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談兵，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成語典故。戰國時代的大將趙奢有個兒子，叫趙括，談起兵法來頭頭是道，連父親都說不過他。秦趙長平之戰，趙國君主請趙括取代廉頗帶兵，結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敗，四十萬人被秦兵坑殺。後人把趙括這種言過其實的行為，稱為紙上談兵。代指不切實際的空談。
這個成語流傳非常廣泛，但如果仔細想想，它卻存在一個致命的矛盾。
趙括活躍於公元前二世紀的戰國時代。而紙這種東西最早出現，是在西漢初年，真正大行於世，要等到東漢蔡倫的發明。戰國時候沒有紙，自然更不可能有紙上談兵這種修辭。就算趙括再誇誇其談，也隻可能是簡上談兵、帛上談兵。
那麽紙上談兵這句成語，到底什麽時候冒出來的？又是怎麽和趙括發生聯係的？
關於趙括最詳細的記載，是《史記》中的《廉頗藺相如列傳》，裏麵沒有提及任何紙、簡或者談兵的字眼。此後曆朝曆代的人，都把趙括當成是誌大才疏的典型案例——但不過無論評價有多狠，並沒有人說趙括“紙上談兵”。
他們對趙括的評價，主要體現在兩個修辭元素上。
一是“讀書”。比如藺相如對趙括如此評價：“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勉強算是最接近“紙上談兵”意象的原話，但載體不是紙，而是書。
唐代胡曾有《詠史詩·長平》：“長平瓦震武安初，趙卒俄成戲鼎魚。四十萬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讀兵書。”即是從藺相如的這句話中化用。明代的大戲曲家王驥德在談論作曲原則時，也曾拿趙括做比喻：“曲之尚法固矣，若僅如下算子、畫格眼、垛死屍，則趙括之讀父書。”
周亮工對此評價得更不客氣：“今日挺之真有子，當年趙括豈無書。”
到了清代，周壽昌有詩雲：“趙括論兵事，安石秉國鈞。讀書豈不多，卒誤國與身。”詩作立意姑且不論，至少能看出趙括和“讀書”這元素之間，已有了一個穩固的習慣用法，貫穿唐宋元明清幾大朝代。
以至於經典蒙書《笠翁對韻》裏，特意給留了一句總結：“帝業獨興 盡道漢高能用將；父書空讀 誰言趙括善用兵。”
除了“讀書”之外，另外一個修辭元素則是“談兵”。
“談兵”本身並無褒貶，但如果前綴加上趙括的話，意思與如今的“紙上談兵”幾乎契合。
比如唐代有一位李邕，李白那句“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指的就是他。他給別人寫碑文，裏麵有一段文字頗為有名：“趙括論兵，多闕舊學，班固述史，實賴家書。”
到了宋代，兵法大師何去非在自己的軍事著作裏也專門提了一筆：“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南宋劉克莊也有同樣的用法：“昔者趙括談兵，父不能察，而秦兵輕之。”
當然，這個用法也並非一成不變。徐夢莘在《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二裏，提及種師道時，稱讚其是“持重名將”、“不以口擊賊者”，馬上後麵接了一句“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而奢謂括必敗”。這是把“空口”和趙括建立起了聯係。
到了元代，名臣張養浩曾在一份奏書中，對趙括談兵的意義進行了相當詳盡的闡釋：“夫以趙括談兵，意其料敵製勝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敗者，正以兩軍之交，千變萬化，未嚐躬曆其險，欲以三寸舌為戰勝之具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可不察。”
在這個闡釋裏，趙括除了談兵之外，還多加了一個“三寸舌”的要素，其實是徐夢莘“空口”的變化之一。
後來這種用法在明代又產生了一個新變化：“不曾上馬殺賊，安得哆口談兵。”
這話是楊嗣昌說的，“哆口”即“開口”。大概他是感於自己在前方殺賊拚命，後頭一群朝廷大員洶洶議論，才有此感慨。在他心目中，大概滿朝皆是趙括，才有此感慨。
無論變化為何，總之“趙括談（論）兵”這個組合，和“趙括讀書”一樣，已經形成了固定用法和意義。用清代趙藩在《邯鄲雜詠》裏的總結就是：“趙括談兵計以疏”。曆代說起趙括，無非談兵、讀書、論兵、辯博、狂躁、侈談、口舌、徒讀等語。
但這些修辭，始終跟紙沒什麽關係。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所謂“紙上談兵”又是怎麽回事。
“紙上談兵”，是把“不切實際”的抽象意義具現化到了“紙上”，從而構成一個隱晦的比擬，並明確指向軍事專業。這一修辭的形成，也並非一蹴而就，就像從海藻到恐龍一樣，有一個頗為漫長的進化過程。
“紙上”原本是個中性詞，僅指記錄，並微微有褒義，理論上是有機會享有竹簡一樣“名留汗青”的修辭待遇。可因為它質地太過輕薄，反而走向反麵。
梁代陶弘景《登真隱訣序》：“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上，便入山修用動積，歲月愈久愈昏。”雖然陶弘景批評的其實是“理未盡紙上”之人，並非否定紙上的價值，但整句話裏已隱隱把紙與實踐對立起來。
到了唐代《禪林寶訓》，把這條修辭徹底定了性：“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旁有注解：“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
於是“紙上”修辭從唐宋以降，一路墮落，幾成習語。如陳埴《木鍾集》：“法真圓機之士，非紙上之空言之也。”洪邁《容齋隨筆》：“乃知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跡。”可見紙這個載體，已和“空言”、“陳跡”牢牢地掛上了鉤，再也甩不脫了。
到了南宋，儒家也加入黑“紙上”的大合唱中。《朱子語類》裏曾有教誨：“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隻自不廉，隻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隻是就紙上說。”
朱熹的意思是，有些人話說的很漂亮，但做起事來卻不廉不義。他把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行為，稱之為“紙上說”。
同一時代的呂祖謙，也有類似的說法：“要得親切，須是論世。論者講論之謂，若不講論，隻是紙上說。然自秦漢?虞唐，以變詐之人看淳厚之時，如何看得，必須是身處唐虞之時，與堯舜皋陶之徒為友，方是尚友。”
雖然呂祖謙說的和朱熹是兩個話題，但兩人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紙上說”，使其明確具備了光說不練、不切實際的貶義。
更別說陸遊那兩句著名詩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原本“紙上”所涵蓋的專業，還隻是釋道儒等學術領域。隨著時代變遷，尤其是到了靖康之變後，戰事上的接連失敗和北土淪亡，讓這一修辭的涵蓋範圍悄然擴大，別分出一條軍事向的進化路線。
北宋晁說之有一首《悲秋》：“自笑一生成底事，元常筆禿卻談兵。”元常指的是三國書法和軍事雙料名家鍾繇。詩中雖然沒提到紙，但卻用了“筆禿”來和“談兵”做對比，暗指一事無成，與作者前句自嘲“一生成底事”正好呼應。
在晁說之這兩句詩裏，已經隱隱約約地完成了“紙上談兵”的結構設計。就看後人何時完成“紙上”的修辭進化，然後把“筆禿”替換掉，與談兵相聯。
劉過《龍洲集》有歌雲：“不隨舉子紙上學六韜，不學腐儒穿鑿注五經”，這“紙上學六韜”之語，與談兵已無大異。
其他諸如王庭珪有：“欲將筆力扛九鼎，紙上有說能平戎。”唐仲友有“勢誠不便，力誠不及，輕戎之可也。又何紙上語之拘乎。”皆將紙上與兵事相聯。
至蔡戡《定齋集》，有一段頗有意思的言論：“夫去病用兵，與孫吳合者多矣，豈真不學兵法耶？其言大而誇，特以激武帝耳。後之為將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陣，孫武之法，紙上空言，不足觀也。”他借評價霍去病，去嘲諷那些誇誇其談的將領，其中就用到了“孫武之法，紙上空言”這一修辭。雖說反用其意，但已完全具備了紙上談兵的種種內涵。
晁說之曾諫止欽宗不可棄汴京出狩，劉過屢陳恢複大計，謂中原可一戰而取，王庭珪因作詩批判秦檜被流放嶺南。唐仲友、蔡戡亦都是南宋名人。他們對政局普遍懷有焦灼之情，更痛感軍事不利。因時政而情緒，以情緒抒修辭，不約而同以“紙上”相諷，實屬正常——不過在進化過程中，和趙括一點關係也沒有。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代表“紙上談兵”的發明者是他們中的一人。隻能證明在那個時代，這類用法已成為流行習語，結構和意象趨於成熟，就看什麽人能把它真正采擷下來，明於之書了。
時間到了元末明初，當時有一位大儒叫做劉如孫。當時在他的《湘南雜詠》裏，曾寫過這麽兩句“鄂垣僅有湘南地，朝野猶誇紙上兵。”他汲取了晁說之的結構設計，襲用已在南宋醞釀成熟的修辭結構，終於翻新出我們所熟悉的表達形式：紙上兵。
有意思的是，劉如孫身處明初，曆經戰亂，故有此語。此後這一修辭並未大紅大紫，有明兩百多年一直籍籍無名，少有人引用。到了晚明亂世，這修辭出現頻率陡然增加。
諸如郭之奇自稱“臣怯於師中，而勇於紙上。”石文器有“誰築道傍舍，難籌紙上兵。”等等。或以謙稱，或以代畫餅，用法不一。
“紙上談兵”在這一時期還衍生出一個變化：想想看，紙上談兵，那麽誰看紙看得多呢？自然是書生，所以書生談兵，一樣不靠譜。陳子龍就自謙過，說“本職以書生談兵，未協人望。”葛麟亦有雲：“臣以書生談兵，宜為人笑”。黃克纘《數馬集》裏，把這兩種變化同時做過應用：“書生談兵，不過紙上空言。”
郭、石、陳、葛、黃等人，幾乎全是明季人物。郭之奇抗清至康熙年間方才身死；石文器聞明亡而素服哀號；陳子龍投水殉國，葛麟在卯湖與清軍激戰，中箭戰死。惟有黃克纘稍早，是天啟朝人物，擅長造炮。但他因為卷入三案爭執，又入閹黨東林之爭，堅持理客中，為左右不容，心力交瘁被迫辭官。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忍見朝政不靖，想做點事卻被豬隊友傷透了心。
靖康之變，“紙上”開始談兵；晚明亂世之交，紙上兵又一次頻頻現身。可見修辭興廢，和時局實在是密切相關。
兩朝領袖錢謙益攢過一部《曆朝詩集》，裏麵收錄了劉如孫《湘南雜詠》，他對“紙上兵”這個用法印象很深刻。後來錢謙益給卓爾康寫墓誌銘，還特意提了一句“（卓）尤詳於武備，人皆易之謂‘紙上兵法’耳”——不過這個算是貶義褒用。
有他帶頭，清代這種用法就更多了。華長卿有詩：“挾策休談紙上兵，鬢眉豪氣尚縱橫”。黃文暘有：“遂成法家案，豈等帋上兵。”《孽海花》有“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張潮《幽夢影》：“文人講武事，大都紙上談兵；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途說。”
誰最先把“紙上兵”變成“紙上談兵”，已不可考，但大率迄於雍乾之間。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記錄，幾乎都在這一時代。比如保培基的《西垣集》，黃雲渡評注中就明確用了“紙上談兵”四字。乾隆亦有批語：“觀其摺奏情詞。不過紙上談兵。其於實在機宜。未必有當。”紀曉嵐的《四庫全書提目總要》評價陳造的《江湖長翁文集》時說：“蓋仿杜牧而作，不免紙上談兵，徒為豪語。”後來在《平台紀略》後，也說“至今資控製之力，亦可謂有用之書，非紙上談兵者矣。”
更別說《紅樓夢》七十二回，黛玉湘雲在凹晶館聯詩，妙玉把詩續完，黛玉湘雲二人皆讚賞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而求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卻天天去紙上談兵。”
可見這句話在雍乾之間已成為習語，從皇上到文人都用得不亦樂乎。後來還湧現出了一個異體用法，叫做“紙上譚兵”。譚，即是天方夜譚之譚。如魏源《聖武記》卷十二附錄有：“今日動笑，紙上譚兵”；文廷式《文道希先生遺詩》有：“莫道牖中窺日，便堪紙上譚兵。”
但還是沒人把“紙上談兵”和趙括聯係起來。
“紙上談兵”和“趙括”，在修辭界各自為戰，各有發展路徑。兩者雖然略有淵源，但從唐至宋，始終並行不交。它們之間，隻有一個“書生談兵”的用法，勉強可以作為聯係交集。
兩者之間的最早接觸，是在明代。徐渭有自敘雲：“嚐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為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於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即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為禁之者。”
這是以“紙（筆）上”喻空談，並且聯係到趙括的最早例證。不過徐渭的“筆之於書”，是實指而非虛指，所以硬說兩者有關係，頗為勉強，最多算是雛形。
“紙上談兵”和“趙括談兵”的第一次正式見麵，差不多要到晚清那會兒。朱雲錦的《豫乘識小錄序》：“據古人經行防守之地。謂某宜設屯田。某宜列堠戍。則尤為印板兵法。無異趙括之讀父書。”
所謂“印板兵法”，其實是紙上談兵的另一種表達，朱雲錦在這一個修辭的後麵，接了一句“無異趙括之讀父書”，終於讓兩者發生了碰撞。趙括紙上談兵，已隱隱要現出身形來。
同一時代的沈葆楨，也加了一把火：“以武鄉侯之謹慎圖功，尚因輕信馬謖而至街亭之失；他若趙括能讀父書而陷長平。昭遠自比諸葛而失金蜀，殷浩人稱奇士竟至一敗塗地，房琯自誇車戰不過紙上談兵。”
殷浩是東晉清談名士，能言善辯，但領兵打仗一塌糊塗；房琯是唐代宰相，帶兵打仗時非要實行春秋車戰之法，以牛車兩千乘進攻，結果被叛軍打成豬頭。沈葆楨把趙括、馬謖、殷浩、房琯四個歸為一類，認為他們都是誇誇其談實戰無能之輩，雖然“紙上談兵”特指房琯，其實也同樣在說其他三人。
房琯是唐人，紙上談兵自然合乎情理。但畢竟這裏麵趙括名氣最大，輸的最慘，於是一來二去，便在趙括和紙上談兵之間劃上等號了。
可見至少在同光年間，“趙括”已經顯示出了和“紙上談兵”相互融合的跡象。究其本源，“趙括談兵”和“紙上空談”兩組典故的結構不同，語意相近，就算用在一起，亦水到渠成之事，不足為怪。
從邏輯上說，未能盡覽天下全書之前，沒有百分之百的確鑿證據來回答“趙括紙上談兵”始見於何處。但從相關元素在不同時代出現的頻率多寡，至少能初步判斷出來一個大體脈絡。“紙上”自南北朝始見，每天下變亂，即有進化，自空言到談兵，至雍乾終成“紙上談兵”，同光方見趙括。
至於民國、解放及至今日所謂“趙括紙上談兵”，大體不離此淵藪。若是能明白這一修辭的前後源流，便會知道，這是用後進習語譬喻前人，並不意味趙括必須有紙上談兵這一動作。雖有不妥，不算大錯，隻要別說實了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