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茄煙即將燃盡，方才品嚐到折磨我們的那種幻滅感：老同學長大後重逢時，發現彼此之間比想象中少了很多共鳴。盧瑟福寫小說；懷蘭成了大使館的一位秘書。他剛請我們在藤佩霍夫飯店吃了飯，席間，我感覺他興致並不高，倒是始終帶著一個外交官在類似場合總會持有的從容淡定。仿佛隻是因為獨身居住在一個異國的首都，才使我們這三個英國人聚到了一起，同時，我感到，懷蘭身上曾經那種隱隱的自命不凡經過這些年並未消失；我更喜歡盧瑟福，他已經是個男子漢，不再是曾經那個皮包骨頭的小男孩。想當年，他竟一邊受我欺負一邊又受我保護。看樣子，他現在掙錢比我們倆都多，而且生活多姿多彩，這讓懷蘭和我有些妒忌。
不過那個晚上可不枯燥。我們坐在一起，觀賞著漢莎航空公司的大型航班從中歐各地飛降機場的情景。傍晚將近，機場的弧光燈打開，一時間光彩輝煌，頗有一種戲劇效果。其中有一趟來自英國的航班，它的飛行員經過我們的桌子時，向懷蘭打了個招呼。一開始懷蘭沒有認出他，待他想起這個人是誰後，便向我們做了介紹，並請他入座。這是個快樂風趣的青年，名叫桑德斯。懷蘭向他道歉，說穿著飛行服又戴著頭盔，實在讓人很難辨認。桑德斯笑答：“哦，是啊，對這我再清楚不過，別忘了我以前在巴斯庫爾待過。”懷蘭也笑了笑，不過不太自然，我們後來便換了話題。
桑德斯的加入使我們這個小團體活躍了起來，大家一起喝了不少啤酒。大約10點鍾，懷蘭離席跟鄰桌的人談話去了，盧瑟福繼續揀起剛才的話題：“喂，順便問一下，你剛才提到巴斯庫爾，我對這地方了解一點，你是不是想說那裏發生過什麽事兒？”桑德斯靦腆地笑了笑：“噢，不過是我在那裏服兵役時，經曆過的一件令人激動的事罷了。”但是他畢竟年輕，還是忍不住說道，“是這樣的，一個阿富汗人或者其他什麽地方的人，劫走了我們的一架飛機，接下來發生的事不難想象。這是我所聽說過的最無恥的行徑。那混賬家夥攔住飛行員，一拳把他打昏，扒了飛行服穿上，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爬進了駕駛艙。他還給技師們發出了正確的信號，滑行，起飛，就這麽大模大樣飛走了，麻煩的是，他再也沒有飛回來。”
盧瑟福看起來很感興趣。“這是什麽時候的事兒？”。
“嗯，怎麽也得是一年前吧，也就是1931年5月，因為爆發了革命，我們正把平民從巴斯庫爾疏散到白沙瓦，也許你還記得，那裏當時局勢混亂，否則也不會出這種事。可是，它確實發生了——某種程度上是這套飛行服讓他得逞的，你說呢？”
盧瑟福仍然很有興致。“可我以為，當時你們至少得有兩個飛行員負責一架飛機吧。”
“沒錯，普通的軍用機確實如此。可這架飛機有些特殊，是為一些印度邦主設計的一種小型飛機。後來，印度的勘探人員一度用它在克什米爾一帶的高海拔地區搞勘測。”
“也就是說這飛機根本從沒有到過白沙瓦？”
“據我所知，沒有。而且也沒有在別的任何地方再降落過。這確實令人迷惑。當然，如果劫持飛機那家夥是那一帶的土著，也許他把飛機開進了山裏，把那些乘客當人質，勒索贖金。我估計他們都被撕了票。在前線很多邊界地區，飛機墜毀了根本沒人知道。”
“的確，我知道那種地方。機上有幾個乘客？”
“我想有四個，三位男士和一位修女。”
“其中，有沒有一位叫康維的男士？”
桑德斯很驚訝。“嘿，沒錯，確實如此。‘光榮的’康維——你認識他？”
“我曾和他在一個學校讀書。”盧瑟福不大自然地說道。縱然事實如此，他還是覺得這麽說有些勉強。
“以他在巴斯庫爾所做的一切來看，確實是個討人喜歡，很不錯的小夥子。”桑德斯接著說。
盧瑟福點點頭，“是的，這毫無疑問……可是，多麽離奇……多麽詭異……”他恍惚片刻，接著說道，“這事從沒有在報紙上報道過，否則我早該有所耳聞。這是怎麽一回事？”
一時間桑德斯顯得有些局促不安，我甚至覺得他有些愧疚，“老實說，”他答道，“有些東西我是不該說的，不過，也許現在已經無關緊要了。我是說這已經是陳年舊事，沒多少人還在關心；後來事情也沒有再張揚，我的意思是，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說起來不太光彩。政府方麵隻是宣布有一架飛機失蹤了，提到了飛機的機型名稱，僅此而已，局外人對這種事不會有更多的興趣。”
這時，懷蘭又回到我們中間，桑德斯有些歉意地說：“我說，懷蘭，他們幾個剛才一直在談論‘光榮的’康維，我恐怕把巴斯庫爾的事說出去了，希望你不要介意。”
懷蘭一臉嚴肅，盡力克製自己，他不想當著同胞的麵失態，另一方麵又要照顧到自己作為政府官員的形象。“我不得不說，”沉默了片刻，他慢條斯理地說，“把這事兒僅僅看做一樁奇聞軼事真讓人遺憾。我原本一直相信你們這些空軍弟兄不會這樣不顧信譽，會把事情泄漏出去。”對這個年輕人一番斥責之後，他又和藹地轉向盧瑟福，“當然，你的心情我理解，同時我相信你也明白，某些時候，有必要讓前線地區發生的事兒保留點神秘色彩。”
“可是，”盧瑟福冷冷地說，“人們總會想去了解真相。”
“對於任何有必要知道真相的人，這事兒並未隱瞞。當時我就在白沙瓦，這點我可以保證。你和康維很熟吧？我是說，你們在學生時代就相識了吧？”
“在牛津大學時打過交道，那之後見麵機會便少了。你常和他見麵吧？”
“在安哥拉駐紮期間見過一兩次麵。”
“你喜歡他嗎？”
“我認為他很聰明，但又有點懶散。”
盧瑟福笑道：“當然很聰明。他在大學裏很出色，隻可惜後來戰爭爆發了。他在學生會裏可是個響當當的重量級人物，還是獲得過藍色榮譽的劃船隊員，各種獎勵也得過不少。我認為他是我遇到過的最棒的業餘鋼琴家，的確，一個了不起的全才，大家都覺得他會成為未來的總理候選人。不過，老實說，自牛津大學分別後，我就再也沒聽到過他的消息，自然是戰爭中斷了他的事業。當時他還很年輕，我猜他多半是從戎參戰去了。”
“他大概是被炸傷了，要不就是出了別的什麽事兒。”懷蘭說道，“但這也沒什麽大不了的。他混得很不錯，在法國還獲得了特等勳章，他後來回牛津大學做了一段時間研究員。我知道他1921年去了東方。他會幾種東方語言，因而不費周折就找到了工作，此後還擔任過幾個不同的職務。”
盧瑟福爽朗地笑了，“這麽說，一切都有了理所應當的解釋！曆史永遠不會讓世人了解那些破譯情報密碼工作中所取得的業績，也不會透露公使館裏茶話會上的唇槍舌劍。”
“他是在領事館，不是在外交部工作。”懷蘭冷冷地指出。他顯然無心打趣，而且，對於那些調侃的話，也沒有發表任何異議。這時盧瑟福起身要走，他也並無挽留的意思。畢竟時間也不早了，我說我也要走了。告別時，懷蘭仍舊彬彬有禮，高高在上，而桑德斯卻很熱誠地表示希望再見到我們。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要去趕橫貫大陸的火車離開。在等出租車時，盧瑟福問我可願意到他住的酒店去打發這一小段時光。他說他的房間有個起居室，我們可以坐下聊聊。我欣然接受，於是他說：“好吧，要是你願意，我們可以聊聊康維，除非你對他的事情沒什麽興趣。”
我說盡管說不上不了解他，但對他很感興趣。“我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剛結束，他就離開了學校。之前他確實很關照我。我是個新生，找不到理由對我那麽好。雖然隻是些平常小事，但我一直沒忘記。”
盧瑟福表示同意：“沒錯，我也十分欣賞他，雖然長期以來我們鮮有見麵機會。”
接著是一段令人難堪的沉默。很明顯，我們都在回想一個對我們產生了很深影響的人，而這種影響又遠非這種短暫邂逅的三言兩語能夠說透的。從那以後，我常常注意到，人們即便是在很正式的場合，哪怕短短結識過康維，都會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確實是個很出色的青年，而我是在崇拜偶像的年齡認識了他，自然對他的記憶更富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麵目俊朗，作為一個運動健將，能輕易獲得學校裏的各種獎項。那位愛動感情的校長曾用“光榮的”來讚揚他所取得的成績，由此，他便得到“光榮的”這一雅號，恐怕也隻有他這樣的人才配得上這般稱號。我記得他曾在畢業典禮上用希臘語發表演講，還曾是校園舞台上最受歡迎的演員；他多才多藝，英俊瀟灑，才智和力量的完美統一使他更像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傑出人物，或者像菲利普?西德尼。當代文明卻很少能造就出這般人才。
我把這些想法都告訴了盧瑟福，他回答我說：“的確如此。人們常用‘半吊子’這個貶義詞來形容那些博而不精的人，大概某些人，比如像懷蘭這種人，會把它用在康維身上。我對懷蘭這種人不太感興趣，他的一本正經和自負讓我無法容忍。不知你有否留意到，他功利心太強，他的那套什麽‘人們終會得到他們應得的榮譽’，‘不會把事情兜漏出來’，就像是皇帝駕臨聖多美尼克教堂。我最看不起這類外交官。”
又是一陣沉默，車子穿過了幾個街區。這時，他又說道：“不管怎麽說，昨晚沒有白費。對我而言算是個特別的經曆。桑德斯說的巴斯庫爾的那事兒，我以前也曾耳聞，但沒有太相信，以為不過是個離奇的驚險故事而已，無法讓人絕對相信，或者說使人信服的理由隻有那麽一點。而現在，有了兩個不起眼的理由說服我相信了。你能看出我並不是一個容易輕信的人。我走南闖北的生涯不短，我知道這世上無奇不有——要是親眼所見，你絕不會懷疑。若隻是道聽途說，不會太過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感到這些話對我來說毫無意義，便笑了起來。“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願同懷蘭推心置腹。那就像給《軼聞》雜誌推薦一部史詩一樣。我更樂意跟你交交心。”
“你恐怕太抬舉我了。”我說。
“你的書可沒讓我想到這點。”
我還沒有提到過我那故弄玄虛的作家生涯（畢竟，精神病診所並不是人人都能開的），卻驚奇地發現盧瑟福居然對我有那麽點了解。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訴他了。盧瑟福說道：“沒錯，這也正是我的興趣所在，因為康維曾經患有失憶症。”
到了酒店，他從服務台取來鑰匙，到五樓時他說：“說了這麽多不著邊際的話，可事實是康維並沒有死——至少幾個月前還沒有。”
短暫上升的電梯似乎不是討論這事的合適場合。於是一進走廊我便問他：“你肯定？你是怎麽知道的？”
他一邊回答，一邊打開了房間：“去年11月我和他乘同一架日本客機從上海去檀香山旅行。”他說了一半便停下來，待到我們落座並倒上喝的，點上雪茄後才繼續道：“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國旅行，四處遊逛。當時同他已多年未見，也從未通過信。我並不常想起他，不過，隻要有意識地在記憶中翻閱，他的形象總會很輕易地浮現。在漢口拜會了一個朋友之後，我便乘北平的快車返回了。火車上，我碰巧與法國慈善姐妹會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長聊了起來。她要去重慶，那兒有他們一個下屬的修道院。我會兩句法語，她便很高興地同我談起她的工作和生活情況。說實話，我對一般的教會機構沒有多少興趣，但同許多人一樣，我能夠接受他們，這些天主教徒自覺地站在了同一階級的立場上，因為他們至少都在努力地工作，沒有裝腔作勢地在普通人麵前擺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態。順便一提，這位院長在同我談到重慶那所教會醫院時，提到幾星期前有個剛住進醫院的傷寒病人，她們都認為他是歐洲人。病人沒有說自己的情況，身上也沒有任何證件，穿的是本地的服裝，而且是最窮的人穿的那種。修女護士們把他領進醫院時，他病得很嚴重。他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法語也十分不錯，還有，這位院長向我保證說，在他認出修女們的國籍前曾用純正的英語同她們交談。我說我無法想象當時的情形，我打趣地問她怎麽能夠判斷一種她不懂的語言說得純不純正。我們就這些事情說笑了一番，最後她邀請我有機會到修道院去看看。當然，這就像要我去爬珠穆朗瑪峰一樣不可能。可是當火車到達重慶，同她道別時卻感到一種特別的遺憾，但一切到此為止了。巧的是，我在幾個小時內又回到重慶。火車在離車站一兩英裏的地方出了故障，好不容易把我們又送回火車站，而我們了解到備用的發動機不可能讓我們在12小時內到達上海，中國鐵路上的這種事兒倒不少。所以，隻好在重慶逗留了半天——於是我決定去修道院拜訪那位很不錯的女士。”
“沒想到我去了之後，受到熱情的接待。院長自然對我的到來感到有些驚訝。我想，對於一個非天主教徒，最難理解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夠協調十足的刻板、嚴肅與一種隨意寬舒的心境的矛盾？不過這無礙於那些修士修女們組成有趣的社團。待了沒多久，我發現飯菜已經準備好，一個年輕的中國教會醫生挨著我坐下。席間，他混著法語和英語同我談笑，餐後又和那位女院長一起領著我參觀了這所他們引以為豪的醫院。我告訴他們我是個作家，而他們竟天真地認為我會把他們都寫進書裏去。我們順著病床走過，那位醫生一一向我介紹每個病例。醫院非常幹淨，沒有一點汙痕，看來管理得很不錯。我已經把那個說一口流利英語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腦後，直到修道院長提醒我就要見到他時方才想起來。我隻能看到這個人的後腦勺，他顯然正在沉睡。不知為什麽，我覺得應該用英語同他說話，便問了聲‘下午好’，但這並非我本來想要說的。那人突然轉過臉來，回了一句‘下午好’。的確如此，他的口音表明他是受過正統訓練的。但是我還來不及對此感到驚訝，就認出了他——盡管他一臉胡須，容貌有了不少變化，而且已經那麽久沒有見過麵。那是康維，我敢肯定是他。不過，假如我稍有猶豫，略有疏忽的話，說不定我倒會認定他不可能是康維。幸好當時我一時衝動，冒昧把他叫醒了。我喊他的名字，又報上我的名字，雖然他隻是盯著我，臉上並沒有任何認出我來的表情，但我已確信，我沒有認錯人。他臉上的肌肉奇怪地輕微抽搐了一下，以前我也曾注意到過這情況，還有他那雙眼睛一點也沒變，當年我們常打趣說他的那雙藍眼睛比起‘牛津藍’來更像‘劍橋藍’。而除此之外，他還是那種不會輕易與別人混淆的人，那種讓你一見如故的人。見此情景，醫生和修道院長自然都非常激動。我告訴他們我認識這人，他是個英國人，是我的朋友，他認不出我來可能是因為他完全喪失了記憶，他們很驚訝，但表示同意。之後我們一起就他的病情談了很長時間。然而，他們實在無法解釋在這種情況下他是怎麽能來到重慶的。”
“長話短說吧，我在那兒待了整整兩個多星期，希望或許能夠用什麽辦法使他恢複記憶。但最終未能成功。不過他的身體漸漸恢複了，我們還聊了很多。”
“當我如實告訴他，我和他各自的身份的時候，他很順從，沒有任何異議和爭辯。他隱隱約約表現出一種興奮的表情，甚至似乎很高興與我為伴。我提出要帶他回家，他也隻是簡單地說他並不介意。這的確有些不正常，他很明顯沒有任何個人欲望。我盡快做好了安排，準備離開。漢口的領事代辦處有我一個密友，沒費多少周折便辦好了護照等必要的手續。確實，對我來說，為了康維，這件事最好不要張揚出去，更不要讓它成為報刊的頭條新聞，而且我可以高興地說我做到了這一點。否則，勢必會引起擁堵，當然，我是指新聞報道的擁堵。”
“我得說，我們是通過正規途徑離開的中國。坐輪船順長江到南京，而後乘火車到上海，當晚正好有一艘到舊金山的客輪，於是我們又急匆匆地上了船。”
“真為他做得太多了，”我說，“如果換了別人我決不會這麽做的。”
盧瑟福也不否認。“我想我不會為別的任何人做這麽多事，”他接著說，“但這個人身上有一種說不清的、難以解釋的東西，讓你樂意盡力去幫助他。”
“是的，”我同意道，“他身上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一種很吸引人的氣質，回想起來就讓人愉快，現在我仍然把他看做是那個穿一身法蘭絨的‘青年學生’。”
“真可惜，你沒有在牛津認識他，他真是太了不起了——再也沒有其他更合適的詞了。然而，有人說，戰後他變了，雖然我也有同感，可我又相信以他的天賦，他應該從事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在英王陛下手下做一個小職員，在我眼中並不算什麽偉大事業，但康維確實很了不起，或者說他本該成為一個偉人。我們都認識他，當我說我們不應忘卻那段經曆時，我認為我並沒有誇大。而且，當我和他在中國中部重逢時，雖然他的腦子一片空白，之前的經曆也迷霧重重，可他身上那種魅力非凡的特質卻絲毫沒有消失。”
盧瑟福沉浸在一種懷舊情緒中，他頓了頓，接著說道：“正如你想象的那樣，我們在客輪上重拾起昔日的友誼。我把我所知道的有關他的一切都告訴了他，他聽得很專注，那神態可以說有點可笑。來到重慶以後發生的所有事情，他都清楚地記得。有趣的是，他並沒有忘記他之前就會的幾門語言，比如他告訴我，他相信自己與印度有某種聯係，因為他會講印度斯坦語。”
“輪船在橫濱上滿了人，新來的乘客中有一位叫西夫金的鋼琴家，他要到美國巡回演出，在這裏換乘。他與我們同桌用餐，時不時用德語和康維交談，可見往日的康維是多麽外向而健談；且不說他已經喪失了記憶，事實上，如果隻是一般的社交接觸，其實根本看不出他有什麽毛病。”
“離開日本已經數天，一晚，旅客們把西夫金請到甲板上舉行鋼琴獨奏會，康維和我都前去欣賞。沒什麽好說的，他彈得十分精彩。彈了幾首勃拉姆斯和斯卡拉蒂的作品和許多肖邦的曲子。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康維是如何聚精會神地欣賞著，那自然是因為他過去的音樂素養的緣故。到最後，音樂會在聽眾們的一次次返場的請求中繼續著，鋼琴家也欣然迎合，想必有些熱情的樂迷甚至已經圍攏到鋼琴周圍。他似乎特別鍾愛肖邦，所以又彈了幾首肖邦的作品。最後他離開鋼琴，由一群崇拜者簇擁著向後門走去，顯然他感到自己對這些樂迷已經夠意思了。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康維徑直走到鋼琴前，坐下來彈起一段輕快的曲子。我沒能聽出這曲子是出自誰之手，不過它卻吸引了西夫金，他激動地回到甲板，詢問這是什麽曲子，康維沉默了半天，樣子十分古怪，然後回答說他自己也不知道。西夫金幾乎叫了起來，他顯得更加激動，說這簡直難以置信。康維在那兒苦苦思索，最後說那是一首肖邦的練習曲。因為連我也不相信他說的話，所以當西夫金對此堅決否認時，我絲毫不感到意外。誰知，康維卻突然怒不可遏，這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到此為止，他還沒有對任何事情表達過一絲情緒。‘親愛的朋友，’西夫金辯解道，‘肖邦的所有作品我都了然於胸，我敢保證他從沒寫過你剛才彈的那首曲子。他很可能會寫這樣的曲子，因為這完全是他的風格，但他的確沒有寫過，你能給我看看這曲子的樂譜嗎？任何版本都行。’康維嚴肅地回道：‘噢，是的，我想起來了，這曲子從沒有發表過。因為我遇到過肖邦的一個學生，從他那兒知道了這首曲子……我還會另一首沒有發表過的曲子，也是從他那兒學來的。’”
盧瑟福一麵用眼神暗示我別打斷，一麵接著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個音樂愛好者，就算不是，我也敢說，你完全能想象出西夫金和我聽到康維接下來彈的這首曲子時有多激動。我知道這是他過去的經曆在現實中的一次突然又神秘的閃現，這也是找回他已喪失的東西的最佳途徑。西夫金自然已完全沉浸到這個音樂問題中去了。實話說，這確實令人困惑，因為肖邦早在1849年就去世了。”
“這一切如此蹊蹺，讓人難以置信。或許我還該順便提一下，當時至少有十來人目睹了這一場麵，其中有一位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知名教授。當然，人們可以輕易地說從時間上來看，康維的解釋根本就不可能或者幾乎沒有什麽可能性；然而這曲子本身卻讓人無法解釋。如果那兩段音樂不是康維所說的兩首肖邦的練習曲，那又是什麽曲子呢？西夫金向我擔保，說假如這兩首曲子曾經發表出來，半年之內絕對會成為鋼琴家們的保留曲目。這話聽起來有些誇張，不過也表明了西夫金對這些曲子的看法。大家爭論了半天也沒有什麽結果，而康維仍堅持他的說法。他開始顯得有些疲倦，於是我馬上帶他離開了，讓他躺下休息。最後，我們決定用留聲機把這些曲子錄下來。西夫金說他一到美國就會盡快安排好所有的一切；康維答應一起出席音樂會並登台演奏幾首。可最終他沒能信守諾言。我時常為此感到惋惜，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盧瑟福看看時間，對我說趕火車還早，而他的故事差不多快講完了。“因為，就在那天晚上——就是鋼琴獨奏音樂會那晚——康維恢複了記憶。我們倆都上床休息了，可我卻輾轉難眠，而他來到我的艙室把一切都告訴了我。他緊繃著臉，不勝傷感，我隻能這樣描述，因為那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悲傷，一種同普通人一樣的哀傷，你知道，我的意思是——那是一種漠然或者說沒有任何特點，帶著些許無奈，些許失意的表情。他說他什麽都想起來了。正是在西夫金彈琴的時候，他開始回憶起一些東西，雖然隻是些斷斷續續的片段。他在我的床邊坐了很久，我沒有打攪他，讓他慢慢回憶，然後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講給我聽。我說他能夠恢複記憶，我非常高興，但如果他本來就希望忘掉這些往事，我會很難過。他抬起了頭，然後對我說了句我認為是很恭維我的話，‘謝天謝地，盧瑟福，’他說，‘你真是有想象力啊。’過了一會兒，我起身穿好衣服，讓他也穿好衣服，隨後相伴到甲板上散步。那是個寧靜的夜晚，滿天星辰，而且很暖和，大海看上去一片蒼白而顯得黏滯，仿佛是凝結起來的牛奶。要是沒有機器的轟鳴，我們簡直就像在廣場上漫步了。我任由康維繼續自由講述他的故事，沒有打斷提問。黎明將近時，他開始不停地講，滔滔不絕，等他講完，已是早餐時間，太陽已經高照。我說他‘講完’，並不是說他沒有再告訴我更多的事。後來，有天夜裏他還補充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他心裏很不舒坦，睡不著覺，於是差不多一直都在不停地講。第二天半夜時，客輪按時到達舊金山，那一夜我們一直在客艙裏喝酒暢談；大約10點鍾的時候，他出去了，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你的意思該不是……”我腦海裏閃過一幅自殺的情景——一幅平靜從容的自殺場麵。那種場麵我曾經在從聖盧島到君王鎮的郵輪上見到過。
盧瑟福大笑道：“噢，上帝，不是，他可不是那種人。他不過是趁我不備，溜掉了而已，要上岸那是再容易不過的了，但若我派人去找，他一定會發現要逃避跟蹤是很難的。當然，我的確也派人去找過他，可後來得知他千方百計登上了一艘向南航行到斐濟運香蕉的貨船，當了船工。”
“你是怎麽知道的呢？”
“再直接不過了，這是三個月後他從曼穀寫信告訴我的，他還隨信附了一張匯票，是為償還我為他花費的一切，他在信裏向我道了謝，並說他很好，正打算往西北方向去進行一次長途旅行，就這些。”
“他這是什麽意思？”
“是呀，含糊其辭，可不是嗎？要說曼穀的西北方向，地方可多了，柏林不也在曼穀的西北方向嘛。”
盧瑟福停了停，添滿我的酒杯，給自己也滿上。
“這故事相當離奇，要不就是他故意把故事講得如此離奇，我無從知曉。那兩首曲子的來曆固然令人迷惑，可更讓我不解的是康維是怎麽到那家中國教會醫院的。”我道出了我的想法。盧瑟福回答說：“這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罷了。”“那他究竟是怎麽跑到重慶來的呢？”我問道，“我想那晚在輪船上他一定告訴你了。”
“他確實跟我說了一些，可聽起來很荒唐。跟你講了這麽多，剩下的我可要賣一下關子了。我隻能說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在你去趕火車之前，恐怕連個大概都講不清楚。不過，我這兒恰巧有個更簡單的辦法；我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水平並不太自信，可康維的故事確實讓我深為沉醉，令我不由反複咀嚼，於是我著手把他在客輪上所談的內容簡略記錄了下來，使我不至於忘掉那些細節，再後來，這個故事的幾個地方開始占據了我的思維，一種創作衝動驅使我更進一步，把這些斷斷續續的片斷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不是說我有所虛構或者篡改，因為他所講述的內容當中已有足夠多的素材。他講話流利，而且頗有營造氣氛的天賦，同時我感到自己已開始能夠領會他的意思。”說著，他起身拿來一個公文包，取出一疊打印好的手稿。“給你，都在這兒了。我看，它們就任由你處置吧！”
“你是不是認為我不會相信這個故事？”
“噢，可別這麽早下結論，不過請你記住，要是你果真相信了，那也是符合那個著名的說法的——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天下沒有不可能之事。但願這辯證法不算太糟，總之，請告訴我你對於這一切的看法。”
我帶上手稿，登上前往奧斯登的快車，在路上讀完了大部分。我原本打算，等回到英國，要寫封長信給盧瑟福，順帶把稿件寄還給他。但是這事被耽擱了幾天，還沒等我把信寄出去，盧瑟福卻寄來一封短信，告訴我他又要去雲遊四海了，幾個月內都不會有固定地址。他將要前往的是克什米爾，然後去“東方”。對此我倒是一點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