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者，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徠，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
夫棄天物遂民**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眾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藪澤居什一，溪穀流水居什一，都市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裏，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陵、藪澤、溪穀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
[譯文]
凡是一般國君所犯的錯誤是，在用兵作戰之前沒有全麵考慮自己的實力，在開墾荒地時候，不能計算好土地的麵積。因此，有的地方狹小而人口卻很多，人口的數量大大超過了擁有的土地數量。有的地方土地廣闊，可是人口卻十分稀少，土地麵積大大超過了人口的數量。人口數量超過擁有土地麵積的，就要致力於進行開墾荒地；土地麵積超過人口數量的，就要采取辦法招徠人口進行開荒。隻要開墾荒地招徠了大量外地民眾，那麽國力就會成倍的大增長。人口數量超過了擁有的土地麵積，那麽國家取得的功績就會減少，還會導致兵力不足。土地麵積超過了人口數量，那麽國家的山林、湖澤等財力物力，就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放棄自然資源而放縱民眾遊手好閑，這是君主執政上的過失。可是現在上上下下都在這麽做，因此，人口雖多而軍隊的實力卻很薄弱，土地雖廣而國家的實力卻很弱小。
所以，君主統治國家利用土地的比例應該是：山林占十分之一，湖泊沼澤占十分之一，河流占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十分之一，薄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這是前代帝王的明確規矩。所以，治理國家給百姓分配耕地使人數少於耕地數。
五百小畝土地國家得到的稅收，足夠可以養活一次戰役的士兵，這是地力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土地方園百裏，派出去士兵一萬人，這個數目也很小。
所以，讓國家能夠耕種的土地足以養活那裏的百姓，城市鄉村的土地足夠民眾居住，山地、森林、湖泊、沼澤、山穀足夠供應民眾各種的生活物資，湖泊、沼澤的堤壩足以積蓄水源。因此，軍隊出征打仗，糧食供應充分而財力有餘；戰事結束的時候，民眾從事農耕而儲蓄長足。這就叫以地養戰的規則。
今世主有地方數千裏，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
[譯文]
如今君王擁有方圓幾千裏的土地，而糧食還不夠用來準備打仗，裝滿糧倉，可軍隊卻與鄰國為敵，所以我為君主憂慮這件事。土地廣大卻不去開墾，同沒有土地一樣。人口眾多卻不能夠利用，就和沒有民眾一樣。
所以，治理國家的辦法，關鍵在於開墾荒地；用兵的辦法關鍵就是實行統一的獎懲。堵住民眾從耕戰之外獲得好處的途徑，那麽民眾就一定會歸屬到農耕上；民眾歸屬到農業上，就一定民風淳樸。
民眾淳樸，就一定懼怕法令。禁止做臣子的在下麵私下裏搞獎賞，那麽民眾的力量就會集中在對敵國打仗上，如此戰爭就必定能獲勝。
根據什麽知道會這樣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眾樸實就會造就勤勞的人品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氣，貧窮了就會有心計而衡量個人得失。
以出力為易事就會不怕死而樂於被國君使用，善於權衡利弊就會害怕刑罰而以勞苦耕作為易。以苦為易就能夠窮盡地力，樂於被君主使用就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兵力。治理國家的人，能夠盡地力又可以讓百姓效死，那麽，名和利就都得到了。
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誌意，勞其四肢，傷其五髒，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譯文]
人天生的本性是：饑餓了就要去尋找食物，累了就尋求安逸，痛苦了就尋找快樂，屈辱了就追求榮耀，這即是人之常情。
人追求個人私利，就會違背禮製；追求名聲，就會丟掉人的本性。根據什麽說他們這樣呢？現在盜賊對上違背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麵喪失了臣子應有的禮儀，因此他們的名聲很壞而生命也有危險，但是他們仍然不停止，這是因為利益的關係。
那些古代的名士，穿的衣不蔽體，吃的不能填飽肚子，磨練自己的意誌，辛勞自己的四肢，傷害自己的五髒，這樣的人比較多，這根本不是正常的人性，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都是因為有名利。所以說：名和利之所在，民眾就會趨向它。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
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譯文]
君主的手中握有能夠給予平民百姓名利的權力，但是想要得到功名的根本就是要依靠治理方法。
賢德聖明的君主能夠通過審視權利來控製名聲和利益，通過仔細觀察統治方法來使用百姓。統治方法，就是如何成為一名合格君主的辦法，這也是如何治理好一個國家的關鍵之處。
所以，擁有萬輛兵車的大諸侯國即便統治失誤卻不陷入危險之中，君主若是治國方法失誤還想要國家不陷入動亂，這樣的情況卻從來沒有過。
現在君主想要開辟領土，想要讓百姓聽從統治，但卻不審視統治政策，大臣們想要為國盡責，卻並不確立治國方法，這就會導致出現不順從國家的百姓，有不聽國君命令的大臣。
所以，聖明的君主在治理一個國家的時候，對內會讓百姓依附於農業，對外則會讓百姓謀劃如何對敵作戰。百姓們認為農耕是艱苦的事，同時他們也覺得打仗是危險的事。他們願意做自己認為辛苦的事，做自己認為危險的事，這主要就是出於一種利害的衡量考慮。
因此，百姓隻要是活著，就要衡量自己的利益，而他們即便是死了，也會考慮自己的名望。對於名利的來源，一定要有細致的考察。利益如果來源於土地，百姓就會在農耕上盡力；聲名來源於對外的打仗，百姓就會拚死作戰。
在國內，讓老百姓盡自己全部的力氣去耕種田地，這樣土地就不可能變得荒蕪；對外讓將士拚盡全力作戰，就一定可以戰勝敵國。不僅能夠戰勝敵國，還可以讓土地不再荒蕪，那麽，這樣繁榮富強的局勢也就能夠坐享其成了。
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談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
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托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
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
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方效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
[譯文]
現在卻不是這樣。國君盡力做的，都不是國家當務之急的事情。君主身上有堯、舜那樣高尚的德行，但他們所建立的功勳卻達不到商湯和周武王的建樹，這是他們掌握執政的過錯。
請讓我來說一下他們的過錯：治理國家放棄治理方法而任用空談誤國的人，如此自身修養雖然良好而政績卻很少。所以，任用讀《詩經》、《書經》的空談之士，這樣，民眾就會四處遊**而看輕君主；任用那些隱逸之士，如此民眾就會遠離君主並且誹謗君主；如果任用勇士，民眾就會凶悍而不重視君主的禁令；手工業者被任用，如此百姓就會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活的安逸而且能夠掙錢，那麽，民眾就會攀附他們而議論君主。如果國家任用這五種人，那田地就會荒蕪而軍隊的戰鬥力就會削弱。
空談誤國之人的資本在於巧言善辯，隱士的資本在於他們的心誌高潔，勇士的資本在於他們勇氣過人，手工業者的資本在於他們心靈手巧，商人的資本在於他們自身靈活。所以這些人以四海為家，因為周遊各國就是他們的資本。
民眾把自身謀生的資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而在國外到處尋求的勢力就會前來依附。挾帶借以安身立命的資本，依附與私門，就是有堯、舜那樣的賢明君主也很難把國家治理好。因此商湯和周武王下令禁止這種情況，從而功成名就。
聖明的君主不是能夠用世上容易做到的駕馭難以做到的，一定是用難以做到的來駕馭容易做到的。如果人們愚昧，就可以用智慧戰勝他們；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戰勝他們。人們愚昧，那麽他們就以出力為易而以技巧為難；世人有技巧，則以智慧為易而以出力為難。
所以，神農教會了人們耕田而成為天下的王者，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建立了強大的軍隊而征服天下諸侯，這是因為諸侯們屈服於他們的強力。現在世人多機巧而且民眾大多數**，正是仿效商湯和周武王的時候，可是君主們卻做神農當時的事，這就犯了治國的禁忌。所以，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國也發生混亂，這是因為他們特別認真做的事情，都是錯誤的。
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
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外。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
[譯文]
人的常情：用尺量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長棄短，用稱來稱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重棄輕，考量個人得失的時候就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認真觀察這三種情況，那麽治理國家的原則就能確立，而民眾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國家對民眾的要求不多，可是民眾躲避國君管理的辦法很多。對內役使民眾歸屬於農耕，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所以聖明的君王治理國家，多製定禁令，用來控製民眾對農戰不利才能的發揮，喜歡利用實力來斷掉民眾的欺詐行為。
這兩個辦法普遍使用，那國內的民眾就會一心了。同眾一心，就會專心務農；專心務農，那麽就會變得淳樸，民眾淳樸，就會安心住在故鄉而不願意外出了。
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讓民眾將資本寄托到土地上，而很少去托身外國危險之地。百姓將資本寄托到土地裏就會淳樸，托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會迷惑不明白。民眾在國內樸實，在外國迷惑，所以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就盡力而作戰會積極團結。
民眾努力從事農耕資本就會增多，打仗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逃跑，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奔。沒有資本而投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是瘋狂的人也不會這麽做。
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觀察風俗，確立法規，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弄明白國家的根本在於耕戰，就能製定合適的國策。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考察國家的根本，那麽國家法令就是製定了民眾也會混亂，政務十分繁忙而功勞卻少，這就是我所說的過失啊。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複漏，則小人辟**而不苦刑，則徼倖於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舛。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奸；則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
故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政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勞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譯文]
刑罰，是用來禁止奸邪的手段；賞賜，是用來輔助刑罰的手段。羞辱勞苦，是百姓所憎惡的；顯榮逸樂，是民眾所追求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刑罰不令人懼怕，而爵祿不能吸引百姓去追求，這就是亡國的先兆了。
如果該受刑罰的人能夠躲避逃脫，那麽百姓就邪僻放縱而不懼怕刑罰，就會對於君上抱著僥幸之心而去追求私利。如果顯榮不出於一途，那麽官員就要攀附權勢貴族來獲得名譽。百姓不避國家的禁令，所以觸犯法律的情況就要繁多。
官吏不執行法令，刑罰就要錯亂。刑罰名目繁雜而又錯亂，就使得國家的奸行多。這樣，富人就不能保有他們的財富，窮人就不得從事他們的職業，土地就荒廢，國家就貧窮。土地荒廢，民眾中就會產生欺詐；國家貧窮，國君就沒有財物進行賞賜。
所以，聖人治國，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如果受過刑的人位列朝班，官吏就會鄙視自己的地位。如果犯過罪的人錦衣玉食，百姓就會貪圖他們獲得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職位，就會以自己忠於職守為可恥；百姓貪圖非分的好處，就會以自己的奸巧為誇耀的資本。
本來刑罰是禁止人們作奸的手段，官爵是鼓勵人們立功的手段，而現在，國家設置官爵而人們以忠於職守為恥，製定刑罰而人們以犯法為榮，這就是在法度方針上有不足。因此，國君必須掌握大權統一政策而製定統治方針，封官授爵來獎勵民眾，按照功績來任用群臣。這樣，上上下下就會平衡。上下平衡，臣民就能為國盡力，國君也就能掌握國家的統治權力。