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反動玫府除對各地的革命起義進行殘酷的鎮壓之外，同時對一切的革命宣傳也加以嚴厲的禁止和破壞。1906年以後，《民報》運進國內就較前更加困難了。為此，留日學生中各省的革命同誌，又紛紛以本省的名義創辦和繼續出版報刊，分散地運進國內，進行革命宣傳。例如《雲南》雜誌就是這樣辦起來的。當時全國人民正在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我國雲南邊疆（片馬事件），因此，《雲南》著重地反對外國侵略，這樣就使它得以比較容易地運進國內，並且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四川》雜誌也是在這種情形下決定創刊的。
先是，四川留日孥生雷鐵崖、鄧絜等人曾經出版了一個《鵑聲》雜誌，它對四川屏山縣內官府的黑暗腐敗揭露得淋漓盡致，而對全省全國的事情雖也慷慨陳詞，卻說得不夠一些。雷鐵崖的文章暢達鋒利，很受時人讚賞，陳璧君（後來在抗戰時期墮落為最大的女漢奸）就是在南洋讀到雷在《鵑聲》上的文章，由於仰慕他而來日本的。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學生決定以《鵑聲》為基礎創辦一個《四川》雜誌，並推我來負責主持。1906年我在成城學校畢業後，考入了日本國立的大學預科一崗山第六高等學校工科，並循例補為官費留學生，這樣我的學費問題便解決了。這時我已經上課一年。從崗山到東京，坐火車也得半天的路程，要辦雜誌，不脫離學習是不可能的。於是我便稱病請假一年，專門從事革命工作為了革命活動的方便，我特地給《四川》雜誌社租了一處比較寬大的房子，它後來不僅用作了出版機關，同時也用作了革命機關。由於有《鵑聲》的基礎，並且雷、鄧也繼續參加編寫工作，經過不久的籌備，在1907年末，《四川》即以其鮮明的革命姿態與世人見麵了。它一出世，即受到人們熱烈的歡迎，銷路很廣，每期出版後不久都又再版發行。《四川》的特點是：對外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堅決反對清朝反動統治，主張革命。它雖然隻出了三期，即遭封閉（第四期被沒收），但通觀全部內容，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我國西藏、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侵略我國雲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我國東北的文章即占了很大的分量；而掲露清朝反動政府賣國殘民的罪惡、鼓勵人民起來爭取鐵路主權、進行革命鬥爭的文章又占了很大的分量；此外，即使是詩詞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憂時愛國之聲，而絕少無聊的吟風弄月之作。它的思想大抵是愛國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同時並有若幹無政府主義的成分。當然，那時的愛國主義思想還是比較筒單和籠統的。那時的民主主義思想也隻能是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有著很大的局限性。而無政府主義思想，誰都知道，對共產主義思想說來乃是一種反動的思潮，但在當時，它卻鼓舞著人們去進行冒險的革命鬥爭，主要的作用還是積極的；不過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崇拜英雄、輕視群眾的消極作用。總之，《四川》雜在當時的中國要算是最進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當我們在順利地創辦《四川》雜誌的時候，《民報》正遭遇到極大的困難。由於經費不繼，章太炎等人幾乎有斷炊之虞。他派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也無結果，因南洋華僑與興中會關係較深而與光複會素少聯係。因此，章大罵孫中山先生不支持他辦《民報》。其實，孫中山先生這時到處搞武裝起義都遭失敗，也很困難。章的埋怨徒然暴露了同盟會內部派係之間的裂痕。看到這種情形，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既無過錯，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諒，於是便極力設法彌補。當時四川留日學生很多，並且很多人都已參加了同盟會，我便為《民報》向他們募捐，他們都很踴躍地捐輸，家境富裕的固然捐得不少，就是家境困難的也是盡力而為，有的官費生為了捐錢，竟至把官費折子拿去當了（當時的官費折子是可以拿到小當鋪裏當錢的），可見人們的一片愛國熱心。我把捐到的錢交與章太炎去維持生活，他很感動地說：“同盟會中隻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他這話雖是對四川同盟會員的誇獎，並且出自衷心，但卻是錯誤的。章太炎的門戶之見過深了，所以到處都流露出來，無怪其後來走向分裂革命的道路。
1906年至1908年，同盟會在國內組織的多次武裝起義都遭到失敗，有些不堅定的分子因此表現消極。有一次我去約吳鼎昌為《四川》雜誌寫文章，吳本是同盟會員，但這時他卻說：“我看現在還是不要再搞了吧。”堅決地拒絕了我的約請。這可算得是革命投機分子的一個典型。這時日本的同盟會組織也很渙散，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沒有威信，真是群龍無首，一盤散沙。我於是便和四川的張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歐陽振聲、彭允彝、劉彥，廣東的何天炯、熊越山，廣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蘭，江蘇的陳劍虹，安徽的常恒芳、陳策（不是後來國民黨政府裏搞海軍的那個陳策），福建的林時爽、李恢、鄭烈，雲南的呂天民、張大義，貴州的平剛，山西的景定成，陝西的井勿幕、趙世鈺，山東的丁維汾等人經常聯係，不斷集會，這樣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參加，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各省同盟會負責人員的聯席會議，維係著同盟會的組織於不散，堅持著革命工作的進行。這時，由於國內環境更加險惡，許多會黨中的革命分子紛紛逃亡日本，我的大哥也於這時來到東京，和我同住在《四川》雜誌社內。我於是又和同盟會中的一些同誌如焦達峰等人研究：最近一個時期，同盟會隻顧去搞武裝起義，差不多把會黨工作忘記了，現在何不趁各省會黨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國所有的會黨通通聯合起來。這個主張，凡是過去和會黨有聯係的同盟會員，都很讚成，因為他們知道下層社會有著巨大的革命潛力3我的大哥在四川哥老會中有相當地位，這時已由我介紹加入了同盟會，他很同意我的意見，對我說道：“你要作會黨工作必須參加進去，且先補個‘老麽’吧，然後一升‘老五’，就能在實際上管事了。”通過他的介紹，我就算入了袍哥。我首先在一些“大爺”當中進行聯絡。那時四川的“大爺”有張百祥、唐潔和我大哥三人！而湖南的焦達峰，湖北的孫武、居正，江西的鄧文輝，廣東的熊越山等人，他們或是“大爺”，或是會黨中較有地位和較為積極的人物；經他們一起商量，召開了共進會的籌備會，我大哥以年長被推為臨時主席——“坐堂大爺”，而我則升為“管事”，實際負責組織聯絡等籌備工作。經過我們這些同盟會員的積極活動，各地哥老會、孝友會、三合會、三點會等會黨在日本的首領，終於在1907年的下半年結成了一個統一的組織——共進會。由於四川孝友會的首領張百祥在下川東一帶擁有相當多的會黨群眾，而且在會黨中的資格最髙，對各地碼頭最熟，所以被推為共進會的共同領袖。共進會以同盟會的宗旨為宗旨，而特別著重於反滿的宣傳。因為會黨中的上層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階級出身或與地主階級有著密切聯係的人，所以共進會把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以便他們容易接受。盡管後來共進會的某些首領極力辯解，說什麽“平均人權”比“平均地權”更有意義，更便於向會黨群眾宣傳，但以後的事實證明：共進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終於使它無力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實際上是犯了一個曆史性的錯誤。雖然共進會的綱領有嚴重的缺點，它的組織也很散漫，各派會黨仍按原來的係統和各自的堂口去進行活動，並無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自有共進會以後，中國南方各省絕大部分的會黨都在反滿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了，這就使同盟會增加了一個群眾基礎較為廣泛的外圍組織，從而有利於促進革命運動的高漲。
共進會成立後，我仍集中力量回來做同盟會和《四川》雜誌的工作。由於《四川》雜誌不僅進行著革命的宣傳活動，而且進行著革命的組織工作，所以它和《民報》—樣遭到清朝反動政府的迫害。1908年秋後，唐紹儀被清朝政府派為專使訪問美國。他路過日本的時候，秉承著清朝政府的意旨，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報》和《四川》雜誌。我和章太炎為此都吃了官司。《民報》被控為“激揚暗殺、破壞治安”，除罰金外，並禁止發行。至於《四川》雜誌，日本帝國主義故意把問題搞得更嚴重，不但罰金更多，而且還判處了我半年的徒刑。本來，自1908年暑假以後，我請假的限期已滿，不得不回崗山繼續上課。經過大家同意，我把?四川》雜誌的責任交給了當時四川留日學生同鄉會長、同盟會員廖希賢，由他繼我為《四川》雜誌的編輯兼發行人。因此，《四川》被控，按理應由他去出庭受審。但廖卻不肯去，把責任推在我的身上。當時人們都很不平，一個叫童慎如的堅決不讓我去。我想：“‘見義不為，無勇也’。到法庭有什麽可怕呢？”於是毅然要去受審。大家都很感動，特地為我請了一個出名的日本律師櫻井來替我辯護。到開庭那天，我泰然地去出席了，不少人要跟著去旁聽，但法庭宣布案情嚴重，禁止旁聽。人們非常憤怒，並為我擔心，但又無可如何，隻好在外邊等候消息。一會開庭了，檢查官提出了四大“罪狀”：（1）鼓吹革命；（2）激楊暗殺；（3）煽動日本殖民地反對帝國；（4）反對天皇。當說到天皇的時候，還裝模作樣地致敬一番。接著，我的律師替我辯護，那天櫻井沒來，我的律師是由他請來的。律師說：“鼓吹革命，在異國不能構成罪案；登了無政府黨的文章，並不能就說是激揚暗殺；隻有第三、第四兩條確是不對，但都係轉載不慎，隻能算是過失，不能定罪。”經過一番辯論以後，問官暫時休息。大約等了半個鍾頭，又重新開庭了。這時法官出來宣判：說什麽根據“罪證”，決定查禁雜誌，並科罰金一百元，處編輯發行人有期徒刑半年。又說什麽姑念該編輯發行人尚在求學，準予“猶豫（緩期）執行”。一場風波，就這樣結束了。當我一走出法庭，等候的人們都為我歡呼；等我把全部經過告訴了大家以後，大家才了解到日本帝國主義原來和清朝政府串通一氣，對中國革命施行壓迫，所謂“審判”、“辯護，判決”等等，都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