一些。各人都關在自己家裏；而這種不可侵犯的個人主義，經過了幾世紀的毗鄰生活以後，非但沒減退，反而更強了，克利斯朵夫心裏想：
“噢！他們這批人多孤獨！”
以孤獨而論，克利斯朵夫和奧裏維住的屋子可以說是一個典型，那是一個社會的縮影，一個規矩老實，不怕辛苦的小法蘭西，可是在它各個不同的分子中間毫無聯係。一所搖搖欲墜的六層樓的老屋子，地板在腳底下格格的響，天花板已經被蛀壞了，雨水直打進克利斯朵夫和奧裏維住的頂樓，使他們不得不找些工人來把屋頂胡亂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聽他們在頭頂上工作，談話。其中有一個使他覺得又好玩又討厭：他一刻不停的自言自語，自個兒笑著，唱著，說些野話，傻話，一邊不斷的跟自己說話，一邊不斷的工作；他每做一件事總得在嘴裏報告出來：“還得敲一隻釘呢。我的工具到哪兒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兩隻。還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嗎？……”
克利斯朵夫彈琴的時候，他先靜了一會，聽著，隨後又大聲的打著呼哨，碰到曲子輕快流暢的段落，他重重的敲著錘子，在屋頂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行，爬上凳子，從頂樓的天窗裏伸出頭去想罵他。可是一看見他趴在屋脊上，嘴裏滿銜著釘，嘻開著那張年輕老實的臉，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來，那工人也限著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開始跟他搭訕。臨了，他記起爬上窗來的動機，便說：
“啊！我問你：我彈琴不會妨害你嗎？”
他回答說不，但要求他別挑太慢的曲子彈，因為他跟著音樂的節拍，慢的曲子會耽誤他的工作。他們象好朋友一般的分別了。克利斯朵夫六個月內和整幢屋子裏的鄰居說的話，還不及他一刻鍾內跟這工匠談的多。
每層樓上有兩個公寓，一個是三間屋的，一個是兩間屋的，根本沒有仆人住的下房：每個家庭都自己動手，隻有住在底層和二樓的是例外，他們的屋子也是由兩個公寓合起來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奧裏維同樣住在六樓上的鄰居是一個姓高爾乃伊的神甫，年紀四十左右，非常博學，思想很開通，胸襟很寬廣，原來在一所大修院裏教絲經，最近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羅馬的處分。他接受了處分，雖然心裏並沒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聲，既不想反抗，也不願意聽人家的勸告，把主張公布；他躲在一邊，寧可坐視自己的思想崩潰而不肯把事情張揚出去。對於這一類隱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談話，但那教士客客氣氣的，冷冰冰的，絕對不提到他最關切的問題，他的傲氣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麵一層，正好在兩個朋友的公寓底下，住著一戶人家；男的是工程師，叫做哀裏·哀斯白閑，夫婦倆有兩個七歲至十歲之間的女兒。他們都是優秀的可愛的人，老關在自己家裏，尤其因為處境艱難而羞於見人。年輕的太太不辭勞苦的工作，但常常為了清寒而心裏屈辱；她寧願加倍的勞苦，隻要不讓人知道他們的窘況。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領會的一種心情。他們是新教徒，法國東部出身。幾年以前夫婦倆卷入了德萊弗斯事件的大風潮；為了這件案子，他們激動得差點兒發狂，正象七年中間無數如醉若狂的法國人一樣。他們為之犧牲了安寧，地位，社會關係，把多少親切的友誼都斬斷了，自己的身體也差不多完全攪壞了。他們幾個月的不能睡覺，不能飲食，翻來覆去的討論著同樣的論點，象瘋子一樣的固執。他們互相刺激，情緒越來越激昂：雖然膽小，怕鬧笑話，卻照舊參加示威運動，在會場上發言；回到家中，兩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兒亂跳；夜裏他們倆一起哭了。為了戰鬥，他們把熱情與興致消耗完了，等到勝利來到的時候已經沒有那個勁再去體會勝利的快樂，沒有精力再去應付生活。當初的希望那麽高，犧牲的熱情那麽純潔，以致後來的勝利比起他們所夢想的果實竟是近乎諷刺了。他們那麽方正，認為世界上隻有一條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們此刻在政治上討價還價，使他們感到悲苦的幻滅。他們一向以為鬥爭中的伴侶都是激於義憤，主張正義的，——可是一朝把敵人打倒了，他們立刻撲過去搶贓物，奪政權，爭榮譽，爭位置，也輪到他們來把正義踩在腳下了！隻有極少數的人依舊忠於他們的信仰，始終貧窮，孤獨，被所有的黨派遺棄，同時他們也丟開所有的黨派，無聲無臭的退隱在一邊，讓悲哀與憂鬱把他們磨著，對什麽都不存希望，對人類厭惡到極點，對生活厭倦到極點。工程師哀斯白閑和他的妻子便是這一類的戰敗者。
他們在屋子裏沒有一點兒聲音，怕打攪鄰人，尤其因為他們時常被鄰人打攪，而為了傲豈不願意聲張。克利斯朵夫看到兩個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勁兒老是受到壓製，覺得可憐。他是喜歡孩子的，在樓梯上一碰見她們就表示種種的親熱。女孩子們最初有些膽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遠有些笑話講給她們聽，或者分些糖果給她們吃。她們在父母麵前提其他；他們先也並不領情；可是這個常常把鋼琴聲和砰砰訇訇搬動家具的聲音惹他們厭煩的鄰居，——（因為克利斯朵夫在房裏透不過氣來，老象一頭關在籠子裏的大熊一般踱來踱去），——憑著那副坦白的神氣慢慢的把他們征服了。他們之間的談話卻不容易投機。克利斯朵夫的帶點村野的態度，有時使哀裏·哀斯白閑為之駭然。工程師很不願意放棄樸素的矜持，但對於一個眼神那麽懇切，心情那麽快活的人也沒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時從鄰人嘴裏逼出幾句心腹話。哀斯白閑興趣很廣，做事很有勇氣，可是意誌消沉，性情憂鬱，處處隱忍。他有毅力擔受艱苦的生活，可沒有毅力改變生活。這種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證實自己的悲觀主義。有人請他上巴西去擔任一個工廠的經理，報酬很好，他可拒絕了，因為怕那邊的氣候損害家人的健康。
“那末為什麽不把他們留在這兒，你自個兒去替他們掙筆家業呢？”克利斯朵夫說。
“把他們留在這兒！”工程師嚷道。“可見你是沒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還是一樣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遠離鄉土！噢！我寧可在這兒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覺得大家挨在一塊兒受罪才算愛鄉土、愛家屬，未免古怪。可是奧裏維很了解，他說：“你想想罷！冒著舉目無親，遠離骨肉，客死他鄉的危險！世界上還有什麽事比這個更可怕的？何況生命這樣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難道一個人非永遠想到死不可嗎？”克利斯朵夫聳聳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為自己所愛的人求幸福死的，那豈不勝於束手待斃嗎？”
同一層樓上，在五樓那個小一些的公寓裏，住著一個電器工人，叫做奧貝。——他的不跟鄰居往來可不是他的過失。這個從平民階級中跳出來的人物，決不願意再回到平民階級中去。小個子，帶著病容，腦門的模樣長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麵橫著一條皺襇，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人來象螺旋一樣尖銳；淡黃色的短髭，有點譏諷意味的嘴巴，語調很低，聲音象蒙著什麽似的；脖子裏裹著圍巾，因為喉嚨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煙的刺激；行動急躁，頗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氣。他自高自大，喜歡挖苦，嘲弄，滿肚皮的牢騷，骨子裏卻興致很好，浮誇，天真，時時刻刻受著人生的愚弄。他是一個布爾喬亞的私生子，從來沒見過父親，而撫養他的母親又是個教人沒法尊敬的女人：他從小就看到無數淒慘的，下流的事，學過各種手藝，跑過法國許多地方。他千辛萬苦的自修：曆史，哲學，頹廢派的詩，可以說無書不讀；戲劇，畫展，音樂會，時下的潮流可以說無所不知。他對於文學和布爾喬亞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簡直是入了迷。他腦子裏都是大革命初迫使中產階級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熱烈的觀念：相信理智是永遠不會錯的，進步是無窮盡的，——古話說得好：活到老，學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會來的，科學是萬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蘭西又是人類的先鋒。他反對教會，認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舊教——都頑固守舊，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進步的敵人。社會主義，個人主義，排外主義，在他頭腦裏衝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義者，皮質上是專製主義者，事實上是無政府主義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說話非常謹慎，盡量吸收別人的話，但不願意請教人家，以為有傷尊嚴。然而不論他多麽聰明伶俐，聰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補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寫作：象許多從來沒下過功夫的法國人一樣，文字倒頗有風格，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詣寫成的東西拿一部分給一個他崇拜的名記者看，被取笑了一場。經過這次羞辱以後，他對誰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繼續寫作：因為他需要發泄，並且那是他引為驕傲而快樂的事。他對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學思想和文章很滿意，以為寫得極有力量。至於挺有意思的現實生活的記載，他倒並不重視。他自命為哲學家，想寫些社會劇和宣傳思想的小說。凡是不能解決的問題，都被他毫不費力的解決了。他到處能發見新大陸，過後又發覺那些新大陸早已由前人發見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氣，幾乎要抱怨人家給他上當。他愛慕光榮，抱著一腔犧牲的熱忱，因為不知道怎麽應用而痛苦。他的夢想是要成為一個大文豪，廁身於作家之林，以為一個人有了作家的聲望等於超凡入聖一樣。可是他雖然需要對自己抱著種種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無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爾喬亞思想的氣氛中；遠望之下，那氣氛是非常光明的。這種無邪的願望害了他，使他覺得為了地位關係不得不跟工人們來往真是難堪極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產社會對他閉門不納，結果他便一個人都不來往。因為這個緣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費事就跟他接近了，並且還得趕快回避：要不然奧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子裏的時間，會比呆在他自己屋裏的時間還要多。他能找到一個藝術家談談音樂和戲劇，真是太高興了。但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並不感到同樣的興趣：他更喜歡跟一個平民談談平民的事。那可是奧貝不願意談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層一層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鄰居的關係自然越來越疏遠。要他能踏進四樓的公寓，簡直需要靠一種神奇的魔術才行。——四樓的一邊住著兩個女人，給年深月久的喪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歲的奚爾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兒之後，跟她年老而虔誠的脾氣杜門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樓的另一邊住著一個神秘的人物，看不出準確的年紀，大概有五六十歲，帶著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他頭發都禿了，胡子保養得很好，手長得很細巧，說話很溫和，舉止大方。人家叫他做華德萊先生，說是無政府主義者，革命黨，外國人，但說不清是俄羅斯人還是比利時人。其實他是法國北方人，早已不是什麽革命黨，但還保存著過去的聲名。參加過一八七一年的暴動，判了死刑，不知怎麽逃過了，他十多年來走遍了歐洲。在巴黎**的時期和以後，在亡命的時期和回來以後，在從前的同誌而現在握了政權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黨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醜事，便退出黨派，心平氣和的守著他清白的、可是一無用處的信念。他書看得很多，也寫些帶點煽動性的書，領導著——（據人家說）——印度和遠東那一帶的無政府運動，從事於世界革命，也從事於同樣含有世界性而意義比較溫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創造一種為普及音樂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語。他跟公寓裏的人都不來往，遇到了僅僅是挺有禮貌的招呼一下。他對克利斯朵夫倒肯說幾句他記載音樂的新方法。但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興趣的：用什麽符號來表示思想，他認為無足重輕；不管是哪一種語言，他都能運用。那位學者可毫不放鬆，又溫和又固執的解釋自己的學說；至於他其餘的事，克利斯朵夫一點都沒法知道。所以在樓梯上碰見他的時候，他隻注意那老跟著他的女孩子：她長著淡黃頭發，黃眼睛，蒼白的臉，血色很不好，側影很難看，身體很嬌，病容滿麵，沒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樣以為她是華德萊的女兒，其實是個孤兒，父母都是工人階級；華德萊在她四五歲時父母染疫雙亡之後把她抱養過來的。他對一般貧苦的兒童喜愛到極點，那簡直是他的一種神秘的溫情，象梵桑·特·保爾的一樣。因為不信任一切官辦的慈善機關，也明白一般慈善團體的內容，所以他的救濟事業是獨自做的，瞞著別人，覺得另有一種愉快。他學了醫，預備幫助人家。有一天他進到街坊上一個工人家裏，看見有人病著，便給他們醫治；他原來有些醫藥常識，此後更設法補充。看到兒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這些可憐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臉上重新浮起蒼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極了，心都化開了。這是他塵世的天堂，而平時受他照顧的人給他的麻煩，他也忘了；因為他們難得感激他。門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髒的腳踏上樓梯，常常氣惱之極，說些尖刻的抱怨的話。房東對於這些窮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於無政府黨——的進進出出很不放心，對華德萊嘖有煩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氣又溫和又固執，竟不把人家的話放在心上。
克利斯朵夫因為喜歡那女孩子，才得到華德萊一點信任。對孩子的愛是他們兩人的共同點。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裏總不舒服，覺得她的相貌跟薩皮納的小女兒有些相象。薩皮納不但是他初戀的對象，她那個曇花一現的影子，那種幽靜的風度，至今還藏在他心裏。所以他很關切這個從來不跑不跳，臉色慘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聲音，也沒有年齡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靜悄悄的，玩些沒有動作沒有聲響的遊戲，拿著個玩具的娃娃或一塊木頭之類，嘴唇輕輕的動著，自己編些故事。她對人又親熱又冷淡，有點兒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氣；但她的義父並沒覺察，隻知道一味的愛她。其實這種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氣，便是在我們親生的兒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師的兩個女孩子介紹給她。但哀斯白閑與華德萊雙方都客客氣氣的，堅決的，謝絕了。這些家夥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關在籠裏不可。充其量，他們隻能勉強相助；但各人心中還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幫忙；並且雙方的自尊心和困難的境況都不相上下，所以誰也不願意先有表示。
三樓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遠空著。房東把它留作自用，可是從來不住的。他以前是個商人，等到財產掙到了預定的數目，就把業務結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時間，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東南海濱的一個旅館裏避冬，夏天在諾曼底一個海水浴場上避暑，靠利息過日子，不花什麽大錢，光看著別人的奢華也就滿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時也象那些奢華的人一樣過著空虛無益的生活。
貼鄰那個較小的公寓是租給沒有孩子的亞諾夫婦的。丈夫年紀在四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當著中學教員，整天忙著上課，溫課，抄寫，騰不出時間來寫他的博士論文，終於放棄了。比他年輕十歲的妻子，人很和氣，極度的怕羞。兩人都很聰明，博學，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們一個熟人都沒有，從來不出去走走：丈夫是為的太忙，妻子是為的太閑。但她是個賢德的女人，竭力壓著愁悶，盡量找事做，不是看書，就是替丈夫預備筆記，謄清筆記，補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時去看看戲；可是亞諾沒有興趣：晚上他太累了。於是她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