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抗日戰爭後期，美帝國主義即加緊了對中國內政的幹涉，妄圖在戰後代替日本的地位，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蔣介石依靠了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援助，不積極準備力量，以反攻日寇，收複國土；卻處心積慮地在那裏布置陰謀，準備內戰，坐待勝利到來之時，好從峨眉山上殺下來，一舉把共產黨、解放軍消滅，以恢複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動統治。對於蔣介石的反動陰謀，中國共產黨早已洞若觀火。毛澤東同誌在《論聯合政府》中即曾發出了嚴重的警告：“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現在正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和‘政治解決’的煙幕之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其內戰的準備工作。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沮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在蘇聯紅軍的堅強打擊下，日本帝國主義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戰爭勝利了！經過八年艱苦奮鬥、流血犧牲的中國人民，聽到抗戰勝利的消息，該是多麽的興奮啊！但是，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卻一麵下令解放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許解放軍進行反攻、收複失地；一麵又令敵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以待蔣黨去“接收”。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實行蔣日合作與蔣偽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獨吞抗戰勝利的果實，而且還想進一步從根本上把中國共產駕和它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災。
但是，由於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在抗戰勝利的時候，中國人民革命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了。解放區已經擁有一億以上的人民；解放軍已發展到一百萬人，並有民兵二百多萬；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擁有一百數十萬黨員的大黨，而且政治上已經成熟，它完全能領導全國人民，越過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把革命事業引向勝利。針對著蔣介石國民黨的“寸權必奪，寸利必得”的反動方針，毛澤東同誌於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千部會上所作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潢中，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革命方針。根據這一方針，我們一方麵要力爭和平，反對內戰；一方麵又要對蔣介石發動全國規模內戰的反革命計劃，作充分的準備。就是說，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不抱幻想，不伯威脅，堅決保衛人民的鬥爭果實，努力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堅定不移的方針，而這時國內人民和國際輿論又都反對蔣介石進行內戰，同時蔣介石也覺得他進行全麵內戰的準備工作還沒有完全做好，還需要一些時間，以便把更大量的軍隊運到內戰前線去，因此他決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陰謀。於是，這個靠內戰起家、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居然裝扮成和平妖怪，竟於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一連發出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同誌去重慶談判“和平”這分明是耍的鬼把戲，應不應該理它呢？毛澤東同誌認為：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為了揭露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陰謀，以團結和教育廣大人民；我們應該去。如果我們不去，就恰中了蔣介石的詭計，他正是希望我們不去，以便借此說我們拒絕和平，發動內戰。因此，毛澤東同誌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毅然決定飛往重慶。聽說毛主席要去重慶，延安的廣大軍民都非常擔心。因為中國曆史上曾有過許多“鴻門宴”之類的故事，而蔣介石對待李濟深、胡漢民等人的流氓手段，人們記憶猶新，人們為毛主席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毛澤東同誌正確地分析了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認為有強大的人民力量特別是解放區的力量作後盾，蔣介石是難於重演南京湯山的舊戲的。就在毛澤東同誌快要起身的時候，戴老（範文瀾同誌的愛人）還趕來對我說：“請告訴毛主席，我們勸他千萬別去呀！”在臨上飛機的一刻，我轉告了範老夫婦的意見，毛澤東同誌笑了一笑，說道：“謝謝他們的好意，我注意一點好了。”就這樣，毛澤東同誌於8月28日下午，由周恩來、王若飛等同誌伴隨，在千萬人民的歡呼聲中，到達了重慶。
毛澤東同誌的降臨，使重慶整個山城為之沸騰，使整個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都充滿了希望。無數的工人、學生和市民熱烈地歡迎毛主席，把毛主席稱為中國人民的救星。許多人為此感動得流淚。柳亞子興奮地寫出了他新的詩章。善良的人們是如此渴望和平，他們哪裏知道蔣介石的葫蘆裏裝的完全是“和平”的假藥。
毛澤東同誌的到達重慶，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由於他事前對談判毫無準備，所以我們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腳亂，在政治上完全陷於被動。蔣介石雖然派了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為代表來和我黨的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同誌進行會談，但他們對談判並無誠意，隻不過成天地虛與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他們隻是消極地應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澤東同誌飛抵重慶的第二天（8月29日），蔣介石就密令各戰區印發他在1933年所編寫的罪惡手冊——“剿匪手本”。9月17日，蔣介石又密令送發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繳獲）。同時，國民黨軍閻錫山部對我晉冀魯豫解放區上黨地區的進攻，也在9月間就開始了。
經過四十多天嚴肅的談判鬥爭，蔣介石迫於國內外的形勢，不得不在表麵上接受我黨提出的和平團結的方針，不得不虛偽地同意結束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黨派平等合法地位、嚴禁特務活動、釋放政治犯、積極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減全國軍隊、嚴懲漢奸、解散偽軍等主張。所有這些，都寫在國共兩黨代表於1945年10月10日簽訂的“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上麵。這有什麽好處呢？毛澤東同誌說：“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麵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
為了爭取和平，為了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中間人士的同情，以擊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汙蔑，我黨在談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讓步。我們同意讓出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個解放區；同意按比例縮編我們的軍隊，如果國民黨真的肯把它的軍隊縮編為一百二十個師的話，那末我們可以把解放軍縮編為二十個師，隻占全國軍隊的七分之一。但是，國民黨的目的是要根本消滅解放區和解放軍，因此關於解放區政權和軍隊的問題，始終未能達成協議。重慶談判的經驗再次證明，政權和軍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因而成為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焦點。誰如果忘記了這一條，誰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由上可見，我黨在談判中雖然作了一些讓步，但這些讓步都是有原則的，並無損於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我黨則不懼任何威脅，始終堅定不移，毫不退讓。而且，在談判期間，我們絲毫沒有放鬆警惕，我們對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作了必要的準備。在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我們決定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隊調往北方，這樣既可鞏固北方的解放區；又可使這些部隊在內戰一旦發生後，不致孤懸敵後，被人吃掉；同時對談判也有好處。這個意見在征得毛澤東同誌的同意後實行了。這時，我們在解放區尤其是新解放區正放手發動群眾，由反奸反霸而減租清算，群眾運動在轟轟烈烈地開展，有的地方，農民甚至自發地起來解決土地問題。這樣，自日本投降後，解放區不但迅速地擴大了，而且從根本上鞏固起來了。正因為我們一方麵參加和談，一方麵又準備自衛，我們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雙十協定”雖然簽訂了，但蔣介石絲毫也不打算遵守。“雙十協定”於10月12日公布，13日蔣介石就對其部下頒發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將領，要遵照他所訂的所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對解放區“努力進剿”“迅速達成任務”，這就是說，他已下令對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但是，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在解放區軍民英勇的反擊下遭到了可恥的失敗。1945年10月中旬，進攻我上黨地區的閻錫山部國民黨軍三萬餘人被我軍全部殲滅，連其指揮官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等許多高級將領皆被我軍俘虜。這就是著名的上黨戰役。10月底，我軍在規模更大的平漢戰役中，在邯鄲地區消滅了沿平漢線進犯我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國民黨軍七萬餘人，其高級將領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八軍軍長筒樹助於戰場舉行起義；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等人則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區軍民的勝利也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反內戰運動的高漲。1945年11月19日，重慶各界成立了反對內戰聯合會。25日，昆明舉行了盛大的反內戰集會，由於國民黨反動軍警的橫暴幹渉，激起了毘明數萬學生的總罷課。至12月1日，便發生了舉世轟動的“一二·一”慘案。接著，全國各地都爆發了為援助昆明學生的遊行示威，一個以學生運動為主的反內戰運動，一時席卷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
中國人民反對內戰的堅決鬥爭，迫使美帝國主義不得不改換其幹涉中國內政的手法。1945年11月27日，美國政府宣布調回其臭名昭著的駐華大使赫爾利，另派馬歇爾以特使名義來-華“調停”中國內戰。很顯然，美帝國主義妄圖親自出馬，指揮著蔣介石國民黨來共同串演一出“和平”的活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12月於莫斯科舉行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上，美國才同意了蘇聯一再堅持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重申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
由於上述三方麵的原因，即解放區軍民自衛戰爭的勝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反內戰運動的高漲和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特別是由於第一方麵的原因，蔣介石才被迫同意召開“雙十協定”中規定的政治協商會議。
我黨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為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陸定一、鄧穎超和我，共七人。這時董必武同誌已在重慶。（葉劍英同誌後來參加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由秦邦憲同誌代替他為政協代表。）我們在周恩來同誌的率領下，於12月16日飛赴重慶。重慶，這個我曾經生活和鬥爭過多年的故鄉城市，卻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動統治之下，如今我又從革命的聖地延安歸來，我到達重慶的時候，心裏充滿了無限的感慨。
我們到重慶後，即向國民黨提出：必須在政協開會之前，實行無條件停戰。國民黨在當時軍事政治都處於不利的情況下，被迫同意了我們的主張。1946年1月10日，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同時下達了停戰的命令，並規定這一命令於13日起生效。但是，蔣介石在停戰令公布之前，卻先向他的軍隊發出了“搶占戰略要點”的密令，這就清楚地證明了蔣介石絕不肯真心停止內戰，隻不過是要利用停戰來作為其進行內戰的煙幕罷了。
與發布停戰令的同時，政治協商會議也於1月10日開幕。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國民黨八人、共產黨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黨五人、無黨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極為複雜，大致說來，可分為左、中、右三種勢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產黨為代表，它代表著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主張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右派即反動派，以國民黨為代表，它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堅持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中間派主要地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幻想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舊民主主義，民主同盟基本上屬於中間派。這時的青年黨已公開脫離民主同盟，成了國民黨的附庸；民社黨雖然表麵上還留在民盟裏麵，實際上也屬於右派的勢力。在無黨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間派居多數。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團結中間派以便和反動派進行鬥爭。
這次會議前後共曆時二十二天，開了十次全體會議和許多次分組會議。（分組會有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和憲法萆案等五個組，我參加的是憲法草案組。）無論在全體會議上和分組會議裏，都充滿了鬥爭。爭論的焦點仍然是軍隊問題和政權問題，即所謂軍隊國家化和國家民主化的問題。
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仆從提出了“軍隊國家化”的問題，說什麽必須先有軍隊國家化，然後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圖以“民主”作釣餌，來勾去人民的軍隊。針對著蔣介石的這一陰謀，我黨指出：要想實行軍隊國家化，必須首先實行國家民主化與軍隊民主化。即是說要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變為民主的國家，要把蔣介石私人軍閥的軍隊變為人民的軍隊。在這兩條原則的尖銳鬥爭中，有些中間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條道路”，他們幻想國共雙方都交出軍隊，由他們來代表“國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間哪有這麽便宜的事情呢？他們的幻想終於落了空。
關於國家民主化的問題，爭論也是一樣的激烈。國民黨既不願在當時把它的獨裁政府改組為民主聯合政府，隻希望以擴大幾個政府委員之類的辦法來搪塞全國人民的壓力；也不願在以後實行真正的民主與憲政，隻想在舊國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謂“五五憲草”的基礎上，作點換湯不換藥的改變；不僅如此，它甚至妄圖在“統一國家主權”的名義下，把解放區一口吞掉。針對著蔣介石的這一陰謀，我黨一方麵堅持要實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選省長，自製省憲，以此來保障解放區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另一方麵則要求把國民黨反動政府改組為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並且要在它的領導之下，召集真正的國民大會和製定真正民主的憲法，以此來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為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創造一些條件。在這個問題上，中間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員的分配以及什麽總統製、內閣製之類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爭的是舊民主主義和個人的地位，並不是新民主主義和人民的利益。
經過一場尖銳的鬥爭，政治協商會議終於通過了關於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和憲法草案等五項決議案。這些決議雖然離我黨的要求還很遠，但卻在不同程度上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蔣介石的反動統治。
政協會議的召開和政協決議的公布，使全國人民特別是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歡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為中國從此即將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階段。其實蔣介石隻不過是利用政協來進行和平欺騙，以配合他這時正在那裏進行的全國規模的內戰準備。
對於蔣介石的一切，我黨從來不抱任何幻想。蔣介石曾在政協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了所謂給人民自由權利、各黨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釋放政治犯等四項諾言。在要求國民黨釋放我們被捕同誌的時候，我們曾反複考慮，是開出一大堆的名單好呢，還是隻提出個別的同誌？我們估計到國民黨的反動性，認為把某些同誌提出來，不僅不能使他們得救，甚至反而會引起國民黨對這些同誌的注意，增加他們的危險。因此，我們最後隻提出了廖承誌和葉挺兩位同誌。此外，我們還提出要釋放張學良將軍。果然不出所料，國民黨雖然懼於全國的輿論和我黨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誌同誌和葉挺同誌放了出來，而對其他同誌則一個也不放。甚至連張學良將軍（雖然當時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釋放張學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釋放。所謂釋放政治犯，原來是一個騙局。
還在政協會議開會期間，國民黨特務就開始了對政協的破壞活動，滄白堂事件和搜查民盟代表黃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這時發生的。而當政協會議閉幕後，2月10日，重慶各界人民正興高采烈地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成功的大會時，國民黨特務卻大打出手，在會場上打傷了郭沫若、李公樸等六十餘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較場口事件。接著，22日國民黨反動派又無恥地在重慶製造反蘇遊行，組織特務流氓搗毀了我《新華日報》營業部，並把我們的工作人員楊黎原等同誌打得遍體鱗傷。與此同時，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的營業部也遭到特務們的搗毀。類似的挑釁事件，一肘曾遍及國民黨統治區。所有這些，都證明國民黨已蓄意撕毀政協決議。果然，在3月上半月召開的國民黨的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就公開聲明，對政協決議要“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就是說要從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毀。3月下旬至4月初，國民黨又召開了它禦用的國民參政會的四屆二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蔣介石發表了又長又臭的演說，大彈其反動透頂的法西斯的法統論之老調，表示要堅決撕毀政協決議和3月27日剛訂立的東北停戰協議。至此，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已經昭然若揭了。
蔣介石這一套陰謀詭計，都是在美帝國主義的導演下進行的。美帝國主義一麵用各種方法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特別是用海軍把大量的國民黨軍運到了內戰前線；一麵卻裝作“和事佬”來進行“調處”。馬歇爾一開始就隻主張在關內停戰，不主張關外也停戰，他和蔣介石一樣，妄圖讓國民黨軍占領東北後，再集中力量到關內來消滅我們。當時設立在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和它派出的執行小組，雖然是由美、蔣和我們三方麵組成的，但美國人總是站在蔣介石方麵，拿“調處”來為蔣介石的軍事服務。哪裏對國民黨的軍事不利，執行小組就被派到那裏去，以阻止我軍的前進，和挽救國民黨軍的失敗；而當囯民黨軍發動進攻時，執行部卻任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調處，以便讓國民黨軍放手進攻，取得某些軍事上的便宜。美帝國主義的這套把戲，一時確曾欺騙了一部分人，特別是那些所謂中間人士，但到後來，它的馬腳就逐漸露出來了。
對於美、蔣的陰謀，我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們一方麵和它們進行談判，一方麵又不斷揭露它們的陰謀。例如對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的演說，我們《解放日報》就發表了著名的社論——“駁蔣介石”，徹底地掲穿了他惡毒的陰謀，狠狠地打擊了他瘋狂的氣焰，把他駁得體無完膚。但是，更重要的，還在於壯大我們解放區的力量。這時，為了充分發動群眾，我們已放手讓農民去解決土地問題，為此，我黨中央曾於5月4日發布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五四指示”。在群眾發動的基礎上，解放軍的實力得到很大的發展和鞏固。
我們雖然主要地依靠解放區的力量，但同時絕不放棄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鬥爭。由於國民黨政府要“還都”南京，我們的代表團也必須遷移，我黨決定把四川省委公開出來，以便進行統戰工作和對國民黨作鬥爭。4月30日，周恩來同誌在重慶最後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了省委會，介紹我和王維舟同誌是省委的正副書記。周恩來和董老等同誌離開重慶後，沒有他們的直接領導，我們更感到自己肩上擔子的沉重了，但是，我們省委的全體同誌都很有信心，願意兢兢業業地去完成黨所交付的光榮任務。
省委一經公開，我和王維舟同誌即四處活動，爭取在事實上得到合法的地位。5月19日，馮玉祥在重慶北碚召開了一個張自忠殉國的紀念會，我們故意用省委的名義送了一副挽聯，寫道：“已使日寇滅亡，忠魂可慰；再令生靈塗炭，民命何堪？”由於這副挽聯被放在靈堂中最顯著的地方，而各報紙又紛紛加以報道，因此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國民黨重慶市黨部打電報問國民黨中央為什麽允許他們公開？”國民黨中央令其重慶行營査複。這時，行營主任張群不在，國民黨重慶市長代行營主任張篤倫跑來找我，他說：“你們公開，我是知道的，但手續不周到……你看該如何電複中央呢？”他言詞中有責難之意。我於是立即向他指出，第一，蔣介石在政協開幕時答應的四項諾言中，有各黨派平等合法的一條，我們的公開是有根據的；第二，中國共產黨是有組織的政黨，我們在這裏有辦事處，有報館，有黨員就應有黨的組織；……我們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張篤倫無法，隻好說：“我就這樣回複中央吧。”經過這一番壓迫無效之後，事實上，我黨的公開，國民黨官方已被迫承認了。
但是，這時的情況已十分緊張。國民黨在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下，已侵占我東北的四平街、長春和永吉。而且它對我中原解放軍的大舉進攻，也如箭在弦上，即將開始。我們辦事處的門前屋後，這時也是軍警林立，崗哨如麻。而且國民黨的報紙天天造誦：或說王維舟同誌已到川北搞武裝，或說我們要在重慶搞暴動，企圖以此為借口來搞我們。我們沉著地應付了這種局麵，我對張篤倫說：“請你們注意，我們是不會在這裏搞暴動的，但他們（指特務）如果要搞我們，那末，對地方上是很不利的。”重慶國民黨各機關為此曾開會討論，有人主張搞我們，張篤倫考慮到自己的利害，說道：“沒有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就這樣，我們暫時地度過了這場風險。
為了便於應付更為困難的環境，經過審慎的研究，我們決定王維舟同誌撤走，同時還疏散一大部分同誌。王維舟同誌在重慶，他們害怕；王維舟同誌要走，他們又故意為難，不給飛機票；國民黨反動派就是這樣的毫無道理。為此，我去找張群，張群是國民黨反動派政學係的首腦之一，我很早就認識他，他為人極其圓滑。我一提出要求，他立即答應第二天送來飛機票。張群的說話很有意思，他說：“王是搞軍事的，他不走，大家不放心。你倒不要緊。”張群在無意中說出了真心話。啊！原來反動派害怕的就是武裝鬥爭。好，讓我們在戰場上狠狠地教訓他們吧。
到6月間，時局更加惡化了。美帝國主義在這時提出了所謂“軍事援華法案”。國民黨反動派則向我們提出五項荒謬的要求，這五項要求，就是要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出下列各地：一、隴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區；二、膠濟線全線；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區；四、東北的大部分；五、1946年6月7日以後解放區人民武裝在山東、山西兩省從偽軍手裏解放出來的一切地區。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強迫我們屈服。而且在談判過程中，蔣介石竟提議把國共談判的最後決定權交給馬歇爾。對於這些狂妄的要求和無恥的建議，我黨表示堅決的拒絕。6月22日，毛主席發表了反對美國“軍事援華法案”的聲明。美、蔣看到它們的威脅手段和欺詐伎倆都無從得售，於是蔣介石摘下麵具，於6月26日大舉圍攻我中原解放軍，開始了全國規模的內戰；而馬歇爾也宣告他的“調停”失敗，讓蔣介石放手來打我們，露出了他的帝國主義者的原形。7月12日，國民黨軍五十萬人在安徽來安至江蘇南通的八百裏戰線上對我蘇皖解放區展開進攻。至此，全麵內戰爆發了。
對於美帝國主義的加緊幹涉中國內政和蔣介石的擴大內戰，全國人民異常憤慨。6月23日，上海工人、學生及其他各界人民十萬餘人為此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並推出馬敘倫等十人為代表赴南京請願。馬敘倫等人行抵下關車站時，遭到了特務匪徒們的毆辱，多人受傷，造成了“下關慘案”。這時，我們在重慶也發動了一個反內戰的簽名運動，這一運動，極其廣泛，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在內，參加簽名者達三千餘人。實業界、銀行界的簽名也很踴躍。宗教界也卷入了運動，佛教會為此做了三天道場，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也都做了和平祈禱。
於是，蔣介石加緊了他對民主運動的鎮壓。7月11日和15日，民盟領袖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先後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暗殺。消息傳來，人們不勝悲憤。一時重慶的政治空氣極為緊張，有些民主人士感到恐怖。為了打擊國民黨的反動氣焰、穩住我們在重慶的革命陣腳，我們決定籌備一個盛大的追悼會，以鼓舞士氣，振奮人心。但是，由誰來發起呢？如果由我們發起，參加的人很難廣泛。就是民主人士發起，也有許多人不敢參加。正在躊躇之際，恰好張群到重慶來了。由於國民黨內部的重重矛盾，張對特務係統有所不滿，因此蔣介石要他去昆明查訊李聞案件，他卻拖延不去。而且這時重慶的國民黨部和三青團之間正鬧內訌，它們對外的力量並不集中。我們正好利用這種情況來開展工作，於是決定拉張群來領銜籌備追悼會。經過鄧初民、史良和鮮特生到張群那裏去反複勸說，張為了裝點麵子，借此撈點政治資本，同意了領銜發啟並作大會主席。這樣，參加的人就多了。28日，盛大的追悼會按計劃舉行。人們看見有張群、胡子昂等人參加，而且由張群主席，頓時自由了一些。會上，張群、鄧初民、史良等人和我都講了話。胡子昂在講話中三呼要和平，博得了熱烈的掌聲。而且，由於講演的人們又一再提及陶行知日前（25日）在上海因憤激而死的消息，使全場的情緒更加悲憤。隨後，我們又開陶行知的追悼會。這樣，就把重慶的革命空氣提高了。
由於我軍采取的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我軍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不計一城一地之得失，所以在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還能以極其慘重的代價（例如頭三個月它即損失了二十五個旅的兵力），暫時換得侵占我解放區一些城市和地方的表麵勝利。但是，這些“勝利”卻使蔣介石的頭腦發昏，他竟不顧我黨的嚴重瞀告，於10月初猛力進攻我晉察冀解放區的首府張家口。11日，我軍自張家口撤出，瘋狂達於極點的蔣介石於當日下午即下令召集違背政協決議的獨裁的偽國民大會。其實，侵占張家口已是國民黨軍進攻的頂點，這一“勝利”正是它失敗的開始，從此以後，它的攻勢即逐漸下降，而且我軍很快即將它的所謂全麵進攻粉碎了。
為了召開偽國大，國民黨不惜用高官厚祿和大量金錢來對中間人士進行收買。於是，那些醉心於利祿的官僚政客和無恥文人，一個個都脫下了“中間”的偽裝，現出了反動的原形。而且也確有一些中間人士，在國民黨的利誘特別是在它的威脅之下發生過動搖。青年黨就不用說了，那批逐臭的獅子狗，為了爭著當國民黨政府的部長和委員，真是醜態畢露，出盡洋相，因而受到全國人民的唾罵。民社黨這時也暴露了它的封建官僚和洋奴買辦的本性，張君勱徹底地自我出賣了，被人呼為“張君賣”。而所謂社會賢達的王雲五、傅斯年、胡霖等人，也跳入了國民黨的火坑。至於美帝國主義所豢養的胡適之流，則早已做了蔣介石的過河卒子。這時，羅隆基、範樸齋等“中間人士”也大肆喧嚷，說什麽中間派必須對雙方都罵，不宜左袒。範樸齋這人很討厭，成天在張瀾那裏挑撥我黨和民盟的關係。但是，由於全國人民都一致反對偽國大，把它視同豬仔國會，因此，民主同盟和絕大多數懷有正義的中間人士，都接受了我黨的勸告，終於和人民站在一起，拒絕去出席偽國大。民盟主席張瀾是我的舊友，他自8月18日在成都舉行的李公樸、聞一多追悼會上被特務分子毆打後，對國民黨反動派益增不滿。10月初，他來到重慶，住在“民主之家”。（即鮮特生的住所“解園”，當時為民主人士經常聚會之處，被稱為“民主之家”。）從此我們經常見麵，關係十分密切，而這時範樸齋又到上海去了，他更容易接受我們的意見。偽國大開會前夕，無黨派人士邵從恩來到重慶，想去南京。他對我說，他到南京去不是出席偽國大，而是要“說服”蔣介石恢複談判。我勸他別去，他正猶豫，張瀾故意說：“要去我們同路。”就這樣，我們把他留住了。
11月15日，在舉世咒罵聲中，蔣介石悍然宣布偽國大開幕。參加偽國大的盡是狐群狗黨和無恥之徒，連美啻國主義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也不得不說“聽蔣主席報告的都是反動分子”。就是這批反動的豬仔，居然通過了一部遺臭萬年的偽憲法。12月28日，我黨鄭重地聲明：蔣記國大和它製訂的蔣記憲法均屬非法與無效。同時，中國民主同盟、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等民主黨派和全國許多人民團體都先後聲明絕不承認偽憲法。於是，國民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扮演出來的偽國大，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嘲笑，而他所裝模作樣地通過的偽憲法，在全國人民眼裏也一文不值。蔣介石本來想利用偽國大來孤立我們，但現在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孤立起來了。
蔣介石一麵加緊反對人民，一麵又加緊進行賣國。11月4日，國民黨政府和美帝國主義簽訂了前所未有的賣國條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一條約較之袁世凱、段祺瑞以至汪精衛所訂的賣國條約，均有過之而無不及。蔣介石的駐美大使、著名的賣國外交家顧維鈞曾經無恥地聲明：“按照中美商約，全中國領土均向美國商人開放”。根據中美商約以及其後的一係列協定，美帝國主義已經從蔣介石手中把中國的許多根本主權席卷而去。美帝國主義旣然這樣毫無忌憚地幹涉中國的內政和侵略中國的主權，那末，它的偽善麵具很自然地就要被揭穿，一個強大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是一定要興起的。果然，到12月下旬，聖誕節前夕，由於美軍在北平強奸北大女學生的暴行，終於引起了從北平開始的包括各地城市的全國規模的“抗暴運動。”從此，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又走向新的**。蔣介石不僅在前方碰到了英勇無比的解放區軍民的堅強戰線，而且在他的後方，又出現了一條波瀾壯闊的人民運動的強大戰線，蔣介石已逐漸陷入全民的包圍中，再也無法逃脫其死亡的命運。
麵對著中國人民強大的反美運動，美帝國主義感到它的一切陰謀詭計已再難得逞，於是，馬歇爾在政協會議周年前夕，即1947年的1月7日，灰溜溜地夾著尾巴逃回了美國。他雖然在離華之前，還發表了一通顛倒黑白的聲明，但已經覺悟起來的中國人民，再不是花言巧語所能欺騙的了。一年間的變化是多麽巨大啊！
反對美軍暴行的運動，在重慶搞得特別激烈。當北平美軍強奸暴行的消息傳到重慶的時候，重慶的學生無不切齒痛恨。他們滿懷憤怒，立即行動起來。這時適值國民黨的黨徒們在慶祝偽憲的頒布，他們沉浸在狂歡中。因此，1947年1月6日，我們順利地舉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一萬五千餘人的遊行示威。由於這次運動的聲勢浩大，國民黨不敢輕易實行鎮壓，所以運動延續的時間很長，一直到舊曆元宵節，還舉行了一次反對美軍暴行的宣傳周。在宣傳活動中，學生們巧妙地利用了“車車燈”這種民間形式，把美蔣勾結的醜態表演的維妙維肖，淋漓盡致，老百姓看了都感到非常痛快，而特務們則感到非常窘迫。於是他們惱羞成怒，在2月5日和8日，派出了大批軍警，公然襲擊重慶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的宣傳隊，以致造成兩次嚴重的血案。
反動派的鎮壓5不但不能使學生們屈服，反而激起了學生們以及各界人民更大的憤怒。無數工人、店員、教師和農民絡繹不絕地去慰問受傷學生，並發動募捐來援助學生的“抗暴運動”。廣大人民的支援更加鼓舞了學生們的鬥誌。11日，重慶學生又發動總罷課，抗議國民黨特務的恐怖罪行。此後他們的運動仍繼續發展，從未終止。
當“抗暴運動”正在**的時候，國民黨的重慶市警備司令孫元良跑來找我。他的口氣表示他知道運動是我們鼓動起來的，希望我們幫助他們去製止學生運動。我說：“學生們的‘抗暴運動’，出於愛國至誠，絕非哪個人鼓動起來的。他們的行動是正義的，誰也不該去製止，而且，製止也是不行的。”同時我嚴正地指出：“特務打人，實在無理，你們隻有依法懲辦特務，才能平息學生們的憤怒。”孫元良見無結果，隻得怏怏而去。第二天，張篤倫又來了，他一見我就說，學生們逼得他受不住了。他還說我們報館有人參加到學生裏麵，並指責我們的報紙登載鼓動學生的消息和言論太多了。他最後並威脅著說：“這樣下去，遲早要搞出亂子來的。”我嚴肅地回答了他，把他打發了回去。這時我已感到，對我們的嚴重的迫害即將到來。從他們兩人的談話中，我估計他們的迫害很可能首先針對著學生運動和《新華日報》。
當時的學生運動仍在蓬勃地發展，國民黨反動派對此非常頭痛。眼看2月22日就要來到，估計到他們會利用“二二二”反蘇遊行的周年紀念來搞我們，於是我們有意把反美運動擴大和延長，以抵製他們卑劣的行徑。這樣就使他們終於未敢在2月22日作反革命的發動。
至於《新華日報》，更是他們的眼中釘，他們無時不想把它搞掉。還在1946年4月，當我們在《新華日報》上轉載了“駁蔣介石”一文的時候，他們就曾經企圖下手，但終因整個形勢對他們不利，使他們未能如願。為此，他們後來還捏造了一些團體，到柳州法院去告我們，說我們侮辱了“國家元首”，想借此來打擊我們和封閉我們的報館。柳州法院把這一案件轉到了重慶，我們法律界的朋友們即來幫忙，他們充分利用了合法鬥爭的條件，結果使重慶法院這樣批示：查我國法律無侮辱元首之條文，如係毀謗，須本人起訴。蔣介石怎樣到重慶來和我們打官司呢？反動派的詭計於此又完全落空。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蔣介石由於軍事、政治上的一連串的失敗，已經和我們撕破了臉皮，不再有所顧忌了，看來他是一定要拔掉這個眼中釘的，我們必須沉著地準備應付最壞的情況。
這時，全國的形勢對蔣介石更為不利。蔣介石在全國各個戰場上都遭到嚴重的失敗，特別是在山東失敗得更慘。1947年1月中旬，我軍一舉在魯南嶧縣、棗莊地區殲滅它五萬二千餘人，並活捉其整編師長馬勵武和周毓英。為了取得喘息時間，準備重新進攻，蔣介石經過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我們要求允許他派張治中到延安進行“和平談判”。這一新的騙術立即為我黨徹底揭穿。接著，1月底至2月中，我軍又打敗了陳誠在徐州親自指揮的所謂魯南之役，殲敵四十二集團軍第一、二師全部，並生擒郝鵬舉。至2月19日——23日，我軍又在魯中萊蕪地區獲得輝煌勝利，將敵軍七個整旅六萬餘人一舉殲滅，其“第二綏靖區副司令”李仙洲和第七十三軍軍長韓浚皆被我生俘。至此，蔣介石對我解放區的全麵進攻基本上被粉碎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被迫著要改變他的軍事進攻方針，把他的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而將其兩個進攻的矛頭指向山東和陝北。既然進攻陝北，勢必要最後關閉和談之門。因此他決定驅逐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切機關和人員。為了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我們早已作了充分的精神準備。還在1946年的冬天，我看到環境一天天的險惡，就深深地感到必須對我們的幹部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特別是要加強革命氣節的教育。為此，我特地把毛澤東同誌的一些文章和黨中央的若幹文件，編印成一本名為《中國革命的遙論和實際》的小冊子，以供同誌們學習。在學習過程中，我還為大家作了許多次講演，把從古到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跡向大家講述。這些講演，也曾在一些進步分子和民主人士中舉行。當我講到那些英雄烈士慷慨就義的時候，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而我自己的情緒也特別激有時不禁聲淚俱下。那時我和大家的精神簡直已融成一體！彼此都受到深刻的感動。我從人們堅毅的神情裏得到這樣的信念：隻要我自己能以身作則，臨危不懼，我們的同誌也一定都經得起任何嚴重的考驗。
1947年2月下旬的頭幾天，重慶有些民主人士從司徒雷登發表的聲明中，知道了國民黨要我們撤退的消息。他們有點恐慌，跑來問我們是否撤退。我說：“我們是國民黨政府請來的，除非它有明文要我們撤退，和我黨中央來了命令，我們是絕不會走的。司徒雷登是外國人，他管不了我們國內的事，更無權過問我們黨內的事。”過了兩夭，《大公報》有人打電話紿我說，南京有我們撤退的消息，我同樣地回答了他。因此，《大公報》登的不是我們要撤退的消息，而是我的不撤退的談話。這時，恰好傳來了萊蕪大捷的消息，我們的報紙特地用大字把它登出來。人們看了這個消息，都異常興奮。我於是對民主人士說：“國民黨的垮台是注定了的，它即使把我們逼走，對它也無濟於事。”
由於事前已經有了充分的精神準備，所以國民黨來包圍逼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並不感到突然。2月27日深夜，國民黨反動軍警百餘人，突然包圍了我們的聯絡處——曾家岩二十三號（就是以前恩來、董老兩同誌住的五十號辦事處）。一陣猛烈的打門聲，把我們的同誌從睡夢中驚醒。一時荷槍實彈的軍警特務極端無禮地衝進了我們的大門，他們翻箱倒櫃，到處搜查，形同盜匪。把我們的同誌都強迫集中於樓下客廳之後，他們又蜂湧上樓，闖入我的臥室，我穿衣急起，質問何事？他們聲稱：“為‘保護’你們的安全，要你們撤退。”我問他們有無公事？他們的—位楊處長說有。我接過一看，知是孫元良來函要我們於3月5日前撤退。我當即聲明：“我黨駐京、滬、渝的聯絡處，是你們政府允許設立的，非有你們政府的明文和我黨中央的命令，我們一定要堅守我們的崗位，不能撤退。”旁邊一便衣特務插嘴說“你們破壞和談，稱兵作亂，與人民為敵，使人民不能安定……。”我一聽十分氣憤，嚴厲地反問他：“誰與人民為敵？誰破壞和談？誰在積極打內戰？誰使人民生活不安？你看，我們的對麵，就是你們的兵工廠，數月以來，日日夜夜在趕造軍火，請問這是幹什麽的？你們到處征兵征糧，急於星火，把一切交通工具，全作軍運，一切都是戰爭狀態，誰要打內戰還不明白嗎？”他見我聲色俱厲，就表現十分狼狽。於是那位楊處長上前來說：“請先生把公文看完，如果油印的不清楚，這裏還有一份筆寫的，上麵還有司令願備車並派人護送回延安等事，請先生不要著急！”我這時最擔心的是怕他們危害我們的同誌，因此特對他說：“你們半夜三更來此胡鬧，簡直無理已極，你們絕對不能捕走我們一個同誌！我要去找孫司令、蕭參謀長、張市長談談，一切談後再說。”這時他們才對我說明，同誌們已經集中在樓下客廳裏。我於是趕緊下樓去和同誌們見麵。大家一見我就指著郞批軍警，控訴他們亂搶金錢手表和衣物等等的暴行，一時人聲沸騰，群情激憤。我見同誌們毫無懼色，便對大家說道：“孫元良司令有公事來，要我們撤退。但是，我們非有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明文，和我黨中央的命令，是誓不撤走的。我們要堅持我們共產黨人的立場，保持我們革命者的氣節。至於軍警們不先給公文即破門而入，並且肆意搜查，是完全不對的。我要去見孫司令、張市長，一切等我回來再說，現在我就去打電話。”但是，電話早被他們切斷了，打不通。他們見我很生氣，便來說道：“吳先生年老了，請上樓休息吧！天明後，孫司令就會來的。”我說：“你們如果讓我的同誌們都回房休息，我就上樓去休息，否則我要和我的同誌們在一起。”他們說：“他們在此地也可以休息，還是請老先生休息去吧！”這時同誌們都來勸我，我估計同誌們的安全暫時不會有問題，才回到樓上房裏去。這時，我們的聯絡處已經變成了一個臨時的集中營，數十名軍警和許多便衣特務來來去去，四處逡巡。在這樣嚴重的關頭，我的肩上又擔負著如此重大的責任，我必須想出正確的對策，以維護黨的榮譽和保障同誌們的安全。我反複地考慮了當時的整個形勢和眼前的具體情況，想到：既然我軍在不斷地取得勝利，全國的民主運動又日益高漲，有了這樣堅強的後盾，還有什麽可怕的呢？國民黨會不會象在皖南事變時對待葉挺同誌和新四軍那樣來對待我們？一般地說它不敢那樣，但也不是絕對地不可能。它會不會把我們全部安全地送回延安？它絕不情願，但要取決於我們的鬥爭。最大的可能是：表麵上說把我們送回延安，而又盡可能地來分化瓦解我們。因此我們的同誌必須團結一致，堅決鬥爭！至於我自己的安全，由於年紀大，又是政協代表，條件要比同誌們好得多，我必須挺身出來，領導同誌們一起戰鬥。有沒有危險呢？當然也會有的。但早年參加革命，即已不顧一切，現在偌大年紀，尚有何可惜……想著、想著，有時眼前忽然浮現出鄒容烈士的形象，有時又出現楊闇公同誌的形象。這些形象雖然一刹那就逝去了，但是我的鬥爭決心卻更加堅定起來。就這樣，不知不覺地便到了天亮。
第二天（28日）10時左右，孫元良來了。他毫無表情地把他的公文複述了一遍。我也把我們的態度告訴了他，並且嚴正地向他說：“我們要堅守我們的崗位，不怕任何壓力。我現在是已近七十歲的人了，從同盟會辛亥革命以至現在，一切革命運動我都參加過。自參加革命以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常想得一適當的死所，此地或者就是了。人誰不死？隻要死得有價值，死一個人可以激勵起千萬個人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是有不怕犧牲的光榮傳統的。我要為革命黨人共產黨員保持最高尚的人格。現在和談雖停頓，但門尚未關死，你們此等行動，將最後關死和談之門。你們知道這種關係嗎？”我越說越激昂，他雖毫不感興趣，但也隻好聽著。我要他撤退監視的軍警，他說：“為慎重‘保護’起見，不得不如此。”我要求去見行營參謀長肖毅肅和重慶市長張篤倫，他說他可以去和他們商量。我又問他《新華日報》報館的情形，他說情形“很好”，請我放心。是的，對於同誌們的鬥爭精神，我是放心的；但是，在這般豺狼橫行的地方，對同誌們的安全，我怎麽能放心呢？我於是提出要和《新華日報》社的負責同誌見麵。孫元良無法，回答說可以轉告。孫走後，我即擬電致張群（他仍是蔣介石的重慶行營主任，當時在南京），抗議28日的軍警暴行，說明我們的堅決態度，並要他電告重慶瞀備司令部立即撤退監視人員，讓《新華日報》繼續營業。此後，我即利用時間，向同誌們講革命故事，以激勵大家鬥爭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講先烈們可歌可泣的事跡，更加感動人心。不僅我們的同誌都凝神諦聽，有感奮而泣下者；連那些監視我們的國民黨士兵（他們大部分都是青年學生出身），也都慢慢地圍攏來聽，有的人也似乎頗受感動。
由於過度的緊張和興奮，並且沒有休息，我身體有些不適。他們想紿我找醫生看病，我拒絕了，但要求我們自己找醫生。我覺得這樣靠得住些。3月1日下午，平常即很同情我們的薛大夫來了。他看完病之後，故意大聲地說：“血壓髙，要絕對的安靜！安靜！”我便趁此把監視我的人趕出了我的房門。午後6時許，肖毅肅和張篤倫來了一趟，肖對軍警的無禮行為，竟佯裝不知。接著，到晚上，重慶美國副領事布德持董老來電說：“美國飛機將於5日及6日各來一架，各載五十人飛回延安。”我說：“兩架飛機怎麽能載得下？必須至少添四架，我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回去，否則我決不走！”我最擔心他們采取“分割”我們的辦法，以便在途中尤其是在西安謀害我們的同誌，因此堅決要求要肖毅肅代電張群，必須多準備四架飛機，他答應了。那些監視我的軍警特務，特別是那些當官的，見美國人來表麵上對我都很客氣，因此以後對我們也客氣多了。這種沒有骨頭的奴才習氣，實在令人可笑而又可惱。
和聯絡處一樣，2月27晚，我們在鄉下的《新華日報》館和在城內的營業部、宿舍，也遭到國民黨反動軍警的包圍和搜查。這三處的同誌們都被他們拘禁在鄉下的報館裏。但是，我們的同誌和國民黨的軍警特務展開了英勇的鬥爭。他們雄壯的歌聲響徹雲霄，使周圍的群眾聽了也感到激憤。3月2日，《新華日報》的負責同誌在憲兵和特務的監視下來向我匯報情況。他們剛說話，一個特務即氣勢洶洶地說：“隻許講四十五分鍾。”我立刻火起，嚴厲地問他道：“為什麽？我們不是囚犯，難道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了嗎？我準備講三個鍾頭，要趁我還沒有死，把話講完。”那個特務就此不敢作聲了。他們報告完畢之後，我對他們說：“國民黨這次暴行，是它要最後關死和談之門，決心內戰到底。我們要保持共產黨員的人格，不怕棲牲。我們在重慶、成都、昆明（那時，除重慶外，成都、昆明尚有《新華日報》分銷處）的三百八十人要團結得象鐧鐵一樣，不怕任何壓力。我們犧牲一個人，會有一萬個人來代替……。”我越講越興奮，特務們想來製止，我於是更加上勁，講個不停。同誌們怕我又累了，勸我不必講了。臨別時，我又要他們回去告訴報館的同誌們，要團結得象鋼鐵一樣。他們大聲地回答：“我們一定不怕！”態度異常悲憤。所有在場的同誌都很激動。
從此以後，我又有意地向那些監視我們的軍警、特別是對其中的青年做些工作。我繼續給他們談話、講故事，並送些書給他們。慢慢地，他們的態度有所轉變。他們的一個連長也曾來要求我題字，我便順手給他寫了一句“為革命而奮鬥”。誰知他見此作何感想？
3月8日，孫元良和一位什麽連長同我坐在一輛小汽車裏，一左一右，把我“護送”到了飛機場。但到機場一看，卻隻有兩架飛機。我非常生氣，堅決不走。這時孫元良很著急，反複說保證第二天一定還來三架飛機。經了解：那三架飛機沒來確係臨時氣候原因，次日一定可到。而同誌們經分折後，也覺得情況屬實，勸我不必擔心，可以先走一天。這樣，我才上了飛機。要回延安，我心裏是多麽高興啊！但對重慶，卻又有些戀戀不舍。它是我的故鄉，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怎能任它老被反動統治者去**踐踏呢？重慶，我是一定要回來的，而且我相信，當我回來的時候，你的麵目一定要煥然一新。
第二天，其餘的同誌也都勝利地回到了延安。
與我們的撤退差不多同時，我們在南京和上海的機關和人員也都撤退了。
接著，蔣介石不顧一切後果，令胡宗南所部國民黨軍進攻延安。3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的三中全會上宣稱要作戰到底，把和談之門徹底關閉。19日，國民黨軍侵占延安，吞下了一顆致命的炸彈。果然，不久之後，我軍即粉碎了國民黨軍的所謂重點進攻，並即轉入進攻終於把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最後消滅。
解放戰爭初期的這段經曆一直銘刻在我的心底，永不能忘。這段曆史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對反動派絕不可存不切實際的幻想；必須用革命的兩手來回擊反革命的兩手；必須堅定地依靠人民，同反動派進行堅決的鬥爭；隻有這樣，才能取得人民革命的最後勝利。現在趁大家都在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時候，我特地把個人的這一點切身經曆和體會寫出來，證明毛澤東同誌領導中國革命的無比正確。寫得恰當與否，還望得到大家的批評和指正。
（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