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種姓“大”的報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張的”在“要求中國有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犯著可詬病的惡癖。”這實在是對透了的。但那“無行”的界說,可又嚴緊透頂了。據說:“所謂無行,並不一定是指不規則或不道德的行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為,也都包括在內。”

接著就舉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惡癖”的例子,來作中國的有為的青年的殷鑒,一條是“宮地嘉六愛用指爪搔頭發”,還有一條是“金子洋文喜舐嘴唇”。

自然,嘴唇幹和頭皮癢,古今的聖賢都不稱它為美德,但好象也沒有斥為惡德的。不料一到中國上海的現在,愛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頭發罷,也成了“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為”了。如果不舒服,也隻好熬著。要做有為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了。

但中國文人的“惡癖”,其實並不在這些,隻要他寫得出文章來,或搔或舐,都不關緊要,“不近人情”的並不是“文人無行”,而是“文人無文”。

我們在兩三年前,就看見刊物上說某詩人到西湖吟詩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萬字的小說了,但直到現在,除了並未豫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別的大作都沒有出現。

拾些瑣事,做本隨筆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講一通昏話,稱為評論;編幾張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羅猥談,寫成下作;聚集舊文,印作評傳的是有的。甚至於翻些外國文壇消息,就成為世界文學史家;湊一本文學家辭典,連自己也塞在裏麵,就成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現在到底也都是中國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文人不免無文,武人也一樣不武。說是“枕戈待旦”的,到夜還沒有動身,說是“誓死抵抗”的,看見一百多個敵兵就逃走了。隻是通電宣言之類,卻大做其駢體,“文”得異乎尋常。“偃武修文”,古有明訓,文星全照到營子裏去了。於是我們的“文人”,就隻好不舐嘴唇,不搔頭發,揣摩人情,單落得一個“有行”完事。

(三月二十八日。)

【備考】:惡癖 若穀

“文人無行”久為一般人所詬病。

所謂“無行”,並不一定是不規則或不道德的行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為,也都包括在內。

隻要是人,誰都容易沾染不良的習慣,特別是文人,因為專心文字著作的緣故,在日常生活方麵,自然免不了有怪異的舉動,而且,或者也因為工作勞苦的緣故,十人中九人是染著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歡服用刺激神經的興奮劑,卷煙與咖啡,是成為現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現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煙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著各樣的怪奇惡癖。前田河廣一郎愛酒若命,醉後呶鳴不休;穀崎潤一郎愛聞女人的體臭和嚐女人的痰涕;今東光喜歡自炫學問宣傳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細田源吉喜作猥談,朝食後熟睡二小時;宮地嘉六愛用指爪搔頭發;宇野浩二醺醉後侮慢侍妓;林房雄有奸通癖;山本有三乘電車時喜橫膝斜坐;勝本清一郎談話時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勝枚舉。

日本現代文人所犯的惡癖,正和中國舊時文人辜鴻鳴喜聞女人金蓮同樣的可厭,我要求現代中國有為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著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再犯著和日本文人同樣可詬病的惡癖。

(三月九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風涼話?】:第四種人 周木齋

四月四日《申報》《自由談》,載有何家幹先生《文人無文》一文,論中國的文人,有雲:

“‘不近人情’的並不是‘文人無行’,而是‘文人無文’。拾些瑣事,做本隨筆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進一通昏話,稱為評論;編幾張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羅猥談,寫成下作;聚集舊文,印作評傳的是有的。甚至於翻些外國文壇消息,就成為世界文學史專家;湊一本文學家辭典,連自己也塞在裏麵,就成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現在到底也都是中國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誠如這文所說,“這實在是對透了的”。

然而例外的是:

“直到現在,除了並未預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別的大作卻沒有出現。”

“文”的“界說”,也可借用同文的話,“可又嚴緊透頂了”。

這文的動機,從開首的幾句,可以知道直接是因“一種姓‘大’的副刊上一位‘姓×的’”關於“文人無行”的話而起的。此外,聽說“何家幹”就是魯迅先生的筆名。

可是議論雖“對透”,“文”的“界說”雖“嚴緊透頂”,但正惟因為這樣,卻不提防也把自己套在裏麵了;縱然魯迅先生是以“第四種人”自居的。

中國文壇的充實而又空虛,無可諱言也不必諱言。不過在矮子中間找長人,比較還是有的。我們企望先進比企圖誰某總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總要容易收獲些。以魯迅先生的素養及過去的造就,總還不失為中國的金鋼鑽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來又是怎樣?單就他個人的發展而言,卻中畫了,現在不下一道罪己詔,頂倒置身事外,說些風涼話,這是“第四種人”了。名的成人!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無文”,最要緊的還是“文人不行”(“行”為動詞)。“進,吾往也!”

(四月十五日,《濤聲》二卷十四期。)

【乘涼】:兩誤一不同 家幹

這位木齋先生對我有兩種誤解,和我的意見有一點不同。

第一是關於“文”的界說。我的這篇雜感,是由《大晚報》副刊上的《惡癖》而來的,而那篇中所舉的文人,都是小說作者。這事木齋先生明明知道,現在混而言之者,大約因為作文要緊,顧不及這些了罷,《第四種人》這題目,也實在時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詔”。我現在作一個無聊的聲明:何家幹誠然就是魯迅,但並沒有做皇帝。不過好在這樣誤解的人們也並不多。

意見不同之點,是:凡有所指責時,木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內為“風涼話”;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內為“風涼話”,如身居上海,而責北平的學生應該赴難,至少是不逃難之類。

但由這一篇文章,我可實在得了很大的益處。就是:凡有指摘社會全體的症結的文字,論者往往謂之“罵人”。先前我是很以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們的意見,是認為這類文章,決不含自己在內,因為如果兼包自己,是應該自下罪己詔的,現在沒有詔書而有攻擊,足見所指責的全是別人了,於是乎謂之“罵”。且從而群起而罵之,使其人背著一切所指摘的症結,沉入深淵,而天下於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