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和霸道

讀古代曆史，處處可以發現有王道和霸道這兩派人物，兩派做法。過去的曆史家，對於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評論。用我們現在的觀點，對於王道和霸道，究竟應該怎樣看法呢？

漢代有一位大學者，名叫劉向，博通經術，評論曆朝政治得失，有獨到見解，兼曉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學。漢元帝叫他負責校閱天祿閣藏書，他一邊讀書，一邊著書。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謀篇》中寫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議。”他在同卷的另一處又寫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來劉向是稱讚王道，而不讚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於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結合的結果。這也有道理。因為《禮記》老早就寫道：“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這樣說來，所謂王道，實際上就是人們在一定的曆史時期，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和法律製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反之，如果不顧一切，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命名，巧取豪奪，就是所謂霸道了。

但是，這種解釋仍然是很不夠的，尤其不是我們現在的看法。用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去，古人的所謂王道和霸道，從本質上說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在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實行王道和實行霸道，結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讚成王道的人和讚成霸道的人，雖然有時分為兩派，甚至互相攻擊，各不相讓，然而，有時是同一種人，甚至是同一個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所謂“縱橫家”之流，往往隨機應變，朝秦暮楚。他們既能宣揚王道、又能宣揚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機為目的。

在這一方麵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據司馬遷寫的《史記》《商君列傳》所載：“（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誌不開悟矣。後五日，複求見鞅，鞅複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複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複見鞅。鞅複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複見我，我知之矣。衛鞅複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然膝之前於席也。”

同是一個商鞅，他前後四次見到秦孝公，說的話卻變化了幾個樣子。頭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說了一通所謂“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試探，覺得不對頭；在第二次談話的時候，他就改變了腔調，說出了關於所謂“王道”的一些議論，結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談話中，他就又改變了腔調，說了一套所謂“霸道”，結果顯然比以前兩次談話要好得多，卻還不夠滿意；因此，在第四次見麵的時候，商鞅就索性充分發揮他關於實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見，結果就完全達到目的了。這個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時不管談論王道和朝道，或者隨便談論其他什麽道，都隻是當作進行政治投機的一種方法，簡直象闖江湖的騙子一樣，信口胡說而已。

但是，古來關於王道和霸道的兩派做法，在實際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別。隻是古人對於王道和霸道的解釋，在我們今天看來，未免太不確切了。

那末，照我們現在的觀點，用我們的語言來說，究竟什麽是王道，什麽是霸道呢？所謂王道，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的群眾路線的思想作風；而所謂霸道，也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不過，這種解釋是不能強加於古人的，用這種觀點去評論古人也是不合實際的。

但是，無論如何，從古代的曆史中，人們卻也不難找出經驗教訓，說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畢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漢書》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漢以前諸侯爭霸的局勢時，在好幾個地方都對霸道有所譏刺。例如，他說：“晉文公將行霸道，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這使人一看就會感覺到當時要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多麽不得人心！

至於曆來也有一部分人，對於王道和霸道兩派之間的鬥爭，采取所謂不偏不倚的態度，企圖找到一條折衷的道路。如漢代韓嬰的《韓詩外傳》寫道：“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間，尋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權宜變通的方法，並且自誇為“賢”人政治。其實，這種折衷的道路也隻能用以自欺欺人，因為它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