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是在革命運動逐漸高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同盟會的建立又推動了革命運動進一步的高！張。
幾乎各階層的人民，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這次革命運動或受到了它的影響。中國工人階級這時雖然還很幼稚，也展開了許多自發的鬥爭。1905年，上海工人為反對裁減工人和克扣工資等切身問題，曾發生過幾次罷工鬥爭。1906年，上海的工人鬥爭仍繼續不斷；杭州的機織工人也曾發生罷工。這時工人鬥爭的形式還很原始，例如1905年4月上海楊樹浦工人罷工的時候，即采取了搗毀機器的辦法，這說明他們還沒有真正的階級覺悟。但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和工人鬥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是必然要逐漸地覺悟起來而擔負和完成其偉大的曆史使命的。
1906年，長江流域有許多地方發生了災荒，因此這一帶的農民鬥爭極為高漲。從長江上遊的四川、貴州，中遊的湖南、江西，直到下遊的安徽、江蘇，到處都曾爆發過農民起義。此外，如華北的河南，華南的廣西，農民鬥爭仍繼續不斷。自義和團起義失敗後稍微沉寂一陣的反洋教鬥爭，這時又活躍起來了。1906年初的南昌教案，就曾經轟動一時。由於帝國主義分子、法國教士王安之蠻橫地殘殺了清朝官吏中比較主持公道的南昌知縣江召棠，南昌人民激於義憤，群起將帝國主義分子王安之打死，並將他的巢穴法國教堂焚毀。法、英、美等帝國主義蠻不講理，竟把兵艦開入鄱陽湖示威，對中國人民進行恫嚇。這一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當時正在長沙教書的徐特立同誌，聞悉之後，立即向同學們演說，他愈說愈恨，隨取菜刀砍去一指，誓與眾同報此仇：誰知彭國鈞卻用這血指寫了“請開國會”等幾個大字，竟以革命者的鮮血去作改良主義者升官發財的工具。與南昌教案同時，江西其他地方乃至全國各地如安徽、福建、浙江、四川等省人民都曾經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教會侵略勢力的鬥爭。
在工農群眾廣泛鬥爭的基礎上，各省人民爭取路礦權利的鬥爭也開展起來了。它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是一種愛國主義性質的鬥爭，所以參加的階層極其廣泛，不僅有廣大的勞動人民，而且以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為最活躍，同時還影響了一部分上層統治階級中的人物。經過長期複雜的鬥爭，粵漢鐵路的主權終於從美國人手中奪回來了；蘇杭甬鐵路也拒絕了英國的借款；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安徽、山東、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都爭回和保住了一些路礦的權利。川漢鐵路也是這時改為商辦的。本來，四川人民為了抵製英、法帝國主義的侵略，很早就有自辦鐵路的願望；而四川留日學生，深感出入四川的不便，對自修鐵路的要求更為迫切。1903年錫良督川時，為買好川人，曾奏請修川漢鐵路。1904年四川留日學生致電錫良，提出集股修築川漢鐵路的具體辦法，並自認股款三十餘萬兩，以為先導。同時又發表《敬告全蜀父老》書，力陳帝國主義以鐵路亡人國家的可怕，呼籲自力更生，齊心修路。至1905年，川漢鐵路集股章程公布，規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債，按租出穀，百分取三。至於宮股則由川省當局加收厘金籌措，實際上亦取之於四川人民。這樣就使全川人民都和川漢鐵路發生了切身利害關係。誰知川漢鐵路公司成立後，一切由官方把持，不僅官股全屬空名，而私股亦漸被吞蝕。因此到1906年末，四川留日學生又聯名指責官府把持鐵路公司，要求把川漢鐵路完全歸為商辦。從此以後，鐵路公司的實權落入立憲派士紳手中。所以後來清朝政府要把鐵路收歸國有時，不僅遭到全川人民的反對，而立憲派士紳由於利害關係，也被卷入鬥爭，這就是為什麽辛亥革命前夕四川鐵路風潮能夠成為全民性運動的原因。
以同盟會的成立為標誌而興起的革命**，使清朝政府對它的生存感到了極大的威脅。因此，它被迫於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想以欺騙手段來緩和人民的革命情緒。這時，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鬥爭也空前地激烈起來了，而這正是階級鬥爭趨於尖銳化的必然反映。革命派的《民報》和改良派的《新民叢報》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新民叢報》假借愛國以宣傳其保皇主義；又說什麽革命必生內亂，必招瓜分；中國隻能實行立憲，而且還須以清朝政府實行所謂開明專製為過渡。此外，更誣蔑“平均地權”全係為乞丐流氓著想，實行起來，必致破壞社會秩序。針對著這些謬論，《民報》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它充分地宣傳了推倒清朝政府的必要，並指出清朝政府是賣國的政府，真正愛國的人，必須起來推翻它；而且隻有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中國才有出路；什麽開明專製、君主立憲之類的濫調，都是替清朝政府幫凶的。同時還指出必須實行“土地國有”，以矯正貧富不均的現象。在《民報》堅決有力的進攻下，《新民叢報》終於棄甲曳兵，完全失敗，最後不得不宣告停刊。《民報》在它的宣傳中，把同盟會的綱領更加具體化了，但也有著嚴重的缺點：它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到滿族統治者身上，而把真正的民族敵人一帝國主義輕輕地放過了，我們從它宣布的六大宗旨?中就可以看出它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存有多麽嚴重的幻想；同時，它隻注意對漢族祖先的光榮傳統大力宣揚，而沒有集中力量去反對中國人民在國內的真正敵人——封建主義。正因為這樣，它對《新民叢報》所提出的革命必引起內亂和招致瓜分的問題就不能提出完滿的答案。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軟弱的資產階級是無力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的。這一光榮任務，隻好遺留給偉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去完成。
當《民報》和《新民叢拫》筆戰方酣的時候，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幾乎都卷入了這場論戰。記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學生在宿舍裏展開了爭論。絕大多數的人都讚成革命，惟獨周先登擁護立憲。這位“可勒哇先生”（周說話時有“這個”“這個”……的語病，被人用日語稱為“可勒畦”先生）理屈詞窮，猶不認輸，還是在那裏這個這個地糾纏不已，劉回子（慶恩）一怒之下，用火缽向他擊去，登時滿屋塵土飛揚，真象戰場一般，周先登嚇得抱頭鼠竄而去。這劉回子是四川成都的一個回民，原在漢陽兵工廠作技工，是由張之洞派到日本去學習兵工技術的。其人身材魁梧，性情直樸，雖說話粗魯，不如知識分子的溫文爾雅，卻主張正義，敢於鬥爭，人們都很喜歡他，把他喚作劉回子，而不叫他的真實名字。劉的痛擊周先登，曾經在留日學生中博得一致的好評，從這件小事情上也反映了改良派在政治上的破產。
但是，康梁等人並不甘心於失敗。當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預備立憲的時候，他們欣喜若狂，積極組織立憲政黨，準備回國去做清朝的立憲功臣。於是，革命派與立憲派（改良派）的鬥爭便由以理論為主而轉為以行動為主了。1907年7月，梁啟超的政聞社在東京錦輝館開成立大會，同盟會員當場痛打了梁啟超，四川會員並把梁的走卒白堅（四川人）打得頭破血流。對這一暴力行動，人們皆大為稱快，可見立憲派是何等的不得人心。從此以後，立憲派隻有在上層的士紳中去羅致它的黨羽，而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則完全失去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