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對亞洲中心地區的爭奪就已經開始了。在1942年1月的一份冠冕堂皇的“三方協議”中，英國和蘇聯承諾要“保障伊朗人民免於當前戰火所導致的貧困”，保障他們擁有足夠的食物和衣服。事實上，隨著協議的履行，人們發現該協議對保障伊朗百姓生活的作用甚微，真正目的是為了強占伊朗的基礎設施：該協議宣稱，英國和蘇聯可以隨意使用該國的公路、河道、輸油管、機場和通信站點。這不是霸占，該協議聲明，而是在向盟友提供援助——這真是一句富有創意的花言巧語。
表麵上，這個協議是為了防止德國在伊朗擴張，並保證資源能夠途經波斯灣進入同盟國。不過有些人推測，英國或許有著更為長遠的考慮。例如，美國駐德黑蘭公使路易斯・德雷福斯（Louis G. Dreyfus）就在發給華盛頓的例行電報中指出，英國人不斷地向伊朗國王提出咄咄逼人的要求，並指責伊朗境內存在損害英國利益的間諜。他在1941年8月寫道：“我相信英國人正在利用這一形勢作為最終占領伊朗的借口，並且故意誇大目前局勢的危險程度。”
英國人希望維護並強化他們在伊朗的地位，但英國官員和軍隊對待當地人民的態度卻是背道而馳。在戰爭爆發的十年前，一位記者寫了一篇尖刻的、關於英國行為的評論文章，證明伊朗人的待遇“就像二百年前東印度公司對待印度人那樣”。英國人堅持伊朗官員應在遇到同級別的英國官員時向後者敬禮，而後者卻不必回禮，這加深了伊朗當地人對英國人的敵意。人們普遍抱怨英國人的行為就像是“大老爺、白種人，而把伊朗人當作被殖民者”。這與蘇聯官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不善交際，很少出門，也不要求敬禮——至少一位當地的德國情報人員是這麽說的。
在二戰這一微妙的時期裏，英國大使裏德・布拉德（Reader Bullard）的態度是很典型的。他認為戰爭後期的糧食短缺和通貨膨脹與英國占領軍的失敗無關，與波斯灣北部運輸武器和其他物資的波斯走廊所麵臨的後勤困難也無關。布拉德寫道，失敗的責任在於伊朗人自己：“波斯人喜歡偷竊，熱衷於將物價哄抬到饑荒時的水平。但他們卻總在指責英國人。”“我對伊朗人的評價很低，”他在一封寫給倫敦的信件中輕蔑地表示，“大部分的伊朗人在下輩子都會變成綠頭蒼蠅。”諸如此類的說法引起了溫斯頓・丘吉爾的注意。首相寫道：“裏德・布拉德爵士對伊朗人的蔑視太正常了，因為這些行為會損害他的工作效率以及我們的利益。”
更糟的是，英國人的統治地位正變得岌岌可危，他們根深蒂固的特權和優越感正在被日漸蠶食。1944年，德黑蘭爆發了一場惡性事件。當時伊朗人正在與美國人進行一項談判，打算將伊朗北部的特許經營權授給一個美國石油財團，這讓聽到消息的俄羅斯人大為光火。由左翼軍人組成的伊朗人民黨（Tudeh Party of Iran）開始煽風點火，他們的改革、重新分配財富和現代化的綱領得到了莫斯科的大力支持。為了表示支持，蘇聯承諾將在局勢最為緊張的時候派軍隊到大街上，以保護數千名的示威者。看到蘇聯似乎可以為所欲為地使用武力，而且導致協議被迫取消，很多外國勢力都難以接受。於是，蘇聯對外關係部副部長、凶悍的謝爾蓋・卡夫塔拉澤（Sergei Kavtaradze）受斯大林指派來到德黑蘭，他警告說，惹怒蘇聯的後果很嚴重。
該事件最終以極富戲劇性的結局收尾，負責收場的是精明善辯、手段高明、能夠熟練把握時代潮流的政治家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ed Mossadegh）。英國官員這樣描寫道：“他看起來很像一匹拉車的馬。他有些耳聾，因此在傾聽時表情緊張或者沒什麽表情。他在談話時與人的距離是六英寸，並且散發著輕微的鴉片臭味。他的發言常常很囉唆，並且給人一種與世無爭的印象。”外務部文件還援引了《觀察家報》（Observer）對摩薩台的描述：“一個老派的、彬彬有禮的波斯人，不吝於鞠躬或握手。”後來的事實證明，英國人嚴重地低估了他。
1944年底，摩薩台開始在議會上提出一個觀點，即伊朗不能也不應該被國外列強操縱或脅迫。當年諾克斯・達西公司獲得特許勘探權以及英伊石油公司（前身是英波石油公司）的所作所為，就是伊朗領導人立場不夠堅定的後果。他說，伊朗幾次三番地遭受欺騙和利用，充當競爭利益者的馬前卒，這對伊朗人民一點好處都沒有。將選擇權交給與伊朗做生意的人，這種做法大錯特錯，他呼籲：“讓我們和所有希望購買石油的國家進行談判，為了國家的解放而努力。”
摩薩台說出了很多人很久以來的不滿：自己國土下埋藏的財富卻隻給伊朗人帶來了非常有限的好處。事實確實如此，例如在1942年，英國政府從英伊石油公司的業務活動中收取了660萬英鎊的稅金，而伊朗政府拿到的特許授權費卻僅僅是這一數額的60%。到了1945年，這一差距變得更加明顯：倫敦的財政部從該公司獲得了高達1600萬英鎊的稅金，而德黑蘭得到的數字是600萬英鎊，僅比英國的三分之一多一點點。一位見多識廣的英國觀察家指出，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比缺乏物質補償更嚴重的是國格和民族尊嚴的喪失”。
“不過很少人認識到這一點。”這位名叫勞倫斯・埃爾韋爾・薩頓（Laurence Elwell-Sutton）的觀察家承認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習阿拉伯語，之後進入英伊石油公司工作。埃爾韋爾・薩頓是一位熱愛波斯文化、很有天賦的語言學家，英伊石油公司員工對待當地居民的方式讓他目瞪口呆：“很少有歐洲人願意花時間去關注波斯人，他們把當地‘土著’看作是肮髒、古怪的奴隸，也許隻有人類學家才會對這些人感興趣。”這種“種族歧視”注定會招致災難：“除非讓這個民族消失，否則消失的就是這家公司。”
既然如此，便不難看出摩薩台等改革家們背後的動力了。歐洲帝國的時代早已開始逐漸褪色，這一變化在伊拉克相當明顯，因為連格特魯德・貝爾都意識到“獨立”並不在英國人要送的禮物清單上。在伊朗和其他地方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脫離國外統治和影響力的要求，並且隨著戰爭的進行越來越強烈。因此，當英帝國的絲綢之路瓦解後，他們也不得不後撤了。
亞洲的軍事高壓導致了一係列東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Dunkirks）。極度混亂的撤退場麵為大不列顛的黃金時代畫上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句號。當日本軍隊在東南亞四處出擊時，數十萬人逃離了緬甸。那裏的英國人和法國人一心想回家，於是日本打算趁機進入這塊讓東京垂涎已久的戰略和經濟要地。德國在東方的盟友日本很快意識到，眼下是一個大範圍擴展其帝國威望的良機。日本軍隊的推進讓許多人飽受折磨，大約有8萬人死於饑餓和疾病。當數萬人撤退到檳榔嶼（Penang）和新加坡後，馬來半島的景象也同樣變得十分淒慘。能夠在新加坡陷落之前逃離是幸運的。一位及時撤離的未婚女性在幾周後寫道，英國人撤退時的混亂是那些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曆的人“永遠不能忘記和釋懷的”。
即便當歐洲和太平洋戰事進入尾聲，撤退仍然在繼續。在印度，長達三十年的讓步和承諾提高了人們對於自治以及徹底獨立的期望，現在英國終於作出了完全撤出印度的決定。戰爭結束時，長達數月的騷亂、反帝國主義示威和罷工使得印度次大陸的北部城市運轉陷入了停頓，英國的威望迅速瓦解並且有失控的危險。最初英國人計劃在印度施行“階段性撤退”，順便也能為穆斯林少數民族提供保護，但終因耗時耗資巨大而被倫敦否決了。於是在1947年初，英國宣布將在6個月內全部撤走，結果卻引發了混亂。戰後被趕下台的溫斯頓・丘吉爾告訴國會下議院，這是個災難性的決定，“如果我們放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陷入動蕩和種族屠殺，這難道不是對我們聲譽和曆史的嚴重損害嗎？”
這些警告顯然沒有被聽進去，大範圍的混亂席卷了整個印度次大陸。社區長久的寧靜被突發的暴亂打破，那些在城鎮和鄉村生活了數個世紀的家庭不得不踏上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之路。至少有1100萬人越過了旁遮普與孟加拉之間的新邊界。同時，英國人還設計了詳細的撤離計劃，盡量保護本國僑民免遭衝突的波及，但這一考慮並不包括當地的原著民。
英國磕磕絆絆地處理著一個又一個類似的危機。為了維持巴勒斯坦微妙的勢力平衡，從而保證對海法的煉油廠和港口的控製權、保障蘇伊士運河的安全以及建立與阿拉伯世界領導人的友好關係，英國采取的措施是試圖限製猶太人從歐洲移民到此地。英國的情報機構擬訂計劃阻止難民船隻進入巴勒斯坦，以及譴責貌似強大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阿拉伯恐怖組織。此後，英國還采取了更多的直接手段。
危機出現在1947年夏天，一艘滿載猶太難民的船隻在法國港口遭到了英國人的侵擾。雖然該船的乘客在抵達巴勒斯坦時已經被拒絕進入，但這艘載有4000多名猶太人的輪船——其中包括孕婦、兒童和許多老人——還是被英國驅逐艦劫持著向東航行。如此對待那些集中營的幸存者以及在大屠殺中失去的親人的猶太人，讓英國遭遇到了公關危機。很明顯，為了維護其海外利益，英國人什麽事都做得出來，而且在這一過程中絲毫不考慮其他人的感受。
英國對待外約旦（Transjordan）的統治者阿卜杜拉（ʿAbdullāh）的做法更加荒謬。在該政權於1946年獨立後，英國人給予了阿卜杜拉大量關照，並簽署了承諾軍事支持的秘密協議。阿卜杜拉利用這一承諾著手實施他的邊境擴張計劃，一旦英國撤出，他將占據整個巴勒斯坦。而英國人則為這一行動開了綠燈，雖然並不是毫無條件的。據稱，英國外務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曾經對首相說：“這是理所當然的，隻要他們不進入分配給猶太人的區域就好。”就這樣，在世界的另一個地方，英國人的撤離又造成了一場大動亂，這有力地證明了歐洲帝國主義的不良影響：1948年的阿以戰爭（Arab–Israeli War）也許不是英國那些不可告人的政策所直接導致的，但是英軍不負責任的撤離卻讓該地區瞬間陷入了權力真空。
伊拉克的情況也不妙。總理薩利赫・賈巴爾（Ṣāliḥ Jabr）在1948年同意將英國對該國空軍基地的使用年限延長25年。協議達成的消息引發了罷工和暴亂，最終，憤怒的人群將薩利赫趕下了台。一係列事件使得伊拉克人對英國的怒火由來已久，其中包括二戰期間英國對巴格達的占領，以及英國在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過程中顯而易見的失敗，尤其是倫敦對永久保留在伊拉克的軍事據點的企圖。嚴重的農業歉收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和糧食短缺使得事態更加惡化。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承認：“伊拉克的國內局勢十分危險。”英國政府隨即采取行動，“向伊拉克總理做出讓步，以幫助後者平息民眾的怒氣”，包括共享哈巴尼亞空軍基地。倫敦的政策製訂者稱：“伊拉克人應對這一最高級別的合作模式感到高興”，因為英國人“不會向其他任何國家提出同樣的建議”；獲得“高於其他中東國家一等的待遇”的伊拉克人應該感到十分榮幸。
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一樣，從本國地下開采出來的石油基本沒有給伊拉克帶來收益。1950年，該國大約90%的人口還是文盲。這些都要歸結於英國人對伊拉克貪得無厭的榨取。例如，當英國打算貸款給伊拉克用於修建和擴建鐵路係統時，曾要求伊拉克將財政收入抵押給英國作為擔保。如果伊拉克未能償還貸款，那麽當地的油田就將由英國人接管——就像19世紀英國在攫取蘇伊士運河這一關鍵貿易渠道時所做的那樣。如今，英國人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麵：他們已經花掉了全部的政治資本，而且沒有人會再相信他們。人們對英國的戒心是如此嚴重，以至於像中東反蝗蟲聯盟（Middle East Anti-Locust Unit，MEALU）這樣成立於戰時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機構都被解散了，大批對消滅害蟲和保障食物供應作出貢獻的技術專家遭遇遣散。中東地區國家顯示了它們的力量，並且站到了西方的對立麵。
與此同時，蘇聯也在複興。打敗德國之後，斯大林在戰爭初期曾經是希特勒的盟友這一汙點迅速被人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勝利與成功的故事。1917年的革命未能實現馬克思及其學說所預言的全球改造，然而在三十年後，似乎到了共產主義席卷全世界並統治亞洲的時候了，就像伊斯蘭曾經在7世紀時那樣。在中國，平等、公正以及最重要的土地改革使當地的
共產黨受到了人民的擁護，使他們打敗了國民黨的軍隊並最終將後者徹底趕出大陸。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其他地方，歐洲和美國的左翼政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力量。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使戰爭的恐怖達到頂峰，許多人接受了與原來截然相反的、更為和諧的理念，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曾經為原子彈計劃工作的人。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裏，歐洲國家之間相繼爆發了兩場大規模的戰爭，並給全世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這一事實也使很多人幡然醒悟。
在1946年春天的一次被全世界廣泛報道的演說中，斯大林精明地進一步鼓動這些苗頭。他斷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現代壟斷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缺陷”導致的。該演說是一份聲明：資本主義已經統治了這個世界太長時間，並且要為20世紀的戰爭所帶來的痛苦、殺戮和仇恨負責；共產主義是取代這一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和危險的政治體係的合理選擇。它是一個新的體係，更多地強調共識而非差異，並用平等取代階級。換句話說，這不僅僅是一個誘人的想象，而且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不久前，丘吉爾曾想拿位於蘇聯西部邊境國家的未來冒險。在雅爾塔就戰後世界秩序進行協商之後，丘吉爾對一位年輕的幕僚說：“可憐的內維爾・張伯倫以為他能夠信任希特勒，結果他錯了。但是我不認為我看錯了斯大林。”張伯倫確實是錯了，但丘吉爾也錯了，而且他很快就承認了。他在1946年3月5日密蘇裏州富爾頓學院發表演講時說道：“沒有人知道蘇聯將要做什麽。”蘇聯的指導思想是擴張性的，而且是狂熱的，這意味著對西方的威脅；“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Stettin）到亞得裏亞海邊的裏雅斯特（Trieste），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
世界中心地區的命運懸而未決。伊朗是其中的關鍵。美國的戰略家們相信，蘇聯想要完全控製伊朗，一方麵是因為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麵是因為它的海軍基地以及其處於國際航空網絡中心的地理位置。為了讓伊朗政府將北部油田的特許開采權交給美國，美國大使保證，假如蘇聯對該授權協議表示強烈抗議並派出軍隊進入伊朗，在必要情況下美國將為伊朗提供軍事援助。
1946年夏天，伊朗全境爆發罷工，局勢升級。德黑蘭街頭充斥著傳播各種謠言和反謠言的小道消息，伊朗的未來岌岌可危。盡管英國拚命要保護它的資產，但是它痛苦地意識到它對一些關鍵的事務已經無能為力。情報機關沮喪地指出，蘇聯對伊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迫在眉睫；報告還描述了詳細的侵略計劃，其中包括了關於強大的、作為進攻核心力量的蘇聯裝甲和摩托化部隊的資料。據該報告還稱，蘇聯總參謀部對占領摩蘇爾信心十足，並且準備在伊朗國王被推翻後組建一個“伊朗人民政府”。英國人判斷，舊政權的領導層將被貼上“賣國賊和通敵者”的標簽並遭到清算。蘇聯傘兵已經準備好被投放到德黑蘭附近，並發起速戰速決的攻擊。
華盛頓感到了切實的威脅。1942年12月，首批2萬人的部隊抵達波斯灣的霍拉姆沙赫爾港（Khoramshahr），幫助伊朗改進交通體係。自那以後，美國人就一直密切地關注著伊朗的局勢。為了監督後勤工作，美國人還在德黑蘭建立了一個大型的營地，後來成為美軍在波斯灣的指揮總部。英國和蘇聯也把首要目標放在了伊朗，因此雙方在避免戰爭的同時，都在不斷地削弱這個國家。帕特裏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將軍向羅斯福總統報告說，伊朗正在處於被四分五裂的危險境地。
被派到伊朗去支援和監督戰爭期間補給線的美國人首次經曆了某種程度上的文化差異。克拉倫斯・裏德雷（Clarence Ridley）少將發現，伊朗軍隊訓練不足、物資短缺，基本可以說是毫無用處。如果要抵禦惡鄰們的進攻，必須投入大量的資金用於培養新一代的軍官以及購買優良的裝備。這對新任伊朗國王來說是個好消息，他正渴望在伊朗現代化的道路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但他的預算顧問（美國人）坦白地告訴他，問題在於伊朗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標準打造出一支軍隊。他被告知，如果將資金用於軍事開支，那就“就幾乎沒有錢可以投入農業、教育和公共醫療了”。
斯大林的姿態和行動讓美國人感到嚴重不安，而準備不足、組織渙散、力量薄弱的伊朗人又似乎沒有什麽機會能把蘇聯人趕走。一些聽過斯大林演講的人確信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檄文”。美國駐莫斯科臨時代辦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曾親眼目睹過斯大林的大清洗，他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並在1946年初對即將出現的全球競爭提出警告。他寫道：“蘇聯對待世界事務神經質般的做法，是出於俄羅斯人傳統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認為，蘇聯人對直接與美國展開競爭表現得非常狂熱，他們的目標是“破壞我們國內的穩定，打亂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以及讓我們在國際上顏麵掃地”。
伊朗在政治和戰略上的重要性將它推到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前線。美國按照既定計劃給予該國援助。1949年，美國之音廣播電台開始用波斯語向當地人廣播。在第一檔節目中，杜魯門總統就以“伊朗與美國之間曆史性的友誼紐帶”為題發表了評論，並承諾幫助伊朗人建立一個沒有壓迫的、“繁榮和平的世界”。隨著一年後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開始向伊朗提供更多的直接援助。國務院的一份簡報指出，趁伊朗經濟衰退“還沒有到糟糕的地步”，應該立即給予強有力的援助，否則該國將有“經濟徹底崩潰並很快加入蘇聯陣營”的危險。杜魯門本人也完全同意，他說：“如果我們置之不理，蘇聯將進入伊朗，然後掌管整個中東。”
廣播節目的內容開始越來越尖銳，伊朗人被告知：“自由國家必須團結一致”“美國的安全與其他國家的安全息息相關”，“自由世界的力量”正不斷加強。此外還有一些強調蘇聯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報道：“共產黨頭目的目標是在全世界壓製人類的自由。”甚至還宣稱：“蘇聯教師把家安在廢棄的、不能再運牲口的貨車車廂裏”，缺少取暖和基本的醫療設施，以及清潔的用水。
援助資金開始大量湧入伊朗，在三年裏差不多翻了5倍，從1950年的1180萬美元增加到1953年的5250萬美元。援助的目標是促進伊朗的經濟發展，穩定伊朗的政治文化並奠定其改革的基礎，同時也為伊朗的自我防衛提供軍事和技術支持。這是美國在中東打造附屬國的開端。
美國人之所以願意做這些事情，部分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了英國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扶植這些中東政權，部分是因為需要對蘇聯的擴張作出反應。然而，這些都不是美國密切關注伊朗的主要理由。例如，1943年在德黑蘭舉行的同盟國重要會議上，無論是溫斯頓・丘吉爾還是羅斯福總統，都覺得與國王見麵是件麻煩事。換句話說，這二位都不願意為此浪費時間。同樣地，在第二年，因為其重要性有限，美國將沙特阿拉伯拒之門外。“那裏對我們來說有點兒遠。”羅斯福輕易地回絕了該國的經濟援助請求。他還說，沙特最好還是去求助於英國，而不是美國。但在戰爭結束後，事情完全不一樣了。“對於美國外交事務來說”，沙特阿拉伯一個國家就“比其他任何小國都重要”——原因就在於石油。
有一位叫作埃弗瑞特・李・戴高禮（Everette Lee DeGolyer）的勇敢的石油商人，他曾在俄克拉何馬州學習了地質學，然後在美國石油業中賺到了第一桶金。戰爭期間，他來到中東對該地區現有的油田進行評估，對該地區的長期資源潛力和重要性提出意見，同時將其與墨西哥灣、委內瑞拉和美國本土的資源進行比較。盡管是保守估計而且附有說明，他的報告仍然令人震驚：“世界石油生產的中心正在從墨西哥灣-加勒比海地區向中東和波斯灣地區轉移，而且這一轉移將會一直持續，直到後者完全超越前者。”和他同行的一些人發回給國務院的報告更為坦率：“這一地區的石油是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得到的最大饋贈。”
英國人也知道這一點，他們非常嫉妒在中東地區前景光明的美國。一位舉足輕重的實業家告訴丘吉爾：美國人應該被告知離開中東，並且尊重英國業已取得的有利地位，“石油是我們在戰後保留下來的最大的財富。我們應該拒絕同美國人分享我們這些剩下的資產”。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哈利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同樣言辭強烈，他對試圖回避他的美國國務院官員感到非常生氣。英國政策製訂者們對未來感到擔憂：“美國意圖奪取我們在中東的石油資產。”連首相本人都直接介入，他在給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中說道：“我對協商的進展表示擔心。您知道，我隻希望這不會影響貴我兩國之間的公平。”
於是，英國和美國就如何瓜分這一世界上的重要地區取得了共識。哈利法克斯與羅斯福總統的會談解決了這一問題：“波斯的石油是英國的，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是美國的，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則由兩國共同分享。”這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以及盟國領導人在二戰期間及戰後馬上達成的那些協議一樣，幹淨利落地把世界分成了兩份。
不過，美國人和英國人對於瓜分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美國看來，關鍵的問題在於石油價格在1945年至1948年間漲了一倍。而在此期間，美國的汽車數量增加了一半以上，機動車廠家的銷售額漲了七倍。最初，美國對這一局麵的反應被認為是比較開明的：那些擁有自然資源並且受到各方追捧的國家一定會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重新商議石油特許開采權的授權條件，並且是以體麵的方式而非強迫威逼。
實行油田國有化的傳言和威脅甚囂塵上，這反映出世界的新秩序。一些石油國開始獲得越來越多慷慨的、具有競爭性的新待遇。例如，美國石油富豪約翰・保羅・蓋蒂（J. Paul Getty）為沙特與科威特之間中立地區的開采權支付的費用，幾乎是其他中東地區的兩倍，這引發了那些受製於早期協議的國家的抗議。這不僅使得它們對資源被征用的方式感到不滿，而且促使它們提出了國有化的要求，並變得更易受到共產主義花言巧語以及莫斯科示好行動的影響。
隨著美國放低貿易姿態並重新商定了一些交易草案，美國和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收入比出現了明顯的轉變。例如，1949年美國財政部從西方石油公司財團阿美石油公司（Aramco）獲得了4300萬美元的稅金，而沙特阿拉伯的收入是3900萬美元；兩年後，隨著稅收減免機製的修改幫助企業能夠衝抵開支，企業交給美國政府的稅金為600萬美元，而給沙特的則是1.1億萬美元。這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國都重新製定了特許開采條款，這些新的條款更有利於當地的統治者和政府。
一些曆史學家將這次資金流的重新分配與倫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進行的權力轉移相提並論。但事實上，它的影響更像是發現美洲大陸以及隨後的全球財富再分配。控製著特許開采權並且主要供應歐洲和美國的西方企業開始向中東輸入資金，並因此開啟了世界重心轉移的過程。蜘蛛網般縱橫交錯的輸油管道連接著東方和西方，標誌著該地區翻開了新的曆史篇章。此時，在全球流動的不再是香料或絲綢、奴隸或白銀，而是石油。
然而，英國人卻沒有像他們的美國盟友一樣認清形勢，他們有著別的想法。在伊朗，英伊石油公司成了抨擊的焦點。原因很簡單，繳納給英國財政部的稅金和支付給伊朗的授權費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盡管本地區的其他國家同樣在抱怨從石油行業獲得的利潤太少，但是伊朗的分配失衡使得該國陷入了更為糟糕的局麵。1950年，盡管阿巴丹是此時世界上最大煉油廠的所在地，但是這座城市自身的電力供應量僅僅相當於倫敦的一條街道；由於缺少學校，25000名學齡兒童中隻有十分之一能夠上學。
像在其他地方一樣，英國進退兩難、走投無路。頭腦精明而且人脈廣闊的美國國務卿迪恩・艾奇遜（Dean Acheson）認為，讓英國人重新商定特許權條款幾乎是不可能的。英伊石油公司由英國政府控股，自然被視為是英國及其外交政策的延伸。像東印度公司一樣，英伊石油公司的企業利益和英國政府利益之間界限模糊。它的權力巨大，實際上就是一個“國中之國”，它的力量“就是英國的力量”。艾奇遜指出，如果英伊石油公司最終屈從讓步並給予伊朗更好的條件，這必將“粉碎人們對英國力量和英鎊最後的信心”。他預言，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英國將在數月內失去全部的海外資產。
艾奇遜意識到，倫敦
對該公司嚴重依賴，這使得局勢變得更加危險。他在電報中寫道：“英國正處在破產的邊緣，沒有了重要的海外利益和無形的收益項目，她無法生存。”這就是為什麽英國要運用所有的外交手段大肆宣揚迫在眉睫的蘇聯入侵威脅。艾奇遜對此一點兒都不相信，與他們的宣揚相反，“英國人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防止伊朗落入共產黨之手，而是要保住他們最後的財源”。
於是，當英國在1950年向伊拉克提供新的條件，並惹人注目地拒絕給予伊朗同樣條件的時候，事態變得嚴峻起來。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部分股權屬於英伊石油公司這一事實就好像是在傷口上撒了把鹽，在伊朗引發了強烈的反響。民族主義政治家猛烈地宣揚英伊石油公司的壟斷是多麽的邪惡，試圖以此激起民眾的憤慨。伊朗議會的一名議員稱，伊朗所有的腐敗都是英伊石油公司直接造成的。一位煽動者斷言：“如果什麽都不做，伊朗女人的罩袍早晚會從頭上掉下來。”另一位議員說，讓整個伊朗石油工業都被原子彈炸毀，也比被英伊石油公司用來剝削伊朗和其人民要強得多。摩薩台的態度沒有這麽生硬，據稱他曾經說，如果他成為首相，他“不會與英國達成妥協”，相反，他將“用泥巴把油井全都封起來”。
反英的言論已經沸沸揚揚地持續了一代人，如今更是進入了主流輿論：英國是伊朗問題的罪魁禍首，絕對不能信任它；英國隻關心自己的利益，是萬惡的帝國主義。伊朗民族尊嚴的缺失連同反西方情緒開始深入人心，這注定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摩薩台迅速抓住這一時機，他呼籲：一切都到此為止了，是時候為保障伊朗繁榮和“捍衛世界和平”而戰了。一項激進的提議在1950年底被提出，稱伊朗人的利益不應與英伊石油公司分享，相反，“應該宣布伊朗的石油工業統統國有化，不允許有例外”。剛剛結束逃亡回到伊朗的卡沙尼（Kashani）是一位民粹主義阿訇，也是一位知名的反西方人士，他非常支持這項提議，並要求他的擁護者想盡一切辦法促成這一轉變。沒過幾天，伊朗首相阿裏・拉茲馬拉（ʿAlī Razmārā）遭到刺殺，之後不久，教育部長也遇刺身亡。伊朗陷入了無政府狀態。
當摩薩台本人在1951年春天被議會選舉為新一任的首相後，英國人最怕的事情成了現實。摩薩台立即通過了一項將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的法律，並且宣布即刻生效。倫敦的媒體和英國內閣都認為這是一場災難。國防大臣聲稱，必須“要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尾巴可不會一直蜷縮著”，如果“縱容伊朗逃脫懲罰，那麽接下來就會出現國有化蘇伊士運河的嚐試”。英國計劃，如有必要，將向伊朗投放傘兵以保證阿巴丹煉油廠的安全。這些是偉大的帝國在倒下前的垂死掙紮，她徒勞地想要挽留昔日的榮光。
摩薩台繼續咄咄逼人。1951年9月，他下令給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國員工一周的時間收拾行李並離開伊朗。除此之外，卡沙尼甚至還宣布設立了一個名為“憎恨英國政府日”的全國節日。英國已經成為伊朗所有壞事的代名詞，並為政治聯合提供了一個廣泛的基礎。摩薩台告訴一位美國高級外交官：“您不知道英國人有多麽狡猾，您不知道他們有多麽邪惡，您不知道他們是怎麽玷汙了他們所接觸到的一切。”諸如此類的言辭使得摩薩台在國內大受歡迎，甚至在海外也聲名鵲起：1952年，他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麵，並當選為該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
英國人強行采取的拙劣措施未能奏效。麵臨失去英伊石油公司及其收入的危險，英國政府進入了危機狀態，並宣布對所有伊朗石油實施禁運。英國的目標是打擊摩薩台並使其屈服。英國駐德黑蘭大使威廉・弗雷澤爵士（Sir William Fraser）認為，最快速有效的辦法莫過於停止對伊朗的資助：“當（伊朗人）需要錢時，他們將五體投地拜倒在我們腳下。”
顯然，這些發表在主流媒體上的類似聲音幾乎不可能為英國贏得公共輿論的支持，反而更加堅定了伊朗人的決心。到了1952年底，英國人已經不再相信製裁會取得效果，因此他們向剛剛成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提出一項“推翻（伊朗）首相摩薩台的聯合政治行動”的計劃，即發動政變。政權更迭似乎又一次成為了解決這一地區問題的方法，而且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
美國官員對英國的提議表示讚同。中東地區的特工被賦予了嚐試創造性解決方案的自由，以處理那些要麽對美國不冷不熱、要麽與蘇聯打得火熱的地區領導人。這群出身於東海岸特權階層的、誌同道合的年輕特工，曾經參與了1949年推翻敘利亞領導人的政變，以及三年後的趕跑肥胖、腐敗、靠不住的埃及國王法魯克（Farouk）的行動——該行動的非正式代號是“FF計劃”，或稱“胖子法魯克計劃”。
與一個世紀以前那些覺得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英國中亞特工，以及那些熱衷於為蘇聯傳遞情報的對手們一樣，邁爾斯・科普蘭（Miles Copeland）以及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兩個孫子阿奇（Archie）和克米特（Kermit）對特工事業同樣極富熱情。敘利亞政府倒台之後，這些年輕的美國人前往“十字軍城堡和一些冷僻之地”旅行，並在沿途欣賞阿勒頗的建築和風景。行動的決定往往就是在這些旅途中作出的。“我偽造的報告和你讓你手下做的有什麽區別？”科普蘭問冷峻而博學的阿奇・羅斯福，“至少我的看上去破綻更少。”這些一線人員快速而賣力的工作方式很快就受到了華盛頓的注意，一位高級情報官員告誡說：“今後我們不會容忍這些不負責任的自作主張。”然而在處理伊朗問題時，他們的意見依然得到了采納。
英國官員在1952年底公開表達了他們對國有化將導致伊朗經濟衰退的擔心，這引起了美國人的共鳴。在華盛頓的一次例會之後，美國開始動手。中情局駐德黑蘭情報站對摩薩台感到擔憂，並建議華盛頓應在伊朗“扶植一個繼任政權”。政策製訂者馬上決定必須使伊朗國王成為統一與安定的代表，以便“合法或者準合法”地解除首相職務。
勸服國王的工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當這位自負且有些神經質的國王第一次聽到代號為“阿賈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的時候，他驚恐不已。英國的介入讓他尤其害怕。據一位美國策劃者稱，國王對英國這隻“看不見的手”有著一種病態的恐懼，擔心這一行動是個陷阱。於是針對國王的威逼利誘開始了：BBC廣播用一係列關鍵詞語表明，這一行動得到了倫敦最高領導的批準；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一次廣播演說中更是明確地承諾會支持伊朗，這進一步說服了他；同時，克米特・羅斯福還在私下告訴國王，如果他不合作，伊朗將會被“赤化”，成為第二個朝鮮。
為了確保反對摩薩台的“公共輿論達到最高點”，華盛頓拿出重金結交關鍵人物，並使他們轉變立場反對首相。幾乎可以肯定，克米特・羅斯福通過行賄搞定了伊朗議會中的一些領導人。他委婉地寫道，其目的是“說服”他們收回對摩薩台的支持。
其他地方同樣花錢如流水。據一位當事人稱，巨額的美金湧入了德黑蘭，以至於1953年夏天美元對伊朗裏亞爾（rial）的匯率下跌了將近40%。一些資金被用於雇傭德黑蘭街頭的示威者，而示威的組織者是兩名中情局的特工。被資助的名單中還包括一些關鍵人物，尤其是像卡沙尼這樣的毛拉。據判斷，他們的利益與政變者的目標一致。這些穆斯林學者認為共產主義的學說和無神論是與伊斯蘭教相違背的。因而，中情局與阿訇之間達成了共識，後者對共產主義伊朗的危險性尤其警惕。
1953年6月，英國與美國的策劃者在貝魯特達成了一致。之後，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親自批準了一項計劃；幾天後的7月初，艾森豪威爾總統也批準了該計劃。接著，情報人員對其加以改進，使之能夠被“頗為囉唆且邏輯混亂的波斯人”理解：西方國家希望平穩順利地實現伊朗的政府更迭。
但最後還是出了大岔子。計劃泄密，時間表也亂了套。隨著局勢陷入混亂，嚇壞了的國王逃到國外，連穿襪子的時間都沒有。在逃亡羅馬的途中，他在巴格達見到了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這使後者有機會向他提議：“為了國王考慮，我建議，永遠不要透露任何有關外國人參與了近期事件的消息”，這對您的名聲沒有任何好處；要想盡可能地保留餘地，必須把美國撇幹淨。伊朗國王“經曆了三個不眠之夜，他對事態的轉變心有餘悸”，幾乎沒有辦法思考。不過，大使最終還是發回了令華盛頓欣慰的報告：“國王同意了。”
當得知國王流亡意大利後，伊朗的廣播電台發布了嚴厲的聲討，媒體將其形容為一個男妓、強盜和小偷。這段艱難的日子讓國王年輕的妻子蘇瑞亞（Soraya，許多人私下說她結婚時年齡還未滿19歲）難以忘懷：她身穿紅印有白色波爾卡圓點的連衣裙漫步在羅馬的威尼托大街（Via Veneto）上，討論著德黑蘭險惡的政局，並且悲傷地聽從丈夫的建議考慮買下一小塊地方開始新的生活——也許是在美國。
然而，國王的逃離卻造成了戲劇般的誤解：街頭巷尾充斥著摩薩台覬覦王位的謠言，事態隨之逆轉。幾天後，盡管困難重重，國王還是踏上了回家之路，並在巴格達作了短暫停留以便穿上空軍總司令的製服。盛大而光榮的回國場麵表示他不是一個因害怕而逃走的懦夫，而是一位回來掌控局勢的英雄。摩薩台被逮捕並遭到審判，他被單獨監禁，之後又被長期流放，直到1967年去世。
為了削弱西方勢力並把他們徹底趕出中東，摩薩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將人們對英伊石油公司的擔心激發成對整個西方的厭惡和憎恨。這使得他成為了伊朗頭號的麻煩製造者，足以促使英國人和美國人製定出斬草除根的肅清計劃。不過，態度強硬的並不隻有他一個，控製著東西方連接通道的西方人還遭到了其他地方的強烈批評。在埃及，不斷增加的仇恨情緒引發了反英暴亂，當地人要求英國軍隊撤出位於蘇伊士運河的基地。一位訪問開羅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了一份報告，準確地描述了當地的局勢。他寫道：“人們痛恨英國人。這種仇恨既普遍又強烈，籠罩著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英國必須製定一個緊急的解決方案。
時代在改變。關於西方撤出亞洲中心後該地區的新前景，摩薩台是表達得最清楚的一個。盡管情報機構將摩薩台下台的細節檔案保密了數十年，並警告解密這些材料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摩薩台的下台顯然是西方列強從自身利益出發策劃的一場陰謀。因此，摩薩台可以說是該地區眾多後繼者的精神之父。盡管霍梅尼、薩達姆・侯賽因、奧薩馬・本・拉登以及塔利班的手段、目標和野心不盡相同，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核心理念，即西方人是奸詐和邪惡的，想讓當地民眾獲得自由就必須要擺脫外部勢力的影響。要實現這一點有很多途徑，但是摩薩台的經曆表明，那些給西方製造麻煩的人都要為可能麵臨的後果做好準備。
現在，這場政變正處於一個心理上的關鍵時刻。伊朗國王錯誤地認為自己很受伊朗人民的愛戴。事實上，人們對這位國王的態度頂多隻能算是搖擺不定，畢竟從他那位當騎兵軍官的父親奪取王位到現在隻有短短三十年的時間。他出逃羅馬無疑是一種令人擔憂的懦弱表現。他堅信自己是伊朗現代化過程中的領導者，但是這一身份需要很強的把握主流政治風向的能力，以及與西方（特別是美國）幹涉保持距離的能力。這對一個愛慕虛榮、追求享受，從而為敵人提供機會、讓自己手足無措的人來說，要求太高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中情局支持下的1953年政變標誌著美國在中東地區角色轉變過程中的分水嶺。新任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判斷，伊朗還存在被“第二次”拯救的機會，一個確保伊朗留在西方勢力範圍內的機會。美國駐德黑蘭大使告訴國王，鑒於“目前的條件，（顯然）不適合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伊朗”。現在有兩個選擇：一個自由的、“非民主的獨立伊朗”，或者一個“永遠被鐵幕籠罩的、非民主的獨立伊朗”。這與西方國家在同共產主義就自由和民主鬥爭中所大聲宣傳的內容截然相反。
美國開始介入了，介入這個被絲綢之路連接溝通了數個世紀之久的地區，並試圖將之納入自己的控製。但是前途充滿了荊棘。一邊高舉民主的旗幟，一邊實施製裁甚至策劃政變，這讓美國的諸多盟友都感到非常不快。腳踏兩隻船是十分危險的，早晚會引發信任危機和信譽瓦解。當英國之星持續暗淡，未來將更多地取決於美國能否從1953年的事件中學到什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