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帝國主義雖然比其它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更加狡猾和陰險，但是，它的侵略政策還是到處遭到被略者的反抗。盡管中國人經過了幾十年的歲月，才把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清楚；但中國人民一經覺醒以後，就發揮出無比巨大的力量，把它和它的走狗，象清除垃圾一樣，徹底地掃出了中國大陸。現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也正在覺醒，盡管美國帝國主義還會繼續耍許多花招，他們的鬥爭也還可能出現許多曲折，但是，毫無疑問，在有了中國的經驗作借鑒以後，在當前更加有利的世界形勢之下，他們的勝利是一定不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了。世界上最後的一個最強大的新殖民主義國家美帝國主義，現在正麵臨著它的由曆史客觀法則所決定了的末日。

在中國人當中，曾經有些人，特別是那些和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有聯係的人，或者是受過美國教育在思想上或生活方式上受它的影響較深的人，是長期受過美國帝國主義的欺蒙的。但是廣大的人民，特別是那些直接受著美國帝國主義的剝削和欺侮的勞動者，卻一直在不屈不撓地進行著反美愛國的鬥爭。中國人民的反美愛國鬥爭有著長期的曆史和豐富的經驗，例如1905年的反美運動，便是一次具有全國規模的聲勢非常浩大而情況又極其複雜的愛國鬥爭。

1905年的反美愛國運動，是由於反對美國排斥和虐待華工、要求廢止中美華工條約而引起的。本來，美國西部的許多金、銀、煤、鐵礦山和許多鐵道、城市建築，都是華工用血汗開辟出來和修建起來的，所以那裏的華僑很多，例如舊金山就有著名的華僑聚居的唐人街。當美國資本家需要勞動力的時候，他們不惜用各種欺騙、利誘乃至拐帶、綁架等無恥手段，把大批華工弄到美國去，為他們創造巨額的利潤。這種情況，從1868年的中美條約中也可以看得出來。等到資本主義發生危機的時候，美國資產階級為了轉移美國工人鬥爭的目標，便惡毒地說什麽中國工人奪去了美國工人的飯碗，竟提出排斥華工的辦法來欺騙美國工人，到處煽動排華事件。1894年的中美華工條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簽訂的。美國在和腐朽的清朝政府訂立了具有排華性質的條約之後，更擅自曲解，利用它來加緊對華工的排斥和虐待，同時對一切到美國去的中國人也肆意侮辱。凡是到美國去的中國又，上岸後都得被關在木屋裏，象囚徒一樣地聽候審問。而且常以檢疫為名，用烈性藥水往中國人的衣物乃至**裸的身上亂澆。至於華僑被毆辱、房屋被燒毀等等，早已成為司空見慣的平常事情。所有這些，對於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都是莫大的刺激。因此到了1904年華工條約期滿的時候，全國各階層的人民都要求廢除舊約，並反對續訂新約。

從1904年末起，各地報刊即開始討論廢止中美華工條約的問題；接著便有許多揭露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工的文字出現，人們對鎂帝國主義的仇恨逐漸增長；至1905年春，當美帝國主義準備與清朝政府續訂新約的消息傳出後，反美愛國運動即漸趨高漲；5月，上海商會決議，如兩月內美帝國主義仍不肯放棄其虐待華工、華僑的苛例，則將發起抵製美貨的運動，各地反美運動亦相繼而起；至7月，兩月限期已滿，而美帝國主義仍堅持原議，要續訂新約，於是人心激憤，立即開始實行抵製美貨，運動遂達到了**。這一運動以上海為中心，席卷全國，波及海外，規模之巨大前所未有。雖然美帝國主義嗾使清朝賣國政府對運動頻施壓迫；雖然與美帝國主義有利害關係的買辦資產階級如以汪康年為代表的《中外日報》，一再對運動實行破壞；而以上海商會會長曾鑄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在發起運動之後又表現動搖，並中途退出了運動；但廣大勞動人民，卻堅持不懈地進行鬥爭，終於迫使清朝政府不敢公然和美帝國主義續訂新約。中國工人階級這時雖然還在幼年階段，但在鬥爭中即已表現出高度的積極性和頑強性。除參加一般抵製美貨的運動外，運輸工人還拒運美貨j郵政工人也不收美貨標本；製造工人更拒用美國原料；而且當資產階級已經退出運動之後，上海工界於10月底還在豫園開會，繼續堅持鬥爭，從而使鬥爭獲得一定程度的勝利。同時，在民族資產階級中也有一些比較堅決的分子，例如湖南的商會會長禹之謨，就可作為這些人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隻有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至於資產階級，則極其軟弱，而且一開始就存在著分化的跡象。

這次反美愛國運動，也曾影響到海外各地。留日學生也有許多人參加了這次運動，其中以四川人為最積極。東京的四川同鄉會（主要是留學生），曾在上野公園專門開會，討論抵製美貨的辦法，會上決定速與成都、重慶等地取得聯絡，以便在全川發動柢貨運動。後來成都、重慶等地都卷入了這一鬥爭，這和留學生的活動是有關係的。四川的留日學生為什麽特別積極呢？這有它的曆史原因。原來四川是很富庶的地方，但自清朝政府殘酷地鎮壓了明末四川的農民起義以來，四川人口銳減，滿目荒涼，天府之國成了人間地獄。從前四川的文化（封建文化）是很發達的，但入清以後二百餘年，從未出過一個狀元，僅此一端也可見其衰落之甚。可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卟，東南沿海一帶，迭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相形之下，四川倒反而成了比較“安寧”的地方，又逐漸富庶起來。由於生產日益發展，對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增高，1873—1876年張之洞在四川任學政的時候，看到這種情況，便特地辦了一座“尊經書院”，一麵培養學生，一麵刊行書籍，這樣一來，四川的文風（封建主義的文風）因之漸盛。這個“尊經書院”的學生，一開始就有些人好為清議，抱打不平，常愛鬧事。其後駱成驤中狀元，楊銳入軍機，都是由這個學院出身，並以高唱“新學”而取得高官厚祿的。於是“新學”遂一時風靡書院乃至全川。戊戌變法失敗後，這群莘莘學子，長期苦無出路，及至科舉廢止，遊學成風，他們便大批地來到日本。這批人雖然多數出身於封建家庭，有其落後和反動的一麵，但他們與那些買辦家庭出身的人不一樣，和帝國主義沒有什麽聯係，所以對反帝愛國鬥爭較為積極。加以他們來自邊陲，鄉誼特重，團結性很強；而且還有清議之風，對一切不平的事都愛過問，因此最易卷入各種鬥爭。這些人經過一些鬥爭提高了覺悟，以後紛紛加入同盟會，在辛亥革命時期曾經起過相當的作用。不過，這些人的情況也極複雜：真心愛國者固然不少；但有的人卻是利用群眾運動作為升官發財的階梯；有的人則是想出出風頭；而有的人幹脆隻是湊湊熱鬧而已。就是那些真心愛國的人，也多半隻有“五分鍾的熱忱”，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時熱時冷、易於動搖妥協的毛病。這種情況，不獨四川留學生如此，其他各省的留學生乃至一切知識分子也都一樣。現在屈指數來，當時鬧得轟轟烈烈的人，真正堅持革命到底的卻沒有幾個。這說明知識分子必須不斷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才能隨著時代不斷地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