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孫中山先生的解職和袁世凱的登台而結束，實際上是失敗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但是，當時的革命黨人對此並無認識，他們當中有不少的人對帝國主義和袁世凱還存在著幻想。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應袁世凱的邀請去到北京。袁故意隆重地接待他，並百般地曲意相從，終於使孫中山先生入其彀中。孫中山先生從袁那裏出來就對人說：“今日之中國，惟有交項城治理。”因此，他便接受了全國鐵路總監的任命，想在中國經營二十萬裏的鐵路，實現他的實業救國的美夢。為了這個目的，他隨後還到日本去了一趟。但是不久，他的夢想便被現實粉碎了。

南北和議成功之後，我也到了北京。一天，友人從一家報紙上看到了袁世凱要任命我作四川宣慰使的消息，趕快來告訴我。我感到很奇怪，估計是朱芾煌搞的鬼，便立刻去問他。他說：“總統正要找你，請你和我一同回四川去調解成渝雙方的糾紛，並要給我們宣慰使的名義。”我說：“四川是我們的家鄉，對於家鄉的父老何能用這種名義？而且我在南京臨時政府秘書處的時候，即已和大家有約，此後絕不任什麽官職。”在此以前，李石曾和蔡元培、汪精衛等專使人員在從北京回南京的輪船上曹有“六不會”的組織，以不作官、不作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相標榜，有人甚至加上不喝酒、不吃肉兩條，稱為“八不主義”。我雖然沒有加入“六不會”，並且知道他們是唱高調騙人的；但我卻認為一個人如果違背了自己的初衷，總是問心有愧的，且將失信於人，為人所棄。就是由於這種種原因，我堅決地拒絕袁世凱給我任何的官職。袁不得已，後來才同意不給我任何名義，隻要我同朱芾煌一起回川一行，去“慰問”四川人民，並促成四川的統一。我當時並不了解袁是因朱的資望不夠，不足以替他完成統一四川的重任，因而想利用我為他服務。我隻覺得促成四川統―，避免人民塗炭，為桑梓父老做點事情，是一種不可推辭的義務，因此便答應了。袁給了朱一筆錢，朱問我怎麽開銷，我說：“我們每人一月六十元就夠了，同行的人，還可酌量少一些。”朱同意了。說也奇怪，朱居然跟我一樣，既沒有爭著作官，又沒有爭著要錢。我本來對朱的投靠袁氏，內心不取；現在見他這樣，又覺得他之投袁，原是去爭取袁氏讚助共和的，似乎也可以原諒。其實，我那時對朱的本質還是沒有認識清楚。後來事實證明：他是一個野心並不太大的道地的投機分子。他投到袁的門下，知道袁也不過是利用他與革命黨拉拉關係而因此對袁也不存奢望，隻趁機會討了一個夔關監督來當，弄了一批錢，然後便由官而紳，到北京城裏買了一大片空地，修了許多房子，作起房東來了。

1912年的夏天，我和朱芾煌回到了四川，這時，成渝雙方已經妥協了。成渝的妥協也象南北的和議一樣，是重慶投降了成都，革命勢力投降了反動勢力。其時楊維任軍事巡警總監。楊是成都起義被捕的六君子之一，我覺得他似乎尚有可為，便推動朱芾煌用我們兩人的名義電袁世凱建議，任命他為成都衛戍司令。袁當即下令委任，並升楊為中將。袁之出此一著，原不過想借以籠絡革命黨人。但這事卻立即引起反動分子的不安。他們馬上向袁的親信四川人曾彝進、顧鼇等進行活動，要袁收回成命。袁雖然沒有明白地收回成命，但因他不再支持，楊維終於無法就職。而且，袁見我的心事仍在革命，便急電我們回北京。這時，我正抽空回到了榮縣家裏。接到袁的急電後，我又匆匆地離開故鄉，和朱芾煌一起趕回北京。

在四川的時候，我順便地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以留法儉學會的名義動員了一批青年到法國去留學。留法儉學會是由李石曾等無政府主義分子倡辦的，這批無政府主義分子這時已墮落為袁世凱的幫凶，是完全反動的；但留法儉學會卻送了一些人到法國去學科學，對社會多少總算有點益處。當然，李石曾之流搞這個儉學會的目的，並不存什麽好意，純粹是為了盜取“教育家”的虛名。這個留法儉學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以後，更發展成為留法勤工儉學會，送了更多的人到法國去留學。

我回到北京的時候，宋教仁等已經組成了國民黨，正在為實現他的政黨政治的幻想而日夜地忙碌著。他以為國民黨隻要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就可以組織責任內閣，中華民國即可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得到“長治久安”，袁世凱的大總統就隻剩下一個元首的空名了。他為了在選舉中取得多數，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餘孽拉入黨內。他為了使這些人能夠接受，又不顧許多同盟會員的反對，把同盟會綱領中的革命內容盡行刪除。“平均地權”被改為“注重於民生政策”，“力謀國際平等”被改為“維持國際和平”，這就是說，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拋棄了。甚至連“男女平權”的主張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誌們的反對。有個叫唐群英的女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剛打下南京的時候曾經作過女子北伐隊的隊長，這時即因反對宋教仁取消“男女平權”的綱領而要打他，以致鬧了一場風波。

1912年底，國會選舉開始，宋教仁到處演說，儼然象西方“民主國家”的競選一樣。後來選舉“勝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處發表他的政見。正當宋教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的時候，袁世凱已經為他挖好了陷阱。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刺。他臨死仍希望總統“開誠布公”，竟然還不明白就是這位總統要了他的性命。

宋教仁被刺後，革命黨人的幻想破滅了，他們被迫於倉皇中起來和袁世凱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