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美洲新大陸被發現之前，全球的貿易就已經開始從15世紀的經濟震蕩中慢慢複蘇。有些學者認為，這要歸功於西非黃金市場的開發，另外還有巴爾幹半島及歐洲其他地區的礦產輸出量的增加，這也許是得益於貴金屬提煉技術的發展。比如說，1460年之後的幾十年間，薩克森（Saxony）、波希米亞、匈牙利和瑞典的白銀產量都多了五倍。有學者還指出，15世紀後半葉的稅收製度也更加有效。經濟緊縮給人們帶來了許多教訓，尤其讓人們知道了謹慎控製稅收體係的必要性，這便導致所謂“君主統治複興”的出現。中央集權製十分重要，無論從經濟、社會還是政治角度看都是如此。
在一位朝鮮旅行者眼中，15世紀末期的全球貿易速度似乎也在增長。據崔溥記載，在距離上海約70英裏的蘇州港，船舶“雲集”，等待著將薄絲、紗布、黃金、白銀、珠寶和工藝品運往新的集市。蘇州城內滿是富裕的商人，他們都過著令人羨慕的生活。“人們生活奢侈，”他羨慕地寫道，“在發達地區，商鋪可謂星羅棋布。”盡管這裏的商業十分繁榮，但當時世界的關鍵點並非中國沿海的各個港口，而是在幾千英裏以外的伊比利亞半島。
這要分兩個方麵來談。15世紀下半葉，歐洲經濟逐漸複蘇，已經刺激了消費者對奢侈品的需求。隨著新大陸的財富不斷運往西班牙，資源的儲備大幅增加。在塞維利亞，黃金和白銀“像麥子一樣”堆放在海關的庫房中，港口不得不修建更多的新庫房以應對更多到港的貨物，也便於更好地管理稅收。一位觀察員記錄了他所目睹的貨船卸載的情景：他在一天之內看到了“322車黃金、白銀和珍珠被登記入賬”；六星期之後，他又看到686車貴金屬進港入庫。貨物太多，“貿易館（Casa de Contratación）實在容納不下，最後隻能堆放在露天平台”。
在哥倫布跨越大西洋帶來意外收獲的同時，另一路同樣雄心勃勃的海上探險也獲得了巨大成功。當西班牙還在擔心哥倫布探索亞洲通道的計劃是否代價太高時，另一支船隊已經整裝待發，由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擔任統帥。船隊在起航前受到了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的接見。國王似乎有意忽略了近來在大西洋彼岸的發現，並為達・伽馬下達明確目標：找到一條“通往印度及附近國家的新通道”。如此，他接著說，“我主耶穌基督”將從那些異教徒（意指穆斯林）手中獲得新的王國和疆土。但同時他也看重眼前利益。他想，如果能征服“古人筆下的最富有的東方”，不是更好嗎？他接著說，看看威尼斯、熱那亞和佛羅倫薩，還有其他意大利城邦怎麽從東方獲得利益。葡萄牙人痛苦地意識到，他們不僅身處世界的盡頭，連在歐洲都是末端。
這一切在達・伽馬精心策劃的遠航後發生了變化。他的艦隊首次抵達南非的時候，前景依然不容樂觀。他們的失望還不在於看到那些衣不遮體甚至****的土著人，而更在於難以下咽的食物——可供他們咀嚼的隻有海豹和羚羊的生肉以及野草的草根。當土著人看到桂皮、丁香、珍珠、黃金及“其他物品”時，“他們對這些東西毫無概念”。
當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向北航行之時，他的命運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在馬林迪（Malindi），他不僅發現了通往東方的航道，而且還找到了一個領航員，這個人願意幫他利用季風順利抵達印度。經過10個月的航行之後，他終於在卡利卡特港拋錨。他取得了哥倫布所沒能取得的成就——他發現了駛往亞洲的海上通道。
那裏已經存在一些來自家鄉附近的商人。他首先聽到非常熟悉的口音：“是魔鬼把你們帶到這兒來的嗎？！”兩個來自突尼斯的穆斯林商人看到了他們，其中一個會說西班牙語和熱那亞語的人高聲叫喊。一番詢問過後，他們的對話便如音樂般動聽：“你們的運氣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這地方滿是紅寶石和祖母綠！你們應該好好感謝上帝把你們帶到了這片如此富裕的土地！”
不過，葡萄牙人真是費了好大力氣才弄清楚他們的親眼所見——正如哥倫布當年的經曆一樣。滿是印度神像的寺廟被誤認為是供奉基督教聖人的教堂，聖潔儀式上的潑水被誤認為是基督教教士在彈灑聖水。歐洲一直流傳著耶穌門徒聖托馬斯（St Thomas）抵達印度並使眾人皈依基督教的傳說，因此達・伽馬等人不斷得出錯誤結論並將之傳回歐洲，尤其是聲稱東方有眾多基督教王國準備和伊斯蘭世界開戰。許多人們從東方世界發回的報道最後都被證明是以訛傳訛。
與卡利卡特首領薩摩林（Zamorin）的談判對達・伽馬來說是更艱巨的考驗，他必須解釋為什麽雖然葡萄牙國王擁有巨量財富，遠超“這裏的任何國王”，但他卻無法提供任何證據來證明這一點。事實上，當他拿出帽子、臉盆、珊瑚串、白糖和蜂蜜作為禮物時，廷臣均大笑不止：即便是麥加最窮的商人，都不會用這些可憐的禮品羞辱他們的首領。
緊張局勢逐步升級。葡萄牙人發現他們的行動受到了限製，周圍有很多人監視他們的人，“這些人都帶著長劍、雙刃斧、盾牌和弓箭”。達・伽馬和他的手下也非常緊張，但薩摩林突然宣布，他將允許葡萄牙人卸載貨物並從事正常貿易。於是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將香料和其他商品裝上貨船，以展示他們旅行的收獲，然後起航回家。這些被他們帶回歐洲的物品將會改變世界。
曆經兩年的偉大航行後，達・伽馬在家鄉受到了瘋狂的歡迎。在裏斯本大教堂的慶功儀式上，人們甚至公開地將達・伽馬比作亞曆山大大帝。這種比喻一直延續到當代，許多作家（不僅僅是葡萄牙作家）用它來描述打開通往東方世界新道路的成就。
國王曼努埃爾將抵達印度的航行視為一種壯舉，他立即寫信給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自己的嶽父母），極力誇大達・伽馬取得的成就，毫不掩飾自己的興奮之情：他手下的人帶回了“桂皮、丁香、生薑、豆蔻和胡椒”及其他香料和花卉，還有“各種珍貴的石頭，比如說紅寶石”。“毫無疑問，”他還高興地添上一句，“閣下聽到這些消息時必定會感到無比的快樂和滿足。”哥倫布當時說的是可能，達・伽馬給出的卻是實實在在的結果。
當然，西班牙統治者也得到了一些安慰。第一次跨大西洋遠航後，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曾向教皇遊說，請求批準西班牙擁有大西洋彼岸所有新發現地域的主權，就像教皇對15世紀以來葡萄牙在非洲探險的結果所做的。僅1493年一年，教皇就發布了至少四封訓令，規定了新發現的地域該如何分配。在就如何劃定經線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論之後，雙方終於在1494年簽署了《托爾德西裏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條約確定了位於佛得角群島以西370裏格的一條分界線：“一條筆直的、從南到北、從地球的一極到另一極、位於上述海洋區域的分界線。”界線以西的一切歸西班牙所有，界線以東的一切歸葡萄牙所有。
三十年後，這一條約的重要意義才體現出來。到1520年，葡萄牙船隊向東方的探索更進一步，航行越過印度後直達馬六甲海峽、香料群島和中國廣州。與此同時，西班牙人不僅意識到他們發現了南美洲和北美洲兩塊大陸，而且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環遊全球的壯舉：一位航海家成功穿越了太平洋，抵達菲律賓和香料群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率領這次遠航的是葡萄牙人，他為西班牙服役，因為西班牙願意資助他從西方探索香料群島，並征服該地——不是以他祖國的名義，而是以鄰國和敵國的名義。當斐迪南・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開啟他這一史詩般的航行（1519—1520）時，葡萄牙和西班牙又重新回到了談判桌上。他們同意在太平洋上再畫一條分界線，與大西洋上的分界線對應。於是，這兩個伊比利亞鄰國瓜分了整個地球，他們得到了教皇的祝福——當然，更是上帝的祝福。
此時，歐洲其他國家必須學會適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強勢崛起。1499年，達・伽馬回國的消息在威尼斯引發了種種複雜情緒：震驚、焦慮、歇斯底裏。一種主流聲音是，經由南非抵達印度的海上通道的發現，直接意味著本城命運的終結。威尼斯總督吉羅拉莫・普列裏（Girolamo Priuli）說，事實已經非常明顯，裏斯本將取代威尼斯成為歐洲貿易的中心。“毫無疑問，”他寫道，“匈牙利人、德國人、佛蘭德人和法國人，以及所有翻山越嶺到威尼斯花大價錢購買香料的人，如今都將轉向裏斯本。”其中的道理在普列裏看來非常簡單。人人都知道，他在日記裏說，貨物從陸地抵達威尼斯，必須經過無數道關卡，並繳納關稅；而從海上運輸貨物的葡萄牙人則不用承擔這些成本，他們能夠開出讓威尼斯根本無法與之競爭的超低價格。數字說明了一切，威尼斯的厄運真的來了。其他人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16世紀初，定居葡萄牙的佛羅倫薩商人吉多・代迪（Guido Detti）同樣堅信，威尼斯人將失去對貿易通道的控製權，因為他們無法與通過海運抵達裏斯本的貨物競爭價格。威尼斯人將重新去做漁民，威尼斯城將退回到它發跡之前的潟湖。
然而，威尼斯即將沒落的傳言實在是令人多慮了，至少在短期內確實如此。正如某些頭腦清醒的聲音所說，經由海路前往東方的通道上並非沒有風險。許多葡萄牙海船並沒能安全回家，114艘船中隻有不到一半繞過了非洲的最南端平安返回——文森佐・奎瑞尼（Vicenzo Querini）議員於1506年向威尼斯議會報告說：“19艘滿載香料的貨船已確認全部沉沒，另外那40艘船至今下落不明。”
不管情況如何，威尼斯還是很快派特使前往穆斯林埃及，討論如何共同抵抗葡萄牙，並建議采取聯合軍事行動，甚至想到了是否能開挖一條通往紅海的水上通道，讓“多艘艦船隨意通行”——這一想法要等到幾百年後蘇伊士運河竣工後才告實現。
葡萄牙人堅信，16世紀初期在紅海地區及印度海岸針對他們的抵抗行為，是由威尼斯人策劃的聯合舉動，但事實上，埃及人不用聯合也會奮起保衛他們自己的水上航線。越來越多的葡萄牙商船的出現已經讓他們非常不安，更不用說這些新來者都非常具有攻擊性和侵略性了。有一次，達・伽馬本人截獲了一艘裝載著幾百名穆斯林的大船，他們是從麥加朝聖後返回印度的。船上的人百般求饒，表示願意支付巨額贖金，但他仍然下令燒毀大船。這種行為簡直不可理喻，一位觀察家聲稱，“此情此景將每天浮現在我腦海中，終身難忘”。大火和海水中的婦女高舉著珍珠首飾求饒，也有人舉起她們的嬰兒以求不被淹死。對於這一切，達・伽馬無動於衷，“毫無悲憫之心”，眼睜睜看著船上最後的乘客和船員被淹死。
令人擔憂的是，埃及的港口和戰略要地正不斷遭受攻擊。麥加的吉達港（Jeddah）於1505年受到侵襲，此後不久，波斯灣重鎮馬斯喀特（Muscat）和加爾哈特（Qalhāt）相繼陷落，寺廟被焚為灰燼。葡萄牙人也有擔憂，他們開始考慮建立成網絡的據點鏈，直通家鄉裏斯本。葡萄牙殖民長官、探險家弗朗西斯科・德・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在1504年說，沒有什麽比“在紅海海口附近建造一座城堡更為重要”，因為那將意味著“所有印度人都會和我們做生意，否則他們會發現自己太不理智”。
麵對如此暴力行動和危險局勢，開羅的蘇丹開始派遣軍隊在紅海及附近地區巡邏，下令若有情況出現可直接采取行動。對此，一些葡萄牙指揮官認為他們應該相應地更改策略。有人向葡萄牙國王稟告說，他們沒必要將貨船暴露在危險區域，更好的做法應該是放棄以前在紅海海口索科特拉島（Soqotra）等敏感地帶修建的港口，而去考慮如何與穆斯林埃及建立友好關係。
雖然葡萄牙最初的海上探險一直都伴隨著殘忍、暴力和偏見，不過這種局勢並沒有持續太久，人們開始更注重實際利益，當初那些宣揚基督教勝利、伊斯蘭滅亡的虛張聲勢已經逐漸被更為樂觀、更為現實的策略所取代。商業機遇隨處可見，人們對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敵意也逐漸開始緩和，正如十字軍東征時對待各行省的態度一樣——衝突逐漸轉化為理解，人數過少的群體必須和他人建立友好關係，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
這種改變是相互的。在彼此敵對的印度各統治者以及澳門和馬來半島等地看來，他們更願意互相競爭為歐洲商人提供更為優惠的貿易條款，以便讓更多的貨幣流向自己，而不是流向自己的對手。這種情況下，各方都在盡可能地減少宗教信仰上的差異。不過仍然有人喜歡張揚和自喜，比如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就認為，奪取馬六甲海峽意味著“開羅和麥加將統統完蛋，威尼斯人將再也得不到香料，除非他們的商人向葡萄牙購買”，因此他下令屠殺城裏所有的穆斯林——其結果隻能是貿易的中斷並引發更深的仇怨。當地的統治家族撤退了，在霹靂州（Perak）和柔佛（Johor）重新建立了一個蘇丹國，以應對來自歐洲持續不斷的強勢
競爭。不過，從更為寬泛的角度來看，這一東方航道的發現與美洲大發現完全不同，它通常被看作是一種相互合作，而不是一項征服行動。其成果便是東西方貿易的大幅增長。
隨著歐洲人盡享來自美洲的財富，他們購買亞洲奢侈品的能力也與日俱增。沒過多久，裏斯本、安特衛普和其他歐洲商場便充滿了中國瓷器和明朝絲綢。不過，從需求量上講，進口最多的商品還是香料。價格高昂的胡椒、豆蔻、丁香、乳香、生薑、檀香、小豆蔻和薑黃，自羅馬時代起就成為烹飪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們不僅是改善口感的作料，而且還具有藥用價值。比如說桂皮，據說它對心、胃、腦都有好處，還能治療癲癇和癱瘓；肉豆蔻油被認為是一種治療腹瀉、嘔吐的良藥，對一般的感冒也有效果；小豆蔻油能緩解腸道不適和胃腸脹氣。當時地中海地區有一份用阿拉伯語寫成的文獻，其中有一章的標題是“小部位雄起之秘方”，說的是用生薑和蜂蜜的混合液塗抹私處，會有相當神奇的效果，保證讓男人的性伴侶“欲罷不能”。
供應此類商品的新興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盡管達・伽馬首次航行的消息讓威尼斯人大感不安，但建立已久的傳統商業通道並非一夜之間就可被取代。當然，他們更應該感謝歐洲人不斷增長的需求。同過去一樣，消費者並不關心商品怎樣抵達市場，他們唯一在乎的，是價格。
貿易商們嫉妒地觀察著對手的行動，記錄著他們都買了什麽、進價是多少。葡萄牙人甚至雇用了黎凡特的馬修・比克度（Mathew Becudo）等商人刺探來自埃及和大馬士革的貨車及船隊的規模，匯報運載貨物的數量。有關作物歉收、貨船失蹤或政治動蕩的傳言都會影響商品每日的價格，這讓生意變得更加捉摸不定。香料船隊出發時間的細微差別可能引起供應渠道的大幅動蕩，這對東地中海商人來說更有利，因為他們的消息更靈通，他們的商道比繞非洲大陸的海運路線風險更小。
與此同時，選擇投資也是一件費神的事。1560年，威尼斯的年輕商人亞曆桑德羅・馬格諾（Alessandro Magno）焦急地看著亞曆山大港的胡椒價格持續飛漲，數天之內就上漲了10%，這迫使他撤銷訂單，將投資轉向丁香和生薑。避免陷入泡沫而落得血本無歸是最為關鍵的，作為中間商，他必須對進貨做出正確抉擇，並為他的客戶提供他們願意支付的價格。
每年有上百萬噸的香料（主要是胡椒）運抵歐洲，這種原本屬於上等階層的奢侈品，如今在廣泛的需求驅動下迅速成為文化和商業的主流。為了這些潛在的巨額利潤，葡萄牙決心建造一條屬於它自己的絲綢之路：將所有的港口，將裏斯本和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東非的各商業據點都連接在一起，從印度到馬六甲海峽到香料群島都建立永久的殖民社區。他們的此番努力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在達・伽馬航行到印度後的幾十年間，葡萄牙政府從香料貿易中獲得了很大一部分收入。
當然，他們也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尤其是各方競爭對手不會坐以待斃，將市場份額拱手相讓。在近東和中東經曆了一段時期的動蕩之後，奧斯曼於1517年奪取埃及，一躍晉升為東地中海地區的霸主，並成為歐洲的頭號威脅。“來勢凶猛的土耳其人已經占領了埃及和亞曆山大港，”羅馬教皇裏奧十世（Leo X）寫道，“他們覬覦的不僅是西西裏和意大利，而是整個世界。”
奧斯曼在巴爾幹的成功及進一步深入歐洲中部的勢頭強化了人們的危機感。大哲學家伊拉斯謨（Erasmus）在16世紀初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一場決定世界命運的激戰即將來臨，“這世界無法允許天上有兩個太陽”。未來要麽屬於穆斯林，要麽屬於基督教，但絕不會同時屬於兩者。
伊拉斯謨錯了，對手奧斯曼也錯了，雖然後者依然認為“既然天上隻有一個上帝，那麽地上就應該隻有一個帝國”。盡管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南部的莫哈奇（Mohács）戰勝了西方人，並在近東和遠東一段時間的動蕩之後，於1526年將大部隊朝匈牙利和中歐挺進，引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戰爭恐慌，但殊死之戰並未出現。然而，這些行動導致的長期敵視和對立，其影響一直蔓延到印度洋、紅海和波斯灣。
奧斯曼帝國信心十足，為強化它在亞洲的商業地位投下重金：建立海外貿易代理網絡，重修、加固眾多城堡以確保地中海、紅海和波斯灣海上運輸的安全。從波斯灣經巴士拉到黎凡特的各條公路保障了貿易的暢通無比、安全快捷，就連葡萄牙人都開始逐漸使用這條通道，用於和裏斯本之間的交通往來。
這對通常用武力來對抗葡萄牙的奧斯曼來說，真是有點不可思議。1538年，奧斯曼向印度西北部的第烏港（Diu）發起了大規模進攻，隨後還連續襲擊葡萄牙的艦船。其中一位奧斯曼艦長名叫賽菲爾（Sefer），他在16世紀中葉憑借一係列成功獲得了巨額的財富。奧斯曼“盡享葡萄牙的戰利品，如今已變得越來越富有”，一名歐洲船長這樣說道，並詳述了塞菲爾的船隊變得如何發展壯大，如何憑借幾艘小船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究竟還能給我們帶來多少麻煩？究竟還想把多少財富運回家鄉”？奧斯曼顯然是一個難以對付的敵人。據另一位觀察家在1560年的記載，每年都有幾百萬磅的香料運抵亞曆山大港，“難怪運往裏斯本的貨物變得那麽少”。
到了這一時期，香料貿易的利潤已經開始慢慢回落。所以葡萄牙人開始把投資從香料轉向其他商品，特別是棉花和絲綢。這一轉向在16世紀末令人矚目，此時的紡織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數量運往歐洲。某些當時的評論家認為（當代學者也表示認同），導致這一結果的是插手香料貿易的葡萄牙政府高層的腐敗，以及許多來自皇家的錯誤決策：不僅征收高額的進口稅，而且在歐洲建立了一個效率很低的物流係統。奧斯曼帝國的成功給葡萄牙以及周邊地區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稱霸印度洋的關鍵在於誰能從賣往歐洲的商品中爭取到最大的稅收。奧斯曼順利地從中分得了不小的份額。紅海、波斯灣和地中海港口的物流不斷增加，君士坦丁堡中央銀行的收入也與日俱增（盡管國內需求的增加同樣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整個16世紀，人們的年收入均有大幅度增長，這不僅促進了城市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狀況，也讓鄉村煥然一新。
黃金時代的黎明並不隻屬於歐洲。從巴爾幹半島到北非，大規模建設工程在整個奧斯曼帝國紛紛上馬，而支撐這些項目的則是越來越多的關稅收入。許多極負盛名的輝煌建築都是由蘇萊曼大帝（Sultan Sulaymān the Magnificent，1520—1526年在位）——這位大帝的名號本身就是當時時代精神和富裕的象征——時期的首席建築師希南（Sinān）所設計。希南建造了80多座清真寺、60多所伊斯蘭學校、32座宮殿、17家救濟所和3所醫院，還有在蘇萊曼大帝及他兒子的統治時期設計的多座橋梁、水渠、澡堂和倉儲貨棧等建築。賽裏米耶清真寺（Selimiye）建於1564年至1575年間，坐落在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埃迪爾，是建築學和工程學上的輝煌成就，“值得人類膜拜和敬仰”，當時人說。它同時還是一個宗教野心的宣言：“世人們”認為，我們不可能“在伊斯蘭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像聖索非亞大教堂那樣偉大的建築，埃迪爾的清真寺證明他們錯了。
在波斯，類似的輝煌建築同樣拔地而起，同時還發展出了完全可以與歐洲文化繁盛時期相媲美的視覺藝術。一個新帝國於15世紀初帖木兒去世之後在大汗的領土上突然崛起，它就是薩法維（Safavid）王朝。到阿拔斯一世大帝（Shah ʿAbbās I，1588—1629年在位）時，帝國的國力達到了頂峰。大帝目睹了伊斯法罕（Isfahan，今伊朗中部城市）令人驚歎的重建過程：根據精心規劃的城市布局，舊市場和舊街道被全部拆毀，取而代之的是店鋪、澡堂和清真寺；大型灌溉係統能確保伊斯法罕新城的用水供應——這對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園林傑作國王廣場（Bāgh-i Naqsh-i Jahān）來說至關重要，它被譽為“潤飾世界的花園”。輝煌的國王清真寺（Masjid-i Shāh）也建於這一時期，人們希望它能與埃迪爾一樣，成為伊斯蘭世界最璀璨奪目的明珠。如當時某評論者所說，阿拔斯大帝使伊斯法罕看上去“如同一座充滿華麗建築的天堂，公園裏花香四溢，為花園和小溪平添生氣”。
在一個自信、求知以及越來越國際化的文化環境中，書籍、書法和其他視覺藝術，特別是細密畫（miniature painting）開始走向繁榮。一些作品專門論述如何進行藝術創作，比如《卡隆蘇瓦爾》（Qānūn al-Ṣuvar），它用韻文的形式巧妙而優美地闡述了藝術創作的技巧。不過作者也警告讀者，雖然人人都想掌握繪畫技藝，但“你必須知道，若想在此領域取得成就，天賦是必不可少的”。
財富和繁榮帶來了一番新景象：伊斯法罕的加爾默羅會（Carmelite）教士能向波斯國王呈上一本波斯文譯本的《舊約・詩篇》（Book of Psalms），並受到了熱情的接納；教皇保羅五世（Paul V）送上的中世紀插圖版《聖經》也讓波斯國王非常高興，國王還讓波斯學者解釋圖中描繪的內容；當時正值當地猶太人以波斯語（但用的是希伯來字母）抄寫《托拉》的時代，展現出波斯人不斷增強的宗教寬容和文化自信。
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都發了大財，這要歸功於遠東貿易中的關稅和過境稅，當然還有歐洲本土新富對各種奢侈品需求的增長——從皇室到商人，從宮廷大臣到富裕農民。然而盡管這些近東國家在從美洲跨大西洋湧入黃金、白銀和珍寶的衝擊中獲益甚多，但最大的收益來源還是要屬那些出口量最高的貨源地，即印度、中國和中亞。
歐洲成了黃金白銀的交易所，這些貴金屬都來自資源富足的地方，比如波多西（Potosí）——安第斯山脈上的銀礦（位於今玻利維亞）——它是迄今發現的最大的單一銀礦，僅一個世紀內的產量就超過了全球產量的一半。用汞提煉白銀的技術也得到了發展，使得整個采礦運作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利潤更高。這一發明極大加快了南美資源經伊比利亞流向亞洲的再分配進程。
大量的貴金屬被熔鑄成錢幣，然後運往東方。自16世紀中葉開始，每年都有幾百噸的白銀出口到亞洲，以換取人們緊缺的東方商品和香料。16世紀80年代佛羅倫薩的一張購物清單顯示出人們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de Medici）公爵出資高額讚助佛羅倫薩商人菲利普・薩塞蒂（Filippo Sassetti）到印度遠航，同時還給了他一張購買各種海外商品的清單。公爵最後收到的禮物包括鬥篷、綢緞、香料、種子和臘塑植物模型，還有各種藥品，包括一種治療毒蛇咬傷的藥。這些都是公爵和他的弟弟費迪南多主教（Cardinal Ferdinando）特別喜愛的東西。對於當時高層權貴來說，這類奢欲是十分普遍的。
因美洲的發現和非洲海上通道的開辟，歐洲及近東地區得到了蓬勃的發展，但要論輝煌程度，可能當時世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印度。哥倫布跨越大西洋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該地區在帖木兒去世後經曆了一場大規模的整合過程。1494年，帖木兒的後裔之一巴布爾（Bābur）在繼承了中亞費爾幹納穀地的全部領土後，將擴張的目光盯向撒馬爾罕，並迅速取得成功。在遭到烏茲別克對手的驅逐後，他率軍南下，經過數年收效甚微的征戰，他又將注意力轉向了他方。他先將喀布爾收入囊中，隨後通過驅逐殘暴專製、怨聲載道的洛迪（Lodi）王朝，成為德裏（Delhi）的主人。
巴布爾展現出自己是一個熱情的建設者。他興致勃勃地建造了喀布爾壯麗的巴布爾花園（Bāgh-i Wafa），裏麵不僅有噴泉，還有石榴樹、苜蓿草坪、橘樹以及從遙遠的原產地帶來的其他植物。巴布爾自豪地寫道，當橘子變黃的時候，“景致最佳，布局最精”。征服印度之後，他依然熱衷於設計花園，隻是抱怨當地的地形不好。他對印度次大陸北部的水源供應相當不滿：“放眼望去，一片荒涼，根本不值得再花費任何精力進行開發。”最後他終於在阿格拉（Agra）附近找到了安居之地：“（該城附近）並沒有真正合適的地方，我們也隻能將就將就了。”最後，在花費了巨大的人力財力之後，他終於在“糟心、混亂的印度”打造了豪華的花園。
盡管巴布爾對當初的南征多有擔憂，但他的行動時機選擇得恰到好處。沒過多久，這片新領土就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帝國。新商業通道的開辟、歐洲購買需求和能力的增長，都意味著有大筆的現金湧入印度。大部分收入都被印度人用來購買馬匹。我們說過，在14世紀曾有成千上萬的馬匹經中亞貿易商之手售出。大草原上的馬匹十分搶手，它們營養好、體形大，不像次大陸的馬“那麽小，一個人騎上去就幾乎四腳著地”。流入歐洲的銀子先是被用來購買東方的商品，而後，為了展現體麵和社會地位，又被
花在了最好的坐騎上——就像當今那些石油國的富豪們把流入的錢花到法拉利、蘭博基尼和其他豪車上麵一樣。
馬匹貿易的利潤很大。葡萄牙人剛抵達波斯灣和印度洋的時候，最先引起他們注意的商品之一就是馬匹。他們在16世紀初向國內發回激動人心的報告，描述當地人對純種阿拉伯馬和波斯馬的需求，還說印度王公們願意出高價購買這些駿馬。隨後，越來越多的葡萄牙人開始湧入運送馬匹的高利潤貿易，以至於還引發了某些技術革新，比如一些海船被設計出專門用作馬匹運輸的功能。這些馬匹大多數都來自中亞。隨著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印度，馬匹的需求量大幅上漲，激增的收益甚至引起了中亞地區的通貨膨脹。巨額利潤為修築橋梁、擴建旅舍以及確保通往北方地區主要商道的安全提供了支持，這些工程項目又為中亞各城市開啟了新一輪的繁華興盛。
建設馬匹貿易所需的基礎設施同樣有利可圖。一位嗅覺敏銳的投資商將目光轉向了貿易要道上的驛站建設，並在16世紀中葉的15年內建造了1500多座驛站。這一時期的資金湧入情況甚至在錫克教經典《格蘭特・沙哈卜》（Granth Saheb）中都有反映（在這本經典中，世俗、商業和靈魂處於同等地位）：上師告訴他的隨從們說，要購買效用長久的商品，而且要詳細記賬，這是銘記真理的法門。
一些坐落在交通要道上的關口城市因便於馬匹貿易而蓬勃發展，其中就包括喀布爾。不過，最令人矚目的繁榮發生在德裏，它因靠近興都庫什山脈而得到了飛速的成長。隨著該城商業地位的提升，其統治者也聲望日隆。在莫臥兒帝國的扶持下，當地的紡織工業也發展迅猛，其產品能在亞洲和其他地區賣出高價。
沒過多久，強大的帝國便開始擴張，用它的經濟實力征服了一個又一個地區，並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在整個16世紀，巴布爾和他的兒子胡馬雍（Humāyūn）及孫子阿克巴一世（Akbar I）目睹了莫臥兒帝國大範圍的擴張過程：至1600年，其疆域已西起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Gujarat），東至孟加拉，北連旁遮普的拉合爾（Lahore），南抵印度中部。這並非為了征服而征服，而是把握良機奪取富饒城市和地區的控製權，以強化和鞏固新生的帝國。如一位葡萄牙耶穌會會士在他寫給國內的報告中所說，征服古吉拉特和孟加拉（兩地都擁有繁榮的城市和可觀的稅收）使阿克巴成為“印度王冠”的主人。每一次擴張都強化了中央的權力，並為帝國提供了持續發展的動力。
莫臥兒帝國還帶來了新的思想、趣味和風尚。曾長期被蒙古人和帖木兒崇尚的細密畫，如今受到了新統治者的青睞，他們從遠方各地聘請藝術大師前來創辦美術學校。觀看賽鴿和柔術表演——兩項在中亞地區頗受歡迎的消遣活動——成為一種潮流。
建築風格和花園設計的革新更為顯著，來自撒馬爾罕完美的建築和園林藝術風靡了整個新帝國。這些建築成就在今天仍然可以得見。胡馬雍位於德裏的華麗墓地不僅延續了帖木兒時代的風格（由布哈拉的一位建築師設計），更標誌著印度曆史嶄新時代的到來。同時引進的還有園林風格：將建築與環境巧妙融合，顯然是受到了中亞的影響。在繁華的拉合爾，到處都是新建成的紀念碑和精心設計的廣場。憑借本身擁有的巨大資源以及有利的全球局勢，莫臥兒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帝國，並最終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帝國的新首都法地布爾・西格裏（Fatehpur Sikri）建於16世紀下半葉，其豪華程度充分展現了帝國的無限資源和皇家理想。精巧設計、由紅砂岩建構的庭院樓閣融合了波斯、中亞和印度的建築風格。來訪者若在這裏受到接待，便不可能再對當地統治者的權力有半點質疑。
一座最為著名的紀念性建築可以成為歐洲財富大量流入亞洲的佐證，那就是沙・賈汗（Shah Jahān）在17世紀初為他的妃子阿姬曼・芭奴（Mumtāz）所建的陵墓。在妃子去世的那天，沙・賈汗向窮人施舍了大量的金錢和食物。在選定一個最佳葬禮方案後，沙・賈汗拿出相當於今天幾百萬美元的資金修建了一座圓頂建築，隨後又花了幾百萬美元，用最好的鍍金工藝和數不盡的黃金來裝飾牆壁和圓頂。陵墓兩側建有“頂著華麗天篷”的亭子，亭子周圍又有花園環繞。附近市場的稅收則被撥出，用以陵園日後的維護和修繕。
對許多人來說，泰姬陵（Taj Mahal）是世上最具浪漫色彩的建築，充分展現了一位丈夫對妻子深深的愛，但它同時也反映出其他內容：環球貿易給莫臥兒統治者帶來了巨額的財富，使他有財力向自己可愛的妻子表達深刻的思念之情。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由於世界軸心的重大轉移，此時歐洲和印度的財富都是以南北美洲的付出為代價的。
沙・賈汗對妻子去世的哀思，與不久之前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形成了完美的對應。瑪雅帝國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同樣非常繁榮。“那時的人們都十分健康，從不會有骨痛的毛病，也不會發燒，不會得水痘，沒有胸痛，沒有肺病。那個時代，人們的發展井井有條。後來歐洲人來了，他們改變了這一切。他們帶來了很多可怕的東西。”一位作家在此之後不久寫道。在美洲發現的黃金和白銀被運到了亞洲，就是這種財富的再分配促成了泰姬陵的誕生。這不得不說相當諷刺，印度（India）的富強竟然是以地球另一端的“印第安人”（Indian）的苦難為代價的。
靠著白銀的流通，幾塊主要大陸已經緊密相連。白銀吸引著許多人到新世界去尋找財富。在16世紀末，一個遊曆至波斯灣霍爾木茲（Hormuz）的英國人記述說，該城到處都是“法國人、佛蘭德人、日耳曼人（Almain）、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拿撒勒人，土耳其人和莫爾人（Moor），猶太人和非猶太人（Gentile），波斯人和莫斯科人”。在極具誘惑力的東方，吸引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前往的不僅是商業利益，還有掙錢更多的工作機遇。在波斯、印度、馬來半島甚至是日本，炮手、向導、領航員和船長都不難找到工作機會。那些想重新開始新生活的人——逃兵、罪犯和不良分子——都有新生的機會，這些人的技藝和經曆會得到當地統治者的重用。幹得出色的人真有可能成為自由王子，比如那位在孟加拉灣和馬魯古海（Molucca）的幸運的荷蘭人，“願意和多少女人跳舞都可以”，“幾乎整天”都在“**”地歡歌舞蹈、酩酊大醉。
1571年，西班牙人建造了馬尼拉城（Manila），由此改變了環球貿易的格局。此番殖民活動給當地居民帶來的損害要比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殖民小得多。西班牙人的初衷隻想建立一個獲取香料的基地，但它很快發展成了一座大城市，一個亞洲與美洲之間的聯絡點。現在，貨物無須先經過歐洲，而是直接跨越太平洋運達，用來支付的白銀也同樣不需要繞道。馬尼拉成了可以買到各種商品的貿易中心。據1600年左右該城的一位高級官員稱，這裏能得到不同種類的絲綢、絲絨、緞子、織錦和其他各類紡織品。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飾品、臥室掛布、被單和掛毯”，桌布、坐墊、地毯、金屬盆、銅壺和鐵鍋一有盡有。錫、鉛、硝石和來自中國的火藥同樣能夠買到。還有其他罕見的東西，比如“用柑橘、桃子、鴨梨、豆蔻和生薑製成的防腐劑”，栗子、胡桃、馬匹、類似於天鵝的亞洲家鵝、八哥以及其他許多稀有物品。官員接著說，如果我要把市場上能買到的東西全都羅列出來，那將“永遠也寫不完，紙都不夠用”。用當代評論家的話說，馬尼拉應該算是“世界上首座全球性城市”。
這自然會影響到其他的商業通道。可以想見，在馬尼拉通道建成之後，奧斯曼帝國的經濟開始出現長期的衰退。這其中有來自國內的經濟壓力，抵抗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和波斯帝國需要巨大的軍事開銷，但跨越數千英裏的新貿易通道的出現，必定是奧斯曼帝國財政收入下滑的原因之一。從美洲流經菲律賓至亞洲各地的白銀數量令人震驚，至少比16世紀末17世紀初此條通道上流往歐洲的數量大得多。新世界流往歐洲的財富開始減少，引起了西班牙某些高層人士的警覺。
白銀之路像一根絲帶一般環繞世界。貴金屬最後都流向了一個地方：中國。這其中有兩個原因。其一，中國遼闊的疆域和高度發展的社會使它成為一個奢侈品生產國，包括陶瓷。由於陶瓷在歐洲大受歡迎，中國甚至出現了超大型的仿製品市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在造訪南京時寫道，中國人“素有仿製古董的天賦，能工巧匠輩出”，因工藝精良賺得了很多利潤。在中國，有專門的著作告訴你如何鑒別贗品，比如劉侗的作品就能教你如何鑒定宣德銅爐或永樂瓷器。
中國有能力滿足巨大的出口市場需求，而且還能相應地提高產量。比如福建的德化縣，就成為專門燒製滿足歐洲人需求產品的瓷器之都。絲綢業同樣得到大筆投資，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這是一項高瞻遠矚的商業行動，有利於明帝國資本的迅速積累。有些學者確信，明朝在1600年到1643年間的收入應當是多了四倍以上。
大筆資金流向中國的第二個原因是貴重金屬之間的匯率失衡。在中國，白銀和黃金的價格比例一直在6:1左右浮動，遠低於印度、波斯和奧斯曼帝國。白銀價格幾乎是16世紀初期歐洲的兩倍。這便意味著歐洲的白銀能在中國市場上購買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貨物，這讓他們越來越願意從中國進口。這種利用不同市場貨幣差價的做法被當代銀行家稱作套匯。遠東的新來者自然立即抓住了這一機遇，特別是那些意識到中國和日本黃金價格失衡的人，能夠輕鬆地從中謀取利潤。貿易商爭先恐後地買賣貴金屬，澳門的商人們把精心挑選的貨物運往日本，隻是意在換取白銀——據某當事人所說。麵對這一發財良機，有些人難掩內心的歡喜。白銀對黃金的價格比例如此之高，這讓後者的相對價格變得很低，佩德羅・拜薩（Pedro Baeza）寫道，如果你在東方用白銀購買黃金，然後再帶到美洲的西班牙轄區或是西班牙本土，“你就可從中賺到70%到75%的利潤”！
白銀的大量湧入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十分複雜，很難全麵評價。不過，隨著16世紀和17世紀來自美洲的貴金屬流入中國，中國的文化、藝術及學術開始蓬勃發展。畫家沈周和“明四家”（明朝著名的四位同時代畫家）中的其他三位均憑借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資助和金錢回報。陸治等藝術家的才能也廣受賞識，因為不斷湧現而出的中產階級都樂於提升他們的趣味和品位。
這是一個探索和發現的時代。**小說《金瓶梅》（因書中主人公的名字也被稱作《金色的蓮花》）不僅是對文學形式的挑戰，更是對**這一話題本身的挑戰。富裕的社會使宋應星這樣的學者能夠潛心研究，由他執筆的百科全書式著作涉及潛水技術和水利灌溉，獲得了廣泛的讚譽。人們對儒學的關注也在增長，例如對大儒王陽明的尊崇就反映了身處變革時代的人們對於尋求人生真理的普遍渴望。
近來在牛津大學波德林（Bodleian）圖書館發現的塞爾登（Selden）中國地圖，展現出當時中國人對海外貿易和旅行的興趣，地圖還詳細描繪了位於東南亞的航道。不過這或許隻是個例外，因為和從前一樣，當時中國的大多數地圖仍是以閉塞的眼光看待世界，通常都是北至長城、東到大海。這說明當時的中國並不情願放眼看世界。當然這也跟歐洲在東亞的海上力量有關，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艦隊相互對峙，並經常截獲中國的海船和貨物。中國不願意參與這些強敵之間的爭鬥，更不願意在此過程中遭受損失。因此，麵對這一局麵，最好的辦法就是向內收斂，同時繼續與他們保持貿易並從中贏取收益。這種做法完全符合商業邏輯。
流向中國的大多數白銀被用於一係列改革，尤其是完善經濟貨幣化、鼓勵自由勞工市場的繁榮以及刺激對外貿易等項目。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對白銀的偏愛和重視最後竟成為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此大量的白銀經馬尼拉流往中國，不可避免地導致白銀價格的下降，時間一長自然就會引起物價上漲。最終，白銀的價格，尤其是白銀與黃金的價格比例，被迫降到與其他地區和大陸同等水平。向世界開放為印度人帶來了一座奇跡，卻將給中國造成一場17世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五個世紀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並不比今天來的少。
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他著名的《國富論》中所說的那樣，“美洲的發現和經好望角抵達東印度航線的開辟，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壯舉”。在哥倫布首次探險和達・伽馬從印度成功回國之後，世界真的發生了巨大變化。不過，亞當・斯密在1776年沒有寫到的是，英格蘭如何麵對這一世界局勢。如果說15世紀90年代的發現及之後的一個世紀屬於西班牙和葡萄牙（雖然好處都落在了東方帝國身上），那麽之後的200年將屬於歐洲西北部國家。世界的中心將再次出人意料地發生轉移，這一次的機會將屬於不列顛——它很快就將榮升為“大”不列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