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每當批評文章的時候，凡是國文教員式的人，大概是著眼於“通”或“不通，”《中學生》雜誌上還為此設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國文其實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馬遷，倘將他的文章推敲起來，無論從文字、文法、修辭的任何一種立場去看，都可以發見“不通”的處所。
不過現在不說這些；要說的隻是在籠統的一句“不通”之中，還可由原因而分為幾種。大概的說，就是：有作者本來還沒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種種關係，不敢通，或不願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報》的記載“江都清賦風潮”，在《鄉民二度興波作浪》這一個巧妙的題目之下，述陳友亮之死雲：
“陳友亮見官方軍警中，有攜手槍之劉金發，竟欲奪劉之手槍，當被子彈出膛，飲彈而斃，警察隊亦開空槍一排，鄉民始後退。……”
“軍警”上麵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類的費話，這裏也且不說。最古怪的是子彈竟被寫得好象活物，會自己飛出膛來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須將上文改作“當被擊斃”，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則將末兩句改為“警察隊空槍亦一齊發聲，鄉民始後退”，這才銖兩悉稱，和軍警都毫無關係。──雖然文理總未免有點希奇。
現在，這樣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現。不過其實也並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準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緣故。頭等聰明人不談這些，就成了“為藝術的藝術”家；次等聰明人竭力用種種法，來粉飾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義文學”者，但兩者是都屬於自己“不願通”，即“不肯通”這一類裏的。
【因此引起的通論】：“最通的”文藝 王平陵
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幹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好久不看見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種富於幽默性的諷刺的味兒，在中國的作家之林，當然還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先生。不過，聽說現在的魯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頭，站在革命的隊伍裏去了。那麽，像他這種有閑階級的幽默的作風，嚴格言之，實在不革命。我以為也應該轉變一下才是！譬如：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麽許多灣兒。在他最近所處的環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頌蘇聯德政的獻詞以外，便沒有更通的文藝的。他認為第三種人不談這些，是比較最聰明的人；民族主義文藝者故意找出理由來文飾自己的不通，是比較次聰明的人。其言可謂盡深刻惡毒之能事。不過，現在最通的文藝，是不是僅有那些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不免還是疑問。如果先生們真是為著解放勞苦大眾而呐喊，猶可說也；假使，僅僅是為著個人的出路，故意製造一塊容易招搖的金字商標，以資號召而已。那麽，我就看不出先生們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們所不齒的第三種人，以及民族主義文藝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實，先生們個人的生活，由我看來，並不比到被你們痛罵的小資作家更窮苦些。當然，魯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數的所謂革命的作家，聽說，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場，拉斐花園裏，可以遇見他們伴著嬌美的愛侶，一麵喝香檳，一麵吃朱古力，興高采烈地跳著狐步舞，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度他們真個消魂的生活。明天起來，寫工人嗬！鬥爭嗬！之類的東西，拿去向書賈們所辦的刊物換取稿費，到晚上，照樣是生活在紅綠的燈光下，沉醉著，歡唱著，熱愛著。像這種優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們還要叫什麽苦，喊什麽冤，你們的貓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勞苦大眾的同情，也許，在先生們自己都不免是絕大的疑問吧！
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文化的本身上做一點基礎的工夫，就這樣大家空喊一陣口號，糊鬧一陣，我想，把世界上無論那種最新穎最時髦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都是毫無用處。我們承認現在的蘇俄，確實是有了他相當的成功，但，這不是偶然。他們從前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文化的遺產，是多麽豐富，我們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音樂、美術、哲學、科學，那一件不是已經到達國際文化的水準。他們有了這些充實的根基，才能產生現在這些學有根蒂的領袖。我們僅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樹，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萬年，中國還是這樣，也許比現在更壞。
不錯，中國的文化運動，也已有二十年的曆史了。但是，在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獲到什麽。歐美的名著，在中國是否能有一冊比較可靠的譯本，文藝上的各種派別，各種主義，我們是否都拿得出一種代表作，其他如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創造，是否能有一種值得我們記憶。唉！中國的文化低落到這步田地，還談得到什麽呢！
要是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如不能從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轉運一些文藝的糧食，多多地樹藝一些文藝的種子，我敢斷言：在現代的中國，決不會產生“最通的”文藝的。
【通論的拆通】：官話而已 家幹
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論的腔調，就明白是屬於“官方”的。一提起筆，就向上司下屬，控告了兩個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勢。
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隻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什麽“聽說”，什麽“如果”，說得好不自在。聽了誰說？如果不“如果”呢？“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是那些篇，“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的“所謂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經有人當開學之際，命大學生全體起立，向著鮑羅廷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經有人做過《孫中山與列寧》，說得他們倆真好象沒有什麽兩樣；至於聚斂享樂的人們之多，更是社會上大家周知的事實，但可惜那都並不是我們。平陵先生的“聽說”和“如果”，都成了無的放矢，含血噴人了。
於是乎還要說到“文化的本身”上。試想就是幾個弄弄筆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監禁，槍斃，失蹤的滅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評，便立刻招來了“聽說”和“如果”的官話，叫作“先生們”，大有一網打盡之概。則做“基本的工夫”者，現在舍官許的“第三種人”和“民族主義文藝者”之外還能靠誰呢？“唉！”
然而他們是做不出來的。現在隻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物。而平陵先生又責為“不革命”，好象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黨，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話也正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