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政府非常驚慌，連忙派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軍兩鎮前往撲滅。但北洋軍的將領，都是袁世凱的爪牙，蔭昌指揮不動。當時一切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的許多有力人物都認為袁世凱是個“人才”，隻有他才能挽救中國反動勢力的滅亡。清朝政府不得已，隻好再度起用袁世凱。袁自從1908年被清朝政府解除職務以後，即在彰德“養病”，而實際上仍然控製著他自己所培植起來的北洋軍隊。現在，革命興起，清朝垂危，正是他玩弄權術的絕好機會。清朝政府發表他作湖廣總督，他故意堅辭不就。一直等到清朝政府答應了他的全部條件，賦予了他以全部權力，並且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以後，他才出來組織力量，對革命展開進攻。
有一個名叫朱芾煌的川籍同盟會員，在武昌起義以後，估計到袁世凱一定會得勢，便跑到袁那裏去進行投機。他去到彰德，看見袁世凱布衣草帽，成天在那裏釣魚，裝作不問國事的樣子。朱於是勸袁趁機把清朝政府的軍政權力奪取過來，然後投效革命，那麽革命方麵一定會推袁出來統一中國；並表示他願意為袁在革命方麵進行疏通。袁聽了以後，表麵上雖然沒有什麽表示，暗地裏卻非常喜歡。因此，他把朱帝煌留作策士，待以上賓之禮。不過，袁從清朝政府那裏取得大權以後，並不是去投效革命，而是要革命投效他，由他來作中國的獨裁者。在袁世凱還未北上組閣之前，清朝政府迫於形勢，已經把汪精衛、黃複生等革命黨人釋放出來了。汪出獄以後，便和北方大官僚、大地主、大買辦的代表李石曾等結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京津同盟會。在京津同盟會裏麵，雖然也有不少真誠的革命分子（如彭家珍等）；但它的主要成員如汪精衛、李石曾等，則專門為袁世凱捧場。他們和中外許多反動分子一樣，認為隻有袁世凱才能收拾當時中國的時局。汪精衛為了巴結袁世凱，還與他的長子袁克定結為兄弟。
袁世凱既從反革命方麵取得了權力，又與革命方麵的不肖分子有了勾結，他就可以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操縱自如，而對革命也既可以打又可以拉了。袁世凱奉命組閣以後，看到革命正在迅速發展，便決定對革命實行進攻。他一方麵用計刺殺了準備在石家莊起義的革命黨人清軍第六鎮統製吳祿貞，使反革命的中心直隸和北京得到鞏固；一方麵集中兵力，從革命軍手中奪去了漢口和漢陽，並隔江炮擊武昌，使武昌的軍政府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是，他並沒有乘虛渡江進擊武昌，因為他需要養敵自重。他於展開軍事進攻的同時，又對革命方麵展開了和平攻勢。於是，12月中旬，在帝國主義的幹涉和壓迫下，民軍代表伍廷芳與清朝政府（實際上是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達成了臨時性的停戰協定。自此以後，雙方就沒有再發生什麽大的戰事。
本來，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空前高漲。在革命黨人的領導和影響下，各省的新軍和會黨紛紛發動起義。到11月下旬，全國二十四個省區，就已經有十五個省宣布獨立。若把邊遠地區除外，這時清朝反動政府能直接控製的地方已經很少。就是這些地區，也在醞釀著革命。甚至它肘腋之下的直隸省，也曾經爆發過起義。而且，廣大農民還掀起了反封建的鬥爭。例如江蘇、廣東和湖南等省，即有很多農民自動武裝起來，懲辦土豪劣紳，反對封建壓迫。其他各省也都發生過大小不同的農民起義。至於四川的農民鬥爭，其規模之大，除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外，近代史上再沒有可以和它比擬的。為了保衛武昌起義，起義各省特別是湖北人民曾經作了英勇的鬥爭。無數工人、農民乃至一些知識分子，都紛紛參加起義軍隊，並且在戰鬥中表現非常勇敢。當民軍和清軍作戰的時候，廣大人民更是極力支援民軍，打擊清軍。這說明革命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再也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了。但是，這樣高漲的革命鬥爭，卻沒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來領導。同盟會自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即已趨於渙散；而至武昌起義以後，幾乎陷於瓦解的狀態。章太炎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這兩句話雖是極端錯誤的，但用來形容當時的情況，倒很合乎事實。而立憲黨人這時卻很活躍。他們搖身一變，鑽入革命陣營，並把革命的領導權竊取而去。昨天還在擁護君主，今天忽然“讚成共和”，許多立憲黨人就這樣成了“開國元勳”。由於他們的混跡革命，革命方麵的矛盾和糾紛更為增加了。因此，武昌起義後，各省雖然紛紛響應，但好'久也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領導機關來。當時，武漢和上海之間為了建立中央政權就發生過很大的爭執。後來，上海方麵讓步了，起義各省代表才由上海轉赴漢口開會。就在這個時候，袁世凱的反革命軍隊占領了漢口、漢陽。於是這批代表就跑到漢口的外國租界裏去開會。他們不敢討論如何組織力量，打退袁世凱的進攻；如何推進革命，爭取全國的勝利；卻在那裏咬文嚼字地討論什麽臨時政府組織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獵取官位的上麵。更可怪的是，他們竟在袁世凱的炮火下通過了一個“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大總統”的決議，充分地暴露了他們在革命初起的時候，就早已作好妥協投降的準備了。
12月2日，江浙方麵的革命軍隊攻克了南京，於是各省代表決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在南京臨時政府的籌備過程中，各派勢力之間又因為爭奪權勢，鬧得不可開交。直到孫中山先生於12月末回到上海，才打開了僵局。接著，孫中山先生被推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1912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臨時政府隻設立五個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納這麽多要作官的人呢？這時，有一個叫李肇甫的同盟會員，在總統府秘書處工作，他出身於官僚家庭，懂得舊式官府的那一套組織，於是由他提出一個擴大政府組織的辦法來，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來了，因此大家都很滿意。這個臨時政府，既有立憲黨人，也有官僚軍閥，但革命黨人還是占著主要的地位。它是一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因此，它極力想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中國是沒有實現的條件的。而且，當時南京臨時政府本身就處在風雨飄搖中。孫中山先生當選後，根據事前的規定，立即致電袁世凱，表示和議成功，即當避席。孫中山先生這個總統，實際上隻不過是一個主持和議的總統罷了。
1912年初，我到達南京。這時，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都已經組織起來了。當我們還在途中的時候，重慶蜀軍政府即已和成都大漢軍政府達成協議：由雙方共同派遣黃複生、李肇甫、熊成章三人為四川省的參議員。因此我們到南京後，即沒有再作蜀軍政府代表的必要了內務部次長居正和秘書長田桐看見我沒有作官，感到非常抱歉，忙對我說：“你來晚了一步，若早來點，怎麽也有一個次長當的。現在部長、次長都安置完了，內務部的司長、局長或是參事，你任便選一個吧！”我說：“我們革命不是為了作官，你們且不談這些吧。”但隨後他們就給我送來了一張疆理局（即土地局）局長的委任狀，我馬上退了回去；接著，他們又換來了參事的委任狀，我還是給退回去了。後來，孫中山先生要我在總統府秘書處工作，他對我說：“你來得好，現在正要收拾殘局，很需要你來幫忙。”我於是接受了他的邀請。這時，原來在總統府秘書處負責總務工作的李肇甫已經當參議員去了，我於是接替了他的工作。當時南北和議已成定局。很明顯，和議一成，總統府秘書處就要取消。因此，開始很紅的秘書處，現在變成了冷門。從前有很多人到秘書處鑽營，現在卻誰也不願來這裏工作了。甚至秘書處也有人另作打算，有的幹脆到袁世凱那裏去找官做。有個叫程明超的，他本來是個舊官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秘書處弄到了一個高位，這時即抱著五日京兆的心理，根本不來辦事了。還有一個叫秦毓鎏的，他偷著為自己填寫了一張委任狀，準備回到他的家鄉無錫去做知縣，一時傳為笑談。從這些事情當中可以看出：在南京臨時政府中，不僅原來的官僚政客，毫無生氣；並且有些革命黨人也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始蛻化，逐漸地喪失革命意誌，而一味追求個人的官職和利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