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是我經常懷念的滬上一位前輩作家。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我與他有過不少的接觸。至今每次我去上海，路經複興西路34號，我就回想起數次看望他的情景。雖然他和同住在一幢樓裏的也是我經常懷念的另一位前輩作家王西彥均已先後辭世。
1982年春，有個難得的機會，在他家的客廳裏與他暢談起創作問題。當時他構想了擱置了多年的長篇小說《堡壘》第一部剛殺青快出版了。由此，他對我強調地說起，每個作家都要遵循創作規律，根據各人的情況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他說，他之所以能較順手地寫出些作品，特別是長篇小說《紅日》，全是他長期經曆的革命戰鬥生活激勵的結果。吳強還深有感觸地談到他在創作上也走過一段彎路。1958年後，他一度從概念出發，也寫過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沒有積累的生活。他說，改革開放之後，他年歲已大，仍想繼續寫自己熟悉的有積累的生活，《堡壘》就是沿著《紅日》的路子反映革命曆史題材的作品。
1988年秋，我和吳強有半個月在異國朝夕在一起。應蘇聯《文學報》的邀請，中國作協派出了中國文學期刊代表團出訪。吳強是代表團團長，我是代表團成員之一。他在得悉這個消息後提前給我寫了封信。他在信中說：“泰昌：我因幾年沒去北京，想有點時間看看朋友，準備提早到京，在八月十八到二十光景乘飛機前往。請你能告訴外聯部為我安排一個適當的方便的住處，是盼！買好機票，當即電告。盼複！握手！”吳強在信中說“我因幾年沒去北京”，在我的記憶裏他1981年4月來過北京。《收獲》當時在京召開一次文學座談會，那天到會的老中青作家很多。巴金出席並即興作了精彩的講話，那次會議的主持人就是《收獲》負責人吳強。他在席間對老作家說，我們隻能寫些自己熟悉的生活，對中青年作家說，你們既要繼續寫自己熟悉的生活，更要盡快熟悉新的生活。
1988年，中國文學期刊代表團出訪蘇聯（左四為吳強，左五為吳泰昌）
1988年8月，出訪前，他提早到北京幾天，主要活動是去看望他在新四軍和華東野戰軍工作期間的幾位老首長和戰友，我陪他去過一兩次，他常對我說：戰爭年代結下的友誼是難忘的。有次他和老戰友談話時，印證補充了他想了解的一些場景細節，他感到很高興。我們抵達莫斯科正是中午，下榻的烏克蘭飯店離紅場不遠，稍事休息後，他就約我一起去參觀紅場。他說，莫斯科有許多可去的地方，紅場是首選。紅場是蘇聯人民抗擊法西斯侵略，最充分展現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神聖地方。那次主人為我們安排去了好幾個地方。在白俄羅斯首府明斯克，吳強最迫切想瞻仰的是二戰期間犧牲的蘇聯紅軍烈士碑群。最想與之交流的是寫革命軍事題材的一些蘇聯作家。他說，我之所以能寫出《紅日》，是因為我熟悉中國人民那段戰鬥生活。他又說，作家熟悉了的生活也有個不斷加深熟悉，從發展的眼光加深認識和進一步提煉的問題。吳強通過翻譯仔細詢問，隨手記錄，並收集了眾多有關圖片資料。我想，他如此有心地做，至少與他的寫作《堡壘》係列的巨大計劃不無關係。
吳強最後一次出國探親前曾給我來過電話，說回國後還想來趟北京。完全是為了看望一些老戰友，特別希望我能陪他去軍事博物館查閱一些有關資料。遺憾的是他的這個願望並未能實現。
2006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