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黎凡特的城市和港口陷落之前，熱那亞和威尼斯就已采取行動，尋找新的貿易通道和據點，努力確保生意不虧本。13世紀，聖地戰事頻仍，途經這一地區的貿易活動頗受影響。兩大貿易巨頭已經開始在克裏米亞的黑海北岸、亞速海口、亞美尼亞的西裏西亞（Cilicia）建立新的殖民地，其中西裏西亞的阿亞斯（Ayas）成為從東方進口貨物和奢侈品的新通道。
賺錢的機會非常多。黑海南岸和北岸的糧食差價所創造的利潤就足以讓各城邦競爭，因為他們的商船有能力運輸大量的貨物，包括活人。熱那亞和威尼斯一直在從事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將買來的奴隸轉賣給埃及的馬穆魯克人。這實際上違反了教皇禁止與穆斯林商人交易男人、婦女和兒童的法律規定。
昔日的敵手也不可忘記。熱那亞人曾在1282年將比薩艦隊全部摧毀，並拒絕交換俘虜，以此展現出擊垮對手的決心。戰敗後的比薩從此一蹶不振。被俘的人當中有一個叫魯斯蒂謙（Rustichello），他在監獄裏住了十幾年，後來與一位同樣在海戰中（這次熱那亞是在亞得裏亞海戰勝了威尼斯人）被抓獲的戰俘關在了一起。魯斯蒂謙和他成了朋友，並執筆為獄友寫下有關他生活和旅行的回憶——於是，我們不僅看到了熱那亞在爭奪中世紀霸權時的瘋狂和殘忍，也看到了《馬可・波羅遊記》。
威尼斯和熱那亞這對宿敵無時無刻不在商業競爭上展開慘烈對決：他們在君士坦丁堡發生過暴力衝突，在愛琴海和塞浦路斯出現過緊張對峙，在亞得裏亞海爆發過流血戰役。到了1299年，當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調和停戰協議時，兩方的競爭已到了白熱化的地步。他們為此付出的時間、精力和財力充分表明，他們是多麽想和亞洲建立聯係。
不過，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比如在1301年，人們認為國會大廳的空間太小，不足以容納隨著城市的富強而不斷增多的國會成員，於是一致同意擴建威尼斯國會大廳。在熱那亞，有一首寫於13世紀末的詩歌對這座城市不吝讚美之辭：“到處都是宮殿”，樓台高塔鱗次櫛比；城市的財富完全依靠來自東方的貨物，包括貂皮、鬆鼠皮和其他與草原部落貿易所得的毛皮，還有胡椒、生薑、麝香、香料、錦緞、絲絨、金錦、珍珠和寶石。詩人還寫道，熱那亞如此富強，靠的是它用強大艦隊構築起的貿易網絡。熱那亞人遍布世界，他們在所到之處都會創建一個新的熱那亞。這位無名詩人祝福道，願上帝保佑這座城市的繁榮。
威尼斯和熱那亞的繁榮，要歸功於他們的真知灼見，他們看到了顧客的需求，以及那些來自歐洲其他城市的貿易商的需求。埃及和聖地的貿易環境動蕩不安、時有風險，於是黑海迅速升級為最為重要的貿易區。但若說到商業稅收，意大利城邦崛起的背後還與複雜的財政體係和蒙古人的支持有關。大量資料顯示，進出黑海港口的關稅稅率始終維持在貨物總值的3%到5%，這和進出亞曆山大港的貨物稅率（據說是10%、20%甚至30%）相比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所有的商人都明白，利潤就是一切，所以黑海成了通往東方的重要貿易通道。
靈活的定價和刻意的低關稅政策顯示出蒙古帝國的商業智慧，但它很容易被殘暴野蠻的印象所掩蓋。事實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於它的暴力和粗魯，而在於它願意讓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遺餘力建立起來的一個穩固的中央集權體係。盡管後來的波斯曆史學家堅稱蒙古人當時已脫離了朝政，已將日常事務交給他人處理，但近來的研究表明，蒙古人從來都是事必躬親，掌控著帝國所有的細節。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巨大成就不在於他們的燒殺搶奪，而在於精心打造了一個延續數個世紀都繁榮不衰的偉大帝國。因此我們能夠看到，俄羅斯語中吸納了許多來自蒙古的外來詞，都和貿易交流相關，像利潤（barysh）、金錢（dengi）和財政（kazna），都源於他們和東方新主人的交往。俄羅斯郵驛體係的建立也是一樣，都是基於蒙古人的驛站網絡，從而有效快捷地將信息從帝國的一處傳遞到另一處。
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個長久穩定的帝國必須建立在無數正確的決策上。隨著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不斷擴張，他們開始把新的民族也納入到整體當中。部落結構被刻意打散，他們將為各自新的軍隊集團出力，並效忠於蒙古統治者。各部落的差異，比如怎樣裝扮頭飾，都得到了強製性的統一。那些投降或被征服的部落，都被分散到蒙古帝國控製的不同地區，以弱化他們在語言、血緣方麵的認同感，加快與蒙古人的同化進程。舊的部族名字被新的稱呼所取代，以此強調新身份的轉換。這些做法之所以受到認可，全都靠著帝國統一的封賞體係，所有人都有機會分享到戰利品和貢品。帝國施行嚴格的任人唯賢製度，凡有能力者皆可得到重賞，凡失敗者都會被迅速拋棄。
雖然蒙古人極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認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麵卻表現得非常寬鬆。自成吉思汗時代起，統治者在宗教方麵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隨其好。成吉思汗本人雖“對伊斯蘭教另眼相看，但他對基督教和佛教也很尊重”，一位波斯作者如是說。至於他的後代和繼任者信仰哪種宗教，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了。有人選擇了伊斯蘭教，有人選擇了基督教，還有人“追隨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不傾向於任何一種宗教”。
當時蜂擁前往東方的傳教士們也對這種寬容政策深有體會。盧布魯克在他去往蒙古朝廷的旅途中遇見過亞洲各地區的基督教教士，讓他備感吃驚的是，每年春天當牲畜於哈喇和林附近聚集時，他們都一同向一匹白馬祈禱，采用的還是異教習俗，而非基督教儀式。雖然一時之間基督教無法在蒙古取得成功，但時間久了，小溪也能逐漸匯成江河。隨著歐洲和中亞之間的聯係日趨頻繁，東方教區的數量也再次開始增多，包括在草原腹地，如波斯北部大不裏士（Tabriz）等地區，都能找到修道院。大不裏士已成為日益興盛的方濟各會教士的聚居地。之所以會有這樣快速的發展，顯然是因為他們受到了一定的保護，這種保護來自於蒙古人對宗教信仰自始至終的寬鬆態度。
事情的發展還不止於此。到了13世紀末，羅馬教皇派遣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訪問大汗，帶著一封親筆信“邀他接受我主耶穌基督的信仰”。盡管孟高維諾此行並未取得預期成果，但他也勸說了很多人信教，支付贖金幫助被俘的兒童獲得自由，並在學校教他們拉丁文和希臘文，為他們親自手書聖詩集。有時連大汗本人都曾親自前往聆聽教堂的吟唱，並被美妙的聖歌和神秘的聖餐所感動。為了表彰孟高維諾的成就，14世紀30年代初，羅馬教皇克萊門特五世（Clement V）派他前往亞洲任職——不是一般的主教，而是一個更高的職位，任務是在整個蒙古帝國建立基督教教區：北京大主教。十字軍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基督教在亞洲的失敗。
蒙古人寬鬆的宗教政策包含著一定的政治智慧。伊利汗好像一直比較擅長對宗教人士說一些他們希望聽到的聲音。比如說，大汗旭烈兀就告訴亞美尼亞教士，他在兒童時代就曾受洗。西方教會聽說之後深信不疑，他的故事在歐洲廣為傳頌，人們把旭烈兀描述成基督教的聖人。不過也有人聽說過其他的故事，譬如說佛教徒就相信旭烈兀正在努力修成正果。蒙古有很多高層精英曾先信仰基督教，然後又改信伊斯蘭教，或由伊斯蘭教改信基督教，都是任意變換。這個民族對宗教信仰並不敏感。
贏得人心和宗教支持是帝國順利擴張的關鍵。這在亞曆山大大帝打敗波斯人時就是如此，古羅馬曆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曾對此大加讚賞，他最反對目光短淺的掠奪和盲目的破壞。蒙古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他們該怎樣打造一個偉大的帝國：軍事強權之後必須是寬容和善政。
對於重要的、有潛力的盟友，蒙古人還會精明地給予他們一些慷慨的回報。比如在俄羅斯，蒙古人宣布免除教堂的稅收和軍隊服役義務，這讓他們在當地大受歡迎，可以作為野蠻征服後再施恩澤的一個好例子。另外，將責任下放同樣也是消除敵意和緩解衝突的有效手段。還是以俄羅斯為例，一位當地統治者被挑選負責收稅征貢，以至於他能從中抽取豐厚的油水。這位統治者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Ivan I），人稱“伊凡・卡利塔”，也就是“錢袋子”的意思。他的頭銜可不是白來的，他通過在當地征收稅貢來為蒙古人斂財，並從中為自己撈上一票。權力和財富都集中在像伊凡這樣受信任的人的手上，其結果便是孕育出一個強大的王朝，並靠著征服鄰邦對手逐漸興盛。這一結果所帶來的影響非常深遠、長久，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正是蒙古人的行政體係導致了俄羅斯轉型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獨裁政權。
軍事統治、精明政策和意識形態上的寬容，在我們以前對蒙古人的看法中是不曾有過的。雖然其統治手段可圈可點，但是他們的成功也離不開天時的因素。在中國，他們目睹了一個以發達農業為基礎的人口激增、經濟飆升、科技進步的世界；在中亞，他們發現無數弱小卻互相敵對分裂的城邦，正等著被人吞並、整合；在中東和歐洲，他們接觸到的社會均實現了貨幣化和階層化，這些地方能用現金的方式納貢，當地百姓擁有強大的奢飾品購買能力。橫跨歐亞大陸，成吉思汗及繼承者不僅是踏入了一個遍地財富的世界，而且是踏入了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
正如穆斯林在7世紀征服世界，導致關稅、貢物和資金從各個角落流向伊斯蘭中心並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一樣，蒙古人在13世紀也取得了同樣的成就：重建了歐亞大陸的整個經濟體係。在印度，他們引進了來自大草原的新禮儀習俗和休閑方式，比如設立儀仗隊捧舉統治者華麗的馬鞍以示尊榮。同時在中國，飲食也開始發生改變，在口味、食材和烹飪方式上都迎合草原新統治者的喜好。《飲膳正要》是一本帝王飲食指南，其中收錄了許多受草原部落飲食和口味影響的菜肴，而且特別注重煲煮這一遊牧人最愛的烹飪方式。他們還會食用動物的各個部位，這曾是他們為了確保生存的一種必要做法。成吉思汗是一個尊崇祖先飲食習慣的人，據說他的宮宴上一定要有酸奶、馬肉、駝峰和羊湯再加穀物主食——不過這些聽起來至少比14世紀食譜中的羊肺或用羊尾羊頭做成的肉醬更為可口。
歐洲同樣感受到蒙古征服者的文化衝擊。來自新帝國的風俗大量湧入，並在最初的恐懼風潮過後迅速流行。在英格蘭，250條由深藍色韃靼麻布製作的緞帶，被用於製作英國最古老、最偉大的騎士團——嘉德騎士團（Knights of Garter）——的勳章。在1331年齊普賽街騎士比武賽（Cheapside Tournament）的開幕式上，男人們都穿著精致的韃靼製服，戴著類似蒙古武士的麵罩。連後來在文藝複興時期風靡整個歐洲的漢寧帽（hennin）都深受東方風格的影響：這種14世紀的肖像畫上頗受女性們崇拜的尖頂帽子，顯然是在模仿當時的蒙古尖頂氈帽。
蒙古人的征服行動還影響到了整個歐洲的經濟格局。追隨派往大汗朝廷的歐洲特使的腳步，傳教士和商人也開始踏上東方的土地。突然間，進入到歐洲人視野中的不僅是蒙古，而且是整個亞洲。
旅行者帶回了大量引人關注的異域他國的故事，這些故事都受到了人們格外的喜愛。據馬可・波羅說，中國有一個小島，島上統治者的宮殿有著純金屋頂以及數英寸厚的純金牆壁。在印度有一個滿是鑽石的峭壁深淵，馬可・波羅說，但下麵也有很多蛇，人們為了將鑽石取出，就把動物的屍體扔下去，這樣便能吸引禿鷹俯衝捕食，然後把附著在肉塊上的鑽石帶出來。此時期的另一位旅行者還說，那裏的胡椒出自滿是鱷魚的沼澤，一定要用大火把鱷魚嚇走才能取得。在當時人筆下，東方的富裕程度頗具傳奇色彩，與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實這些描述並不新奇。隨著歐洲大陸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通過閱讀古典文獻來重新關注自身文化。人們發現馬可・波羅等人的記載能夠在希羅多德、塔西佗、普林尼的作品甚至《雅歌》（the Song of Solomon）中找到母本：那裏的蝙蝠用飛爪保護長有桂樹的濕地，阿拉伯半島的香樹則由會飛的毒蛇守護，鳳凰用桂皮和乳香築巢，並用其他香料將巢填滿。
當然，有關東方的神秘傳聞，以及那些關於尋找稀有珍貴物品的危險故事，很有可能是商人為了提高他們從東方帶回到歐洲的貨物的價格而編造的。毫無疑問，那些難以得到或運送的物品和香料，價格自然昂貴。為了獲取更多可靠的信息，1300年前後出現了許多關於如何在亞洲旅行貿易的指南，重中之重自然是如何確保價格公平。“首先，你要蓄胡子”，並且一定要帶一個向導——盡量找個
好的，這筆額外的錢你遲早能賺回來，弗朗西斯科・佩戈洛蒂（Francesco Pegolotti，當時最著名的指南作者）這樣忠告道。不過，他提供的最重要的消息是在不同地方應繳納多少關稅，每個地區重量、尺寸的度量和貨幣製度有什麽不同，還有各種香料在外觀上有什麽區別，大致都值多少錢，等等。如同在當今一樣，中世紀的所有這些指南都是教人們謹防上當，別讓黑心商人欺騙。
佩戈洛蒂本人並非出生於威尼斯或熱那亞這兩個13世紀和14世紀的歐洲經濟重鎮，而是生於一座正逐漸嶄露頭角的城市——佛羅倫薩。那裏有不少新貴都渴望也能在東方分到一杯羹，盧卡（Lucca）和錫耶納（Siena）的商人在大不裏士、阿亞斯和其他東方貿易點隨處可見，他們一般都是去購買中國、印度、波斯等地的香料、絲綢和布匹。這一時期的對外開拓反映在錫耶納市政廳（Palazzo Pubblico）內懸掛的地圖上：地圖是可以用手旋轉的，它以托斯卡納為世界中心，標識出貿易交通線路，以及一直延伸到亞洲腹地的錫耶納商人在海外的代理人、中間商的分布點。就連意大利中部一些並不知名的小鎮都開始注目東方，都想著和絲綢之路發展聯係，從中汲取思想和利潤。
歐洲之所以能夠擴張，靠的是蒙古人在整個亞洲打造的穩定平台。盡管各部落之間的關係仍舊緊張、充滿敵意，但若涉及到商業利益，人們還是會遵循一定的嚴格法規。比如，中國的道路係統能確保旅行商人的安全，其管理製度讓到訪者頗感欣慰和震驚。“中國是能讓旅行者感到最安全、最開心的國家”，14世紀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ṭṭūṭa）這樣寫道，當地政府部門會詳細記錄每個外來者每一天的活動，也就是說，“一個人帶著錢財單獨旅行九個月都不用擔驚受怕”。
佩戈洛蒂也有相同的看法。他曾說，從黑海至中國的通道“無論日夜，絕對安全”。這一方麵緣自草原對待外來人時好客的傳統，另一方麵則來自對商業活動的崇尚。在這種觀念下，黑海的貿易關稅和亞洲另一邊所收取的幾乎一致，因為中國太平洋沿岸港口的海上貿易同樣得益於蒙古帝國在鼓勵貿易上所做的努力。
稅收政策帶來的效益體現在13世紀和14世紀極為繁榮的紡織品出口上。你沙不兒、赫拉特和巴格達的紡織工業興起，僅大不裏士一城就在一百年內擴張了四倍，以容納那些在被蒙古人征服之後備受優待的商人、工匠和藝人。盡管綢緞和布匹在東方也常常供不應求，但自13世紀末開始，仍有越來越多的織物被運往歐洲銷售。
繁榮景象延伸至全球各個角落。在中國，像廣州這樣的港口一直是麵向亞洲南部世界的窗口。如此重要的商業樞紐對波斯商人、阿拉伯地理學家和穆斯林旅行者來說早已耳熟能詳，他們曾記載了沿海城鎮和內陸地區熙攘熱鬧的生活場景，以及來自全世界的混雜人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貿易活動為當地帶來了大批的外來詞和俗語，如今仍保留在現代漢語當中。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當時中國對外界的了解還十分粗略有限，一份13世紀早期的某官方文獻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其作者是負責珠江三角洲口岸城市廣州對外貿易事務的官員。該文獻是寫給去阿拉伯語世界的商人、海員和旅行者看的，試圖解釋阿拉伯的商業活動方式，列出可以買到的以及可能受到中國商人青睞的貨品。但正如當時其他旅行者所記述的，該文獻同樣充滿了奇聞異談和半神秘性的觀念。比如說，麥加是佛陀的故鄉，佛徒們每年都會去那裏朝拜；有一個地方能讓女人“裸而感風，即生女也”；西班牙出產巨型西瓜，其直徑達到六英尺，可供二十多個人食用；歐洲的綿羊比一個成年人還高，而且每年春天打開它們的肚子就能取出十幾磅肥油，之後用線縫合便能安然無恙。
不過，當蒙古帝國將亞洲大部分疆土統一之後，海上貿易便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一些戰略經濟要地——如波斯灣——都得到了新政權的特別關注。帝國十分鼓勵長途貿易，並從中獲取高速增長的貿易收入。結果，13世紀的廣州聲名遠播，而不僅僅局限於周邊。到13世紀70年代，廣州已成為中國海上進出口的貿易中心。馬可・波羅記載道，每批駛往亞曆山大港的船隊（帶著運往基督教世界的胡椒等物）當中，都有100多艘來自中國的港口。伊本・白圖泰稍後的記述則與之相呼應：到達這個城市的時候，他看見上百艘船駛入廣州灣，同時還有無數的小船。地中海的貿易活動隻能算是熱鬧，太平洋地區的貿易活動才是名副其實的繁盛。
除了依靠模糊的記述和不太可靠的文獻來證明廣州成為重要的商業中心外，我們還有其他例證。當時在廣州灣失事的一艘沉船準確地記錄了從整個南亞以及（可能還有的）波斯灣和東非進口商品的詳細情況。胡椒、乳香、龍涎香、玻璃和棉花隻是那些1271年初沉沒在中國沿海海域珍貴貨物中的一部分。活躍在中國南海上的商人人數眾多，隨處可見，甚至在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上都有貿易據點。特別是在印度南部的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此處是全球最大的胡椒供應地，中國、歐洲和亞洲其他地方都離不開胡椒這種常用品。到了14世紀中葉，卡利卡特（Calicut）等城鎮的中國船隻如此之多，以至於某評論家認為，中國人包攬了印度次大陸上所有海運和載客的業務。近期在喀拉拉邦（Kerala）海岸發現的一艘沉船殘骸，為我們展現了中國當時獨特的平底船設計。
這種長途貿易的潤滑劑是銀子，也就是歐亞大陸唯一使用的貨幣。之所以會有這樣，部分要歸功於中國在成吉思汗時代之前發明的一種金融信貸體製，包括匯票和紙幣的使用。蒙古人采納並改進了這種體製，其結果就是大量的銀子流入了新的貨幣信用體係。這種貴重金屬的供應量大幅飆升，導致它和金價的比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歐洲的某些地方，銀價嚴重下跌，從1250年到1338年跌幅達一半以上。僅倫敦一城，大量的銀子供應使皇家的錢幣鑄造量得以在1278年到1279年一年間就翻了四倍。亞洲的銀幣出產同樣快速攀升：在草原部落，隨著統治者大量鑄造銀幣，金帳汗國的銀幣產量開始飛漲；新的地域也同樣受到刺激，過去嚴重依賴物物交換或以大米換取其他產品的日本，此時也轉向了貨幣經濟並在長途貿易中越來越活躍。
然而，蒙古人的征服行動給歐洲帶來的最重要的影響並不是貿易、戰爭、文化或貨幣，也不是野蠻勇士、異域物品、貴重金屬以及流行於整個世界的思想和風尚。事實上，造成更為極端影響的是某種徹底融入血液的東西：那就是疾病。亞洲、歐洲和非洲暴發了瘟疫，正吞噬著千百萬人的生命。蒙古人沒有毀掉整個世界，但“黑死病”卻可能做到。
幾千年來，歐亞草原曾是各種牲畜和遊牧民族生存的家園，但它同樣也是滋生世界上最危險的瘟疫的溫床。受災地區從黑海一直綿延到中國東北。幹旱和半幹旱的生態環境極利於鼠疫耶氏菌（Yersinia pestis）的傳播，特別是通過跳蚤叮咬的方式。傳播瘟疫最有效、最迅速的載體是齧齒類動物，比如老鼠；駱駝同樣可能受到感染，它們也在傳染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冷戰中的某項研究就曾把駱駝與蘇聯的生物戰爭計劃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雖然瘟疫可通過飲食、呼吸或接觸病菌宿主來傳染，但從動物傳播到人類則主要是通過跳蚤：它們在吸血前先將杆菌傳入人體血液，或通過接觸將杆菌傳入人體受傷的皮膚；杆菌順著血液流向人體的各淋巴結，如腋窩或腹股溝，然後迅速複製並引發腫脹或淋巴結炎。經曆了此次瘟疫的著名意大利作家薄伽丘（Boccaccio）描述道，淋巴會腫成像蘋果那樣大，或至少是“雞蛋的大小”。人體的其他器官也會受到感染，最終導致內髒大出血。黑色的膿水包和血水包不僅肉眼可見，而且是致命的。
現代鼠疫耶氏菌和瘟疫的相關研究證明，環境因素可改變流行病的循環周期，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就能將一場小型、可控的流行病發展成大規模的瘟疫。比如說溫度和降雨量的微弱變化可大幅改變跳蚤的繁殖周期，由此改變杆菌本身的再生周期和齧齒目動物的行為模式。近來的一項研究認為，隻要將氣溫增加1℃，就可能將大沙鼠（大草上的首要鼠疫攜帶者）的免疫力提高50%。
盡管我們不十分清楚14世紀中葉的這場瘟疫到底源於何物，但它在14世紀40年代迅速衝出了草原，蔓延至歐洲、伊朗、中東、埃及和阿拉伯半島。瘟疫暴發於1346年，當時的一位意大利人描述道：“這種神秘得能讓人立即死去的疾病”橫掃了黑海邊上的金帳汗國。為了解決一次貿易爭端，一支蒙古軍隊包圍了熱那亞的貿易小城卡法（Caffa），然而大部隊卻被疾病吞噬，“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一位評論家如是說。軍隊撤退之前“受令將死屍用投石機拋入城中，希望用無法忍受的惡臭把城裏人熏死”。但城裏人並沒有被惡臭熏死，而是被極具傳染性的病菌所感染。最終蒙古人無意間用生物武器打敗了敵人。
連接歐洲和世界各地的貿易通道如今變成了傳播黑死病的死亡之路。1347年，疾病抵達君士坦丁堡，然後是熱那亞、威尼斯和地中海。病菌都是通過避難回家的商人傳入的。到西西裏島的墨西拿人（Messina）意識到回來的熱那亞人狀況異常時（滿身滿臉的膿包），已經太晚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嘔吐、咳血，然後就死了。盡管他們趕走了熱那亞人的帆船，但當地人已經開始遭受滅頂之災。
在北方，瘟疫也同樣擴展迅速，至1348年中期已直抵法蘭西北部和巴伐利亞。當時，船隻已經將“商人和海員攜帶的……首批瘟疫”傳入不列顛的各個港口。英格蘭眾多城鎮和鄉村人口開始死去，教皇不得不“善意地寬容了所有悔過的罪孽”以希冀消除災情。據同時代的人估算，大約隻有不到10%的人最終存活了下來。其他文獻上則說，死人太多，已經沒有活人去掩埋他們。
穿越地中海的商船帶回的不是貨物和珍品，而是死亡和悲傷。病菌傳染並非隻通過瘟疫死者或船上常見的老鼠，船上的貨物同樣是致命的傳染源。跳蚤會藏到運往歐洲大陸、埃及港口、黎凡特和塞浦路斯的皮毛和食物當中。在這些地方，最先遭到感染的似乎是嬰兒和年輕人。很快，疾病沿著商道傳播，抵達了麥加，導致大量朝聖者和學者喪生，並引發了新的靈魂困惑：先知穆罕默德應該說過，7世紀襲擊美索不達米亞的瘟疫永遠不會進入伊斯蘭的各座神聖城市。
伊本・瓦爾迪（Ibn al-Wardī）寫道，在大馬士革，瘟疫“坐在國王的寶座上施威，每天處死上千人，毀滅著人類”。開羅到巴勒斯坦的道路上死者遍布，野狗在撕咬著比勒拜斯清真寺（Bilbais）牆下堆滿的屍體。同時在埃及北部的亞西烏特（Asyut）地區，納稅人的人數從黑死病前的6000人降低到了116人，降幅高達98%。
盡管人口數量的驟降可能包含著人群避難的因素，但仍可以毫無疑問地說，死亡人數相當巨大。“人類的所有智慧”對此都無能為力，誰都無法阻止疾病的擴散，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談》前言中寫道。他還說，在三個月之內，僅佛羅倫薩就喪失了十萬多條性命。威尼斯的人口也大幅縮減：統計數字均說，瘟疫暴發期間，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喪命。
對很多人來說，這好像就是世界末日的到來。在愛爾蘭，某方濟各會的修士在他關於瘟疫災難的記錄中用一段空白作為結尾：“如果將來萬一有人能活下來，請將我的工作繼續下去。”人們已經意識到世界末日將要來臨，法蘭西編年史中說天上“掉下了許多青蛙、毒蛇、蜥蜴、毒蠍和其他很多類似的有毒動物”。天上也有明顯的表示上帝沮喪的跡象：冰雹席卷大地，造成數十人死亡；城鎮和鄉村被閃電擊中燒毀，散發“惡臭熏煙”。
有些人，如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以及追隨他號令的主教們，將希望寄托於禁食和祈禱。1350年前後寫成的各種阿拉伯手冊為穆斯林信眾提供宗教指南，也建議采取同樣的舉動，並指示說，把固定的禱告詞默誦11遍就會奏效，禱告詞與穆罕默德的生平有關，默誦它就能免於膿瘡。在羅馬，人們莊嚴列隊，跣足褐衣，自笞悔罪。
還有少數人想出其他辦法來平息上帝的震怒。瑞典一教士強調，要禁止**和“任何對女性肉體的欲望”，因此不要洗浴，避免在午前吹到南風。如果說這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的話，英格蘭的做法則至少比較直接：英國的一個教士說，婦女應該改變自己的穿著，為了她們自己，也為了其他人。奇裝異服和暴露的運動服都將受到神聖懲罰，“她們戴上了毫無用途的頭罩，紐扣和拉繩緊緊係在脖子上，麵罩隻能覆蓋到雙肩”，這還不算，“她們穿一種短衣
（paltoks），很短，甚至蓋不住屁股和私處”。其他都不說了，“關鍵是她們穿著這些緊身衣服便無法給上帝和聖人跪拜”。
在德國還流傳著一種謠言，說瘟疫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猶太人在水井和河流裏投的毒。於是人們開始實施一個邪惡的計劃，據說德國人將“所有從科隆到奧地利的猶太人”統統抓起來活活燒死。反猶太熱潮開始爆發，教皇不得不出麵幹預。他發布指令，禁止在基督教國家對猶太人采取任何暴力行動，並要求所有猶太人的財產和資產都應受到保護。這項指令是否有效另當別論，不過由於對災難、苦難和宗教泛濫的恐懼，在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早已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時候，萊茵蘭的猶太人就因信仰不同而遭到迫害。在危急時刻，不同信仰的存在是非常危險的。
歐洲在這場瘟疫中至少損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據保守估計，死亡人數在2500萬左右，而歐洲總人口數估算在7500萬。後世對瘟疫的研究還表明，在大麵積傳染病暴發之際，小型村落和遠郊地區的人口死亡率都遠遠高於城鎮。看起來瘟疫傳播的關鍵因素並不是以前人們所認為的人口密度，而是大量聚居的老鼠。疾病在人口眾多的都市地區傳播並不比鄉村地區更快，所以其實，從都市逃往鄉村並不能增加任何存活的概率。從田野到農場，從城市到鄉村，處處是黑死病造成的人間地獄：腐爛的屍體，鼓起的膿包，大範圍的恐怖、焦慮和懷疑。
其影響是毀滅性的。“我們對未來的希望都隨著朋友的死去而一起埋葬。”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Petrarch）這樣說。人們對未來在東方謀取利潤的野心於此蒙上了深深的陰影。彼特拉克還說，唯一的慰藉是，“我們還可以追隨先人的智慧。我不知道我們的日子還有多久，但我知道那天很快會到來”。他寫道，印度海、裏海或是黑海的所有富商都無法彌補災難造成的損失。
瘟疫帶來了恐怖景象，但它也成為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的催化劑。其深刻影響遠不隻是歐洲的死亡，它促進了歐洲整體的再生。這一變革為歐洲在西方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這種影響分為幾個階段。首先是社會結構的徹底重組。黑死病之後，人口長期縮減，導致勞工工資陡升，因為勞動力變得更搶手了。那麽多人死於瘟疫，直到14世紀50年代，“侍從、工匠、技工、農業工人和普通勞工”的短缺狀況才終於開始緩解。這為曾經處在較低社會階層和經濟階層的人提供了相當大的談價資本。有些人根本“對打工不屑一顧，除非有三倍的工資，否則極少有人入職”。有證據顯示，黑死病之後的十年間，城市雇員的工資出現了巨幅上漲。
農民、勞工和婦女同樣從有產階級的衰落中感受到益處。地主和房主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有租金總比沒有好。低租金、輕義務和長合同都讓農民和城市租戶獲得了大量利益。這種狀況還得到低稅率的推動，14世紀和15世紀整個歐洲的貸款稅率都大幅下降。
顯然，隨著財富在各社會階層的分配日趨平均，人們對奢侈品（進口商品）的需求大幅回升，因為有更多的消費者能夠購買他們原來買不起的商品。瘟疫帶來的人口變化還影響到了消費模式，特別是那些工薪族的年輕人，他們麵前擺著各種新的機遇。新生代們與死神擦肩而過，他們本來就不願意省錢，掙的工資還比父母要多，前途更為廣闊，所以願意花錢買他們感興趣的東西，尤其是追趕時尚。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歐洲紡織工業的投資和發展，歐洲紡織品的產量巨大，導致亞曆山大港進口規模的大幅縮減。歐洲甚至開始轉進口為出口，他們的紡織品充斥中東市場。麵對西方生機蓬勃的經濟發展，中東不得不為經濟緊縮感到憂愁。
近來對倫敦墓穴發現的屍骨研究顯示，當時財富的增長促進了人們的飲食結構和健康水平。統計結果表明，瘟疫之後的重大影響之一是延長了人們的壽命。倫敦瘟疫的幸存者在身體素質上明顯比黑死病暴發前的人更為健康，當然也使人的平均壽命顯著提升。
歐洲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並不平衡。大陸北部和西北部的變革最為迅猛，主要是由於這些地區與南部相比經濟水平更低。這意味著地主和租戶的關係比較融洽，因而更容易達成適合雙方利益的協議。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即北方城市與地中海城市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在地中海城市，幾個世紀的地區及長途貿易已經形成了一些能夠操控商業競爭的機構（如行會），由個別商業團體壟斷。相比之下，歐洲北部的繁榮則是得益於在商業競爭方麵沒有限製，因此在都市化和經濟成長上比南方更為迅速。
新的生活方式也開始在歐洲各地出現。比如在意大利，女性一般不願意，也沒太多能力進入勞工市場，還像瘟疫暴發前一樣，到了年紀就結婚，努力生更多的孩子。而在歐洲北部國家，情況卻有所不同。這些地區的人口縮減為婦女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推遲了女性的結婚年齡，並對家庭規模產生了長遠影響。“別那麽著急結婚，”詩人安那・拜恩（Anna Bijns）在尼德蘭（Netherlands）寫成的詩歌中建議說，“能為自己掙到衣食的女人不要急著去忍受男人的棍棒……盡管我不反對結婚生子。沒有束縛最好！祝沒有男人的女人幸福！”
黑死病帶來的轉型為歐洲西北部的發展奠定了長期的基礎。盡管這些改變還未在歐洲各地全麵開花結果，但靈活的體製、開放的競爭，以及最重要的，意識到隻有勤奮勞作才能克服北方惡劣地理條件從而贏得收益，都為後來歐洲在近代早期的徹底轉型奠定了基礎。正如現代研究所不斷昭示的，18世紀的工業革命根植於瘟疫後的世界：隨著產量的提升，人們的野心變得更大，財富不斷積累，同時消費的機會也變得更多。
隨著屍體被掩埋，黑死病逐漸成為一種恐怖的記憶（後有周期性的二次複發）。南歐同樣經曆了重大變革。14世紀70年代，熱那亞想趁著大瘟疫給威尼斯造成重大災難之際奪取對亞得裏亞海的控製權。但這一賭局發生了巨大的逆轉：熱那亞未能發動一次決勝性的進攻，於是突然陷入了戰線過長的困境。通過幾個世紀建立起來的一個個連接中東、黑海和北非的商業城鎮據點，統統喪於敵手。熱那亞敗了，威尼斯勝了。
擺脫了宿敵的威尼斯，如今一切轉入正規，可以專心從事香料貿易。通過亞曆山大港進口的胡椒、生薑、豆蔻和丁香越來越多。平均算來，威尼斯商船每年要從埃及運回400多噸胡椒，與從黎凡特運入的數量相當。至15世紀末，每年有近500萬磅的香料（用於食物、藥品和化妝品）進入威尼斯，然後再以不菲的利潤售往其他地方。
威尼斯還是繪畫顏料的進出港。這些顏料通常被統稱為“海外來的威尼斯產品”（oltremare de venecia），包括銅綠（verdigris，直譯就是“希臘綠”）、朱紅、胡蘆巴、鉛錫黃、骨黑，還有黃金的替代品，比如紫金（purpurinus）或彩金（mosaic gold）。不過，最著名、最獨特的顏色是從中亞開采的青金石中提取的純藍。於是歐洲藝術的黃金時期——也就是15世紀法拉・安吉裏柯（Fra Angelico）和皮耶羅・戴拉・弗朗西絲卡（Piero della Francesca），以及後來的米開朗基羅、利奧納多・達・芬奇、拉斐爾和提香等藝術家生活的時代——孕育而出：一方麵，與亞洲貿易的擴大使得他們能夠接觸到這麽多樣的顏料；另一方麵，富裕程度的增加使他們有錢購買這些顏料。
與東方的貿易利潤如此豐厚，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對貿易權進行事先競拍，以保證中標者在遇到生意、運輸或政治風險時仍能得到付款。一位威尼斯人自豪地說，商船從城市出發可駛往世界各地：非洲海岸、貝魯特和亞曆山大港、希臘各地，還有法國南部和佛蘭德。財富的流入導致意大利房價大漲，特別是在靠近裏亞托（Rialto）和聖馬克大教堂的黃金地段。由於土地稀少、價格昂貴，人們開始使用新的建築技巧，如用節省麵積的小型樓梯井替代富麗奢侈花園雙向樓梯。不過，一位威尼斯人驕傲地說，就算是一個普通商人的房子，都會裝有金頂天花板、大理石樓梯，陽台和窗戶都鑲著由附近梅拉諾（Murano）生產的精致玻璃。威尼斯是歐洲、非洲和亞洲貿易的最佳集散地，並且能夠用優雅得體的形象展示這一身份。
興盛繁榮的城市不隻是威尼斯。達爾馬提亞海岸星羅棋布的城鎮都是進口和出航的停留地點。拉古薩（Ragusa，即今克羅地亞的杜布羅夫尼克）見證了14世紀和15世紀的繁榮盛況。1300年到1400年間，當地的財富增長了四倍，人們不得不為嫁妝的價格設一個上限，以限製過高的消費。城市資金過於泛濫，人們甚至開始考慮廢除家奴：家庭資產已經如此富餘，繼續奴役一個和自己一樣的人而不付工錢好像不那麽仗義。像威尼斯一樣，拉古薩也在忙於建立自己的貿易網絡，加強與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亞甚至是印度之間的關係。他們在印度的果阿（Goa）建立了一個殖民地，並以聖布萊斯（St Blaise，守護拉古薩的聖人）教堂為中心。
亞洲許多地方同樣出現了類似的野心和成長。隨著和中國及波斯灣地區的貿易活動日趨頻繁，印度南部的商業景象異常繁榮。行會相繼成立，以確保商業活動的安全和貨物質量，同時也是一個壟斷機製，防止地方競爭的出現。這些商業行會將錢財和權力集中在自選的一群人手中，在馬拉巴爾沿海地帶和斯裏蘭卡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樣的體係下，商業行為走向正規化，交易的效率和公平得到保障。據中國旅行家馬歡在15世紀初的記載，買方和賣方的價格是由一個中間人確定的，所有的稅款和費用都經過事先計算並且必須支付，否則無法放貨。這對長期貿易商來說是個好消息。我們找的是誠實可信的人——馬歡這樣說道。
但不管怎麽說，這些都是書上的記載。事實上，印度南岸的城鎮並非一片和諧，它們相互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科欽（Cochin）作為卡利卡特的對手在15世紀出現，它以優惠的稅率吸引大量的貿易，從而獲得成功。這構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良性循環，因為它引起了中國人的關注。大航海家鄭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宦官）幾次率領著中國艦隊下西洋，展現出中國的海上實力、影響，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的長途貿易能力，並特別注重和科欽統治者建立友好關係。
這些出使行動是14世紀中葉取代蒙古元朝的明帝國展示野心的舉措之一。北京投入了大筆資金，建立了支援、保衛都城的基礎設施。大批兵力調到了邊塞，以守衛北部草原邊疆，並與複興的高麗人爭奪滿洲。南部的軍事力量則是為了確保柬埔寨和暹羅的進貢通道暢通，他們能帶來大量的當地特產和奢侈品，為的是以財物換得平安。比如說在1387年，暹羅王國進貢了1.5萬磅的胡椒和檀香木，兩年後又送上了十倍數量的胡椒、檀香木和燃香。
當然，對外開拓是需付出代價的。鄭和的第一次遠航帶了60多艘大船、數百艘小船和大約3萬名水手；光是軍餉、設備還有將軍們攜帶的用作外交的禮品，就花費巨大。支付這次以及此後數次遠航的都是大量生產的紙幣，當然也同樣得益於金銀礦開采的增加——1390年以後的十年間，通過采礦獲得的資金增加了三倍。此外，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稅收政策的完善同樣給中央政權帶來了大筆的收入。某當代學者稱這是一種計劃經濟的建立。
中國的財富還得益於中亞的發展。在那裏有一個軍事將領突然崛起，成為中世紀後期唯一一個最令人矚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兒。他的成就巨大，連英格蘭的戲劇都寫到了他；他的瘋狂進攻在現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記憶。帖木兒從14世紀60年代起跨越蒙古舊土，在從小亞細亞到喜馬拉雅山脈的廣闊土地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並且還著手實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馬爾罕、赫拉特和麥什德（Mashad）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種皇家建築。大馬士革陷落後，一位當時的評論家說道，木匠、畫匠、織工、裁縫、寶石切割師，“總之所有的手藝人”都被遣往東方的其他城市參加修建工程。西班牙國王派往帖木兒宮廷的特使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的建築規模，以及新型建築的裝飾標準：撒馬爾罕附近的薩賴宮（Aq Saray palace）走廊“裝飾精美，用的都是金色和藍色的瓷磚”，接待大廳“也是金磚藍磚，宮頂全是金子”，就算是巴黎最有名的工匠也做不出這樣的精品。但這些和撒馬爾罕城以及帖木兒本人的宮殿相比還不算什麽：帖木兒的宮殿裏裝點著金樹，“樹幹如人的大腿一般粗”，金樹上結著“水果”，近處觀察才知道，那都是紅寶石、綠寶石、鬆石和藍寶石，還有碩大渾圓的珍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