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9年7月15日，耶路撒冷陷落於第一次參加東征的十字軍騎士之手。東征的曆程十分艱辛。很多踏上征程的人根本就沒能抵達聖城，他們或死於戰場、或死於疾病、或死於饑餓、或成了俘虜。當最終來到耶路撒冷城牆邊的時候，東征將士流下了幸福和解脫的淚水。在長達六個星期的包圍後，聖城終於被攻陷，戰士們磨刀霍霍，準備大開殺戒。據血腥場麵的目擊者說，耶路撒冷瞬間變得滿地都是屍體，“堆起的屍體如同城外的房子一般高。如此殘酷的屠殺真是前所未有”。幾年後另一位作者寫道：“如果當時你在現場，你的雙腳會被鮮血淹到踝骨。我還能說什麽？一個活口都沒剩！婦女和兒童也沒能幸免！”
奪取聖城的消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遠征軍首領們的名字一夜之間變得家喻戶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博希蒙德（Bohemond），他是諾曼某傳奇英雄（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都非常有名）的兒子、十字軍中最早的明星。博希蒙德長相英俊，有著碧藍的眼睛、修長的下巴、幹練的短發，渾身透著西歐人常說所說的那種勇敢和機智。他在12世紀初從東方回到家鄉時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所到之處觀者如堵，很多待嫁姑娘都被推到他麵前供他挑選。
博希蒙德代表著新世界的崛起。縱觀拉丁曆史，他是權力從東方轉移至西方的過程中完美的代言人。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是跋涉千裏抵達聖城的十字軍騎士們，解放耶路撒冷的是基督徒——不是拜占庭帝國的東正教基督徒，而是諾曼人、法蘭西人和佛蘭德人，他們才是遠征軍的主力。穆斯林統治耶路撒冷達幾個世紀之久，最終卻被驅逐而出。在十字軍抵達的前夕，有關未來災難的絕望預測四處蔓延，但目前都被樂觀的自信和期望所取代。隻用了五年時間，人們就將對世界末日的恐懼轉為了對新時代的展望——一個由西歐人主導的全新時代。
新殖民地紛紛建立，全由基督徒領導統治。耶路撒冷、的黎波裏、提爾（Tyre）和安條克如今都歸歐洲人管轄。從新移民的財產權，到社會稅收，到耶路撒冷國王應有的權力，都要遵守西方的封建法規。中東將照著西歐的樣子重新規劃布局。
隨後的兩個世紀中，人們將為維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成果投入大量精力。羅馬教皇一直在強調，歐洲騎士有責任捍衛聖城的疆土，為耶路撒冷國王效力就是為上帝效力。這一觀念廣為傳播，越來越多的人被慫恿著踏上東進的征程，其中一些人後來成為了聖殿騎士——一個代表著勇氣、奉獻和虔誠，充滿無限光彩和榮耀的新頭銜。
前往耶路撒冷的征程還成為了一條通向天堂之路。1095年十字軍第一次出征的時候，烏爾班二世曾宣稱，那些帶著十字架向聖城遠征的人都將被上帝赦免原罪。但這一說法在遠征過程中發生了變化，人們相信凡是在與異教徒戰鬥中倒下的人，都會踏上最終的救贖之路。東征之行不僅是此生之旅，更是來生進入天堂的通道。
基督教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從教堂講壇到酒館客棧，教皇和騎士都被充滿讚譽之聲的歌曲和詩句所包圍。反觀伊斯蘭世界則顯得有些無動於衷。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城內曾製訂過對付十字軍的計劃，但抵抗行動僅限於局部地區，而且實力非常有限。有些人曾對這種鬆懈政策頗感困惑。據說當時有一位巴格達法官曾衝進哈裏發的宮廷，譴責當局對待歐洲敵人的態度：“你們還敢這樣高枕無憂？”他對在場的人說，“你們過著鮮花一般的浮華生活，而你們那些在敘利亞的兄弟卻連安身之所都沒有了！”其實在當時，巴格達和開羅這兩個對手已經達成了某種意外的默契，讓基督徒統治耶路撒冷總比讓他們的對手什葉派或遜尼派統治來得強，因此雙方都選擇袖手旁觀。法官的演說讓哈裏發身邊的某些官員掉淚，但多數人仍是置若罔聞、無所作為。
首次東征的勝利並沒有給歐洲或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帶來任何好印象，因為他們親眼目睹了所謂高貴的十字軍的暴力行為。在萊茵蘭（Rhineland），反猶太情緒的升級導致大批歐洲猶太婦女、兒童和老人慘遭屠殺。猶太人為歐洲在東方的崛起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所以會有屠殺行為，是因為基督徒始終認為耶穌的受難是猶太人的責任，以色列的土地應該由基督教的歐洲來掌管。任何人都無法阻擋歐洲向黎凡特進軍的步伐。
對拜占庭來講，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也算不上什麽勝利。因為在軍事勝利和明星英雄博希蒙德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並不光彩的故事：帝國被出賣了。在1096年至1097年間路過帝國首都時，遠征軍的所有首領曾一同麵見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並朝著十字架賭咒發誓，他們將如數歸還征服行動前原本屬於拜占庭帝國的所有城鎮和疆土。然而隨著征服行動的開展，博希蒙德開始盤算如何擺脫這份承諾，並為自己撈取盡可能多的利益，比如如何將名城安條克收入囊中。
當該城在重兵包圍下被攻破後，他覺得機會到了。在安條克聖彼得大教堂一次著名的麵對麵交鋒中，他堅持拒絕將城市交還給拜占庭皇帝。圖盧茲（Toulouse）的雷蒙德（Raymond）——十字軍領袖中權力最大的人——嚴肅地提醒他：“我們在主的十字架、荊棘冠和其他許多聖物麵前發過誓，非經皇帝許可，我們不會將任何皇帝治下的城市和城堡據為己有。”但博希蒙德卻隻是說，那些承諾已然無效，因為阿列克修斯一世也沒有履行自己的承諾。他提出要退出遠征行動。
在12世紀初，所有關於遠征行動的宣傳中，博希蒙德都被擺在最核心的位置。從未有人提到，這個人們假想中的遠征軍英雄，在聖城陷落之時其實根本就沒在現場。安條克的僵局拖延了近一年的時間，十字軍最後決定留下博希蒙德繼續前行。為了感謝上帝，騎士們在發動圍攻之前繞著耶路撒冷環行，有些人甚至光著腳以表示自己的謙恭。而此時，博希蒙德卻正在數百英裏開外，獨自欣賞這份靠著自己的固執和冷酷賺得的大禮。
博希蒙德之所以能在安條克及其周邊地區立足，主要靠的還是東地中海地區超乎尋常的機遇。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占據安條克的行動，是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以來，東方世界不斷吸引雄心壯誌的西歐人和北歐人的必然結果。十字軍東征是場宗教戰爭，但同樣也是通往財富和權力的跳板。
不僅是拜占庭人對東征行動不以為然——主要原因自然是博希蒙德拒絕歸還安條克以及其他的惡毒行為，比如他的支持者們在歐洲捏造擴散有關阿列克修斯一世的惡意傳聞——還有一些人在最開始就對十字軍東征冷眼相待，特別是像西西裏島的羅傑（Roger）這樣的老一輩人，他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不希望自己的地位受到任何挑戰。據一位阿拉伯曆史學家稱，羅傑不看好進攻耶路撒冷的計劃，並試圖讓那些熱衷於在地中海建立基督教新殖民區的人冷靜下來。據說在聽說進攻計劃之後，“羅傑抬起腿放了一個響屁。‘我的宗教理念是，’他說，‘事實勝於雄辯。’”其實羅傑之所以反對東征，是因為任何針對穆斯林的進攻都將影響他和北非穆斯林頭麵人物的關係，甚至可能中斷他們之間的貿易，更不用說給擁有相當數量穆斯林居民的西西裏島本身帶來麻煩了。他表示，東征將造成損失巨大，因為出口受限將嚴重影響農業收入。他說，“如果你們非要向穆斯林開戰”，隨意，但別動我西西裏島。
羅傑等人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地中海市場在十字軍東征前幾十年一直都很動蕩。君士坦丁堡的購買力因重大金融危機大幅下降。亞曆山大港銷售的藍靛染料的價格，僅在1094年就下跌了30%，由此可以想象胡椒、桂皮和幹薑的價格波動。通過巴勒斯坦連接的北非和歐洲之間的高利潤貿易（比如在1085年，蘇木的利潤便高達150%）也一定出現了收益下滑。突然間的供需失衡導致了價格的巨幅波動：小麥成本在諾曼人征服西西裏後迅速躥升，而供應過度的亞麻則在11世紀中期的地中海隻能以半價出售。
但是，若與十字軍衝擊下的地中海地區巨大轉型相比，上述的市場價格波動和個人財富變化根本算不上什麽。北非曆史學家伊本・卡爾敦（Ibn Khaldūn）寫道，在10世紀和11世紀，穆斯林的艦隊曾是海上霸主，當時的基督教徒連想在海上漂根木片都不太可能。然而盡管阿拉伯人長期以來都占據著地中海，他們最終仍將控製權拱手讓給了新對手們：那些新近加入東方貿易網絡的意大利城邦。
阿瑪菲、熱那亞、比薩和威尼斯早在11世紀90年代前就開始舒展自己的筋骨了。拿威尼斯來說，奴隸交易和貨品交易使其和達爾馬提亞海岸的城鎮，如紮拉（Zara）、特羅吉爾（Trogir）、斯普利特（Split）和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等，建立了密切的聯係，於是也奠定了它向亞得裏亞海及更遠地區發展的基礎。這些貿易站點同樣也是當地市場的所在地，並為長途旅行提供了安全的港灣。意大利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其他城市都有自己的永久居住地，這說明他們在東地中海地區的貿易活動中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樣，這也促進了意大利當地的經濟發展：比薩的富豪人數在12世紀末激增，他們為了炫耀自己的財富不斷興建塔樓，以至於主教和市民不得不出台政策限製樓房的高度。
意大利城邦自然不會放過十字軍東征耶路撒冷所帶來的令人振奮的商業機遇。早在十字軍抵達聖城之前，就有熱那亞、比薩和威尼斯的商船在海上活動，並曾抵達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其動因不外乎兩種，或是教皇也想參與商業活動，或是試圖保護基督教徒，因為來自拜占庭的特使和目擊者稱，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正遭受慘絕人寰的迫害。精神信仰固然重要，但物質利益也不能忽視。奪取耶路撒冷之後，十字軍的立足點並不穩固，急需休整並和歐洲母國取得聯係。城外的艦船幫助他們在爭取聖城新主人的談判中占據了有利地位。他們還打算奪取沿海城市和港口來強化自己的實力，如海法（Haifa）、雅法（Jaffa）、阿卡（Acre）和的黎波裏，圍攻這些城市都需要強大的海上力量。
威尼斯人同意助十字軍一臂之力，因為十字軍承諾將給他們豐厚的回報。比如說，作為參與1100年圍攻阿卡的犒勞，每個新來的威尼斯人將在十字軍奪取的每一座城市中得到一座教堂和一個貿易廣場，外加三分之一的戰利品，並被免除全部稅收。正如某學者所說，這是典型的威尼斯式的“虔信和貪婪”的結合。
1101年卡薩裏亞（Caesarea）被攻下之後，熱那亞人贏得了大批戰利品和貿易利益。三年後，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一世（Baldwin I）為他們頒布了一係列稅務減免政策，還授予他們其他法律和貿易上的特權，比如萬一熱那亞人犯下極刑罪，可以免於皇家法律的判罰，這進一步增強了熱那亞人的實力。國王還將卡薩裏亞、阿蘇夫、阿卡每座城市的三分之一交給熱那亞管轄作為海外殖民地，並從阿卡的貿易稅收中分出一大部分給他們。國王還每年向熱那亞支付定金，並承諾如果他們能在未來的軍事行動中繼續提供支援，所有征服成果的三分之一都會分給熱那亞。如此這般的協議體現出十字軍在東方的地位十分不穩，但對意大利各城邦來說，這些協議都是使他們從地區中心晉升為國際強權的基礎。
如此誘人的利益自然會引發比薩、熱那亞和威尼斯之間的激烈競爭（阿瑪菲在駛向東方的道路上起步略晚，無法再參與競爭，被排除在準入、和談和利益的商業遊戲之外）。早在1099年，比薩人就已經和威尼斯人開戰，後者在羅得斯（Rhodes）海域擊沉了比薩人50艘強大艦船中的28艘。戰鬥中繳獲的艦船和俘虜，後來都被釋放，目的是為了展現一種寬宏大量，因為據後來的人說，威尼斯人全都擁有主的十字架，不僅把它繡在衣服上（如教皇要求十字軍那樣），而且是刻在了心裏。
這場衝突的導火索要從1092年說起，當時的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從刺激經濟的整體策略出發，為威尼斯在拜占庭帝國的貿易活動提供了許多商業便利，比如在君士坦丁堡港口為威尼斯人修建登陸浮橋，還有免除威尼斯人所有進口和出口的關稅。因此為了維護他們與皇帝之間達成的那些誘人的貿易條款，威尼斯人的首要目標就是設法將比薩趕出這個市場。戰敗後的比薩人被迫同意，除祭拜聖墓外，將不再因貿易活動進入拜占庭，並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與基督徒開戰。至少據威尼斯人所說，這就是當時衝突的背景。
然而實施這些戰敗協議並不那麽容易，事實上直到12世紀初，拜占庭皇帝還在授予比薩人類似威尼斯得到的那些特權，盡管不如從前那樣慷慨：他們在帝國首都同樣有碼頭和錨地，但比薩商人隻得到了關稅折扣，而不是關稅全免。皇帝的做法是為了避免威尼斯一家獨大，造成壟斷市場的局麵。
意大利諸城邦為統治東地中海地區貿易所展開的爭鬥相當瘋狂、殘酷。但沒過多久，威尼斯人就開始逐漸甩開其他的競爭對手。這應該歸功於威尼斯在亞得裏亞海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一方麵，從東地中海航行到威尼斯的距離比航行到比薩和熱那亞的距離都短；另一方麵，那裏的地形有助於航船拋錨，為航行提供安全保障（當然，在此之前必須先搞定那些狡詐的伯羅奔尼撒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由於缺少地方上阻礙它發展的競爭者，威尼斯擁有更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及更適宜的發展環境——不像比薩和熱那亞，二者的激烈競爭使他們在關鍵時刻失去了控製各自的海岸線、特別是控製科西嘉島的優勢。
西方騎士大軍全麵挺進，並發起了後來著名的1119年“血地之戰”（Battle of the Field of Blood）。這場戰役讓安條克失去了十字軍獨立公國的地位，但卻讓威尼斯獲益匪淺。。比薩和熱那亞也卷入危機當中，近乎絕望地從安條克派遣特使麵見威尼斯總督，以耶穌基督的名義乞求援助。威尼斯人很快就組建起一支強有力的大軍，因為——正如當時一位評論家所說——威尼斯人想“借助主的力量擴展它在耶路撒冷及周邊地區的實力，為基督教王國爭取利益和榮耀”。更重要的是，國王鮑德溫二世的援助請求又給威尼斯人帶來了許多特權許諾。
威尼斯人還利用這個機會把拜占庭人好好教訓了一頓。1118年繼承父
親阿列克修皇位的新皇帝約翰二世認為，國內經濟現已全麵恢複，無須續簽20多年前授予威尼斯人的特權協議。結果，威尼斯船隊立刻朝安條克東進，並包圍了科孚島（Corfu）。他們威脅說，如果皇帝不續簽貿易協定，將會采取進一步行動。雙方對峙下，皇帝最終讓步，重新確認了當年他父親簽署的特權協議。
當威尼斯總督的船隊最終抵達聖地的時候，獲得的回報遠遠超過了當初的預測。威尼斯人精於計算，給耶路撒冷的西方統治者提供了一筆貸款，讓他們有能力組織自己的兵力向穆斯林控製下的港口發起進攻，由此抽取豐厚的利息：在耶路撒冷王國的每個城區，威尼斯人都將得到一座教堂、一條街道和一片廣場；威尼斯人還能獲得年貢，即當地主要商業貿易港提爾港的部分貿易關稅。當1124年該港口在圍困下最終陷落的時候，威尼斯人已經得到了可適用於整個耶路撒冷王國的各種特權，他們在當地的地位也隨之改變。這個意大利城市從前隻是一個僅堪立足的彈丸之地，如今卻已經擁有了非常強大的勢力。有人甚至意識到他們可能對皇權構成威脅，認為應立即對某些特權條款做出修正。
從表麵上看，這是一個信仰至上的年代，一個為基督教犧牲自我的年代。但教會各階層都心知肚明，宗教信仰必須依托經濟基礎和財政實力。因此當拜占庭皇帝保羅二世提出對安條克擁有主權的時候，教皇向所有教派發表了一份聲明，稱所有援助拜占庭的人都將受到永久的譴責。這樣的做法完全是為了取悅羅馬教廷的盟友，與任何神學和教義均無關。
精神信仰和物質追求融合的絕佳例證是在1144年埃德薩失陷——東征過程中的另一次巨大失利——之後。當時整個歐洲都被號召增兵參戰，組織第二次東征。呼聲最高的人當屬克萊爾沃的聖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他是個口才不錯的壯漢，而且非常現實，懂得寬恕原罪和殉難救贖等說辭未必能勸服人們出征東方。“我請所有的商人，那些想盡快獲利的商人們聽著，”他在一封廣為流傳的公開信中寫道，“這絕對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不可錯過！”
至12世紀中期，意大利城邦已成功搶占了東方世界一切有利可圖的地域。憑借著在君士坦丁堡等拜占庭帝國海岸城市以及巴勒斯坦的特權，威尼斯的墊腳石已經直抵地中海東岸，並很快穿越黎凡特通向埃及。這讓一些人感到嫉妒，中世紀熱那亞著名曆史學家卡法羅（Caffaro）在12世紀50年代悲傷地寫道，整個過程中，熱那亞都在“在冷漠中沉睡、忍受”，像“海上一條沒有導航者的破船。”當然，這樣的描述略顯誇張，作者借以抒發對熱那亞統治家族的些許不滿。事實上，熱那亞在此時期同樣繁榮增長。除了不時地維護他們在十字軍領土上的地位，熱那亞人還與西地中海地區建立了廣泛的聯係。1161年，他們與摩洛哥的阿爾穆哈德（Almohad）哈裏發達成休戰協議，從而得以進入摩洛哥市場並在遭受攻擊時得到保護。到了12世紀80年代，來自北非的貿易額占到熱那亞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沿海地區遍布著倉庫和旅店等基礎設施，足以讓商人們毫無顧慮地做生意。
熱那亞、比薩和威尼斯的崛起還刺激了周邊城市的發展，正如基輔在俄羅斯帶來的影響一樣。那不勒斯、佩魯賈（Perugia）、帕多瓦（Padua）和維羅納（Verona）等城市迅速成長：這些城區擴展太快，連城牆都必須不斷地重建，離城市中心越來越遠。盡管在缺乏相關數據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推算當時的城市人口，但毫無疑問，12世紀的意大利已經邁入了城市化的進程：市場繁榮，收入增加，中產階層開始湧現。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十字軍東征時代的這種繁榮其實是根植於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良好關係。無論是在聖城還是其他地區，都是如此。盡管在1099年奪取耶路撒冷後的幾十年裏不斷有摩擦爭鬥出現，但直到12世紀70年代末，衝突才真正全麵升級。從整體上講，這段時期的十字軍學會了如何與自己治下及附近地區的穆斯林相處。耶路撒冷國王也經常發出警告，不許對過路的商隊發動進攻，也不許攻擊任何可能對當地十字軍統治者心懷敵意、或者可能向巴格達或開羅請求支援的周邊城市。
這種做法讓新近抵達聖城的人很難理解，並認為這可能會引發許多問題。然而新來者可能很難相信，與這些“異教徒”進行貿易交往是日常行為，而且要花上很長時間才能意識到，事實上許多事情並不如他們在歐洲想象的那樣黑白分明。沒過多久，歧視心理開始淡化。已經在東方待過一段時間的西方人“比那些新來者強多了”，一位阿拉伯作者有感於新來者的殘酷行為和粗俗舉止，特別是他們對待非基督徒的態度，得出了以上的結論。
穆斯林中也有人持相同的看法。12世紀30年代發表的一份聲明（fatwa）告誡穆斯林既不要到西方旅行，也不要和基督徒做生意：“如果我們到他們的國家旅行，商品就會漲價。他們從我們手裏搶錢，然後用來攻打穆斯林並侵占我們的土地。”
不過從整體上說，兩方的矛盾還算在理性範圍內，能夠顧全大局。在西歐，人們對伊斯蘭世界充滿了好奇。在第一次十字軍出征之後沒多久，不少人就開始對穆斯林突厥人產生了好感。“如果突厥人堅定基督教信仰並建立基督教王國，你恐怕再找不到其他更強壯、更勇敢和更能打仗的士兵了。”一位著名的十字軍東征曆史學家這樣寫道，同時可能也是在暗示塞爾柱人在轉信伊斯蘭教之前的宗教背景。
同樣，伊斯蘭世界的科學造詣和智慧成就也很快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其中就有巴思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正是他翻閱了安條克和大馬士革圖書館的資料，才將數字運算表格帶回了歐洲，奠定了基督教世界數學研究的基礎。這次東方之旅還使他大開眼界，回到英格蘭後，他發現“王子粗俗不堪，主教貪杯好飲，法官收取賄賂，主顧不可信賴，顧客趨炎附勢，承諾全是謊言，朋友相互嫉妒，幾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他看到東方世界的發展非常成熟，相形之下，基督教世界則顯得十分局限。阿德拉德的觀點得到了其他人的讚同，比如12世紀後半葉從英格蘭到巴黎求學的莫裏丹尼爾（Daniel of Morley）：那裏盡是些裝模作樣、欺世盜名的知識分子，他們就“像雕塑一樣端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假裝自己無所不知”。丹尼爾意識到他從這些人身上什麽也學不到，於是輾轉來到穆斯林的托萊多城（Toledo），“以便盡快聆聽世上最聰明的哲人的教誨”。
西方人如饑似渴地吸收東方思想。克呂尼隱修院（Cluny，中世紀法國極具影響力的神學中心）的院長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就曾組織翻譯《可蘭經》，以便讓自己和其他基督教學者更好地理解經文——當然，其目的仍是繼續強化人們將伊斯蘭教視作異端、粗鄙和危險的固有觀念。西歐人不僅僅向伊斯蘭世界尋求啟發，君士坦丁堡刊行的許多論著同樣被譯成了拉丁文。比如對亞裏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Nicomachaean Ethics）的注解，就是由阿列克修斯一世的女兒安娜・科穆寧娜（Anna Komnene）主持譯介的。這些注解後來引起了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的關注，並將其中的思想匯入基督教哲學的主流。
同樣，12世紀的社會經濟繁榮靠的也不隻是歐洲和穆斯林之間的貿易，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國也是基督教地中海商業活動的主力軍。從這一時期留存的資料判斷，威尼斯與拜占庭的貿易占到其國際貿易總額的一半。
盡管拜占庭的玻璃、金屬製品、食油、葡萄酒和食鹽一直在向意大利、德國和法國的市場出口，但來自更遙遠地域的商品，價格更貴、需求更大、利潤更高。西歐的存貨清單、貿易賬本和教會財政記錄清楚地表明，人們對產於地中海東部、中亞或中國的絲綢、棉花、亞麻和織品的需求巨大。
黎凡特的城市在新興市場下開始資本化：安條克已被建立成一個貿易中心，原材料可以由此運往西方；它同時也是一個生產中心，來自這個城市的紡織品，如“安條克布”，十分暢銷，以至於英格蘭亨利三世國王在每個行宮都設了一個“安條克屋”，包括倫敦塔、克拉倫敦（Clarendon）、溫徹斯特宮和威斯敏斯特。
調味品同樣從東方向歐洲大量流動。這些香料主要抵達三個集散中心：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亞曆山大港。然後從那裏運往意大利諸城邦，運往德國、法國、佛蘭德和不列顛。因為在這些地方，域外產品的利潤十分豐厚。某種程度上講，他們購買東方奢侈品的欲望與草原牧民渴望中國宮廷絲綢的欲望非常相似：如同在今天一樣，在中世紀，富人要靠這些展示自己的身份，要顯得和別人不一樣。盡管從事昂貴商品貿易的商人隻占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他們非常重要，因為他們使發家致富成為可能，從而激發了社會活力和不斷發展的動力。
耶路撒冷在扮演著基督教聖城角色的同時還有另一個角色，它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商業中心（盡管比不上作為貿易中心的阿卡城）。12世紀後半葉的王國稅務清單展現了當時那裏能購買到的所有商品，同樣也可以看出結構複雜的政府機關是如何密切地關注市場，以確保不漏掉任何貿易收入：胡椒、桂皮、明礬、清漆、肉豆蔻、亞麻、丁香、沉香木、蔗糖、鹹魚、熏香、小豆蔻、氨水、象牙等物品的銷售都需繳稅。絕大多數物品都並非產自聖地，而是通過穆斯林控製的商業路線運達於此——其中自然包括埃及的諸港口，從這一時期的一份阿拉伯稅收協議看，從埃及港口運出的各種香料、紡織品和奢侈品，數額巨大。
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十字軍東征不僅刺激了西歐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而且還喂飽了那些看準新市場賺錢機遇的穆斯林商人。在這些最精明的人中，有一個就是在12世紀大發其財的波斯灣屍羅夫城的哈密斯（Rāmisht）。他的聰明之處在於他看準了市場需求，引進並轉賣中國和印度的商品。他的某個航運代理商每年要運載超過50萬第納爾的貨物。與他的財富同樣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有他的慷慨施舍。他捐資將麥加卡巴神殿的銀製噴泉換成了金製，並親自出錢更換了神殿中受損的窗簾（由“價值連城”的中國布料製成）。由於這些善舉，麥加在他死後為他舉辦了罕見的高規格葬禮，他的墓碑上寫著：“船王阿布・哈密斯在此安息。願真主賜福於他，並賜福於所有崇敬他的人。”
雄厚的財富積累引發了強烈的對抗競爭，翻開了中世紀的新篇章，即不惜代價地追求東地中海地區所蘊藏的巨額財富。到了12世紀60年代，意大利諸城邦之間的競爭已經十分激烈，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頭都會出現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波斯人之間的鬥毆。拜占庭皇帝試圖出麵幹預，但街頭暴力衝突早已司空見慣。這可能緣於商業競爭的加劇，從而導致貨物價格的下降。他們必須保護自己的貿易據點，哪怕是采取武力手段。
各城邦之間的爭戰嚴重影響了都城居民的利益，不僅因為他們給城市財產造成損害，還因為西方勢力的不斷滲透。1171年，麵對百姓的失望情緒，拜占庭皇帝采取行動關押了數千名威尼斯人，並且無視賠償要求，更不用說為他的單方麵突然行動表示道歉。威尼斯總督維塔雷・米希爾（Vitale Michiel）親自來到君士坦丁堡處理爭端，人們本指望聽到一些好消息，結果總督也無能為力，局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人們失望的情緒轉為憤怒，最終演化為暴力。為了躲避他自己的臣民，總督試圖逃往聖撒卡利亞（San Zaccaria）修道院，但未能成功，最後被一夥人抓住並私下處死。
現在，拜占庭帝國已不再是威尼斯的盟友和讚助者，而是成為了對手和競爭者。1182年，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向當地的意大利人發動襲擊。很多人被殺，其中包括拉丁教會的代表，他的頭顱被街上一隻奔跑的狗拖著。這隻是歐洲兩派基督徒之間仇視對立的開始。1185年，拜占庭帝國最重要城市之一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被來自意大利南部的一支西歐軍隊攻陷。西方人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將一支魚叉投入東地中海，現在這支魚叉開始展現它捕捉獵物的威力了。
不過對某些人來說，衝突就是機遇。在埃及有一位叫作薩拉丁・阿尤比（Ṣalāḥ al-Dīn al-Ayyubī）的將軍，已如一顆新星冉冉升起。人們都稱他薩拉丁（Saladin）。他人緣極佳、頭腦靈活、頗具魅力，並且早已意識到君士坦丁堡的衝突對他有利。他迅速采取行動，邀請耶路撒冷的希臘族長訪問大馬士革，對他慷慨之至，表明自己才是拜占庭帝國的盟友，而並非那些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徒。
12世紀80年代末，拜占庭皇帝艾薩克二世（Isaac II）滿懷激情地寫下如下話語，“我願與（我的）兄弟、埃及蘇丹薩拉丁”分享重要軍事情報。他還警告說，任何有關帝國企圖的流言都是無稽之談，我請求薩拉丁派遣援兵抵抗西方人。君士坦丁堡的反西方情緒已經醞釀了幾十年。12世紀中期的一位作家說過，西歐人並不可靠，他們性情貪婪，為了錢甚至可以出賣家人。皇帝的女兒寫道：盡管許多所謂的朝聖者都自詡虔誠無比，但其實他們心中滿是貪欲，他們一直在想著如何奪取聖城，毀壞帝國的聲譽，毀壞同族基督徒的聲譽。這些說法廣為流傳，並銘刻在12世紀末拜占庭人的記憶當中，尤其是在1204年以後。
耶路撒冷的百姓也認同這種說法，因為那裏的十字軍騎士殘暴異常、不負責任，似乎完全不在乎死後會進地獄。12世紀末常常出現的情景是，十字軍首領們一次次做出愚蠢的決定，一次次愚蠢地相互征戰，完全不顧眼前的危機和明顯的警示。
但當時的情況讓一位來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非常困惑。伊本・朱巴伊爾（Ibn Jubayr）寫道，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若說到政治和戰爭，雙方“勢不兩立”，但若說到貿易，雙方的旅行者則都“來去自由，未受任何阻撓”。不管商人走到哪裏，都會得到安全保障，無論他們的信仰如何，無論在和平時期還
是在戰爭時期。作者還說，這才是良好貿易關係應有的結果，稅務協定確保了貿易合作的正常進行，也確保違反協定者受到嚴厲的懲罰。不遵守貿易協定或越過底線的拉丁人，哪怕是“僅僅越過一臂的距離”，都將被他們的基督教同族處以極刑，因為他們不想得罪穆斯林商人，也不想損害多年建立起來的貿易關係。伊本・朱巴伊爾對此深表讚同：這是“（西方人）建立的最好的、最具特色的傳統之一”。
然而，耶路撒冷的宮廷內訌致使王國內部出現了多個互相敵對的割據勢力，眾多野心勃勃的、不擇手段的人物開始湧現，並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造成巨大損害。其中最主要的人物當屬沙蒂永的雷納德（Reynald of Châtillon），他一個人的魯莽行為幾乎毀掉了整個耶路撒冷王國。
雷納德是聖城的一名老兵，他逐漸意識到，隨著薩拉丁在埃及的實力不斷增強，他將麵臨越來越大的壓力，特別是在薩拉丁開始控製敘利亞大片地區之後（這意味著能夠對基督教王國形成包圍）。麵對威脅，雷納德魯莽地決定進攻紅海的亞喀巴灣港口，結果不但沒取得成功，反而還激發了阿拉伯人歇斯底裏的鬥誌，他們嘶聲呐喊：“麥地那和麥加危在旦夕，天啟和末日即將來臨！”
不僅如此，這樣的衝動行為還可能提升薩拉丁的地位和聲望，從而對十字軍國家構成更大的威脅。對所有東方的基督徒來說，雷納德是“最背信棄義、最不講道德的人，也是最危險、最邪惡的人……他違背誓言，甚至背叛他自己”。薩拉丁將發誓“會親手殺了他”，同時代的一位穆斯林作家這樣寫道。
他很快就找到了機會。1187年7月，耶路撒冷王國的十字軍騎士在哈丁角（Horns of Hattin）的激烈戰役中被薩拉丁擊敗，幾乎所有西方士兵都戰死或被活捉。軍中的神職人員也成了戰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醫院騎士團和聖殿騎士團，他們是最不願與非基督教社會妥協的激進者，結果都被立即處死。薩拉丁親自追捕雷納德，並砍下了他的頭顱。雖然雷納德是不是這次十字軍會戰的主謀仍存在爭議，但他毫無疑問地成為了拉丁人敗給穆斯林的替罪羊。無論真實情況如何，戰役結束不到兩個月，耶路撒冷便向穆斯林投誠了——在穆斯林承諾會饒恕城中的百姓後，城門立刻打開。
聖城的淪陷給基督教世界帶來了恥辱，也給歐洲與東方世界的聯係造成了重創。羅馬教皇簡直無法接受戰敗的消息，烏爾班三世在聽到這個噩耗後當場氣死。他的繼任者格雷戈裏八世（GregoryⅧ）不得不認真反省，他虔誠地宣告，聖城陷落了，不僅應歸咎於“該城居民的原罪，還包括我們自身和整個基督教徒群體的原罪”。他警告說，穆斯林的實力在增長，若不引起警惕，他們還會繼續強大。他呼籲國王、公爵、男爵和所有相互爭鬥的城邦摒棄前嫌，共同麵對眼前的危機。這等於是坦白地承認了所謂為了信仰和虔誠的騎士精神，如今都和個人利益、地方對手和相互爭執相關。教皇說，耶路撒冷的陷落是由於基督徒沒能堅持自己的信仰，讓原罪和邪惡占據了上風造成的。
這些煽動性的措辭很快便取得成效，西方世界三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都開始備戰報複性的遠征行動。英格蘭的理查一世、法蘭西的腓力二世、德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Frederick Barbarossa）都發誓奪回聖城，而且必須在中東重新確立基督教的地位。不過，1189年至1192年的遠征行動仍是一場慘敗。腓特烈在跨越小亞細亞時落入河中溺水身亡，那兒離原定的主戰場隻有幾英裏之遙。軍隊指揮層還在戰略目標問題上發生激烈爭論，導致整個軍隊幾乎停滯不前。這主要是由於“獅心王”理查力主將攻擊目標從耶路撒冷轉移至財富更為豐厚的埃及。最終這一行動既未取得實質性的成果，也沒給耶路撒冷帶來更多的壓力。事實上，在將領們返回家園的路上，他們又出人意料地將注意力放在了黎凡特的貿易中心阿卡——一個從聖經或宗教上講都不具任何價值的地方。
不到十年，歐洲再次試圖進攻聖地。這次威尼斯人將成為主力，負責將大批士兵船運到東方。起初威尼斯總督並不願意協助，直至參戰方承諾運輸大批士兵的絕大部分造船費用將由各方分攤後才同意。威尼斯還要求參與製訂戰役主攻方向的決策，確保有權將戰船駛向埃及港口，而不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任何地方。據某個參與決策的高層軍官記載，這一決定“是高級機密；對外界，我們隻說是海外航行”。
這樣的遠征計劃還與天堂的景象相吻合，即參與者將不僅得到精神上的拯救，還能獲取物質上的獎勵。埃及擁有著神話一般的財富。埃及人“沉浸在奢侈的生活之中”，該時期的一位作家感歎道，他們因“海岸城市和內陸城市的關稅”而富得流油，這種關稅為埃及贏得了“每年大量的收入”。
威尼斯人非常明白東方通道上的危機和動亂對他們的意義。看到薩拉丁獲勝後贏得的財富以及拜占庭帝國的動蕩後，威尼斯人急不可待地想前往亞曆山大港等尼羅河港口做生意。這些港口原先一直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13世紀之前，威尼斯和埃及的貿易僅占其總貿易額的10%。威尼斯曾一度落後於它的意大利對手比薩和熱那亞，當時後兩者靠的就是在與紅海地區（而與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等陸路地區）的貿易關係和貿易總量上所占具的優勢。擺在威尼斯人麵前的是長遠利益，遠勝於組建一支渡海艦隊所冒的風險。
不過，組建一支艦隊將意味著在接下來近兩年的時間裏，威尼斯人必須停下手頭上的其他一切工作。結果，熱情參與行動的人數遠不如預期，這讓威尼斯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麵對突發危機，十字軍隻能草草做出應對決策。1202年，艦隊抵達大馬士革海岸的紮拉港——威尼斯和匈牙利一直在激烈爭奪的中心城市。進攻方的優勢已十分明顯，不明真相的市民在城牆上升起了畫有十字架的旗幟，他們猜想這場戰鬥一定是出於誤會，不相信一支基督教軍隊會對一座基督教城市不宣而戰，而且還違反教皇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的緊急命令。但最終城市還是被攻破了，威尼斯人從騎士們身上索取著不該討回的舊賬。
就當十字軍在糾結這樣做是否正確，並爭論著下一步該怎麽辦時，一個黃金般的機遇自動送上了門。拜占庭的一個皇位覬覦者說，如果十字軍幫助他在君士坦丁堡奪取皇帝的寶座，他將拿出重金作為回報。原本朝著埃及進發但始終以為自己是在向耶路撒冷進軍的東征部隊突然發現自己出現在了拜占庭的都城下，而且還麵臨著重大的抉擇。城內各勢力之間的談判遲遲沒有結果，十字軍內部也在討論究竟該如何奪取城市，特別是討論如何瓜分這座城市和帝國的其他地區。
威尼斯早已學會如何保護它在亞得裏亞海和地中海的利益，如今又因直接控製紮拉而變得更加強勢。他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難得一遇的機會，隻要成功，他們不僅能獲取大量財富，還能確保今後前往東方的路上暢通無阻。1204年3月末，十字軍開始包圍“新羅馬城”，並於4月的第二個星期發動全麵進攻。本該用來進攻穆斯林城市的長梯、重錘和石弩，現在卻被用作攻擊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城市；原本計劃用以封鎖埃及和黎凡特港口的艦船，如今卻被用作封鎖擁有聖索非亞大教堂的金角灣（Golden Horn）。大戰前夕，主教們讓士兵放心，說“戰爭是正義的，他們攻打（拜占庭）並沒有錯”。說到有關教義的爭論以及其他實質性問題的時候，教士們更認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也該打，因為這些人叫囂“羅馬的法律一錢不值，狗才相信”。他們告訴十字軍將士，拜占庭人比猶太人更壞，“他們是上帝的敵人”。
城牆很快被攻破，西方人搜刮了一切，城內一片狼藉。在憤怒的反抗和惡毒的叫罵聲中，十字軍無情地掠奪、褻瀆這座城市的所有教堂：他們洗劫了聖索非亞大教堂，偷走了裝有聖者遺物的寶石容器，揮舞著曾刺傷耶穌的長槍恣意取笑；聖餐上所用的銀器和貴金屬物品都被劫走；馬匹和騾子被牽入教堂馱運贓物，一些戰利品滑落到大理石地板上，與“血泊和汙水”融在一起。更為過分的是，一個**的妓女坐在主教的座位上，哼唱著**蕩的曲調。據一位拜占庭目擊者說，十字軍簡直成了反基督教的先驅。
大量的文獻資料證明，上麵的描述絕非誇張。某個西方修道士甚至闖入12世紀皇家修建的潘托克拉托教堂（Pantokrator，意為“全能基督”）。“把你們這兒最珍貴的遺物拿出來，”他命令一個教士，“否則馬上殺了你！”他發現一個裝滿教堂珍寶的箱子，恨不得“雙手去抓”。後來別人問他戰事期間人在哪裏、是否也搶過東西，他笑著點點頭，隻說：“我們的收獲還不錯。”
所以當看到一個拜占庭人離開城市時曾淚流滿麵地趴在地上責罵城牆的時候，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城牆竟然無動於衷，沒有眼淚，也沒有被夷為平地；它們依舊巍然挺立”。然而或許應該是城牆在嘲笑他：你們怎麽沒能保護這城市？這城市的靈魂就這樣在1204年慘遭**。
君士坦丁堡的物質財富被西歐各教堂、修道院和私人收藏者瓜分。曾經矗立在賽馬場（Hippodrome）上的駿馬雕像被裝載上船，運回了威尼斯，改放在聖馬可大教堂的門口。無數的宗教遺物和珍貴物品同樣被運回威尼斯，至今仍保存完好，供遊客觀賞——作為基督教的精美藝術品，而不是戰爭中掠奪的贓物。
這還沒完。年老失明的總督恩裏科・丹多羅（Enrico Dandolo）之前親自從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參與攻城行動，結果在第二年去世。人們認為他應該被葬在聖索非亞大教堂，於是他成為曆史上第一個被葬在大教堂的人。這是歐洲崛起最強有力的象征。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向往東方並渴望在那裏成名立業、實現野心——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基督教王國的陷落表明，沒有什麽能阻止歐洲人追求自己的欲望，沒什麽能阻止他們直取世界的財富和權力中心。盡管他們看上去像人，但行為卻像野獸——某著名希臘傳教士悲傷地寫道。他還說，拜占庭人遭受著殘酷虐待，處女被強奸，百姓被殺害。城市本身也被洗劫一空，某當代學者將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後的幾年稱為“迷失的一代”，因為當時的拜占庭皇家機構不得不前往小亞細亞的尼西亞重組。
與此同時，西方人卻正在考慮著如何瓜分帝國。在仔細翻閱了君士坦丁堡的稅收賬簿後，大家簽訂了一份名為《羅馬帝國土地分割條例》（Partitio terrarum imperii Romaniae）的文件，規定了誰應該得到什麽。這並非一個臨時製訂的方案，而是一種蓄謀已久的瓜分計劃。從一開始，像博希蒙德這樣的人就已經說過，號稱保衛基督教王國、以主的名義拯救十字架下所有信眾的十字軍，可能會被目的不純的人所利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充分顯示了歐洲人真正的欲望所在：與東方建立聯係並逐步占據那裏。
隨著拜占庭帝國的陷落，以意大利比薩、熱那亞、威尼斯等城邦為首的歐洲人迅速奪取了其他具有重要戰略或經濟價值的地區、城鎮和島嶼。克裏特島和科孚島海域的艦隊頻頻發生衝突，雙方都意在控製最佳的貿易據點和貿易路線。陸地上的情況也是一樣，人們在爭奪土地肥沃、有著“君士坦丁堡的麵包籃子”之譽的色雷斯時，同樣也打得不可開交。
十字軍又迅速將注意力轉向了埃及。1218年，埃及再次成為另一場大規模遠征的主要目標，行動計劃穿越尼羅河三角洲，最後進入耶路撒冷。隨軍出征的阿西昔的弗朗西斯（Francis of Assisi）希望能勸說埃及蘇丹卡米爾（al-Kāmil）放棄伊斯蘭教而成為基督徒。盡管弗朗西斯獲得了當麵與蘇丹交談的機會，但伶牙俐齒的他最終還是沒能成功。十字軍在1219年奪取達米埃塔（Damietta）之後繼續向開羅進發，結果他們的退路被未改教的蘇丹卡米爾截斷，遠征行動隻好以一場羞辱的慘敗告終。
當大敗之後的十字軍首領們正在為如何接受停戰條款以及下一步的行動計劃爭論不休時，他們收到了一個宛如奇跡的消息：一支大部隊正從亞洲內陸向這裏進發，幫助西方騎士攻打埃及。他們勢如破竹，前來為十字軍解圍。
援軍的身份很快就非常清楚了：他們是祭司王約翰（Prester John）的部隊。傳說祭司王約翰是一個疆域遼闊、繁華富庶的王國的統治者，他的臣民包括亞馬遜人、婆羅門人、以色列遺失的支派以及其他一些神話和半神話中提到的族群。祭司王約翰所統治的不僅是一個基督教王國，而且是一個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王國。濫觴於12世紀的一些文字作品對約翰王國的輝煌和榮耀都毫不懷疑：“我，祭司王約翰，是王者之王。我的財富、品德和權力超越世上所有的國王……在我們這兒，牛奶和蜂蜜滿地流淌，毒物不會造成傷害，青蛙不會亂聲聒噪，草地上沒有蠍子和毒蛇爬行。”王國滿是翡翠、鑽石、紫晶等各種寶石，還有包治百病的胡椒和仙丹。因此，有關祭司王約翰抵達的傳言足以影響十字軍在埃及的決策：他們隻要堅持下去，就一定能穩操勝券。
這將是歐洲人在亞洲學到的第一堂課。十字軍完全不知道該相信什麽，他們的認知還停留在幾十年前，即12世紀40年代塞爾柱蘇丹桑賈爾（Aḥmad Sanjar）在中亞被打敗的相關傳說。這一事件使人們產生了過於樂觀的幻想。當大軍挺近的消息傳遍高加索地區之時，所有謠傳都迅速變成了事實：據說“巫師”（magi）們帶著十字架以及可瞬間變成教堂的行軍帳篷向西挺進。基督教王國的解放似乎已指日可待。一位著名教士將這個消息進一步演繹，他在達米埃塔布道時宣稱：“兩印度的國王大衛正在火速趕來解救眾基督徒。他帶著勇猛的將士，像野獸一樣吞噬那些該遭天譴的阿拉伯人。”
沒過多久人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胡說。從東方傳來的鐵蹄聲既不是祭司王約翰的部隊，也不是他的兒子“大衛王”或前來解救同教兄弟的基督教大軍，而是暴風雨來臨前的隆隆雷聲。十字軍所麵臨的，也是歐洲所麵臨的，並不是一條通往天堂的道路，反而似乎是一條地獄之路。馳騁在這條路上的，是蒙古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