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戰爭是一次示警，是一次力量的展示。對西方來說這是一個信號，標示著今後繼續在這一世界心髒地區保持地位和影響力將會越來越難。而對英國來說，更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1968年，首相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宣布，大不列顛將全麵放棄蘇伊士以東地區的防務，包括波斯灣。如今該輪到美國——這個歐洲帝國時代的幸存者和繼承者——擔負起保持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任務了。
然而，麵對這個各方勢力交織、局勢複雜多變的地區，美國人遇到的阻礙可想而知。例如，伊拉克在1961年以未被開發為由收回了大麵積的油田，而這些油田曾在三十年前租借給了由西方生產商組成的財團。當總理卡塞姆被罷黜並且在攝像機前被處決後（目的是“讓全世界都看到”），巴格達的態度變得更為強硬了。新政權非但不願妥協，還宣稱它正領導著“一場將阿拉伯國家從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和石油巨頭的剝削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並且在一夜之間提高了巴尼亞斯（Banias）輸油管的使用費。
蘇聯很高興見到這一切。在中東地區的轉變和反西方情緒高漲的背後，都有著蘇聯人小心翼翼的身影。一份中情局的報告指出，自1967年的阿以戰爭以來，蘇聯人“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時機，將其軍事影響擴張到這一俄羅斯人素來關注的地區”。蘇聯非常渴望填補（西方）留下的空白，並著手建立從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脈、從裏海到波斯灣的關係網絡。
為了贏得這場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一些微小的進展也被宣傳成重大勝利。例如在蘇聯向伊拉克魯邁拉（Rumaila）油田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持之後，俄羅斯《消息報》（Izvestiya）大力宣揚“阿拉伯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積極合作達到了新的高度，並針對性地強調蘇聯是多麽希望促進“阿拉伯地區國有石油工業”的發展。相反，該報接著說道，西方“控製阿拉伯石油的計劃正在破產”。
在20世紀60年代，超級大國的勢力範圍開始明顯擴張，超出了亞洲中部。60年代初，蘇聯對古巴革命的支持以及在該國部署核彈頭的計劃險些釀成戰爭。經過雙方在海上的攤牌後，蘇聯最終沒有選擇強行突破美國海軍艦隊的包圍圈，而是撤回了潛艇。在遠東地區，二戰結束後的朝鮮半島爆發了南北對抗，對柬埔寨和老撾的入侵又引發了越南戰爭，這讓美國陷入了代價巨大的戰爭泥潭。美國政府宣稱這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極權勢力的對決。但是大量地麵部隊官兵的英勇獻身沒能贏得民眾的認可，對越南不斷加深的幻滅感在美國引發了反主流文化的運動。
在東南亞事態惡化的同時，莫斯科采取了一連串的行動試圖利用越來越多的國家對美國人的敵意。這種敵意非常強烈，霍梅尼在1964年宣告：“我們要讓美國總統知道，在伊朗人民眼中，他是最令人厭惡的人類。”與美國決裂的不僅有敵對派領袖、宗教人士和民粹主義煽動者，連鄰國伊拉克的總統也開始稱英國和美國的石油商為吸血鬼。巴格達的主流媒體將西方形容為帝國主義者、猶太複國主義者，或者幹脆就是“猶太帝國複國主義者”。
盡管存在這些敵意的表述，但是該地區對西方的態度並不都是消極的。事實上，人們對美國和英國的憎恨，並不是因為它們插足了地中海以東國家的事務，也不是因為它們縱容了腐敗統治者中飽私囊的行為。這隻不過是一個全新局麵的必然結果：一個被邊緣化了若幹個世紀的地區，正在因其地下蘊藏的自然資源以及居高不下的需求而再次興起，於是，擺脫外部利益和勢力約束的願望和野心變得愈發強烈。然而諷刺的是，這也導致該地區成了一座新的戰場，超級大國們在這裏相互較量、尋找對方的弱點，從而展開了一場新的“大博弈”。
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很高興能夠獲得優惠貸款以購買蘇聯的武器。莫斯科還派出高級顧問和技術人員協助它們建造軍事基地，這些基地包括位於波斯灣的伊拉克烏姆卡斯爾（Umm Qasr）深水港，以及六個軍用機場。美國情報人員很快就意識到，這些基地將使得“蘇聯海軍能夠出現在印度洋”。
打造自身的聯盟和關係網，這是莫斯科對抗美國計劃的一部分。二戰後，美國人在這一地區建立了眾多據點，以保障波斯灣和印度洋的安全，同時監視蘇聯的活動，甚至建造先發製人的進攻基地。現在，蘇聯人也在複製這一策略。60年代末，蘇聯在印度洋重新部署了軍艦，以支援蘇丹、也門和索馬裏，它們的革命黨派在莫斯科的耐心扶植下已經取得了政權。蘇聯令人羨慕地獲得了亞丁（Aden）、摩加迪沙（Mogadishu）和柏培拉（Berbera）等一係列據點，並因此擁有了封鎖蘇伊士運河入口的能力。這對美國政策製訂者來說無疑是個噩夢。
中情局密切關注著蘇聯在整個印度洋（包括東非和波斯灣）的動向。後者正係統性地援助這一地區的漁業、農業和其他產業，包括訓練漁民、更新港口設備，以及以極優惠的價格出售或出租漁船。作為回報，蘇聯被允許隨意進出伊拉克、毛裏求斯和索馬裏，並獲得了亞丁和薩那（Sanaʿa）等港口的使用權。蘇聯在伊拉克和印度身上也同樣傾注了大量的心血。蘇聯在60年代向新德裏提供了超過後者海外軍事采購量四分之三的武器裝備，並且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繼續增加。這些出售的裝備裏有莫斯科最精密的武器，包括環礁（Atoll）導彈、冥河（Styx）導彈、米格-27和米格-29戰鬥機，以及最先進的驅逐艦。印度還得到了特別照顧，獲準生產蘇式軍用飛機，而來自中國的同樣的請求則遭到了拒絕。
該地區的人們自然而然地學會了如何左右逢源，這被證明是有利可圖的。在阿富汗，一個新造的詞被用來形容讓這兩個超級大國都來支援自己的策略：bi-tarafi，字麵上的意思是“不選邊”，這成為了阿富汗外交政策的一個原則，試圖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取得平衡。正如一位敏銳的觀察家在1973年出版的經典報告中所指出的，蘇聯和美國都為阿富汗軍官提供了留學接受正規訓練的機會，以便美蘇可以與這些未來領導人聯係和紐帶，但當他們回國之後，就會交換各自所學的內容。這些被選中的軍官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美國和蘇聯都不是各自宣傳工具中所描繪的天堂。”被送到國外的軍官們沒有被改造成新人，相反，他們的普遍選擇是回國，並堅信阿富汗應當保持獨立。
在伊朗也有類似的情況。隻要有聽眾，伊朗國王便會吹噓說自己才是這個國家的救星。“我靠著非凡的洞察力拯救了伊朗，”他對采訪者說道，“我的統治挽救了這個國家，這是因為真主站在我這一邊。”當被問到為什麽沒有人敢在德黑蘭的大街上提及國王的名字時，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現象可能與維持其極權統治的暴力機構有關。“我猜”，他說道，他們不談論國王也許“是出於尊敬”。
這種典型的自欺欺人的心態還蔓延到了對共產主義的看法上。“共產主義者圖謀不軌，”伊朗國王輕蔑地表示，“共產主義者不是政治犯就是刑事犯……他們是我們必須要消滅的。”然而，幾乎就在下一秒，他又大聲宣稱伊朗樂於“與蘇聯保持良好的外交和貿易關係”。這正反映出冷戰時期，這些位於亞洲屋脊的國家都試圖在美蘇之間達成微妙的平衡。伊朗國王憑借經驗知道，激怒北方強大的鄰國會招致嚴厲的反擊。因此，最好的策略就是在與莫斯科如膠似漆的同時，接受美國和西方的支持。他很高興與蘇聯達成一係列購買榴彈發射器、高射炮和火炮的協議，並允許蘇聯的技術人員協助建設伊斯法罕的鋼鐵廠。
雖然這種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的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反映出這一地區國家的艱難處境。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結盟都會立即引起另外一個超級大國的反應；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疏遠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並容易給反對勢力可乘之機。1968年伊拉克的一場政變，使得蘇聯人有機會加強他們在過去十年中一直努力維係的紐帶。現在，這些努力收獲了成果：1972年，雙方簽署了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條約》。在倫敦看來，這完全等同於正式的“與蘇聯結盟”。
此後，蘇聯的政治觸手不斷延伸，這讓華盛頓非常焦慮。1971年，莫斯科與印度簽署了一項為期25年的和平、友好及合作協議，蘇聯將向印度提供一係列經濟、技術和軍事援助。當達烏德和他的左翼支持者在1973年靠著政變上台後，阿富汗的局勢也開始急轉直下。眾多伊斯蘭政要或被迫或主動地逃離了這個新政權。他們在巴基斯坦找到了歡迎他們的家園，特別是在奎達周圍所謂的部落區。他們在那裏得到了佐勒菲卡爾・阿裏・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政府的積極扶植，後者將這些人視為破壞阿富汗新政權的工具，以及讓自己獲得本國宗教人士認可的捷徑。
隨著位於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之間的人們奮力掌握自身的未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從撲朔迷離的局勢中應運而出。薩達姆・侯賽因後來常常說，當1972年伊拉克完成了石油工業的國有化並掌握了自身的命運之後，這個國家才真正獲得了獨立。西方人對當地人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薩達姆宣稱：“外國統治和異族剝削”的時代“結束了”。
擺脫外國強權運動的背後動力是石油，它引發了一係列連鎖反應，且影響深遠。新一輪的變化開始於一場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利比亞年輕軍官所領導的政變，這位軍官在英國受訓時曾經被指導他的英國教官形容為“活潑、勤奮，而且認真負責”。穆阿邁爾・卡紮菲（Muʿammar Gaddafi），在剛剛奪取政權的20世紀70年代初，他要求大幅提高利比亞的石油收入（當時利比亞的石油占到了歐洲進口總量的30%）。“兄弟們，”他向他的同胞宣告，“革命不會讓利比亞人貧困，因為我們擁有著巨大的石油財富。當我們住在茅屋和帳篷裏時，外國人卻住在宮殿裏。”卡紮菲繼續說道，別的國家已經將人送到了月球上，而利比亞人卻被剝削得連水和電都沒有。
新政權堅持要求合理的石油價格，這讓當地的一些西方石油公司氣急敗壞。但是當發現石油國有化不是可能而是必然會發生時，它們很快就屈服了。看到利比亞領導人能夠強製重新議價，其他石油國家也開始蠢蠢欲動：石油輸出國組織在幾周之後就以減少產量相威脅，迫使西方石油公司答應提高其成員國的收益。用殼牌公司主管的話說就是，“雪崩”開始了。
事件造成了驚人的結果：在之後的三年內，石油的價格翻了兩番，這給石油需求和消費都快速增長的歐洲和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與此同時，石油生產國卻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現金收入。在之後的數十年中，諾克斯・達西的石油勘探特許權協議被重新商定，雖然進展緩慢但卻卓有成效，新的條款有利於伊朗。而位於亞洲心髒地帶和波斯灣地區的國家幾乎立刻就看到了回報的穩定增長。20世紀70年代所發生的事代表著利益分配比例的重大轉變。十年間，伊朗政府的收入增長了30倍；而鄰國伊拉克的增幅更是達到了驚人的50倍，在1972年至1980年間從5.75億美元增加到260億美元。
人們固然在抱怨“西方工業化國家對石油這一能源資源太過依賴”，正如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在1973年為國務院準備的一份報告中所說的。然而，權力和財富向跨越亞洲屋脊國家的轉移是不可避免的，伊斯蘭國家的國力必定會隨著野心的膨脹而增強。
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表現，是這些國家再次試圖清除中東地區外部勢力的代表：以色列。1973年10月，敘利亞和埃及軍隊發起了以先知穆罕默德時代奪取了聖城麥加的戰役命名的“白德爾行動”（Operation Badr）。此次進攻不僅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連兩個超級大國都大吃一驚。就在進攻開始前的幾小時，一份中情局報告還言之鑿鑿地說道：“我們認為這兩個國家發動針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很低”，盡管我們知道埃及和敘利亞的軍隊正在邊境集結。該報告對此的解釋是，他們正在進行訓練，或者是“害怕以色列（可能會采取的）攻擊行為”。有人認為克格勃似乎有可能被告知這一行動的計劃，但其實在一年前，全體蘇聯觀察員就已經被趕出埃及。這說明後者的複仇決心是多麽的強烈，他們的行動絕不僅僅是冷戰的一部分。事實上，蘇聯之前一直在積極地試圖平息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並尋求該地區的“軍事緩和”。
這場衝突震驚了
全世界。美國將軍事戒備狀態提升至三級，這比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的任何時刻都高，意味著他們能夠隨時發射核武器。蘇聯的策略則是維持現狀：他們一方麵要求幕後的埃及總統薩達特（Sadat）下令停火；一方麵讓蘇聯外交部長、一位經驗老到的政壇常青樹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出麵，親自向尼克鬆總統及其新任命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施壓，以期共同阻止這場戰爭，否則一旦戰火蔓延，“真正的災難”就來了。
這場戰爭發生在猶太人的宗教節日“贖罪日”，因此也被稱作“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其真正的意義不在於讓華盛頓和莫斯科嚐試合作，甚至也不在於以色列的反敗為勝（在被擊潰幾個小時之後，以色列軍隊出人意料地粉碎了入侵軍隊，並向大馬士革和開羅挺進，造就了曆史上最偉大的軍事逆轉之一）。事實上，這場戰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阿拉伯世界聯合行動的方式：簡直就像是一個有實無名的哈裏發帝國。其背後的主謀是擁有麥加的沙特阿拉伯人，他們不僅公開威脅要將石油作為武器，並且也如此做了：石油產量的劇減，加上政局的不穩定，使得油價迅速上漲，每桶油的價格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漲了三倍。
看到美國境內的加油站前麵排起長龍，國務卿基辛格指責這一行為是威脅到發達國家穩定的“政治訛詐”。該事件引發的震蕩足以促使美國就確立新的戰略展開探討，以減少甚至完全擺脫對中東石油的依賴。1973年11月7日，尼克鬆總統在黃金時段發表了一場全國性的電視演說，宣布了一係列措施，以應對“近年來，我們的能源需求已經超出了供應能力”這一令人不快的事實。因此，總統鄭重要求：發電廠不再使用石油，而是改用煤炭這一“我們最豐富的資源”；對航空燃料的限製立即生效；“除非情況緊急”，聯邦政府所屬車輛的時速不得超過50英裏。“為了確保整個冬天有足夠的石油，”尼克鬆繼續說道，“我們所有人可能要在較低的溫度下工作和生活。我們必須要求每個家庭至少將空調的溫度降低6℉，這樣我們才能實現全國的白天平均室內溫度控製在68℉。”似乎是作為安慰，總統又補充道，“我的醫生對我說……在這一溫度下生活，你會更加健康。”
“現在，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想知道，”他接著說道，“我們是否正在退回到過去的時代。煤氣限量、石油短缺、車輛限速——所有這些聽起來就像是我們那隨著格倫・米勒（Glenn Miller）和40年代戰爭一道被拋棄的生活方式。但事實上，我們當前的問題根源仍然是戰爭——中東的戰爭。”尼克鬆稱，我們還需要製訂“一個國家目標”、一個積極進取的計劃，使美國能夠滿足於“自身的能源需求，而無須依賴任何的國外能源供應”。受到載人登月的“阿波羅計劃”以及為西方世界研製出核武器從而使其有能力摧毀世界的“曼哈頓計劃”的鼓舞，這一計劃被命名為“自主計劃”（Project Independence）。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但它也強烈地意識到自身的不足，現在它必須尋找替代品並減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
這一轉變還造成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附帶作用。為了減少石油消耗，高速公路的車速被限製在每小時55英裏以下，這不僅節省了每天15萬多桶的石油，而且還大幅度降低了全國交通事故的數量。美國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統計顯示，僅在1973年12月，限速令的實施就直接讓車禍死亡率降低了15%。猶他、伊利諾伊、肯塔基和加利福尼亞等州的研究表明，限製車速對挽救生命有著顯著的作用。
減少能源使用的重要性促使美國建築師開始設計可以使能源再利用的建築物。這還是電動汽車研發的分水嶺，一些穩定、高效的係統被研發出來，其中包括水溶電解質、固體電池和熔鹽電池，這些為數十年後市場巨大的混合動力汽車提供了技術基礎。能源成為了引人關注的政治話題，美國佐治亞州州長——並且很快將成為總統候選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更是強烈呼籲確立“全麵長期的國家能源政策”。國會同意大力投資太陽能，同時對核工業的態度也逐漸積極起來，後者被認為在技術上是安全可行的，而且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能源問題的辦法。
由於中東地區的石油價格高漲，人們開始轉而勘探一些以前被視為不可能或代價過高的產油地區，如北海和墨西哥灣。近海石油的發展帶來了深水平台鑽井技術的飛速進步，以及對基礎設施、石油管線、鑽塔和勞動力的大量投資。
然而這些都不是立竿見影的辦法。它們都需要研究和投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都需要時間。正如尼克鬆總統在1973年6月份的一份備忘錄裏要求的那樣，關掉政府大樓的空調、允許“（政府）雇員在穿著上適當放寬標準”、提倡拚車等，這些方法都很好，但卻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同時，中東的石油生產國也在繼續趁火打劫。對石油供應的不確定性引發了市場恐慌，石油輸出國組織裏的伊斯蘭國家則將石油作為沙特國王所說的“戰場上的武器”，這些都導致了石油價格的飆升幾乎失控。在1973年下半年的6個月裏，石油的掛牌價從每桶2.9美元漲到了11.65美元。
雖然贖罪日戰爭在經過三周的激烈戰鬥後結束了，但局勢已經不可逆轉了。西方國家的資金開始大量湧入中東地區：僅僅用了五年時間，石油生產國的總收入就從1972年的230億美元增長到了1400億美元。隨著城市的繁榮，該地區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量資金被用於修建鐵路、學校和醫院；巴格達還修建了一座新機場、一棟紀念性建築物，甚至一個由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設計的體育場。這些變化是如此的巨大，以至於一位日本建築雜誌記者將伊拉克首都的轉變與19世紀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主導下的巴黎重建相媲美。可以想見，這為當權者提供了寶貴的政治資本：波斯灣地區的統治者可以得意地宣稱，當下的繁榮要歸功於他們的個人能力。
然而，當流入這一世界心髒地區的資金從小溪變為洪流時，統治階層的野心也開始更加膨脹了。盡管可以將這些錢以傳統獨裁的方式為民眾提供麵包和馬戲，但是由於可支配的數額實在是太巨大了，以至於這些統治者無法割愛與他人分享。這導致了多元民主發展的明顯放緩，取而代之的是小團體統治的強化，其統治成員要麽是像在阿拉伯半島和伊朗那樣與統治者或統治者家族有血緣關係，要麽是像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那樣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當工業化國家正積極打破階級邊界以促進社會流動性，並極力宣揚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時，這裏卻倒退成了王朝統治。
石油國——其中大部分位於波斯灣沿岸——的財富積累，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衰退為代價的。西方被經濟蕭條和停滯壓彎了腰，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則國庫充盈。正如18世紀全盛時期的英國一樣，這些中東國家可以隨意揮霍金錢。20世紀70年代是富饒的十年：伊朗航空公司購入了協和式飛機（Concorde）；隨著立體聲音響和電視等奢侈品的進口量猛增，觀眾人數也從1970年的剛過200萬人增加到了4年後的1500萬人。錢花起來沒有節製。
正如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對東方的精美織物、香料和奢侈品趨之若鶩一樣，如今的西方也對石油同樣渴求，但問題是用什麽來支付這一價格高昂的必需品。一千年前，為了籌集這些交易的資金，西方將奴隸賣給伊斯蘭國家；現在，為了購買石油，人們想出了更為陰暗的交易：武器及核技術銷售。
各國政府積極遊說國有企業或支持政府的企業對外銷售武器，後者是主要的雇主和納稅者。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整個中東地區的武器進口超過了全球份額的50%。僅在伊朗，國防開支在1978年前的6年間就增長了差不多10倍，其中美國公司得到的訂單總價約為200億美元。同期，伊朗的全部軍事開支估計超過了540億美元，幾乎占到該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6%。
談及購買武器，伊朗國王舉雙手讚成。他癡迷於飛機、導彈和大炮，還曾經向英國駐伊朗大使請教：“奇伏（Chieftain）坦克的馬力是多少？”這讓大使難以回答。從蘇聯到法國，從東德到英國，所有賣家都想分一杯羹。伊朗擁有著似乎無限的金錢，問題隻在於購買誰家的地對空導彈係統、哪國的反坦克裝置和戰鬥機，以及哪個中間人值得信任，以便局外人在這個陌生的圈子裏能夠順利地完成交易。
在伊拉克，用於軍事裝備上的開支在1975年至1980年間增長了6倍，幾乎占到國家預算的40%。很少有人擔心伊朗與伊拉克之間的地區性軍備競賽會導致什麽樣的後果，或者不斷增長的武器開支將使這兩個國家走到怎樣的危險地步。相反，隻要有需求，隻要有資金，中東和波斯灣地區國家大規模購買武器的道路就會暢通無阻。伊朗買進越多的奇伏坦克，以色列買進越多的幻影飛機，敘利亞買進越多的米格-21和米格-23戰鬥機，伊拉克買進越多的蘇製T-72坦克，沙特阿拉伯買進越多的美式F-5戰鬥機，對英國、法國、蘇聯和美國的經濟就越有好處。
在核武器問題上也是如此。在21世紀初，像伊朗、伊拉克這樣的國家，發展任何形式核力量的打算都會引起國際上的譴責和懷疑。核問題已經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密不可分。伊拉克的核潛力，以及國際原子能機構觀察員無法核查可能的或已知的核設備、實驗室和離心機的事實，甚至成為了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統治的根本借口。
伊朗顯而易見的發展核力量的決心，以及其處理放射性物質的能力，也引發了同樣的問題。“我們不能讓政治和謊言遮蔽現實，”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裏（John Kerry）在2013年冬天說道，“（奧巴馬總統）一直有決心，而且清楚地表示，他在必要的時候將準備用武力來解決伊朗的核武器問題，他已經部署了所需的部隊和武器。”對於地球及全球安全來說，想要研製核武器這一想法本身就是危險的。時任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在2005年時說道：“伊朗人坐擁儲量龐大的石油和天然氣。沒有人能夠解釋為什麽他們還需要核能來發電。”亨利・基辛格對此表示同意：“對於像伊朗這樣的主要產油國而言，使用核能是種資源浪費。”
然而在數十年前，這些人與美國政府對此事的看法卻全然不同。事實上，伊朗和伊拉克之所以能夠獲取核資源，要感謝美國的積極支持。當時，艾森豪威爾政府提出了一個名為“為了和平的原子能”（Atoms for Peace，現在看上去這個名字著實滑稽）的計劃，目的在於使美國得以加入一個“國際原子能組織”，同時讓一些好友政府獲得用於非軍事用途的4萬千克鈾-235。
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作為共同對抗蘇聯陣營的回報，分享核技術、設備和原料一直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基本內容。隨著蘇聯人涉足亞洲和波斯灣地區，美國急需加強伊朗國王對自己的支持，他看起來像是該地區唯一可靠的領導人——即便也有一些人不這麽認為：一位著名的沙特人曾經提醒美國駐利雅得（Riyadh）大使說，伊朗國王是個“反複無常的自大狂”，如果華盛頓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那麽“美國的觀察力一定出了問題。”
盡管一些心存懷疑的人提出警告說不要對伊朗人“百依百順”，但蘇聯勢力在該地區的擴張還是促使其他人——尤其是基辛格——認為，對伊朗國王的支持力度應該加強。因此，當國王在70年代中期訪問華盛頓時，基辛格在為總統準備的外交照會上強調美國明確支持伊朗國王的重要性，並稱其為“一個有著非凡能力和見識的人”，盡管這樣的讚譽無法掩蓋伊朗政府腐敗和無能的頑固程度。
為了支持伊朗破壞鄰國伊拉克穩定的計劃，美國人甚至不惜挑起庫爾德人（Kurd）的暴亂，從而釀成了一場悲劇。在撲滅一次暴動之後，伊拉克政府對北部庫爾德少數民族展開了殘酷的報複行動。但是，當伊朗與伊拉克就長期以來的領土邊界問題達成協議後，曾經鼓動起義的美國現在退到一邊，坐視庫爾德人被犧牲掉。負責調查70年代美國秘密外交政策的派克委員會（Pike Committee）得出結論：“即便是在秘密行動中，我們的政策也是見利忘義的。”基辛格稱他的回憶錄第一卷受篇幅所限無法討論這一事件，但讀者在第二卷中也沒找到相關內容，這是完全
可以預料到的。
在其他方麵，伊朗國王也在規劃著未來。他意識到70年代初的石油財運不會永遠都有，而且石油儲備總會有開采完的那天，這將影響伊朗自身石油需求的穩定性。盡管美國限製了空調的運行，但對石油的需求仍然在上升，這使得伊朗以及其他石油國有充足的資金製訂長期規劃。由國王特別交代的一份報告稱，核電是能夠滿足伊朗需求的“最經濟的電力來源”。石油價格隻會上漲，而核電站的建設和維護成本將會下降，發展核工業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策略，特別是這一盛大工程還能體現伊朗的現代化程度。國王親自主持該項目，並且讓新成立的伊朗原子能組織負責人阿克巴爾・埃特馬德（Akbar Etemad）博士直接向他匯報相關進度。
第一個給予他們支持的是美國。在1974年簽訂的一份草案中，美國同意出售兩個核反應堆和濃縮鈾給伊朗。協議的內容在1975年得到進一步擴充，其中包括以64億美元的固定價格向伊朗提供八座反應堆。第二年，福特總統批準允許伊朗購買並使用一套美製的核係統。該係統中包括核廢料回收設備，能夠從核反應堆燃料中提取鈈，從而使得伊朗具備了完成“核燃料循環”的能力。福特總統的白宮辦公廳主任毫不猶豫地批準了這次交易，而這位主任正是迪克・切尼，在70年代，他似乎並不認為“弄清”伊朗需要核能來發電的原因是件多麽困難的事。
伊朗從美國的收獲是其野心勃勃計劃中的第一步，其更大目標是獲得其他西方國家的技術、專業知識和原材料。在與西德聯合電力公司（Kraftwerk Union AG）簽約後，波斯灣港口布什爾附近的兩座壓水反應堆開始動工；該公司還承諾提供初始的核燃料，並且在有必要時給予再次裝載。伊朗還與聯合電力公司、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Brown Boveri）和法馬通公司（Framatome）簽訂了下一步有關另外八座反應堆的合作意向書，其中有向伊朗提供濃縮鈾的條款。協議還規定，這些鈾要在法國加工並回到德黑蘭進行濃縮，或供伊朗國內再利用，或賣給由伊朗挑選的第三方。
盡管伊朗是1968年《核不擴散條約》的簽約國，但是情報委員會卻一直在議論伊朗的秘密核武器計劃。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國王偶爾會宣稱伊朗將提升其武器能力：“這是確定無疑的，而且會比任何人認為的都要快。”1974年，中情局一份評估核擴散的報告認為，盡管伊朗的核開發還處於早期階段，但伊朗國王有可能在80年代中期實現這一目標——“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其他國家同樣在發展民用核設施的同時提升其武器能力。70年代，伊拉克在薩達姆・侯賽因的指示下，投入巨資研製核彈頭。薩達姆野心勃勃，為海達爾・哈姆紮（Khidir Hamza）博士設立了一個“每年六枚核彈頭的生產目標”，後者在80年代中期被任命為該項目的負責人。這一生產速度將使伊拉克的核彈頭數量在20年內超過中國。大批的伊拉克科學家和工程師被送到國外接受訓練，其中法國和意大利是首選。與此同時，伊拉克國內也萬事俱備，準備通過民用核計劃獲得建造核武器所需的科技、技能和基礎設施。
伊拉克人前進的步伐毫不動搖。他們從蘇聯得到一座2兆瓦的研究用反應堆，並在1967年達到臨界狀態。之後伊拉克將注意力轉向石墨氣冷反應堆，以及能夠生產鈈的回收設備。在遭到法國的斷然拒絕後，伊拉克又向加拿大發出試探，希望購買類似於幫助印度在1974年成功進行核試驗的反應堆。這一試探促使法國人重啟了與伊拉克的談判，並最終同意建造奧西裏斯（Osiris）研究用反應堆以及一座更小的反應堆。這兩座反應堆都將使用武器級的鈾作為燃料。更多軍民兩用的設備購自意大利，其中包括熱室以及鈈分離和處理設施，它們能夠從經輻射照射的鈾中提取鈈。利用這些設備，伊拉克每年可以生產8千克的鈈。
很少有人懷疑在這些表麵行為的背後有著更多不為人知的動作，而且能源可能並不是唯一的動機。不過，以色列一直在密切監視著這些進展，並且獲得了關於周邊國家軍事化的詳細情報，尤其是位於巴格達附近圖韋薩（al-Tuwaitha）的塔穆茲（Tammuz）核設施，即更為有名的奧西拉克（Osirak）核電站。以色列同樣在本國的核武器計劃上投入了巨資，同時對一套法國設計的、射程超過200英裏的導彈係統進行改造。到了1973年贖罪日戰爭時，以色列被認為已經建成了一座擁有13枚核彈頭的軍火庫。
對於這些行為，在必要的時候，西方國家會裝作看不見。例如對伊拉克，英國在70年代初的結論是：“盡管令人感覺壓抑和非常不快，但是目前的政府似乎控製得很好。”這是一個穩定的政權，因此英國可以與之做生意。同樣地，巴基斯坦的活動也無人理會。該國於70年代在地下修建深層設施，以便進行秘密實驗，並且最終成功試爆。他們在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的拉斯庫山（Ras Koh）開鑿了五條深入地下的平行隧道，每一條都能承受2萬噸的核爆威力。巴基斯坦的科學家遺憾地說：“西方國家堅信，像巴基斯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永遠不可能掌握這一技術”，然後 “執著而興奮地把所有東西都賣給我們……他們真的是在央求我們買他們的設備”。事實上，像美國、英國和法國這樣拒絕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和約束的國家，很難看到他們的核擴散行為遭到嚴厲的指責。他們對那些偷偷摸摸進行核試驗的國家感到惱火，但事實上，隱藏在這些虛偽的發達國家背後的，是爭先恐後掠取現金或廉價石油的狂熱。
控製核材料擴散的努力也是敷衍了事。1976年，基辛格建議巴基斯坦停止它的（核材料）回收項目，而使用正在伊朗修建的美國設施。該設施的提議者正是迪克・切尼，意在使之成為本地區的能源樞紐。當巴基斯坦總統拒絕了這一提議後，美國威脅要中斷對該國的援助。
基辛格也開始重新考慮，允許外國政府獲得構成核力量基礎要素的技術及方案的做法是否明智。“我對伊朗（建造和反應堆的）交易感到十分厭倦，”他在1976年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這樣說道，盡管他在這一交易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雖然我批準了它，但我明白無論在哪裏這都是場騙局……我們是唯一一個頭腦發熱、不切實際的國家，幹著違背我們國家利益的蠢事。”
在華盛頓，越來越多的類似觀點表明美國已經陷入了困境，而且還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也清楚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並隨後指出：鑒於與其他國家的政治關係已經破損，“美國眼下沒有任何可以取代伊朗的潛在盟友”。盡管伊朗國王的政權飽受批評，盡管西方媒體不斷指責伊朗警察機構薩瓦克的殘忍行徑，美國政府仍然給予該國明確而堅定的支持。卡特總統在1978年的新年前夜作為晚宴嘉賓飛到德黑蘭。總統說道：“在這個日益混亂的地區，隻有伊朗是一座穩定的島嶼”，這要歸功於“國王的偉大領導”；這個國家的成就“依賴於陛下本人，依賴於您的領導，以及您的人民對您的敬佩和愛戴”。
這與其說是懷揣理想，還不如說是對現實的視而不見。每個人都清楚風暴正在醞釀。在伊朗，人口增長、快速的城市化以及專製政權的鋪張浪費，釀成了一杯有毒的雞尾酒。習以為常的腐敗，使得用來建造反應堆的數億美元“傭金”統統落入了王室成員以及政治親信的口袋。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德黑蘭的局勢岌岌可危，越來越多的人湧上街頭抗議社會不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原因是全球石油供應超過需求導致了石油的價格一路狂跌。
不斷加深的分歧對霍梅尼來說十分有利。作為1975與伊朗國王達成協議的一部分，伊拉克曾將他驅逐出境，之後他便流亡巴黎。他的大兒子可能在1977年被薩瓦克殺害。現在，霍梅尼站出來控製了局麵，宣稱將立即對伊朗的現有弊病開出藥方並承諾治愈它們。霍梅尼是一個出色的宣傳者，他能夠抓住民眾的情緒，就像三十年前的摩薩台一樣。在一場向左翼改革派、伊斯蘭強硬派和幾乎所有那些非既得利益者發起的呼籲行動中，霍梅尼宣稱，現在是時候讓國王靠邊站了。社會發展的受益者應該是伊朗民眾和伊斯蘭教徒，而不是伊朗國王。
為了減輕人們對伊朗可能成為一個宗教國家而感到的恐懼，霍梅尼承諾，阿訇和宗教狂熱分子不得直接統治國家，但是可以提供建議。他為未來確立了四條原則：使用伊斯蘭律法，清除腐敗，取消不公正的法律，終結外國勢力對伊朗事務的幹涉。這些並不容易讓人們記住，但是這種將不僅是伊朗而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所麵臨的問題和困難都囊括進去的說法，為他贏得了各式各樣的支持者。20世紀70年代，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該國有超過40%的人口都營養不良；不平等的現象隨處可見，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的處境幾乎毫無改善。霍梅尼稱，是時候該由伊朗人民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了！他向戰士們呼籲：“即使他們向你們開槍並殺死你們”，死了成千上萬，但終將證明，“鮮血的力量比刀劍更強大”！
隨著局勢越來越緊張，寄托著美國人太多希望的伊朗國王前往德黑蘭機場，他在那裏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我覺得累了，需要休息。”然後最後一次飛離了這個國家。沒人知道他能否阻止後續事情的發生。而一些歐洲領導人的反應則更為明確：在這一被卡特總統稱作“我的外交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的日子，西德總理施密特（Schmidt）在討論中東問題時發出“人身攻擊”，稱是“美國（對這一地區）的幹涉……才導致了全球的石油問題”。
美國人還希望作最後的掙紮，事實證明他們醒悟得太晚了。1979年初，華盛頓將美國歐洲司令部總司令羅伯特・哈伊瑟（Robert Huyser）派往德黑蘭，以證明美國對伊朗國王的支持，並且特別強調，美國的軍隊將繼續力挺該政權。然而沒過多久，哈伊瑟就意識到前景的不妙，甚至還可能會危及自己的生命。他的親眼所見足以讓他明白，伊朗國王來日無多，霍梅尼不可阻擋。
美國的政策可謂支離破碎。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向伊朗及其周邊國家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源。美國對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百依百順，同時趕走或替換那些拒絕與美國合作的人。這種試圖控製亞洲複雜中心地區的政策，最後被證明是場徹徹底底的失敗。用當時英國駐德黑蘭大使安東尼・帕森斯爵士（Sir Anthony Parsons）的話說，西方國家“使用了正確的望遠鏡……但是（我們的）方向錯了”。更糟糕的是，反美言論現在幾乎遍及該地區的所有國家。敘利亞和伊拉克已經轉向蘇聯；印度和莫斯科的關係，也比和華盛頓的更親密；而隻要有可能，巴基斯坦將隨時準備接受蘇聯的援助。在這幅拚圖中，伊朗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塊，然而現在卻麵臨著崩潰的危險。這看起來像一個時代的結束，正如霍梅尼在1979年末所說的：“東方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出自那些西方的外國人，在當前則是美國人。我們所有的問題都是美國人造成的。”
伊朗國王的倒台加深了華盛頓的恐慌，也增加了莫斯科的希望。對蘇聯人來說，伊朗的崩潰似乎意味著一個充滿機遇的轉折點。可笑的是，西方不僅誤判了伊朗的局勢，還誤判了其他地區的局勢——如阿富汗。美國駐喀布爾大使曾經在1978年的匯報中說，兩國的關係相當好。確實，在樂觀的美國人看來，阿富汗的確是個很成功的案例，就像以前的伊朗一樣。自50年代以來，當地學校的數量增加了十倍，更多的學生選擇了像醫學、法律和科學這樣的技術性學科；女性的教育也開始取得成效，獲得初等教育的女孩數量大幅增加。
有傳言稱，1973年上台的達烏德總統其實受雇於美國的中情局，而他推行的激進策略也是美國人一手策劃的。盡管這是個無稽之談，但還是引得華盛頓和莫斯科外交官們進行了大量調查，這顯示出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壓力是多麽的大——這可是它們在亞洲“大博弈”中的最後一局。
在短暫的混亂過後，如何穩定局麵成了當務之急。從任何角度看，美國都似乎嚴重偏離了它的路線。它在伊朗國王身上投下的賭注看來已經是賠光了，不過古老的絲綢之路上還有其他的國家正等著美國人去喊價。隨著伊朗革命的結束，隨著伊拉克倒向蘇聯，美國不得不認真考慮它的下一步動作，並且最終再次引發了一場災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