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未了的一個心願，是再進城去看望沈從文先生和葉聖陶先生，他帶著這個遺憾走了。而從文先生卻在朱先生人生的最後時刻去看望了他，在朱先生不省人事的彌留之際。
朱先生自1985年起，數次因腦病和腿病入院治療，時危時安。1986年2月我去看他時，他還開玩笑地對我說，馬克思還不要我馬上去報到，手頭還有些事未了。朱師母說，大夫規定他“三不”：不抽煙、不喝酒、不看書。前兩個“不”朱先生勉強能做到，後一個“不”絕對做不到。我那天去時，他正在室外坐在藤椅上翻看一堆報紙、雜誌。朱先生讀了一輩子書，離開書他是活不了的。
1986年3月4日晚，葉至善給我電話，說朱先生突然病危，不行了，叫我快去看一下，並告訴我朱先生住友誼醫院高幹病房5號。我即給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唐達成去電話，因為朱先生是中國作協顧問，達成約我明天早上一同去。我和達成是上午9時到醫院的，朱先生躺在病**，他那雙熟悉和藹的大眼睛空睜著，散光而又無神，靠人工在呼吸。朱先生小女兒世樂的愛人在會客室告訴我們：前天上午9時朱先生大便出不來，頭暈、嘔吐，家人急忙去北大校醫院請大夫，大夫說朱先生的醫療關係在友誼醫院，11時朱師母去校醫院找到一位熟悉的大夫，來家裏看了，叫快送友誼醫院。打電話去校車隊要車，定好下午2時來車，2時未來，後改用救護車，3時車才來，送到位於南城的友誼醫院，即搶救，4時已用人工呼吸代替。從昨天下午至晚上，國家教委、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民盟中央、北大等單位不斷來人看望。他說看來搶救沒有希望了。現在隻等朱先生在安徽的子女來見最後一麵。朱師母整天在家裏樓上，見人就哭，家裏人不讓她來醫院。我們談了約二十分鍾，離開醫院時，又去病房看了朱先生，心裏很難受。我心裏想，朱先生是全國政協常委、北大一級教授，按規定，他有事是完全可以用公車的。可多年來，朱先生自律，極少用公車，親屬更不用，進城時多打出租，或由師母攙扶著擠公共汽車。如果常用公車，養成習慣，這回搶救也許會更及時些。達成感慨地說：這麽一位美學老人就這樣要走了。
晚飯後，我給冰心老人打電話，告朱先生病危，她聽了大吃一驚，說很難過。
3月6日晚，沈從文先生夫人兆和給我電話，說從文和她去見了朱先生最後一麵，我說我也去醫院了。她問起朱師母，我說今天上午我去了北大。我將正在寫的日記中的一些情況告訴她：“朱先生的遺體現存放在醫院太平間。朱師母躺在**，精神極差，見了我緊緊抓住我的手，說早就給我打電話未通，本想叫我代通知朱先生一些朋友。她說這一年都是她在跑校醫院要藥，她也是老人了。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朱師母說，朱先生有兩個心願未了，一是沒有看到你們和葉老，二是未見到《新科學》出版。”我在日記中還記道：朱師母說，這一年來朱先生治療、休養得不錯，大夫也這麽說，發病前（星期日）還在燕南園裏散步，還在練字，還在做事，大夫最後說朱先生得的不是腦血栓，是腦局部萎縮，腦子太累了。他偶爾也想抽點煙喝點酒，自以為還能再活幾年。朱師母極其悲痛地說，朱先生死在不斷地做事上。兆和問我，朱先生留下了什麽話？後事怎樣安排的？我告訴她，聽朱先生家裏人說，朱先生生前說過，他死後不開追悼會，遺體獻給醫院。兆和說他們過些時會去看朱師母。
1986年3月7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朱光潛逝世的消息。朱光潛臨終前夕，沈從文前往醫院向知己作了最後告別
3月7日清晨，我剛要出家門上班，接到《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鷹電話，他說朱光潛先生昨天淩晨走了，你前天去醫院了，今天報上有消息。他看到的是當天《人民日報》上刊登的這條消息：
新華社北京3月6日電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和教育家朱光潛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今天清晨二時三十分辭世，終年八十八歲。
朱光潛生前曾擔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五屆委員，第六屆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中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等職。他是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係教授。
在朱光潛病重期間，鄧穎超、習仲勳、胡喬木、葉聖陶、周紹錚、李錫銘、陸平、彭珮雲、李伯康和沈從文、聞家駟、吳泰昌、鮑昌等同誌，曾親自或派代表前往醫院看望，表示慰問。
朱光潛1897年生於安徽省桐城縣，“五四”時期即成為具有進步思想的愛國知識分子。全國解放後，他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滿腔熱情地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
朱光潛學術造詣很深。他在晚年，努力用馬列主義觀點指導自己的學術研究。他的全部論著和譯著共六百多萬字，為我國美學和文藝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朱光潛和沈從文是知心朋友，這不是什麽秘密。
朱先生在文章中曾說：
我和沈從文相知已逾半個世紀，新中國成立前我們長期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我一直是他的知心朋友。[1]
在從文的最親密的朋友中我也算得一個。……在解放前十幾年中，我和從文過從頗密，有一段時期我們同住一個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2]
沈夫人常說：“他們倆……”
朱先生對沈先生的創作是熟悉的。但越是熟悉的人評論文章越不好寫，何況朱光潛和沈從文又被拴在一起被嚴加抨擊過，1948年他們同被一位權威人士在一篇文章中斥為“藍色的”和“粉紅色的”“反動文人”。
朱先生寫過一些文學評論文字，但自從他主要精力投入美學論著的寫作和翻譯後，文學評論就很少寫了。然而，在他生命末期，在集中精力翻譯維柯《新科學》時，他卻連續寫了兩篇有關沈從文創作的評論：1980年的《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1983年的《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前者是雜誌社的特約稿，後者是沈先生為自己的《鳳凰集》出書請他寫的序文。
三四十年代朱光潛和沈從文同在北大執教，一個是西語係教授，一個是中文係教授。
1937年在北平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文學雜誌》，朱光潛是主編，沈從文是編委之一，也是實際上支持最多的一位。《文學雜誌》助理編輯常風曾回憶過這段情況：
沈先生有多年編輯刊物的經驗，對雜誌的籌劃十分積極熱情，朱先生更可依賴他。他除了負責審閱小說稿件，其他稿件朱先生也都請他看。隻有他們兩位是看過全部稿件的。每月在朱宅開一次編輯委員會，討論稿件取舍，決定每期登什麽稿件時，沈先生發言最熱烈。組織稿件他更是積極，他還一貫注意發掘有希望的文學青年，吸引他們寫稿子。[3]
沈從文除了幫助舉薦青年作者的稿件，自己在《文學雜誌》上也發表了若幹篇小說。
沈從文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小說，朱光潛在同期雜誌的“編輯後記”中均作了簡略的評價。1937年5月《文學雜誌》創刊號上刊登了沈從文的小說《貴生》，朱先生在同期“編輯後記”中說：
沈從文先生在《貴生》裏仍在開發那個層出不窮的寶藏——湖南邊境的人情風俗。他描寫一個人或一個情境，看來很細微而實在很簡要；他不用修辭而文筆卻很雋永；他所創造的世界是很真實的而同時也是很理想的。貴生是愛情方麵“階級鬥爭”的犧牲者。金鳳的收場不難想象到。鄉下小夥子和毛丫頭逼死了一個兩個，隻是點滴落到厄運的大海，像莎翁所說的The rest is silence（此外唯餘沉默），沈從文先生的作品常留下這麽一點悲劇意識。[4]
沈從文在1937年6月出版的《文學雜誌》第1卷第2期上接著又發表了小說《大小阮》，朱光潛在同期“編輯後記”裏又說：
沈從文先生在《大小阮》裏描寫五四前後青年中兩種人物典型，一個傷人逃命，東奔西竄，神出鬼沒煽動革命而終於丟掉腦袋的侄子，和一個講究打香水，宿娼捧戲子，當小報編輯，成了名“作家”而回到母校當訓育主任的叔父。每人都自信對人生有正確信仰而實在又同樣地糊塗。世界成天在變。小阮成了“烈士”，大阮當了訓育主任，而學校裏當年提燈照他們爬牆的老更夫卻依然在燉狗肉下燒酒。從題材、作風以及作者對於人物的態度看，《大小阮》在沈先生的作品中似顯示轉變的傾向。諷刺的成分似在逐漸侵入他素來所特有的廣大的同情。正因為這層，他的觀察比以前似更冷靜深刻。[5]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中共收小說22篇，和《邊城》並列在一起的就有《貴生》，而這本選集是由出版社先挑選後經作者本人過目同意的。在1982年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沈從文文集》中，作者也保留了《貴生》和《大小阮》。
朱光潛對沈從文的小說除單篇作過評價，還對他在小說上的成就有自己的評價。他1948年1月在《文學雜誌》第2卷第8期《現代中國文學》一文中說：
小說的成績似比較好，原因或許是小說多少還可以接得上中國的傳統。而近來所承受的外來影響大體上是寫實主義，這多少需要實際人生的了解和埋頭苦幹的功夫。魯迅樹了短篇諷刺的規模，沈從文、蘆焚、沙汀諸人都從事於地方色彩的渲染，茅盾揭開都市工商業生活的病態，巴金發掘青年男女的理想和熱情。這些人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在曆史上會留下痕跡的。[6]
因眾所周知的原因，朱光潛先生對沈從文的創作緘口沉默了多年。1980年，時年八十有三的他重拿起筆談到了沈從文。他在《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一文中說：
《花城》編輯同誌遠道過訪，邀我寫一篇短文談沈從文先生的作品。我對文學作品向來側重詩，對小說素少研究，還配不上談從文的小說創作，好在能談他的小說的人現在還很多。我素來堅信“風格即人格”這句老話，研究從文的文藝風格，有必要研究一下他的人格。
談到從文的文章風格，那也可能受到他愛好民間手工藝那種審美敏感影響，特別在描繪細膩而深刻的方麵，《翠翠》可以為例。這部中篇小說是在世界範圍裏已受到熱烈歡迎的一部作品，它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於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裏那一股沉憂隱痛，《翠翠》似顯出從文自己的這方麵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熱情人，可是在深心裏卻是一個孤獨者。他不僅唱出了少數民族心聲，也唱出了舊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這就是他的深刻處。
沈從文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前輩作家。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我和沈夫人張兆和同在中國作協工作，由於她的引見，我開始與沈先生有點接觸。1978年後，由於工作等原因與他接觸稍多些。我每次見到沈先生和沈夫人，他們都問起朱先生的近況，身體怎樣，又在寫什麽，譯什麽，而我每次見到朱先生，他也同樣關心沈先生的近況。
朱先生出版了新著，怕郵寄丟失或損壞，幾次囑我代送給沈先生。有次他要我轉送一本《詩論》給沈先生，我說前不久您送給他了，他說這本是新到的精裝本。1982年4月沈先生簽名送了我一套《沈從文文集》，共十二卷，沈夫人請我將早已包裝好題簽了的一套轉送給朱先生，她說，單本的我們寄了，這套太重，郵寄不方便，煩你辛苦一下。有時朱先生將簽名送我的書寄到沈家，沈夫人再轉寄給我。1983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朱先生由英文譯成中文的半個世紀前寫的舊著《悲劇心理學》。朱先生認為這部舊著“似已不合時宜”，但對了解他的美學思想、人生觀和文藝界多年討論的一些老問題多少有些意義，他說：
這不僅因為這部處女作是我的文藝思想的起點，是《文藝心理學》和《詩論》的萌芽；也不僅因為我見知於少數西方文藝批評家，主要靠這部外文著作；更重要的是我從此較清楚地認識到我本來的思想麵貌，不僅在美學方麵，尤其在整個人生觀方麵。一般讀者都認為我是克羅齊式的唯心主義信徒，現在我自己才認識到我實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義信徒。在我心靈裏根植的倒不是克羅齊的《美學原理》中的直覺說，而是尼采的《悲劇的誕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麽，為什麽我從1933年回國後，除掉發表在《文學雜誌》的《看戲和演戲：兩種人生觀》那篇不長的論文以外，就少談叔本華和尼采呢？這是由於我有顧忌，膽怯，不誠實。讀過拙著《西方美學史》的朋友們往往責怪我竟忘了叔本華和尼采這樣兩位影響深遠的美學家，這種責怪是罪有應得的。現在把這部處女作譯出並交付出版，略可彌補，作為認罪的表示。我一麵校閱這部中譯本，一麵也結合到我國文藝界當前的一些論爭，感到這部處女作還不完全是“明日黃花”，無論從正麵看，還是從反麵看，都還有可和一些文藝界的老問題掛上鉤的地方。知我罪我，我都堅信讀者群眾的雪亮的眼睛。[7]
沈夫人張兆和將朱先生送我的《悲劇心理學》轉寄給我，並附了一封短信：
泰昌同誌：
昨收朱太太寄來朱先生贈書，特寄來。從文目前所患係小中風，已見好，特告。即致
敬禮
兆和
四月十一日
我知道沈夫人的心意，是讓我見到朱先生時轉告沈先生的病“已見好”。朱先生和沈先生就是這樣相互牽掛。沈先生比朱先生小六歲。
1983年4月11日，沈從文夫人張兆和轉寄朱光潛贈吳泰昌《悲劇心理學》信
20世紀80年代初，沈先生常在病中，雖然房門上貼了“遵醫囑謝絕會客”的字條，每次我去沈夫人都是歡迎的。1981年沈老為我寫了張字，兆和來信叫我去取。那時沈先生還能清晰地言談。我是下午3點去的，談到4點多。兆和為我們準備了點心，沈老吃著吃著突然心髒病發作，坐在沙發上，嚇慌了我們，兆和忙拿藥，又用涼手巾敷在他的額上，等穩定後，我才悄聲離去。第二天才知道，當天夜裏沈老就住院了。從那之後，我就不大敢去看望他，有時去也是默默地坐一會就走。崇文門三居室比起東堂子胡同鬥室來，總算有個狹小擁擠的客廳可以安定地坐下來，即使不談話，也能從容地觀察到沈老神情的變化。他常含微笑，但不總是微笑，有時沉默得有點氣憤，有時激動得有點緊張。他雖多年自覺地躲離文壇，但文壇的幹擾卻不斷地煩擾他……1983年，湖南一家文學雜誌以醒目的標題發表了朱光潛的《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一文。湖南是沈老的家鄉，沈從文的創作當時已在文學界重新估價中，發表這篇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但由於是朱光潛寫的文章，出來後引起注意，有些不同意見，陸續匯攏到《文藝報》來。加上當時文藝界氣氛比較緊張，有人認為朱文代表一種思潮，否定現代革命文藝傳統。我工作的單位《文藝報》當時就準備發表一篇文章，就這個問題表態。這個任務剛巧落到我頭上，拖延了一陣後，我不得不認真考慮這篇文章如何去做。我去朱先生那裏問了問該文的寫作情況。朱先生說，1982年6月他和沈從文參加一次全國政協會議，同住一室，他說“不知誰把我和從文分到一個屋子裏睡”，時間不短，前後有十天，這是個極難得的談心機會，他倆好久好久沒有這樣愉快地交談了。新中國成立前，沈先生全家曾在朱先生家住過，朝夕相處，聊的機會自然多。新中國成立後，沈先生離開北大，住得遠了，各人有各人的事做，彼此又各有鬱悶，親密交談的機會也就少了。朱先生告訴我，這次會餘的時間，他倆基本都在房間裏。湖南要給沈從文出本選集，從文希望他寫篇序言。沈先生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說：“孟實兄（朱光潛先生）今年似八十過四，不久前同住一室約十天，一般說來還健好。”朱先生當時正在抓緊翻譯維柯的《新科學》，身體又虛弱，但有數十年交情的老友提出這個要求，他絕不能謝絕。而且他長期感覺沈從文的文學成就很有必要重新評價，所以他草就了一篇短文，請沈先生看看是否合適，待沈先生看後，再斟酌定稿。當他拿到發表這篇文章的刊物後，重看了一遍，發覺文中個別提法（如全世界現在隻公認沈從文和老舍）的確不妥。他說他寫這篇文章的原意隻是希望正確評價沈從文的文學成就，絕不是想否定或貶低其他作家的成就，這不符合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一貫看法，但他這樣引述海外人士的意見，客觀上容易造成這種印象，他為此深感不安。那段時間，我正在為他編選一本集子，交談較多，他有時談到一些作家的成就，如鬱達夫、田漢的舊體詩詞寫得很好，巴金的《隨想錄》使他想起魯迅的雜文，作用、價值不能低估。他笑著說，人老了，有時詞不達意，文章拿出去之前要多看兩遍，這是個教訓。現在寫作思想不像以前集中，寫著寫著就跑題了。他擔心因為這篇文章給沈先生帶來壓力，他說可以寫文章公開自我批評，但不希望影響對沈從文創作正常的評價。我說《文藝報》可能發表不同意見的文章，他說這很好。臨走時，他又叮囑我最近去看看沈先生。過了幾天，我去看沈先生。關於朱文引起的反應他已聽說了，他說這篇文章發表給朱先生帶來了麻煩，他很不安。他有點激動，激動中有點緊張。兆和把我叫到另一間小屋，說湖南來人要稿子，拿走之前原說暫不發表的。她說沈先生聽說報紙要發批評文章，覺得對不起朱先生。我告訴她，前些天我去看了朱先生，朱先生知道這事了，他歡迎有不同意見的文章，說給沈先生帶來了麻煩，他不安。兆和歎道：“他們倆……”我向《文藝報》領導談了自己的看法，同意從引用外國人士意見要慎重的角度，指出朱文的不足。我化名“張靜”寫了篇千字文作為“讀者來信”，“來信”中並沒點出朱光潛的名字。朱先生、沈先生都看了這封“讀者來信”，當時我沒有向他們說明這是我寫的。
20世紀70年代末起，遠離文壇三十年的沈從文作品的重版、評論、研究，成了一種熱門。除報刊上的文章外，作家之間也多有談論，甚至在一些接待外賓的場合，也有外國作家問起對沈從文創作的評價問題。1983年7月27日上午，我和葉君健去國際俱樂部參加與阿根廷著名作家蒙拉特先生的座談。葉君健主談，我介紹了中國當前文學狀況。下午6時半，中國作協副主席艾青在和平門烤鴨店宴請蒙拉特先生，阿根廷駐華使館公使參加，中方參加的有陳荒煤、朱子奇、葉君健、我和陳明仙等。蒙拉特先生當年76歲，創作精力旺盛，寫了一百二十四部電影劇本、三十三部文學作品集。席間，客人廣泛地詢問起中國文學，說《紅樓夢》在拉美很有影響，他問起沈從文在中國目前文學界的地位，艾青請葉君健先生談這個問題。君健先生說，他本人愛讀沈從文的作品，沈從文的小說很有特色、影響大，但氣勢不夠，是“大家”還是“名家”，有不同的看法。艾青在葉君健說完後補充說，這隻是葉先生個人的看法，沈從文的作品是有影響的，至於是什麽“家”，一個人說了不能算，讓大家去說，曆史去說。季羨林說沈從文是“著名的作家”，他非常懷念“這一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他在1988年11月寫的《悼念沈從文先生》文中說：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隻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in 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有點諷刺意味的是，正當他手中的寫小說的筆被“瞥”掉的時候，從國外沸沸揚揚傳來了消息，說國外一些人士想推選他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沈先生怎樣想，我也不得而知。[8]
沈先生怎樣想的呢？他認為自己的舊作重印“絕不宜寄托任何不符實際幻想”。常風在《留在我心中的記憶》文章中說：
1982年9月初我收到他寄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從文自傳》和《沈從文小說選集》。他收到我道謝的信後，於9月23日寄我一封信。他說：“得信，知寄書收到。其實全部為四五十年前過去習作。半世紀來社會一切已顯明起了基本變化，近年這些過時舊作複有重印機會亦絕不宜寄托任何不符實際幻想。至多不過起些點綴作用而已。今年預計可編成二十本（可能印出十本），分別在各處付印。估計在四川印行的五本，內容比較整齊。長沙所印二集，均為涉及家鄉故事。家鄉人感興趣，亦有限度，因三十年來地方人事山水，均變化極大，三十歲青壯一代，隻是對於家鄉出了個沈，近於奇跡，可不知奇跡中的種種經過，平凡而且痛苦為何如也。”
朱光潛和沈從文對文藝、人生有著許多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許多人對新中國成立後沈從文放棄寫小說，轉向文物考古研究不理解，表示可惜，沈從文本人並不這麽認為。1980年11月24日，他在美國聖若望大學發表題為《從新文學轉到曆史文物》的講演中說：
我借此想糾正一下外麵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曆史文物方麵。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為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曆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接觸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9]
朱光潛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他說：“從文暫不寫小說而專心文物考古，是迫於分工的需要，絕不是改行。”並認為從文“在曆史文物考古方麵的卓越成就，也隻會提高而不會淹沒或降低他的文學成就”。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文革”以後，國外對朱光潛、沈從文的遭遇頗多關注，紛紛揣測。他們兩人均以不同方式公開答複澄清。朱光潛1974年1月19日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新春寄語台灣的朋友們》，坦率地寫道：“慶幸當年未跟你們走”，“當年留下確有思想顧慮”，“新舊對比深切感到自豪”，並告訴朋友們剛“譯完黑格爾的三卷《美學》”，“希望老朋友們認清形勢，為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你們自己個人的利益，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大業做出自己的努力”。朱光潛最後寫了首順口溜：
大陸和台灣，盈盈一水隔。
本是一家人，胡為久離別？
祖國好河山，紅日東方起。
是你棄了它，不是它棄你。
金甌不許缺，八億人公誓。
團結力量大，歡迎你歸隊。
愛國無先後，革命是同誌。
翹首望南天，歸帆何日至？[10]
朱光潛的《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一文，發表在《湘江文學》1983年第1期。為了說明問題，文章不長，不妨全文轉錄如下：
我和沈從文相知已逾半個世紀，解放前我們長期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我一直是他的學生和知心朋友。解放後他在城裏搞文物考古工作，我一直留居鄉下當教書先生，往來就很少。我一向惋惜他改了行，雖然他在文物考古方麵取得了很卓越的成就，我總不免感到他“改行”對新文學是個可惋惜的損失。這次在四屆文聯全委會中我碰巧和他同房，促膝談心的機會較多，他細談了他最近在湖北江陵參觀一座新發現的墳墓的發掘整理工作情形，和所發現的珍貴絲織刺繡文物，在文化史方麵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那種激昂讚歎的心情仍不減當年，令我想起：“道逢曲車口流涎”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那些老話來，私幸他一定長壽，並且前途無量。我近幾年因譯維柯的《新科學》，在研究古代原始社會，過去這方麵知識太差，處處都感到“捉襟見肘”，就向他提出一些關於古代社會的問題。他不但引證他自己在研究文物中所取得的收獲和啟發，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而且還指導我去看我國最近社會科學工作者在這方麵的新論著，取得的不同的新成就。我從中認識到研究文學和美學已不能畫地為牢，閉關自守，考古和研究古代社會也還是分內事，從文暫不寫小說而專心文物考古，是迫於分工的需要，絕不是改行。
散會回校後，我立即把從文送給我的《從文自傳》（後附黃永玉畫家的回憶錄）讀了一遍，對從文的文學成就稍有進一步的認識。他前半生一直在上學，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小時是個相當頑皮的孩子，後逃學、打架、泅水、爬城牆，愛探聽窮苦人民怎樣過生活，工人們怎樣造紙、造鍋碗，小商販們怎樣做買賣。他總結自己寫的散文說：“我上許多課，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書。”指的就是深入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他在《邊城》題記裏說他“對於農民、手工藝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因為他一生都在和窮苦的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能苦中作樂，樂中也嚼出苦味來。他親身經曆過近代中國的幾次大**和大改革，從清朝那些敗家子的胡作非為，北洋軍閥的混戰，直到五四運動以及孫中山和毛主席在艱難歲月裏進行的以民主與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革命，終於解放了全中國，從文先以邊城窮鄉的一個苗族的“老戰兵”和司書，後以北京和青島兩大學的文學教師和文學編輯，帶著一副冷眼睛和熱心腸，一直孜孜不倦地廢寢忘食地把親身見證和感受到的一切，用他那一管流利親切的文筆記錄下來，贏得了廣大讀者的愛戴和專業同道的器重，絕不是偶然的，他的刻苦習作的精神永遠是青年作家的榜樣。
當然，對從文不大滿意的也大有人在，有人是出於私人恩怨，那就可“卑之無甚高論”。也有人在“思想性”上進行挑剔，從文坦白地承認自己隻要求“作者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接近人生時絕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我自己也一向堅持這種看法，所以對從文難免阿其所好，因此我也很欣賞他明確說出的下列理想：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麵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隻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的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相信從文在他的工作範圍內實現了這個理想，我特別看出他有勇氣提出“人性”這個別扭倒黴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們仍堅持“雙百方針”，就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在真理的長河中，是非就終究會弄明白的。
於今文學批評家們愛替作家們戴些空洞的帽子，這人是現實主義者，那人是浪漫主義者，這人是喜劇家，那人是悲劇家，如此等等，我感覺到這些相反的帽子安在從文頭上都很合適，這種辯證的統一正足以證明從文不是一個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學史中終會有他的一席地。據我所接觸到的世界文學情報，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也隻有從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預言從文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而他在曆史文物考古方麵的卓越成就，也隻會提高而不會淹沒或降低他的文學成就。
我化名“張靜”寫的《對外國學者的意見也要分析》的“讀者來信”，發表在《文藝報》1983年第2期：
編輯同誌：
最近讀了一篇《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的文章，有些想法。首先，我覺得這篇文章提出這個問題很必要。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我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長期存在著簡單化的傾向，一些藝術上有特色有成就、創作傾向較為複雜作品往往被忽略、否定。沈從文確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現在情況有所好轉。隻要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對沈從文以及類似情況的其他作家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必將得出適當的評價。
但是，這篇文章在介紹國外學者的意見時，說到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隻有沈從文和老舍。作者未必讚同這個意見，但我覺得這個意見偏頗，值得商榷。
我雖孤陋寡聞，對世界文學動態不甚了解，但也聽說，許多國家公認已故的魯迅、郭沫若、茅盾這幾位大師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地位。即如健在的巴金，1979年當他訪法時，法國文學界就公開稱讚他是當今世界上少有的幾位偉大作家之一。去年意大利還授予他但丁文學獎。可見，我國被世界公認的新文學家絕非隻有二人。
這裏有個如何正確對待國外學者意見的問題。由於政治觀點、藝術主張的不同，以及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局限，使他們往往難以客觀地總結我國新文學發展的曆史。比如，近年國外流行的美籍華人夏誌清教授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雖然掌握一定材料，對國內研究不夠的某些作家、作品給予了評價（盡管評價的高低仍可討論），多少彌補了我們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但是，這部小說史，由於著者的政治偏見，對以魯迅為旗幟的新文學主潮的代表作家有意貶低，甚至有所嘲弄，而對張愛玲這樣的作家卻大加讚賞，這難道公平，難道符合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曆程？這種根本立場、態度，我們難道能接受？可見，某些國外的學者持有這樣那樣的見解，不值得奇怪，問題在我們自己如何對待。他們的研究成果隻能是我們研究時的借鑒、參考，絕不能全然搬過來當作我們的結論。
以上意見不一定正確。目前現代文學研究相當活躍，觀點也有分歧。我覺得《文藝報》應該在這方麵發表點意見，不僅促進現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而且對當前文學創作也有助益。這兩年貴刊發表這類文章太少太少了。
朱先生看過《文藝報》這封“讀者來信”後，曾對我說：“你們的這個提醒我可以接受，文章可以做些刪除，這本是為從文一個集子寫的代序，我和從文商量過，已通知出版社出書時用我刪改過的稿子。以後我自己集子也用刪改過的。”但是，他堅持說，沈從文的文學成就曆史會重新評價的。排名次、排座位沒有必要，我和從文一直持反對態度，至於那些筆墨官司曆史也會自有公斷。
1993年2月出版的《朱光潛全集》第10卷中未收《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一文，《全集》編者注說“此文與此序文（指《鳳凰》序）文字基本相同，故不收”。朱光潛將《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作了如下的刪略：
……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特別看出他有勇氣提出“人性”這個別扭倒黴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們仍堅持“雙百方針”，就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在真理的長河中，是非就終究會弄明白的。
據我所接觸到的世界文學情報，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也隻有從文和老舍……
1982年10月18日，北京大學舉辦慶賀朱光潛教授從教60周年座談會，沈先生因故沒有出席。當時他就向朱先生表示祝賀。後來他曾對我說：“朱先生一輩子辛苦教書，做了許多事，學生記著，書裏寫著，朋友們清楚，我常掛念他，爭取一起多活幾年。”
如今，朱光潛先生、沈從文先生已作古，許多打筆墨官司的當事人也已作古，可以說“蓋棺論定”。曆史對他們各自對中華民族文化所做過的業績都在加以曆史的實事求是的不斷檢驗和評判。2006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朱光潛譯的《歌德談話錄》封二上有則廣告，標明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推薦書目高中部分中有沈從文的《邊城》及朱光潛的《談美書簡》和朱光潛譯的《歌德談話錄》兩種。
這個例證，使我想起被朱光潛刪去的《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一文中的這句話：“在真理的長河中，是非就終究會弄明白的。”
2010年
[1] 《〈鳳凰〉序》，《朱光潛全集》第10卷，第614頁。
[2] 《朱光潛全集》第10卷，第491頁。
[3] 《留在我心中的記憶》，《逝水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4] 《朱光潛全集》第8卷，第530頁。
[5] 《朱光潛全集》第8卷，第548頁。
[6] 《朱光潛全集》第9卷，第328頁。
[7] 《朱光潛全集》第2卷，第209～210頁。
[8] 原載1989年4月1日上海《文匯報》。
[9] 《沈從文文集》第10卷，第334～335頁。
[10] 《朱光潛全集》第10卷，第4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