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殺錯了人》，覺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覺得有些還不免是憤激之談了，所以想提出幾句異議──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麵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鬥，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麵上好象他又是一個筋鬥，從“國民公仆”變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於是殺，殺，殺。北京城裏，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隻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離，要洗心革麵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
這事情，一轉眼竟已經是二十年，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那時還在吸奶，時光是多麽飛快嗬。
但是，袁世凱自己要做皇帝，為什麽留下他真正對頭的舊皇帝呢？這無須多議論，隻要看現在的軍閥混戰就知道。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象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隻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
臨末，對於“多殺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張，我也有一點異議，但因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為避免嫌疑起見，隻將眼睛看著地麵罷。
（四月十日。）
記得原稿在“客客氣氣的”之下，尚有“說不定在出洋的時候，還要大開歡送會”這類意思的句子，後被刪去了。
（四月十二日記。）
【備考】：殺錯了人 曹聚仁
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製”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為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歎息道：“愚嚐與東北人士論幣製紊亂之害，鹹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刹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為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麽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鏟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隻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