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俄國1905年的革命失敗以後,有許多無政府黨人逃亡到日本。當時我們在日本的一些中國革命者,從他們那裏不僅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學到了許多從事恐怖活動特別是製造炸彈的技術。於是,與發動武裝起義的同時,組織對清朝政府官員的暗殺,一時成為風氣。本來,任俠仗義的刺客行為,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受到人們的讚揚。而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活動中,也把組織暗殺作為重要的革命手段之一。例如他在1900年所領導的廣東起義,即由史堅如到廣州去進行暗殺,以響應鄭士良在惠州發動起義。史堅如就是在這次暗殺活動中被捕犧牲的。至1905年後,這種暗殺活動更為擴大了,同盟會特地組織了一個專司暗殺的部門,由方君瑛(女)負責主持,我和黃複生喻雲紀、黎仲實、曾醒(女)等也參與其事。那時我們最愛讀《鐵假麵》之類的驚險小說,經常仿照書中的人物研究進行暗殺的技術。我們懷著滿腔的熱忱,不惜犧牲個人的性命去懲罰那些昏庸殘暴的清朝官吏,哪裏知道暗殺了統治階級的個別人物並不能推翻反動階級的政治統治、尤其是不能動搖它的社會基礎呢?這些道理,是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後才能理解的。
在當時從事暗殺活動的積極分子中,有一個值得我們特別紀念的英雄人物,那便是四川的同盟會員喻雲紀(培倫)。喻雲紀初到日本的時候,是個風流倜悅的翩翩少年,他當時在千葉醫學校讀書,成天注意的還是些彈琴、照像之類的玩藝,對革命並無多大興趣。1908年夏天,他與我大哥等同住在《四川》雜誌社內。其時河口起義失敗,他的弟弟喻華偉去到千崖,在那裏染上惡性瘧疾,回到新加坡醫治,急需費用。我接到喻華偉求助的信後,立即在四川的革命同誌中為他籌借,不幾天即湊足三百元寄去了。喻雲紀看到這種情形,深受感動,覺得革命既是大仁大義的崇高事業,而革命同誌又複親如手足,因此便要求加入同盟會。我在介紹他入會的時候,又向他說明了一個革命者必須竭盡精力以奉行革命的道理。果然從此以後,他便舍豪華而尚質樸,與前判若兩人。他賦性聰敏,無論什麽技藝,一學就會。他對小型機件(如鍾、表之類),素來裝拆自如,更兼他學過一些化學,所以後來在研究炸彈製造方麵,有重要的創造發明。1908年秋,我回崗山複學後,他與我大哥等人另外租了一處房屋,專門在那裏試驗炸藥。一日正換藥瓶,一觸炸裂,他被炸傷了手臉,所幸傷勢不重,警察趕來時,他們裝作做化學試驗的樣子,也就掩蓋過去了。從此,他越發精心研究,終於製造出一種威力強大的炸彈。由於改進了發火機關,隻要收藏得當,它平時絕不致有發生爆炸的危險。而且他還把炸藥的外形,作得與朝鮮特產的麻糖極其相象,這樣就便於往來攜帶,不易被檢查發覺。
至1909年,同盟會所組織的許多次武裝起義都遭到失敗後,許多革命黨人憤不欲生,亟謀刺殺清朝官吏,以為報複。這時把守長江口的兩江總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師提督李準,成為革命黨人仇恨集中的焦點。是年夏,端方被調為北洋大臣,我們估計他會從漢口經過(當時沒有津浦鐵路,由江蘇到北京以溯江至漢口轉京漢鐵路為最便當),決定由喻雲紀同另外幾個同誌去漢口察看形勢,布置一切;我們在日本購置器材和籌措經費。喻到漢口後住在孫武那裏,孫也協助他進行工作。他親自到漢口北麵的劉家廟車站附近去勘察了地形。哪裏布雷、哪裏藏人以及如何引線拉火,他都作了周密的計劃。當他把那份布置詳圖送來日本的時候,我們看了都很興奮,立刻把準備好的東西派人送去。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專等那萬惡的端方前去送死,誰知端方卻狡猾得很,他表麵裝作取道漢口,但到鎮江後詭稱要上焦山一遊,即偷偷地轉回上海乘輪船北上了。於是我們的一場心血歸於白費。
隨後,汪精衛居然也想去炸李準。這位貌若處子的書生,手無搏雞之力,而且對爆炸技術也一竅不通。他之所以要從事暗殺活動,完全是因為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欲作孤注一擲,妄想借此以博取壯烈的美名。那時他正在香港,一天,突然來信向我索寄炸彈。我這時對暗殺活動的興趣已不如前,而對他的從事暗殺更抱疑慮。因此,我在回信中說:“征諸曆史,各國革命失敗時,則暗殺之風必盛。誠以誌士仁人,見大勢已去,惟有一死以報國。其誌可嘉,其行亦可憫矣。今我革命非無希望,敵人正造謠說革命必歸失敗,以圖渙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隨吾黨勇壯之士去實行暗殺,即令有成,也徒使敵人造謠,誌士灰心,黨也受莫大損失。弟不讚成此舉,故不能寄藥品來。”從這封信可以看出,我不讚成他去實行暗殺,也還隻是從各國革命的曆史經驗出發,並不是對暗殺活動的錯誤,有了真正的認識,所以對以後的暗殺活動,我仍然繼續參加。汪接到我的回信後,又來信說什麽“……革命之事譬如煮飯。煮飯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蝕,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黨人,百折不撓,再接再厲。薪之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萬丈,顧體質雖毀,借其餘熱,可以熟飯。此正如我革命黨人,一往獨前,舍生取義。……弟素鮮恒德,故不願為釜而願為薪。兄如愛我,望即賜寄各物。”汪精衛這一封信,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卻無意中暴露了他那卑劣的本質。試問一個素鮮恒德的人,怎麽能夠成為烈士呢?汪精衛後來被清朝政府軟化、被袁世凱軟化、被蔣介石軟化、以至被日本帝國主義軟化而當了頭號大漢奸,絕不是偶然的。但我當時並沒有看出他的本質,反而覺得他很堅決,便給他寄了些炸彈去。可是他接到炸彈後卻又動搖起來了,終於沒有勇氣獨自去進行暗殺。
當汪精衛回到日本的時候,喻雲紀等人也都回來了。於是我們大家計議,決定集中力量去刺殺當時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權者——攝政王載灃。根據決定,喻雲紀、黃複生於1909年秋後赴北京組織機關,我仍在日本負責準備一切。喻雲紀、黃複生到北京後,在琉璃廠開了一家守真照像館,隨即回日本來取炸藥。這時,汪精衛與陳璧君正在戀愛,也常常說他們要親自去炸攝政王,待喻、黃準備好了才去。對於汪精衛的參加這次暗殺活動,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幾次起義失敗後,“汪精衛頗為失望,遂約集同誌數人入北京,與虜酋拚命。”孫中山先生算是把汪精衛看透了,汪的確是由於失望才想去拚命的,並不象其他的誌士那樣滿懷壯誌和雄心。孫中山先生因為不了解詳情,以為謀刺攝政王是由汪精衛“約集同誌”進行的,其實,這次行動主要地應歸功於喻雲紀和黃複生,汪精衛隻是後來才同陳璧君一道去參加的,而且他自始至終並沒有作多少事情。喻雲紀、黃複生在北京找到一個西瓜般大的鐵罐,就把它拿到一家鐵工廠去造了一個炸彈殼,然後把從日本帶來的炸藥安裝進去,製成了一個大型的特別有效的炸彈。當時攝政王府在什刹海的西北,門外不遠有一條水溝,溝上有一石橋,附近還有一個井形的石坑。這橋下正好埋炸彈,石坑正好躲人,而水溝又便於安設拉火的電線。隻要布置得好,當攝政王經過橋上的時候,人在石坑裏一拉電淺,就會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線的人還可趁勢逃跑。在1910年4月的一個晚上,喻雲紀和黃複生偷偷地來到這個撟下。他們首先把炸彈安好,然後再來安設電線,誰知事前目測不準確,臨時才發覺電線短了幾尺。怎麽辦呢?不得已隻好收拾重來。正在收拾的時候,暗中發現有人在橋邊大便,於是他們隻得暫時躲開。而這時攝政王府大門開處,有打燈籠的人等出來。喻、黃恐怕被他們發現,便顧不著去取炸彈了,隻得任它埋在土裏。等第二天晚上再去探取時,炸彈已被人取走了!他們估計:若是敵人取走,必定會惹起滿城風雨;若是竟無聲息,則是一般居民拿去了。過了一天、兩天,一連幾天皆無動靜,他們估計無事,便派喻雲紀、陳璧君再到日本向我取炸藥,準備回頭再舉。他們回到日本,陳留在神戶,喻到崗山來找我。就在那天我們正要去準備器物的時候,忽然報上登出了黃複生、汪精衛被捕的消息!原來敵人非常狡猾,他們發覺炸彈以後並未聲張,先拿到外國使館找專家鑒定。這外國專家說:“這炸彈威力強大,技術高超,絕非中國境內製造;但外殼很大,且較粗糙而車有螺絲,必是就近製造的。”於是清朝政府根據彈殼的線索,找到了那家鐵工廠。然後由便衣偵卒帶著那家鐵工廠的老板四處尋找,又在琉璃廠附近認出了黃複生並發現了守真照像館。於是偵卒們裝著要照像,趁機把黃複生和守真照像館的人全部逮捕了。接著又利用一個給汪精衛送飯的人帶路,把汪也捕去了。陳璧君看到汪精衛被捕的消息,簡直跟發了瘋一般,竟無理辱罵喻雲紀怕死。喻雲紀見她已失去理智,不願在她悲痛中和她爭吵,隻得把無窮的委屈壓在心底。一天他對我說:“她同我一起回來,卻說我怕死,……唉,誰怕死,將來的事實是會證明的。”言罷不勝唏噓。從這時起,他便已下了必死的決心。果然以後的事實證明:喻雲紀不愧是留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而汪精衛、陳璧君則作了狗彘不食、遺臭萬年的無恥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