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文藝報》想請冰心老人支援一篇大作，本該登門去求助，那幾天恰巧有會，隻好匆忙先寫信去，豈料很快就收到老人的來信：
泰昌：你的電話真難打，打了兩天。還是寫信吧，你的字也有大編輯之風，草得厲害！文章名字由你定吧，有事打電話來，反正我足不出戶，在家恭候命令。冰心九月十六日
讀了老人的信，心情異常沉重，深深自責起自己馬虎的作風，潦草的字跡害得老人打了兩天電話。我是小編輯，在冰心長輩麵前更是小而又小的編輯，編輯不分大小老少，字跡工整清晰是起碼的工作要求，老人對我的批評對！
雖然老人囑我以後用電話聯係，但她因骨折，為了接一個電話都要借助扶助器步履艱難地從書房移動到客廳，我決心不到萬不得已不打電話給她，除看望，還是寫信。由於記住了她的這個批評，以後給她寫信，我先起草，再工整地抄寫一遍。
1986年，我出席了中國作協在上海金山召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冰心很關心這次會，我回京不幾天，她就約我去。詳細地詢問會議的情況。問國際友人中有哪些出席了，談了哪些有趣的問題，當她得知有幾位國外漢學家和境外作家，她說是她的朋友，時有通訊聯係，她怪我為什麽不從上海寫信告訴她，當她一提到寫信時，又自樂地指著我說：“是不是又怕我說你字寫得太潦草了！”
冰心（左）與吳泰昌一起讀報
冰心老人每天花費不少時間閱讀報刊，十分留心中青年作家的創作，特別關心女作家的近作。有次北京有家報紙約請她寫篇綜合評介幾位女作家作品的文章，她正在準備時約我去。她說：“我隻能就我已經閱讀的自己喜歡的作品談點感想，但這方麵的資料也還需要補充一些。”她希望我幫她再開點篇目，難找的報刊上的作品最好複印一份，複印時字體放大一些。不久，我弄好了她需要的這份資料送給她。數月後，有次我從外地回來去看她，她笑嘻嘻地將這材料又遞還給我，她說：“謝謝你為我準備了這份材料，我用過了，你留著也許有用，那工整的幾頁看來用了你不少時間，寫信、寫材料是為了讓人看明白的，隻要清楚就可以了，給老人的字體寫得要大一些，也不必寫得過於工整，像臨字帖那樣，你們工作忙，時間有限。”我明白她的意思，點了點頭。
2005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