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的廣州起義失畋後，我和洪承點、熊克武等又匆匆地到了日本。因為洪承點剌死了叛徒陳鏡波，在香港不能久待，所以我們走得很急。到日本不久，我看見鐵路風潮興起，估計革命運動會繼續發展起來，便決心回國參加。6月，我回到上海。這時，以宋教仁為首的一些同盟會員正在上海搞了一個同盟會的中部總部（中部同盟會）。這個組織雖號稱為同盟會的分支機構，實際上是在那裏鬧獨立性。不過，它主張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在中國的中部發動革命，而反對在邊疆繼續搞武裝起義，這個意見在當時卻是正確的。當時，全國各處都曾不斷地發生饑民暴動和抗捐抗稅的鬥爭，其中尤以長江流域和山東一帶最為普遍。1910年春，長沙發生了規模巨大的饑民搶米暴動，參加者二萬餘人，把巡撫衙門和外國教堂都給燒了。同年夏，山東萊陽又爆發了幾萬人的抗捐起義。1911年，長江流域大水成災，饑民暴動和抗捐鬥爭更為發展。例如湖南瀏陽一帶和浙江杭州、寧波等地饑民的搶米鬥爭，規模都是很大的，同時，上海、漢口等城市的工人鬥爭也日趨活躍，再加以鐵路風潮的發生，就使得革命潮流更為高漲起來。中部同盟會雖然沒有自覺地看到這種革命運動發展的趨勢，但它所規定的活動方針在客觀上卻是符合於實際情況的。我在上海並未停留多久，也沒有見著宋教仁。但宋教仁他們卻給我安上了主持四川同盟會工作的名義；這大概是他們覺得張懋隆資望不夠，因而故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麵，其實，我並未與聞過這件事。隨後，我從上海到了宜昌。一路上看到人們都對清朝政府十分不滿，而對革命極表同情，宜昌又看到那裏的川漢鐵路職工正在為保路而鬥爭，這—切使我預感到有什麽非常的事件即將發生。在宜昌，我們換乘專門行駛川江的蜀通輪船，這輪船雖說十分簡陋，由一隻機器船牽帶著一隻拖駁船並行前進，但比我們當年出川時所乘的帆船說來，已經安穩而又迅速多了。就是哮樣一隻簡陋的蜀通輪船，也竟然要請外國人來管理。不僅技術人員是外國人，連船長也是外國人。這位外國船長擺著帝國主義者的架子，對中國人十分凶狠。因為船上人多很擠，天氣又熱，所以到晚上有很多旅客到劃子上去睡覺，而把劃子係在那隻載人的拖駁船上。到第二天清早，輪船的服務人員並不等旅客全部登輪，隻是由機器船上的洋人鳴笛一聲，就立刻開船，並且用刀砍掉係繩，將劃子上的旅客棄置不顧。這些旅客，剛從夢中驚醒，即見輪船開走，無不倉皇失措。而且輪船急駛，風浪很大，幾乎要把劃子淹沒。於是這些旅客便大聲怒號，高呼求救。看見這種情景，我心中實在難以忍受，便用言語激勵輪上旅眾，一齊到飯廳裏開會。全船旅眾對這件事情都很憤恨，因此便喧嚷起來，痛罵洋人不顧中國人的性命，太不講理。那位洋船長在機器船上聽到人們叫罵，非常生氣，竟把他的手槍取出示威。但是，人們毫不畏懼，由於更加憤怒，罵聲反而更高。這時，船上的買辦見眾怒難犯，便將那洋船長勸回房裏去，並把那些被棄的旅客接上船來。一會，隻聽得那買辦對船長說道：“這幫人都是留學生，誰也惹他們不起。”嗬！原來你們隻怕留學生，我要你們看看中國老百姓的厲害。我於是繼起向旅眾演說團結救國的道理，一時人們的情緒又複高漲，紛紛議論不休，嚇得那幫洋人和買辦低頭無語，再也不敢尋釁了。
我經過重慶的時候，見到了謝持、楊庶堪等同盟會員。這時四川的鐵路風潮已經鬧得很大了，但重慶的革命黨人卻沒有大舉起事的圖謀。他們隻派了朱之洪為鐵路股東代表，到成都去作些合法的鬥爭。朱到成都後也參與了成都革命黨人的一些革命活動。我在重慶住了一日即繼續趕路回家。路過永川時，我看見滿街都掛著黃布，到處都紮起“皇位台”。台上供著光緒帝的牌位，兩旁寫著一副對聯：一邊是“鐵路準歸商辦”，一邊是“庶政公渚輿論”。這是從光緒帝的“上諭”中摘出來的兩句話，用以作為爭路的根據的。市場兩頭的口子上，還有“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的牌子。一切全和皇帝死了辦“皇會”一樣。這種情形，乍看起來覺得非常可笑，但仔細一想，確是一種很高明的鬥爭方法。它既適合於當時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又剝奪了統治階級任何反對的籍口，而且無論什麽官員打從這裏經過，都得下來步行，完全喪失了他們平日的威風。這種鬥爭方法雖是由立憲黨人倡議的，但毫無疑問也是得到革命黨人同意的。立憲黨人取其溫和而無犯上之嫌，而革命黨人則利用它來廣泛地吸引群眾參加革命鬥爭。立憲黨人用光緒帝的“上諭”來為自己服務，而革命黨人又用立憲黨人的方法來為革命服務，這段曆史的發展是多麽的有趣啊！
在夏曆的“盂蘭會”（七月十五）以前，我回到了家鄉。一天，我往榮縣城裏去。走到南門外，看見一個人帶著隊伍，遠遠地走在我的前麵，等進城後走到跟前一看，原來這個人就是龍鳴劍，他自從在成都用“水電報”發出起義的號召以後，馬上趕回榮縣，參加了王天傑等人發動的起義，組成了一支武裝，現在正要率領這支起義隊伍，前去攻打成都。他一見我，非常高興，對我說道：“你回來就好了。同誌會由蒲、羅等立憲黨人領導，作不出什麽好事。我們必須組織同誌軍，領導人民起來鬥爭，才有出路。我馬上要到前線去，一切大計望你細心籌劃吧！”這樣議定之後，他便和王天傑領著一千多人的起義軍直赴成都去了。當出城門的時候，龍鳴劍異常激憤，他拔劍起誓道：“不殺趙爾豐，決不再入此門。”同行的軍士們都很感動。
龍鳴劍、王天傑沒有到達成都，在仁壽附近即和清軍遭遇，發生戰鬥。隨後他們又與秦載賡率領的起義軍會師，組成東路民軍總部，由秦載賡、王天傑任正副統領，龍鳴劍任參謀長。東路同誌軍與清軍轉戰於仁壽和成都附近一帶，因裝備懸殊，補充缺乏，在秦皇寺作戰失利。於是龍鳴劍、王天傑乃分兵改道攻取嘉定。接著他們又進兵敘府。在行軍途中，龍鳴劍以積勞成病，更兼作戰不利，病況愈惡，後來竟在宜賓鄉下含恨而死。龍鳴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奮鬥一生，特別是在四川的保路運動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他運用正確的策略推動著革命運動的發展；而當時機成熟時，他又毫不遲疑地立即發動武裝鬥爭。在辛亥這年最緊張的夏天，他冒著盛暑，往返於成都、榮縣的途中達六七次，這種為革命事業而不辭勞瘁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正因為這樣辛勤的工作，才損害了他的健康，喪失了他的生命。他臨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革命工作，並對王天傑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他雖死在異鄉，但入葬的時候，群眾自動前往送葬的竟達一萬二三千人，可見他是多麽受著群眾的愛戴。象龍鳴劍這樣的人，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但過去的一些資產階級“曆史家”卻不怎樣提到他，這是極不公平的！但是，隻有人民群眾才是曆史的創造者和曆史的裁判者，既然群眾是那樣地擁護他，“曆史家”縱然不肯秉筆直書，他最後也是不會被埋沒的。
自龍鳴劍、王天傑率領起義軍離開榮縣以後，我便承擔起後方的全部責任。就是龍鳴劍起程的那天，榮縣城裏的大地主張子和請客，我也被請去了。席上有人持大地主、大當鋪老板郭慎之上縣官一稟，說什麽“三費局”（征收局）被匪（按指龍鳴劍、王天傑）劫去了八百兩銀子，要張子和簽署。我一看即問張子和道：“龍鳴劍和王天傑領著同誌軍去打趙爾豐，是替我們大家爭鐵路、爭人格，他們暈為國爭權、為民除害，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怎麽能說他們是土匪呢？”被我這麽一問，滿座的士紳們都啞口無言。我子是繼續說道：“同誌軍到前線去為我們打仗，我們在後方應該繼起支援。我提議全縣按租捐款，替他們籌軍餉。”對於我的提議，他們心裏雖然不讚成，但卻沒有人敢出來反對。席散，我即召集各方人士商議，通過了按租捐款的辦法，就這樣為同誌軍解決了糈餉問題。有了經費以後，我更加緊訓練各鄉民團，並且還開了一個軍事訓練班，準備不斷擴大隊伍，支援前線。
當龍鳴劍病重離開部隊以後，王天傑感到孤單，便率領部隊回到榮縣。清朝政府的榮縣知縣和郭慎之等土豪劣紳一聽到消息就都逃走了。王天傑等來找我商量辦法。我提出應立即宣布獨立，自理縣政，大家都很讚成。這時，廣安縣的同盟會員蒲洵因來與我聯係工作，正住在我的家裏。我考慮到本縣人出來管理縣政，容易惹起糾紛，於是便想請他來主持榮縣民政。我征得他本人同意後，便提出來請大家討論，大家一致擁護。9月25日（八月初四），我和王天傑等在城內召集各界開會，由我發表演說，宣布榮縣獨立，並提議蒲洵主持縣政。大家都知道我是剛從東京同盟會總部回來的人，自己不圖官職，卻把蒲洵推了出來；而蒲洵也是同盟會員，並且又是外縣人，與各方麵全無矛盾；因此都很滿意。於是，在一致歡呼聲中建立了榮縣的革命政權，從此，東路民軍也有了一塊根據地作依托了。
榮縣起義，發動於8月初，比武昌起義要早兩個月。榮縣宣布獨立是9月25日，比武昌起義也早半個月。因此，它的影響很大，成為成都東南民軍反清武裝鬥爭的中心。在榮縣獨立的前後，起義軍還曾經占領過彭山、眉州、青神、井研、名山、洪雅、夾江等十數州縣，但都旋得旋失，沒有得到鞏固。隻有榮縣建立了革命政權，並且一直堅持下去。辛亥革命勝利以後，蒲洵還在榮縣作知事，他的政聲很好，受到群眾擁護，替當時的革命黨人保持了榮譽。
我們雖然在榮縣站住了腳，但小小一縣的革命政權，是難於單獨存在的，因此必須向外發展。我們首先去攻威遠，馬上就攻下了。再攻自流井，卻遭到大隊巡防軍的抵抗，相持不下。這時武昌起義已經爆發了。我們由於被敵人嚴密封鎖，並不知道外邊的情況，隻是從各種風傳中聽說湖北革命黨造反，有一個姓黎的當了都督。這又引起了我們的疑問：既是革命黨人起義，就應該打出孫中山先生的旗號，怎麽會鑽出一個姓黎的人來呢？我們局限在一個地方鬥爭而不了解整個局勢的發展，真是苦悶極了。我們必須和外麵取得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