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所要說的是新中國與新教育。我們先說新中國的敵人和日本的大陸政策，再說民族解放運動，然後說中國的出路。中國如果沒有出路，新中國就新不來。新教育就是以新中國為目標的教育。現在依著這四個要點向諸位說說。
中國的敵人和日本的大陸政策
中國的敵人是誰？中國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的敵人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日本的軍閥。日本的軍閥推行他們的大陸政策，他們說，滿洲定華北就定，華北定支那就定，支那定亞洲就定，亞洲定世界就大同。所以日本由沈陽而熱河，而上海，而冀東，而福建，而汕頭。九一八之後，中國土地在日本勢力範圍內的等於二十個江蘇——這裏有福建的同胞，何不算算看，究竟等於幾個廣東呢？中國究竟有多少個福建，多少個廣東可供日本吞食？吞完了，我們要變成什麽東西？吞完了，我們就要變成大家不肯變、不願變的東西——亡國奴。所以，凡是不肯變不願變的就該努力。
東北失陷後，東北的同胞究竟過的什麽生活？東北的農人、學生、工人究竟過的什麽生活？諸位也許完全知道，也許完全不知道，現在報告一下：
東北的農人，有的是田地，可是好的田地，日本人便要向他買，每畝值一百塊錢的往往隻給十元二十元，最多也不過二十元，就這樣拿去了。有一個農夫，有些很好的田。日本人向他買，他說：“不能賣，田是祖宗傳下來的，不能賣，一畝一百塊錢都不能賣。”日本人聽了，不免大怒說：“好，你這農夫，好厲害。”於是綁在馬腿上——拖起來，農夫本來身體很好，拖了二十裏，放起來，還是一個農夫。日本人看了，好不生氣道：“好，你這農夫，好厲害。”於是打、蹴，蹴了一腿，蹴掉一隻眼珠，農夫眼珠沒有了，但站起來，還是一個農夫。這是東北農人的生活。
東北的工人，有個朋友寫信說：撫順的礦工是全國最強壯的，差不多全中國軍隊沒有一支比他強壯。可是，每人最多活四年，因為死的死得快，傷的更傷得快。同時傭主希望他死，不希望他傷，死的固然要發撫恤金，可是工人都是山東人，路途這樣遠，誰的家屬知道他死，知道領撫恤金。傷的呢，今天打針要錢，明日開刀又要錢，誰願意付出這些錢？於是，凡是傷的，抬到了醫院，讓他擺下，血流光了，也就自己會死，什麽都不要了。不說撫順的礦工，且說上海日本工廠的工人。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生活，十二月運動之後，大家才知道得詳細，簡直是地獄的生活。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二人不能說話。現在各處實行強迫教育，日本紗廠是不許的，甚至連一本《平民千字課》都不可以有，有就開除；如果有一本《大眾生活》，那不得了，那就要打，打了一頓，通知工部局，教他入獄去。上海工廠工作時間，大家是十二小時，日本紗廠的是十三小時，每禮拜還有一天是十八小時的。我們記得上海日本紗廠有個工人叫梅世鈞的，給日本傭主打死的原因是這樣：梅世鈞曾做過十九路軍的士兵，照了一張武裝相片，放在衣袋裏做紀念，並且時常要拿出來看，給日本雇主看到了，說他是搗亂分子，給他一個巴掌。梅世鈞本來曉得拳術的，見他來了一掌，接了這掌，回過一拳，那日本人倒地了。另外一個日本人見了，給他一腿，梅世鈞接了這腿，回過一拳，那日本人又照樣倒地了。那兩個日本人倒在地上，吹叫子，叫子一吹，來了五六個人，將梅世鈞痛擊一回。打完了，摔在門外，過了三四日，也就死了。這是九一八以後，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的生活。
我們要知道梅世鈞的死，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死，他是我們四萬萬人的代表，他是為抵抗而死的。我們四萬萬個人，應該有梅世鈞的精神，抵抗的精神。
現在來說學生的生活。九一八之後，東北學生，日語就是國語，國語自然是外國語了。天津圖書館，凡是談到抵抗日本的書都被丟進水溝裏去。如果有人在講台上談到抗日的問題，便有漢奸去報告，過了幾天，這在講台上談到抗日的就會失蹤，永遠不見了。到哪裏去了誰也不知道。可是，有人看到日本軍營，往往用汽車裝載麻袋，麻袋裝得滿滿的，究竟裝的什麽東西？誰也不能知道。汽車將麻袋運到海邊，運進輪船裏頭，輪船載了麻袋向海洋去，不久，輪船回來了，麻袋也就不見了。失蹤的人，至今不知多少。
日本實在是你退一步，他進兩步的。所以說他得了東四省就會停止，這是書呆子的話。說得了華北就會停止，這也是書呆子的話。實在日本就取得中國的全部，也還是不會停止的。
【注】
①本篇原載1936年7月31日香港《生活日報》，係7月16日下午陶行知應邀在新加坡青年勵誌社的演講。主持者為義安會館潘醒農，黃虹筆記。7月17日《南洋商報》曾發消息雲：“聽者約300餘人，後來者未能占得一席，然皆環立遠聽，全無倦容。陶先生演講精彩處，輒聞掌聲四起，其得聽眾同情，足見一斑。”
據同年7月16日《總匯新報》報道，7月15日下午陶往怡和軒俱樂部晤陳嘉庚，商談有關中央與西南軍政大局。陶謂：“國內民眾向來都很重視華僑公意，希望此間華僑運用方法，極力電阻雙方發生內戰。”
②支那 古代印度、希臘、羅馬等地人稱中國為China的譯音。近代日本等國也有人這樣稱呼中國。
③工部局 美、英、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舊中國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設立的行政機構。
民族解放運動
現在來說民族解放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是去年十二月九號開始的。這種運動可是說是十二月運動。十二月運動和以前的五四運動不同，十二月運動是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楚，都要犧牲的。當時敵人的飛機在上空翱翔，中國軍隊在長官命令下排著刺刀，十二月運動的學生就從飛機和刺刀的威嚇中衝過。十二月十六日那天，城內的學生和城外的學生約好到一個地方會合，中國長官知道了，馬上派了軍警將城門把住，城內的學生走不出城，於是衝鋒，女學生做了衝鋒隊，四個一排，手拉著手衝出去。
這一天，軍隊在城門布置的防線共有四道：第一道防線，警察手裏拿著木棍子；第二道防線是水龍；第三道防線是刺刀；第四道防線是機關槍。中國軍隊布置四道防線，不是抵抗侵略中國的敵人，卻是抵抗舉行民族解放運動的學生。
舉行民族解放的學生，到了第一道防線，警察舉起木棍子向前要打，大家叫口號，說：“中國人應該救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警察手裏的木棍子不動了，變成棉花了。到了第二道防線，因為水龍喳喳的衝，並且又衝得遠，口號的聲浪不能激動軍警的天良，所以衝鋒的盡衝鋒，衝水的盡衝水，在天冰地凍的十二月，學生們都被衝得幾乎變成冰人，跌的跌，擠的擠，一直到第三道防線。第三道防線因為是刺刀，所以流血的二百餘人。
十二月民族解放運動勝利的地方，是將全國國民，一齊喚醒。中國人民的覺悟，是二百餘學生的血換來的。
十二月十八日，學生運動的風氣傳到天津，日兵用刺刀挑學生，學生怒極了，簽名組成敢死隊的一百人。有些原來不願加入敢死隊的，看到那一百人衝去了，在後頭叫著：“不要跑，我們也要來！”於是，這裏八百，那裏三百，不到一刻，湊了四千，打算衝到日本租界去拚命。日租界當局知道了，鐵門一拉，布了鐵絲網，通了電流，教學生隊伍衝不過去。學生在鐵門前大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有勇氣的快出來！”叫了好久，終於沒有人敢出來，所以，這一天無人流血。
再說上海學生運動。上海的學生由複旦學生率領赴京請願抗日，南京方麵說，有話可以寫信來，不必派代表。學生，南京是中國的地方，我們是中國人，為何不能去呢？南京方麵無法，致電各校校長，竭力製止，但沒有效果，又叫保安隊防守北站。學生到北站，見了保安隊，大呼口號，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保安隊手裏的竹棍，也終於無用。學生在北站停了好久，車站中的人忽叫他們上車，說要送他們到南京去。學生有的歡喜，有的懷疑。可是，終於一齊上了火車，向前進發。火車進行中，兩個學機械的學生，看著司機人開車，暗暗記好，車到半途，忽然停止，司機人下車後，一去不來。這時車站有人在旁訕笑說：“看你們學生，再厲害到哪裏？”可是不久，火車動了，學機械的兩個個學生自己開車前進。當局無法，叫人拆去路軌，使火車不能前進。可是，另一部分學生，用鐵鉗把後麵的鐵軌拆來接在前麵，繼續將火車開動。當局迫得沒有辦法，即刻派了三千大兵到無錫去抵抗。他們不是抵抗外寇的侵略，是抵抗愛國的學生。
學生無法，又不願使政府蒙屠殺學生的罪名，就折回上海。
農人本來是鄉愚，可是，現在卻自己成立救國會。華北各地，無不如此。在天津，土肥原可用兩毛錢收買一個漢奸，教他穿起“要求自治”的衣服；可是，在鄉下卻不行，賣劣貨的也要趕、打，不讓進來。
不說小孩說老人。上海九七老人馬相伯④，每天寫信做文章，勉勵愛國青年，鼓吹救國。有人說他給我包圍了，薘是我給他包圍了。因為他做了文章就打電話叫我去看，看了自然覺得非常好，好就要給他拿到報上發表。實在他是包圍我，不是我包圍他。
上海律師公會會長沈鈞儒現年六十三歲，是個老少年。今年“一二八”和我一齊去祭“一二八”死難的無名英雄，走了三四十裏，他一點都不覺到疲乏。今年五月三十日，看到一張照片，兩個人在前頭走，細看時，前有須的那一個就是沈先生，原來他又領著青年們祭烈士墓去了。沈先生自己做了一首詩，是問答體的。問的是：“我問你，你這六十三歲的老人，你終日奔跑，你恐怕被包括在白色漢奸或紅色漢奸的裏頭了！”答的是：“不，因為我是中國人。”第二句還是“因為我是中國人”。第三句還是“因為我是中國人。”
照上麵所報告的看，無論老、少、男、女，凡是不願做亡國媽的，都要起來了！
【注】
④馬相伯（1840－1939） 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江蘇丹徒（今鎮江）人。清末多次任外交使節，支持戊戍變法。在上海先後創辦震旦學院、複旦公學。民國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反對袁世凱稱帝。“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救國會工作，被譽為愛國老人。
中國的出路
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裏？日人侵我不全吞中國不止。所以，有筆杆的人，就要用筆杆抵抗；有錢的人，要用錢來抵抗；有主義的人，要用他的主義來抵抗。無論是經濟，是文化，是武力，都可抵抗，都應該抵抗。
人身好比國家，白血球好比軍隊。白血球殺滅病菌，碰到就殺，否則被殺。隻有殺敵或被殺的兩條路。無論是來虎烈拉⑤病，或是重傷風病，他都不能停一下，說聲：“虎烈拉先生，或是重傷風先生，請你等一回，讓我來預備一下。”如果白血球是這樣的畏懼、妥協，那我今日就不會在這裏說話，老早進了棺材了。軍隊也是這樣，敵人一來，就要全體總動員，出來抵抗。能夠這樣，請問誰還敢來侵略呢？可見要保國唯有抵抗。可是，單靠一個人的抵抗不夠。靠前進的青年麽？請問有多少前進的青年？所以靠前進青年抵抗也還是不夠；就是靠一黨一派來抵抗也還是不夠，如果由一黨包辦抵抗，另一黨就不服。如此一來，一黨力量原已單薄，如果還要分出一部分力量來壓製敵黨，自然不足以抗強寇了。並且如果這一黨包辦抗敵，那一黨就要觀望，有時不隻觀望，說不定還要抽他一腿。所以一黨包辦抗日，實在不當。如果由一黨包辦抗日，到後來一定弄到我打你，你打我，自己打自己，給旁邊的老虎吞去。如果老虎真的有了這一個機會，那他今日有得吃，明日有得吃，後日又有得吃，實在感激不盡。不過，我們能讓老虎把自己吞去嗎？所以我們不救國則已，如要救國，就該聯合起來。聯合不是聯合誌同道合的人。誌同道合的人，他本來已經是合的，還須聯麽？所謂聯合，是聯合各黨各派的人，各黨各派的人如果以前是打架的，現在就該停手，把舊帳擱在一邊，以後再算，大家馬上妥協攜手！一齊來打共同的敵人。
譬如坐船，沒有風浪，沒有變故，我們就可起來辨論，起來談天。好像我是倡用新文字的，你是反對新文字、保守舊文字的。我說新文字很好，你說新文字不好，舊文字更好。我說舊文字好像裹腳布，裹腳布把腳纏，纏，纏，纏得你的腳變成三寸金蓮，舊文字把頭纏，纏，纏，纏得你的頭變成三寸金頭。你說，新文字看來，一串那麽長，長得非常難看，吃下肚子不消化。於是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大家打了起來。如果這時船著了火，那麽大家就該罷手，聯合起來救火。火救完了，大家沒有事了，或者你愛惜舊文字的人已經在抽大煙了，我這時候，沒有事做，那麽，我當然可以問你說：“喂，你說新文字不好，究竟還有什麽不好？”你當然也可同樣的問我。又如船到中途，遇了強盜，那我們自然也需抗了強盜再來說話。
聯合戰線，就是這麽說，大的敵人在前，小的冤仇應擱起，否則，大家都要做成亡國奴，不好過。我死不怕，怕做亡國奴。我們要明白，我們如果做了亡國奴，不隻我們要做，世世代代，連我們的子孫小孩，都要做小亡國奴。
聯合什麽呢？第一要聯合中國目前的四大力量。四大力量聯合，才可以抗日。第一要聯合是中央政府統治下的二百萬軍隊；第二是西南的兵力；第三是中國的紅軍；第四是老百姓——無論任何力量，撇開老百姓就不能抗日救國。
有人說主義不同，聯合不來。其實不然。以前法國反蘇聯，現時蘇法對德國有共同的戒心，就攜手了。所以，無大敵在前，要他聯合，恐不容易；大敵在前，要他聯合，即有可能。有可能而偏咬定說不可能，那就混帳！
聯合要談到開門主義，開門就是不要任何一黨一派包辦抗日。要大家聯合戰線，一齊抗日。然倡言聯合的人，又不能成為聯合戰線派，同時指人家為非聯合戰線派、妥協派、改良派。如果這樣，那就犯大錯誤，那簡直是關上了門，教人家進不來了。開門又不是開我家的門，是開戰場之門。戰場之門一開，凡是能為中華民族戰鬥之士，都可進來。開門又不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開門，給我們進國民黨或共產黨去。如果那樣，那就大家都窘，大家都不好受。開門，是開戰鬥之門，對日抗戰。
抗日固然要前進的青年，可是有些青年，自己看了幾本書，或者幾本《大眾生活》，就自命為前進，罵人家不前進、落伍，連落伍也變成敵人。這樣的前進青年絕不是前進青年。前進青年是要領導落伍者一齊前進的；如果將落伍者變為敵人，那就打不勝打了。
【注】
⑤虎烈拉 即霍亂。
新中國的新教育
四種力量聯合了，不單可以打退日本，並且可以造成新中國。新中國的新教育就應該根據這一點。否則就有教育也不過是“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那讀書的也不過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新中國的新教育，應是幫助中華民族爭取自由的教育。新中國的新教育，應該啟發中華民族的抵抗力量，應該促成聯合戰線，不惟要促成，並且要推動；應認明中華民族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應培養中國的鬥士。
我們的目的既定，技術如何？我們技術方麵，有四個辦法：
第一、我們應該認社會做學校。破廟、亭子間、曬台、客廳、一片空地都是現成的學校，中國不須再造幾千百萬的學校，就有幾千百萬的學校。
第二、我們應該即知即傳。我們今日所知的事，今日即傳給別人，我傳你，你傳他，大家教來教去。同樣，學生今日學的，今晚就可教給別人，一人可教十人八人，多至三四十人，少至一人二人。如果你不肯教人，我也就不必教你。中華民族小小的這一點事，你都不肯幫忙，我教了你，將來大了，也是一個敗類，實在無須教你。
中國求學，往往不在服務，在出風頭。他們將學問往頭顱裏邊裝，學問一裝，頭顱就大，越裝越大，再裝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來，頭顱更大，從此就鎖起來，不再開了。開必須金鑰匙，否則永遠不開。這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將來的亡國奴。我這回到星加坡，聽說星加坡的中國人，十人有八人不認得字。如果十人僅有八人不認得字，有二人認得字，那倒容易。認得字的二人，每人教四個人就得了。
第三、要有新文字。新文字有人讚成，有人反對。可是，大家都要抗日救國，槍杆對外，大家攜手、妥協，等到共同的敵人打完了再說。
學學文字隻要三四分錢，時間不過個把月，學會了，就可以看新文字印成的報。現在廣東話的、客家話、福建話的新文字都已出世，很便當了。文字寫出來要可以聽得懂，願意聽。不過學新文字，漢字也不能丟掉。（所謂新文字即最近風行海內之羅馬字母拚音字）。
第四、用漢字寫文章，要寫得人家聽得懂。最好請教四位先生，這四位先生也是不要花錢的：
一、是耳朵――寫了文章，要讀給耳朵聽，看看聽得懂聽不懂，聽不懂就要改到聽得懂。
二、是老媽子――寫了文章最好讀給家內的老媽子聽，問她聽得懂聽不懂，聽不懂就要改到使她聽得懂。
三、是人力車夫――也是一樣，讀給他聽，不懂改到懂。
四、是小孩子――還是一樣，讀給他聽，從中改好。
這些先生，有時可以把我們的文章改得非常的好，好得自己想不到的好。記得有一回，南京小先生們成立一所“自動學校”，這名目已經來得可喜，所以我寄一首詩去送他們，道：
有個學校真奇怪，大孩自動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學如在。
不到三天，他們回信說，好是很好，可是裏頭有一個要改，“大孩教小孩”，難道小孩不會教大孩嗎？“大孩自動”，難道小孩不能自動嗎？所以“大”字要改在“小”字，“大孩自動教小孩”一句，改為“小孩自動教小孩”。真佩服極了。
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點，是老教育坐而聽，不能起而行，新教育卻是有行動的。譬如抗日救國，須有行動，可是，行動又不能錯誤，所以要有理論。“抗日救國”是目標，“聯合戰線”是步驟，新中國將從行動中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